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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 周易谚解 [奎章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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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12-28 22:12: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书名】周易諺解(共9册)
【丛书名】奎章阁文献
【文件格式】pdf
【文件大小】59.4mb
【文件数目】9

《周易谚解》是现有对《周易》研究唯一采用“谚解”这样的方法对《周易》较为通俗化解说的珍贵书籍,对于研究《周易》的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稀罕书籍。

[ 本帖最后由 继续革命 于 2008-6-9 14: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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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5 19:24: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朝鲜王朝治学经国理念的中心——奎章阁

作者:郑玉子(汉城大学国史学系教授、奎章阁馆长)
选自韩国文化艺术季刊《高丽亚那》AUTUMN 2002 Vol.10 No.3 奎章阁专辑

奎章阁由朝鲜王朝正祖大王设立,是当时专职书籍出版的机构,同时也是学者集中治学从事研究的地方。朝鲜王朝一直努力尝试通过奎章阁实现文化大国的构想。

奎章阁集中了朝鲜王朝后期社会几乎所有的精神产物,收藏有二十七万余件古图书、古文献、印版等。曾经被帝国主义国家歪曲践踏的朝鲜文化的灿烂辉煌由此得到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朝鲜王朝前后延续五百多年,如此之长的历史在世界上也属独一无二。应该说把性理学作为国学来巩固发展是朝鲜王朝长久维持的一个主要法宝。关于治国平天下,性理学并不主张依靠武力杀戮,而是着重强调用三纲五常之礼仪教化民众,从而赢得民心。基于上述统治哲学,性理学呼吁为政者要施“王道”而非“霸道”,行“德治”而非“法治”。所谓“王道”政治和“德治”,就是为避免滥用法规而强调加强对民众的教化,使民众自我约束能力得到提高。由此,性理学的研究与追随者士大夫阶层必然成为政治统治的主体。

朝鲜王朝士大夫阶层是典型的学者官僚,他们把“修己治人”作为个人追求的最高境界,认为先“修己”后“治人”,只有在“修己”的基础上勤于治学修养,才能达到前人的境界。他们一方面加强文、史、哲的研习,另一方面又不放松在诗、书、画方面的磨炼,通过理性和感性两方面的不懈历练追求理性与感性的和谐统一。这一追求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就是实现理性研究所得义理与感性磨炼所生人情的两者归一。

不仅士大夫阶层,朝鲜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君王夜同样需要接受上述两方面的磨砺,而且要求更高更严格。君王在继位之前做世子的时候就必须出席书筵(专为王世子听人说文解义而设的宴席),继位之后则参加经筵(为君王听人讲解书文而设的宴席)。君王必须勤勉治学以达到理想君主的标准,不能够出现稍许的松懈。君王接受圣学教育几乎成为必尽的义务,如果疏于研习,还有被臣民推翻的危险。在这种严格的圣学教育之下,出现渊博学识与良好资质兼备的理想君主当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正祖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

17世纪的中国,已经没落的明朝正与气势旺盛的满清王朝进行激烈的政权争夺。朝鲜王朝目睹明朝的没落直至灭亡,认为朝鲜是继承明朝的当之无愧的正统文化国家。到了18世纪的真景时期,繁荣稳定的社会现状使这种意识进一步发展为“本国文化最高”,从而形成以这种高扬的民族自尊为基础的朝鲜固有文化的巅峰“真景文化”。

正祖处在“真景文化”的全盛时期,是符合上述圣学教育标准的圣贤之君。他督导臣子、教化民众、以身作则,力求国家纪纲的确立。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并不满足于墨守成规安守现状,而是大胆革新,及时开创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新型统治理论,并一步步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

正祖时代的社会变革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寻找原因。清朝的乾隆盛世是外因,内因则是朝鲜王朝社会正处于从农耕转为工商社会的过渡时期,即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儒教社会逐渐转型为工商业社会,社会的变迁自然要求有相应的运作理论来支持。一些学者提出借鉴清朝先进文明的主张,从而掀起了北学运动。

朝鲜王朝在“丙子胡乱”(1636—1637年,满清与朝鲜之间的战争)之后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一直着力于加强民族团结,唤醒民众的民族自尊自强意识。在整个朝鲜社会热情高涨的时候,一部份文人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群情振奋背后的隐患——一味片面强调民族优越性很容易将国人引上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歧途,最终导致国家落后挨打。经过冷静思考,这些人提出“北学论”,反对父祖们一直推崇的“北伐论”(征讨满清,以报前仇),主张朝鲜不仅不应该与满清为敌,相反还要虚心学习满清的先进文明。这就是朝鲜王朝历史上的北学运动。

