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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 援西入中:傅斯年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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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4 23:44: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援西入中:傅斯年的留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曹金祥
(菏泽学院 社会科学系,山东 菏泽 274015)
摘  要:作为庚款官费留学生, 傅斯年早年曾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留学长达七年之久,回国后又长期执掌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高校和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出于构建现代大学体系的需要,他始终关注和支持国家的留学教育事业,不仅撰写专题文章,对留学目的、留学保障、留学类别、留学管理和留学条件等事关留学教育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过诸多建言和主张,而且在实践中极力提携后学,尽力通过个人的学术影响力为年轻学者出国深造提供指导和帮助。傅斯年的留学教育思想内涵丰富、主旨鲜明,其援引西方科学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思想理路,是中国现代教育效法欧美经验的有益探索,对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傅斯年;海外留学;留学教育思想;大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5)10-……
Introducing the West Science into China: Fu Sinian's
Overseas Education Thought and Practice
CAO Jin-xia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China
Abstract: As aoverseas student supported by Boxer Indemnities, Fu Sinian had studed in BerlinUniversity and London Universityfor seven years. After returning homeland, Fu Sinian had served as leader in Zhongshan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 Taiwan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orderto build a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he had always been concerned about and hadsupport the Chinese overseas education. He not only had put forward a lot ofsuggestions and opinions on the purpose, safeguard, category, management andcondition of the study abroad, but also had provided guidance and help foryoung scholars to go overseas to study through his personal academic influence.Fu Sinian's overseas education theory is rich in content and is clear inpurpose. In order to reform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he had wanted to introducethe west science into China.This practice were a useful exploration for Chinese modern education to learn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nd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Key words: Fu Sinian; overseas study; overseas educationthought; university education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目前学界对其高等教育思想的研究着墨较多,但相关成果多涉及其教育救国思想[1]、教育独立观念[2]、教育机会均等主张[3]和大学研究院设想[4]等方面,对于其海外留学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刘集林在研究五四时期的海外留学问题时,对傅斯年留学思想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了梳理,对其所提出的海外留学须兼顾“求专门名家的学问”与“接受欧化”的主张进行了详细解读[5]。但学界对傅斯年在留学目的、留学保障、留学类别、留学管理和留学条件等方面的思想和实践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运用新出版的《傅斯年遗札》等史料,结合傅斯年的留学经历及其执掌各高校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的言论及其具体做法,对其海外留学思想做进一步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傅斯年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而且对于廓清中国现代留学教育的发展脉络,指导当下的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留学目的:输入新知与借鉴西法

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政府留学政策的逐步放宽和庚款派遣留学的重新实施,“我国的海外留学人数迅速增长”[6]。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傅斯年基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使命感,产生了出国深造学习西方文化的强烈渴求。因此,傅斯年对本人于1919年考取山东省的庚款官费资格一事非常重视,将其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重要转折,期盼能够通过这次欧洲留学来扩充知识、陶冶人格并“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7]。基于这种考虑,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期间不仅潜心于学术研究,而且对留学问题也特别关注和用心,在通盘考察的基础上,对当时留学界重名利而轻学问的风气大为不满。他在抵英七个月后写给胡适的信中愤而指出:“留学界的情景,据我在这几个月中所见的而论,不使人满意的地方很多。求速效,重名利,忽忘学业,几乎是一种最普及的现象。”在他看来,旅欧留学人群中那些打着留学名号追名逐利者固然不屑一提,即便所谓的人才者也大都舍学问而不顾,每每养成了政治家与旅行家“一而二,二而一”的人格,真正研究学问的风气是很难见到的。正是出于对留学界浮华学风的强烈不满,傅斯年本人身体力行,在学业上兼收并蓄,广泛涉猎,不仅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而且对英国的哲学、文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傅斯年认为,留学时期培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根基,不仅可以养成广求博采的求知习惯,而且还可以锻炼触类旁通的研究能力。在这种求学思想的指导下,他抱定尽揽西学的决心,勤奋攻读,锐意求索,并立志绝不妄作“望空而谈的文章”[8]。这种守正笃实、久久为功的学思经历和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的求学方式为傅斯年后来成为学贯中西的一代著名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赴海外留学仅仅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西方国家之发达不惟在于其文化之先进,更在于其方法之科学。他进入伦敦大学时,之所以专攻实验心理学并兼治数学,除了“注意到科学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9],想从中得到可靠的知识外,主要是为了接受系统的科学方法的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10]。

