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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朱自清《经典常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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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9 11:07: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读《经典常谈》
作者: 叶圣陶:原刊《西川集》,文光书店,1945



学校国文教室的黑板上常常写着如下一类的粉笔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米传,穀梁传,左传。“学生看了,就抄在笔记薄本。

学期考试与入学考试,国文科常常出如下一类的测验题目:“《史记》何人所作?《资治通鉴》何人所作?”“什么叫四书?什么叫四史?”“司马相如何代人?杜甫何代人?他们有哪一方的著作?”与考的学生只消写上人名、书名、朝代名就是。写错了或者写不出当然没有分数。

曾经参观一个中学,高中三年级上“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某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要略》,方讲到隋唐。讲义中提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杜佑的《通典》,王通的《中说》等,没有记明卷数,教师就一一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一一抄在本子上。在教室里立了大约半点钟,没听见教师开一声口,只看见他写的颇为老练的一些数目字。

书籍名,作者名,作者时代,书籍卷数,不能不说是一种知识。可是,学生得到了这种知识有什么受用,咱们不妨想一想。参与考试,如果遇到这一类的测验题目,就可以毫不迟疑地答上去,取得极限的分数,这是一种受用。还有呢?似乎没有了。在跟人家谈话的当儿,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四史?”你回答得出“就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你的脸上自然也会有一副踌躇满志的神色。可惜实际上谈话时候把这种问题作话题的并不多。

另外一派人不赞成这种办法,说这种办法毫无道理,不能叫学生得到真实的受用。这个话是千真万确的。他们主张,学生必须跟书籍直接打交道,好比朋友似的,你必须跟他混在一块,才可以心心相通,彼此影响,仅仅记住他的尊姓大名,就与没有这个朋友一样。这个话当然也没有错。可是他们所说的书籍范围很广,差不多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书籍,他们主张现在的学生都应该读。而且,他们开起参考书目来就是一大堆,就说《史记》罢,关于考证史事的有若干种,关于评议体例的有若干种,关于鉴赏文笔的有若干种。他们要学生自己去摸索,把从前人走过的路子照样走一遍,结果才认识《史记》的全貌。这儿就有问题了。范围宽广,从前读书人常读一些书籍都拿来读,跟现代的教育宗旨合不合,是问题。每一种书籍都要由学生自己去摸索,时间跟能力够不够,又是问题。这些问题不加注意,徒然苦口婆心地对学生说:“你们要读书啊!”其心固然可敬,可是学生还是得不到真实的受用。

现代学生的功课,有些是从前读书人所不做的,如博物、理化、图画、音乐之类。其他的功课,就实质说,虽然就是从前读书人学的那一些,可是书籍不必再从前人的本子了。一部历史教本就可以摄取历代史籍的大概,经籍子籍的要旨。这自然指编撰得好的而言;现在有没有这样好的教本,那是另一问题。试问为什么要这么办?为的是从前书籍浩如烟海,现代的学生要做的功课多,没有时间一一去读他。为提现代切用的一些实质,分散在潜藏在各种书籍里,让学生淘金似的去淘,也许淘不着,也许只淘着了一点儿。尤其为的是从前的书籍,在现代人看来,有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先秦古籍更有脱简错简,传抄致误,清代学者校勘的贡献虽然极大,但是否定全恢复了各书的原样,谁也不敢说定;现代学生不能也不应个个劳费精力在训诂校勘上边,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为实质的吸收着想,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一些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

可是,有些书籍的实质和形式是分不开的,你要了解它,享受它,必须面对它本身,涵泳得深,体味得切,才有得益。譬如《诗经》,就不能专取其实质,翻为现代语言,让学生读“白话诗经”。翻译并不是不能做,并且已经有人做过,但到底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读《诗经》还得直接读“关关雎鸠”。又如《史记》,作为历史书,尽可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但是它同时又是文学作品,作为文学作品,就不能用“历史教本”“中国通史”之类来代替,从这类书里知道了楚汉相争的史迹,并不等于读了《项羽本纪》。我想,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理由应该在这一点上。

还有一点。如朱自清先生在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料,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了;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上峨睸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一窟寺历代 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儿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推广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和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读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要说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这是又一个理由。

这儿要注意,“现代学生应该读些古书”,万不宜忽略“学生”两字跟一个“些”字。说“学生”,就是说不是专家,其读法不该跟专家的一样(大学里专门研究古书的学生当然不在此限)。说“些”,就是说分量不能多,就是从前读书人常读的一些籍也不必全读。就阅读的本子说,最好辑录训诂校勘方面简明而可靠的定论,让学生展卷了然,不必在一大堆参考书里自己去摸索。就阅读的范围说,最好根据前边说的两个理由来选定,只要精,不妨小,只要达到让学生见识一番这么个意思就成。这本《经典常谈》的序文里说,“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有些该是全书,有些只该是选本节本,——应该尽可能地采取他们的结论;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地标点,并用白话文作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现代学生要读些古书,急切要用这样的读本。口口声声嚷着学生应该读古书的先生们,似乎最适宜负起责任来,编撰这样的读本。可是他们不干,只是“读书啊!读书啊!”的直嚷;学生实在没法接触古书,他们就把罪名加在学生头上,“你们自己不要好,不爱读书,教我有什么办法?”我真不懂得他们的所以然。

朱先生的《经典常谈》却是负起这方面的责任来的一本书。它是一些古书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谁要知道某书是什么,它就告诉你个什么,看了这本书当然不就是变了古书,可是古书的来历,其中的大要,历来对于该书有什么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对于该书已经研究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有个简明的概念。学生如果自己在一大堆参考书里去摸索,费力甚多,所得未必会这么简明。因这本书的导引,去接触古书,就像预先看熟了地图跟地理志,虽然到的是个新地方,却能头头是道。专家们未必看得起这本书,因为“这中间并无编撰者自己的创见,编撰者的工作只是编撰罢了”(序文中语);但是这本书本来不是写给专家们看的,在需要读些古书的学生,这本书正适合他们的理解能力跟所需分量。尤其是“各篇的讨论,尽量采择近人新说”(序文中语),近人新说当然不单为它“新”,而为它是最近研究的结果,比较可作定论;使学生在入门的当儿,便祛除了狭陋跟迂腐的弊病,是大可称美的一点。

这本书所说经典,不专指经籍;是用经典的二字的广义,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共十三篇。把目录抄在这儿:说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书第三;诗经第四;三礼第五;春秋三传第六(国语附);四书第七;战国策第八;史记汉书第九;诸子第十;辞赋第十一;诗第十二;文第十三;前头十一篇都就书讲;末了“诗”“文”两篇却只叙述源流,不就书讲,“因为书太多了,没法子一一详论,而集部书的问题也不像经、史、子那样重要,在这儿也无需详论”(序文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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