面对激烈的社会变革,正祖积极应对,一方面继续推行祖父英祖(1694—1776,朝鲜王朝第二十一代王)的荡平政策,另一方面严厉打击党政,巩固王权,建立巩固严密的统治体系。在严肃纲纪之后,正祖开始对一直被士林控制的学术界进行规范和整顿。

为给随后即将推行的文化政策奠定基础,正祖在各个方面都作了积极准备。为培养嫡系力量,他建立御用贴身卫队“壮勇营”并予以兵权。为开拓军政统治集团的新领地,他下令规划、修建华城。通过恢复父亲“思悼世子”王权,确立了自己王位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他打破森严的身份等级制度,规定两班贵族妾之子女同样有权入仕为官。他还取消了特权商人的商品垄断权,推行自由经商政策。

正祖设立的奎章阁,实际上是集中了他所有权力基础的重要研究机构和嫡系势力团体。奎章阁在当时是王室图书馆兼各种文化政策修订机关,是正祖试图推行新文化政策的核心机构。

正祖之所以能够审时度势,应时代发展之需锐意革新,完全得益于他深厚的学识功底,他的学识和同时代任何一个鸿儒相比都不逊色。朝鲜王朝崇尚的文治主义在正祖时代达到顶峰,民众的素养也达到相当的水平——倘若不具备广博的学识和超凡的修养,君王就不足以成为君王,也不可能君临天下威慑四方。正祖在继续强调前代君王培养起的民族自豪感的同时,注重吸收满清文化的精华并融合到朝鲜本土文化之中互补长短,成功地完成了历史压在他肩头的重任。

在朝鲜二十七代君王当中,有文集流传于世的只有正祖一人,他的《弘斋全书》可谓鸿篇巨制,共一百八十卷,一百册,十匣,篇幅远远盖过士大夫的著作。18世纪是朝鲜王朝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博学多才之士,他们为后世留下很多优秀文集,但这些显然无法与《弘斋全书》相提并论。

《弘斋全书》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日得录》部分有点像现在的随想录,主要记录了正祖处理政事之余的所思所感,向人们真实展示了正祖精密高深的思维世界。这些翔实的记述使得人们有机会了解一国之君日理万机之外的另一种生活。

奎章阁最初建于肃宗(1661—1720,朝鲜第十九代王)时期,主要用来收藏朝鲜王朝历代君王的画像、书稿、墨迹等。其实,早在朝鲜建国之初,就曾议论建立专门收藏历代君王真迹场所的事情,后来虽由世祖(1417—1468,朝鲜第七代王)时期的学者梁诚子正式提出,但一直未被采纳。直到肃宗时代,奎章阁才建立,用以供奉历代君王造像及亲笔文书等。到了正祖时代,正祖将奎章阁扩大重整,奎章阁从此成为制定修正各项文化政策的核心机关。正祖的父亲“思悼世子”(1735—1762,英祖之子)在激烈的党争中死于非命,正祖艰难登上王位之后立即着手培养自己的势力集团。朝鲜弘文馆和艺文馆内供职的官吏向来有“清职”(靠文章享俸禄)的美誉,常被后人称为“朝鲜王朝官僚之葩”。正祖时代的奎章阁不仅同时起到弘文馆和艺文馆的作用,而且集承政院、春秋馆、司谏院、宗簿寺的保秘、记录、言论、统管王室等各项功能于一身,是官僚机构的真正核心,把它称之为“清华之职”当之无愧。

君王“经筵”一度由弘文馆施行,奎章阁建立后改由奎章阁负责,正祖在“经筵”上主持学术讨论。此外,奎章阁还进行政策立案、收集保存参考文献、刊行书籍等工作。

最重要的是,奎章阁里的大小官员都是正祖的嫡系势力,并且通过对新任官吏进行再教育的方式不断扩充壮大这股势力。所谓再教育,就是在三十七岁以下的年轻人当中选拔文才出众的人进行培养和教育。奎章阁初建时有两个主要目的:“右文之治”和“作人之化”,即实行文治和人才培养。对年轻官吏进行再教育实际上就是“作人之化”理念的具体体现。

奎章阁位于昌德宫后院(今天的秘苑),中心建筑为宙合楼,周围有若干附属建筑。宙合楼紧挨秘苑景致最美的映花堂,是一座建在小山丘上的二层楼阁。奎章阁的匾额就悬挂在宙合楼上,里面保存有正祖的画像、生前阅读过的书籍、用过的印章以及亲自制作或书写的物品等。宙合楼西南的奉谟堂里陈列着朝鲜王朝历代君王的造像、诰命、遗诰、密教、睿谱、世谱、宝鉴、状志和书画真迹等;正南的阅古观和北边的皆有窝、西北部的西库内分别收藏有中国和朝鲜书册,明显具备图书馆的功能。