傅斯年不仅本人高度重视学习欧陆国家的科学方法,他在1935年写给在国外留学的青年学者王静如的信中也一再强调学习西方治学工具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除了学习语言和开阔眼界外最为重要的东西。在他看来,“查撰文固是锻炼思想之妙法,交游同好亦是切磋之正路,然在外国之第一目的,固仍在求学。”至于求学以何者为先,傅斯年提出“第一、语言,第二,通论(以广眼界),第三,工具(以便回国后应用),第四,目录学”[11]。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后来回忆傅氏在德国的留学经历时曾指出“他有了许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又回头发现了他自己曾经储藏下的很丰富的中国历史语文的知识,在此中可以另辟天地”[12]。事实上,傅斯年后来主办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取得很大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把欧洲的语言、哲学、心理,甚至比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输入了”[13]。

在强调海外留学要以输入新知与借鉴西法为目的的同时,傅斯年对英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也进行了翔实的考察。他认为,欧洲的著名学府如牛津、剑桥等大学虽然以守旧而闻名,且商业气氛浓厚,“其可恨处实在多”,但这些著名高校是专讲学问的,“最富于吸收最新学术之结果之能力”。因此就求学而言,“正不必恶朝歌之名而回车”,只要安定心神,“便不易染其恶,而能受其善”。与其他大学相比,伦敦大学虽然比较机械化,但这里不仅在学风上专求致用而且藏书丰厚,是绝好的读书所在。反观国内高校如北京大学者却批评之风日盛讲学之风全无。换言之,国内各大学提供给学生的舆论性知识太多,学术性知识太少。长此以往,“大学精神虽振作,而科学之成就颇不厚”[14],办大学也就无法实现增进文化发展之目的。

二、留学保障:兼顾内外与严格选拔

傅斯年考取官费留学生后曾对海外留学问题思考颇多,他在《晨报》发表的关于留学问题的专题文章中曾提到:“我早有对于留学一事的若干境界在心中,但都是就我个人着想,不曾把留学当个教育问题去观察。”初到英国后,傅斯年很快就发现“留学是一个教育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相连的范围极大,从教育方针,到国民经济的统计,都要着想的。”[15]其后,在进一步考察留学界现状和深入思考留学问题的基础上,傅斯年逐步意识到,留学教育作为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兼顾国内与国外两个层面的因素,保持与国内教育的平衡发展才能取得实效,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发起人之一的吴稚晖曾经提出:青年学生在大学内学习文化课程,“若并得社会环境之补助,则其效果,必不相同。”但当下的中国有能力建成完美的大学,却没能力迅速改造“凶暴懒惰秽恶”的社会“并予学生以完美之环境”[16]。因此他提出,为了改良学生的学习环境并充分利用国外充裕的师资和设备条件,不妨“移北大之经费于海外办大学”[17]。吴氏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教育界颇有市场,甚至得到蔡元培先生的支持和呼应,但傅斯年却很不以为然。

1920年8、9月间吴稚晖出发英国时曾经与傅斯年在伦敦短暂面晤,傅斯年在这次谈话中不仅对吴稚晖所谓“移家留学”的主张不敢苟同,而且对其之前提出的“要将北京大学设到海外”[18]的建议进行了驳斥,认为这种主张不仅“实所未喻”,而且在现实中也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其一,发展留学教育需要有“学术之高洁空气”,而这正是目前国内大学所严重缺乏的,虽然在海外办大学可以让学生较为便捷地学到先进的文化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方法,但这些学生毕业后一经转回积弊成风的国内,很快就会沉沦如旧。其二,“教育不是教育各个人,乃是教育各个人而及众。”[19]换言之,教育事业是要通过个人接受教育而影响整个社会,从而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族的兴盛。因此,教育对社会环境的依赖和影响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就此而言,将留学教育简化为在海外办大学,实际上就割裂了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将留学问题简单化了。基于以上两层原因的分析,傅斯年得出结论:“留学的发达”如果不能与国内教育平行发展则必然是一种“跛形的发达,收效颇不大”,如此,与其让青年学子“在巴黎流荡”,还不如让其回国“在北大读书”[20]。

傅斯年认为,吴稚晖异国办学的主张“太偏重国外的方面,太轻视国内的方面了”。事实上,一个人学问的积累与人格的养成“多半在风气之感化”[21],欧洲的治学风气虽然很优良,但国内的育人环境也并非乏善可陈。这方面,傅斯年本人有着颇为深刻的体会。他15岁投考清华大学时,因其本来的志愿是武备学堂而非清华大学,所以虽然在家人的压力下报考了清华但并不专心应考,当时的清华监督周自齐乃其父好友,有意徇私录取,“惟傅斯年受祖父之道德熏染,不肯作弊。”[22]在这种人生经历的影响下,傅斯年坚持认为,要推动留学教育真正走向发达,必须平衡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同步共进,共同发展。唯其如此,国内大学才能为国外留学的发展提供“绝大之助力”,否则国外留学教育失去国内方面的支持,终究不免成为“无根的泡影”。关于此点,傅斯年在1920年9月写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信中曾明言,吴稚晖“最近欲举所有北大国文门教员移之里昂”的建议“颇不是办法”,其错误之处是没有正确看待国内外教育的差异,“太注重片面之益,不想到各方面比较之益。”[23]

分析20世纪20年代国内教育界关于留学教育的论争不难看出,傅斯年极力主张国内教育与国外教育的平衡发展,实际上是要在发展国内教育的基础上提高出国留学生的选拔标准,这种主张对于充分利用稀缺的留学经费并确保留学效果是大有裨益的。与傅斯年同时留学英国伦敦大学的陶孟和也曾经“极论轻派留学生之非”[24]。他认为,我国以往派遣留学生根本没有什么明确的资格规定,出去的学生往往因为“根底太浅”而一无所成。既然留学教育“应当占我们教育政策的一部分”,为了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研究深博的学者和专门家”[25],就要提高留学生的选拔标准,这是改良留学教育的首要之义,这种主张与傅斯年的观点不约而同。陶、傅二人虽然在政治取向上大相径庭,在个人关系上也一度失和,但在提高留学生的派遣标准上却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三、留学类别:探求学术与接受欧化

据台湾学者林子勋统计,1921-1925年在欧洲求学的中国留学生总数为1189人[26],这些留学生按照学费的来源不同大致可以分为六种类型:(一)教育部官费生;(二)各省津贴费生;(三)各衙署津贴费生;(四)俭学生;(五)勤工俭学生;(六)非俭学的自费生。[27]在这些留学生中,傅斯年认为“最无道理”的是第三类各衙署津贴生,因为这些人出国留学“颇多以差使为心”,所以“与教育不生丝毫影响”[28]。在傅斯年看来,中央或外省所属各衙署出于学习技术或提高管理的需要,派员出国学习本属应该,但中国的各级官厅要么“原不曾有造就人才的目的”,要么在选派的时候“仍以私而不以公”,所以最后被选中的往往是当事者的亲族故旧或善于钻营之人。这些人出国留学无非抱有两种目的:其一是大发其财,即借出国留学之际“熟悉外国话,交接外国人,也于将来大发其财,就是大卖其国上,有很大的方便”。其二是鬼混其差事,即打着出国留学的旗号享受优厚的国外生活,既没有任何事业上的压力,也“没有因总长省长更动而坍台的危险”[29]。这些人在国外整日忙于官场钻营,既懒得去接受欧洲文化,也无心学习专门技术。所以国家选派这些人出国留学不仅不能造就人才,反而搅坏了留学界的空气。

至于第二类各省津贴费生,一来各省有各省的资助办法,二来每省的资助办法又经常不固定,“有时资送俭学生,有时资送失风的政客。”[30]因此傅斯年认为可以将其分解后分别归入其它类别一并加以分析,即将资送的失风的小人物归入第三类各衙署津贴费生,将资送的俭学生归入第四类俭学生。傅斯年指出,一些在国内做事多年的人因官场失意而往国外求学,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关键是这些失意的政客大半心绪繁杂,根本无法沉下心来成就其学问。在傅斯年看来,留学界之所以会出现留而不学的怪现象,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上有一种极不好的心理,就是以留学作为一种投机的准备。”一些人在国内玩不转了就往国外“潜息”,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又掉头“转回国内玩去”,这种视留学为官场缓冲的社会心理对留学事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提出,只有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国外学生与国内学生,“不以留学生为特殊阶段”,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种情况的发生,“然后留学界的志趣,可以为全部的清洁。”[31]

傅斯年认为,第六类非俭学的自费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人是奉家庭之命或自己图新鲜而出国留学的富家子弟,这些人大多视读书为“一种玩艺”,“刻苦求学的不能占多数”[32],另一部分人则是靠千辛万苦借贷而留学的贫寒子弟,这部分人属于典型的刻苦求学一类。因为这些人都是用自己的钱去国外读书,与国家的留学政策毫不相干,因此不必多加评说。