位于宙合楼西边的书香阁曾一度当作书斋,后改名为移安阁,成为曝晒(将书籍文献置于室外强光下晾晒,以防止发霉生虫)宙合楼和奉谟堂中所藏物品的场所。供奎章阁官吏休息的擒文院后来迁到君王处理政事的仁政殿西边的五卫都厅部,以方便侍奉君王。挂在殿内圆柱上的大匾写着“客来不起”四字箴言,奎章阁严明的法纪和不可逾越的特权由此可见一斑。这块匾如今在奎章阁还能看到。

在奎章阁里,除了仪轨之外的可视资料,还有大量的古地图。这些地图大多绘制于18世纪朝鲜文化中兴期,显示出当时的朝鲜人文地理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这些地图普遍采用真景山水画法,以表现当时普通民众的真实生活为特征,以人事、官衙为中心,但写实的观念体现得并不明显,和概念图有几分相近。

奎章阁还收藏有大量文集和文献资料,这些在总收藏量中占去绝大部分。二百多年的风雨沧桑在这些制作精良的书册上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痕迹,纸张依然厚重,墨迹依然飘香,丁酉字、生生字、整理字等活字横撇竖捺俊秀挺拔。

为方便治学,1781年奎章阁收入中国图书二万册,韩国图书一万册,并不断刊行和收藏新书。1781年,外奎章阁在江华岛建立,用来保存原奎章阁的珍贵图书和王室资料。1866年法国军队发动“丙寅洋扰”,六千多卷图书不见踪迹,三百余册仪轨被掠夺,现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

为强化奎章阁的出版机能,正祖把原国立图书出版机关“校书馆”更名为“外阁”,使其从属于奎章阁。高宗时期景福宫重建,原收藏于校书馆的一万七千余张木版连同一部分奎章阁图书一起转移到景福宫,1975年归属于汉城大学图书馆。这些木版多年来一直闲置于景福宫勤政殿画廊,有失妥善保管,破损现象比较严重。为保护国家珍贵文物,2000年春季,韩国政府专门组织人力对奎章阁木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清洗修缮活动。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朝鲜,奎章阁被废止,阁内藏书归朝鲜总督府管理。同时昌庆宫改成昌庆苑,原保存于奎章阁奉谟堂的一部分书册,其中包括涉及王室秘密的重要资料,被转移到新设立的藏书阁。现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珍藏于精神文化研究院藏书阁。

后来,奎章阁被移交给京城帝国大学管理。1945年朝鲜推翻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第二年奎章阁划归汉城大学附属图书馆,成为汉城大学图书馆的附属图书室。直到1992年,奎章阁才脱离汉城大学,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十年来,奎章阁的发展一直受到空间不足的严重阻碍,亟待扩建翻新。

三十多年的丧家亡国历史使朝鲜民众饱受屈辱,奎章阁藏书无人顾及,几经辗转,最终得以在汉城大学奎章阁落足。汉城大学奎章阁收藏有古代书籍、文献、印版二十七万余件,具体包括十七万五千余册古书、五万余篇文献、一万八千余张印版等。其中《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日省录》、《承政院日记》等六种七千零七十六册被政府指定为国宝,八种二十八册被指定为宝物。汉城大学奎章阁将一部分资料影印装订,以方便研究者阅读。近年来,为保留住这些珍贵的文化财富,汉城大学正着手将馆藏图书进行电脑数据处理,并将这些数据永久保存。为了后人,人们应该客观冷静地分析从古到今所有的学术体系,然后以奎章阁为中心,设计出一套汇百家之长的科学体系。

如今的汉城大学奎章阁早已不再局限于图书保管的作用,而是逐步向综合研究机构发展。作为韩国最高国学研究机关,奎章阁不仅是图书馆,更是博物馆和研究所。通过奎章阁,人们可以了解朝鲜王朝时代文化政治的方方面面,为实现文化大国的宏伟蓝图打下基础。

21世纪是文化的时代,奎章阁必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可以预见,那些学术和艺术价值极高的古地图,仪轨等必将大力推动文化商品的开发。

奎章阁有力证明了一度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者恶意歪曲诋毁的朝鲜王朝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幅先祖勤勉劳作、积极奋斗的生活画卷。韩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自尊在遭受帝国主义近一个世纪的强压与践踏之后受到重创,急需恢复和发扬。而振兴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尊的金钥匙就藏在民族文化的宝库——奎章阁中,一个蕴藏着引领21世纪韩国社会发展方向决定性因素的地方。(伯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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