在傅斯年看来,对海外留学生进行类别上的划分,最重要的是应当把教育部官费生和与教育部官费同一办法选派的学生归为一类,再将俭学生与勤工俭学生归为另一类。就留学任务而言,大致说来,第一类留学生的任务是探求学术,第二类留学生的任务则是接受欧化。

傅斯年指出,近几年来社会上甚至英、法等国留学界有“很多对于俭学会不同情的批评”,认为俭学生与官费生相比,既没有经过严格的筛选,也没有成熟的预备,更没有充足的经费。所以,前者根本无法完成学业,而只能“妄耗钱财于国外”,后者才是有目的的留学。他认为,这种批评实际上有一种根本的误解,“就是把求专门名家的学问,和接受欧化混为一谈。”在傅斯年看来,派遣官费留学与勤工俭学并非同一件事情,官费留学的目的是“求专门的技术,造学者的人格”,而勤工俭学者“大多数所能得到的,不过是有用的学问上的通常见解与技能。”因此,不能因为勤工俭学无法求得最深最近的学问而失望,否则“实在是犯了希望太奢的毛病了”[33]。

至于派遣海外留学生何以要将探求学术与接受欧化两大任务区分开来,傅斯年从学习西方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说明。他指出:“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系统,把最上层移来,是站不住的,必须移全部系统的大略。”就此而言,要系统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绝不能仅仅依靠几个所谓的全能学者,而必须“于研究最高最深的学问以外,造就些强健的接受欧化的普通份子”[34]。在傅斯年看来,因为接受欧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使然,重视勤工俭学以造就众多的接受欧化的普通分子甚至比造就专门名家还重要。特别是在合作化趋势日益发展的现代世界里,探求学术并非人生的目的,而是发展人生的手段,所以掌握精深学问的专家学者虽然难能可贵,但也只是合作社会里的一份子,他们固然为现代社会所必需,不过考虑到社会需求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大量通常意义上的“强健社会分子”却更需要。基于这种分析,傅斯年提出,为了改造中国文化使之迈上现代化轨道,接受欧化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过了探求西方学术。

在区分了两类留学群体的不同使命以后,傅斯年还对这两类留学生完成使命的能力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相比较而言,官费生因为生活条件优裕往往精神懈怠,在事业上一般难有创造性的贡献。勤工俭学生则不然,他们因为生活简朴,一般不会受到欧洲腐败习气的影响,却“专能和肩任文明的劳动者接触,所以很多知道欧洲新运动机会”。特别是“经过严霜烈日的锻炼”以后,他们往往易生奋勉之心,能够创造性地去接受西方文化的熏染。傅斯年认为:“辛勤的劳力,不倦的工作,才是文化的制造者。简单的生活,不安的环境,才是成就人物的动机。”[35]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勤工俭学生对中国建设事业的贡献较之官费留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留学管理:注重关怀与强化约束

在留学生管理方面,虽然民国政府颁布了很多专门法令,但由于国内政局动荡,官费留学生的学费发放经常难以为继,特别是1924年民国政府撤销了留欧学生监督,将留欧学生事务改归驻外使馆代办,由此导致海外留学生在管理上一直比较松散。傅斯年留学英德期间,对留学生缺乏组织的情形深有所察,因而极力建言要尽快建立各种管理团体。他指出:由于“中国人的通性,本来是只知有个人,没有组织社会的耐心”,所以才导致留学界中团结协作的精神普遍缺乏,“凡事都是各人干各人的”,这种毛病对于海外留学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非大改不可”[36]。

在傅斯年看来,在留学界中组建专门的管理团体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益处:其一,易于和外国的学者接触,易于考察社会情状,易于开展合作活动。他举例说,譬如与外国同学共建一个团体,不仅可以结识很多外国朋友,方便学习外国语言,增进对外国风俗的了解,而且可以“增进群性,练成批评的技能”。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死不念书,就是死念书”,这是最要不得的。而组成一个按时聚会的团体,“或作园林之游,或作社会上之考察”[37],不仅可以培养亲切的感情,而且有助于强化公共关怀意识。其二,可以方便了解国内情形。出国留学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所学的先进知识服务于国家建设,但在20世纪20年代以西为尚的特殊历史语境中,漂泊海外的留学生们大多不重视国内情况的研究,反映在学科专业的选择上则是惟新是求,盲目跟风,根本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与否。与傅斯年同为“独立评论派”重要成员的南开大学教授蒋廷黻曾经指出:如此培养学生,我们只知道十八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不了解目前中国的工业发展情况,只知道纽约、芝加哥、伦敦等外国城市的市政建设,而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北平、天津、南京、武汉的市政情况,“知道英国的内阁制的运用,而不知道行政院、中央党部、国府委员彼此的关系。”[38]针对这种情况,傅斯年提出:“在国外求学的人,应该对于国内的事有清白的知识。如果不知道中国社会,便无从改造中国社会。”他结合自己在北京大学求学的亲身经历指出:“北京大学的学生,终日与恶社会相处,知道他透彻,所以思想更激进,对于社会的态度更坚决。”而欧美的留学生们根本不与中国社会实际接触,平日所思所行完全不与中国相干,一旦转回国内,接受不了中外的巨大反差,不免无所错手足,甚至颓废堕落。在傅斯年看来,要想彻底解决这一困扰留学界的问题,就必须充分发挥团体的关怀作用。例如可以在留学界建立一个专门的团体,通过这个团体,把中国所有的日报期刊都“存列公览”,留学生们虽然在国外不能直接接触中国社会,“但既有多多的报,也可得其大概。”[39]

青年学子留学国外除了系统学习高深的专业知识外,还要接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欲达此目的,仅仅依靠学校本身是无法彻底实现的。傅斯年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借重留学界以外停留欧美的中国学者的感化”。例如蔡元培、李石曾等先生经常居停法国,法国留学生在思想的养成上就颇受这些人的影响。假如吴稚晖等人常来英国,则“英国留学界中,或者多几位志趣超越,刻苦励行的人”。在傅斯年看来,人格上的感化“最有结实的效果”,在国外仰仗中国学者的人格影响力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好处:其一,可以培养留学生高雅的志趣。傅斯年认为,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中国留学生所接触的外国人,大半都是中下等人,志趣和学行方面不能提供必要的帮助,而留学生如果有中国的学者相感化,“知识上虽不必借资,志趣上或有很好的影响。”[40]其二,可以使留学生学会做事的方法。傅斯年认为,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41],因此留学生纵然接触到这些学者,其所提供的建议也往往不着边际。就锻炼做事而言,留学生最好还是跟随中国学者去接受影响才好。其三,可借以加强留学生与国外学者的沟通和交流。在傅斯年看来,海外的中国学者久居国外,在学术研究和人际沟通方面均较有影响力,留学生多与其接触,可借以加强与外国学者的交往,这对于自己的学业和思想进步都会大有帮助。例如他在1936年7月写给巴黎大学留学生于道泉的信中就谆谆告诫“有关名家,应与之常谈,此事最启人心智”[42]。其四,有利于建立留学生团体。傅斯年指出,在留学生中建立团体固然益处很多,但其负责人却很难选择,洁身自好者多专心致力于自己的学业,无暇顾及,好出风头者出面组织又往往流于乱混。所以,若由居留海外的中国学者负责经营,这些留学生团体“或者收效最多”[43]。

傅斯年认为,注重团体关怀和人格感化是强化留学生管理的一种积极方法,除此之外,从消极约束的角度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责任考核也十分必要。在他看来,教育部采取划一的办法资送官费生,比较容易造就懒学生,以至于有的人领用官费十多年了,仍然在国外流荡,“用功也这样,不用功也是这样,早毕业也是这样,晚毕业也是这样。”[44]这种放任主义的管理体制是导致国人对留学界非议的主要原因。为此,傅斯年提出,除了基本的团体上的关怀和人格上的感化之外,还应该借鉴日本的做法,强化对留学生的责任考核。具体而言:一是规定官费留学生要撰写或翻译一定数量的著作;二是责成他们按月或按季度提交学业报告;三是由相对比较熟悉情况的学校取代政府部门选派留学生。

在认真考察留学界现状的基础上,傅斯年也意识到,海外留学界之所以管理不善,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因,那就是以往国人对于海外留学生的盲目崇拜。最初在一般国人眼中,“要出去留学的人,多半是要变成中国的一个特殊阶级,为自己造成一个好大身份的人”,所以他们一提到留学生往往钦仰备至,另眼看待。傅斯年指出:“当这容受欧化的时候,往西洋留学,只要机会容许,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决不能自待太奢”。现在国人“对于欧美留学界学生的信用已堕落”,这是一个使留学界变好的现象。所以,他非常自信地认为:当中国社会对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一同看待、不以类别而分高下的时候,留学界“空气新鲜的日子”[45]也就为时不远了。

五、留学条件:确保学费与健全身心

对留学生而言,出国留学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学费和生活费用的筹备,自费生固然要为此未雨绸缪,就算是官费生,由于经常面临学费停寄的危险,所以有时也不得不详加考虑以求周全。

傅斯年名义上虽为国家派出的官费留学生,但1925年前后,由于国内军阀混战,几乎所有的财政收入都被充作内战之用,“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46]这样的国内现状,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傅斯年的留学经费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他不仅经常为筹集学费犯愁,而且还常常面临衣食之忧,几乎一直过着紧衣缩食甚至停粮断炊的生活。新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中收集了傅斯年各个时期寄出的1286封信件,其中在国外留学时期写给罗家伦、何思源等好友的十几封信中均提到学费和生活费问题。例如他在1923年冬寄给罗家伦的信中就诉苦说:“近闻学费限下星期交,为之大急。”[47]1926年早春寄给何思源的信中提到“月中穷不可言,特别糟者是今后全无办法,山东学费已全无望矣”[48]。1926年5、6月间又同时致信何思源与罗家伦说“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49]。这种艰难困苦的留学经历给青年时期的傅斯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正是出于对艰难留学生活的深刻体验,傅斯年后来在主政各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每每以为青年学子争取官费留学资格为己任。他曾自言:“吾生但求助人,尽力为人谋成学之便”[50]。例如他在1932年为了替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吴金鼎争取山东的留美官费资格,曾分别致信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和建设厅长张鸿烈,利用其私人关系,请求地方主事官员本着“为山东造就人才”之目的务必“玉成此事”[51]。并表示要“告吴君以后勉力从学”,以不负友人“培植之意”[52]。又如,1935年2月,王静如在国外留学因延期毕业而学费不济时,傅斯年又通过与河北省教育厅长李齐的好友关系代为斡旋。

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国人来欧洲留学,并给青年学子提供留学方面的指导,傅斯年曾专门撰写《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告诫青年学生,出国留学“最少限度以有两年的学费的把握”。在他看来,只要凑集两年的学费即可出国留学,因为“就是不幸两年后无以为继,而迫于回国,而此两年中也可学得不少的事物”[53]。

除了费用之外,傅斯年认为出国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考虑到在国外求学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饮食衣服,固不能如在国内之随便,而一切用脚用手的地方,也要比在国内多得多”。因此就身体条件而言,要做到能耐劳苦。而由于远赴海外留学,“语言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专门的学问更不是草率得来的”,所以在心理上则要具备“坚忍性和集中力”。在傅斯年看来,“有志而不能竟其志,立愿而不能赴其愿,都缘心理上不坚定。”[54]1920年2月当傅斯年初到伦敦大学就发现同船来英的俞平伯因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不辞而别、悄然返国时,遂急忙从伦敦抄道赶往法国马赛港,极力进行拦阻。其后,傅斯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对俞平伯因心志不坚而半道废学的行为还耿耿于怀,认为他这样做实际上就断送了自己“输入新知”的机会。

六、结  语

我国的留学教育肇始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幼童留美计划。民国以降,随着各种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传播,出国留学之风大为流行。但1920年前后,国内政局不稳,军阀连年混战,特别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民军北伐的影响,政府财政紧张,留学经费难以保障,再加上教育主管部门疏于管理等原因,海外留学教育受到较大冲击,国内各界对留学教育的非议不绝如缕。傅斯年本打算通过出国留学引进西方先进文明,以完成改造中国社会的宏愿,但欧洲留学界的种种弊端激发了他强烈的批判意识。他在全面洞察欧洲留学界现状的基础上,对事关留学教育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站在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和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高度,就如何办好留学教育提出了积极可行的建议和对策,从而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留学教育思想。

傅斯年在政治上一向被归入自由主义者阵营,而且他本人在海外留学时期也确实受到欧洲自由主义的熏陶,回国后又“以支持国民政府而著称”[55],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得他的留学教育思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为大陆学术界和教育界所重视。但不可否认,傅斯年在思想取向上终究是一位自由民族主义者,他“主张以西方科学为楷模和要求在物质上与精神上向西方学习,并不违背其民族主义动机”[56]。其留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是要“医治中国思想学术上的痼疾”[57],并最终实现以西方科学改造中国传统学术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这种援西入中、除旧布新的留学理念,既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痕迹,又彰显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已经成为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今天的留学教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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