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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评《明小品三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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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19 13:12:2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评《明小品三百篇
作者:吴小如


  
        整理古籍是一件郑重严肃的工作。即使是古诗文选本,其注释题解工作也应认真对待,没有读古书的根柢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这本《明小品三百篇》,且不说选评者在阐述题旨方面有不少舛误,仅就注释部分而言,如果不说它错误“百”出,那么说它有七八十处硬伤是绝对不夸张的。现在举其大端言之,做为当前古籍出版中一个遍体鳞伤的坏书典型,庶几起到鉴戒的作用。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最近在一家报纸的图书推荐专栏内还大加揄扬称赞,这就更有必要对它加以评论,以正视听了。
    我们始终认为,整理古籍必须先识字。本书由于注释者不识字而想当然地望文生义,进行牵强傅会的解释(“附会”的“附”是应当写作“傅”的),可用以下两例说明——
    一、本书第10至11页选有唐寅的《孟蜀宫妓图题辞》,这是从唐寅所绘图上的手迹选录的。唐寅写的是行书,把“裹小巾”的“裹”写成了“果”字在上、“衣”字在下的变体,
选评者不识,硬把它读作“袁”字。按,“茕”字在《说文》中作“惊视”解,音“茕”,其后引申义亦与“栽”通,并无“披”的意思。选注者先误识其字,又捏造字义,注为“披着精制的头巾”。这纯属望文生义,凭空臆造。
    二、本书第230页选有陈继儒《太平清话》一则,提到元朝人张雨。原文是:“上有句曲张伯雨题云”。由于选评者不识“句”与“勾”为一字,又缺乏我国文学史上的常识,不知张雨字伯雨,别号为“句曲外史”,竟在“上有句曲”后面加上一个逗句,并加注释云:“句曲——一段曲子。曲,原是指元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散曲之类,这里实指古诗。”不但把诗人的别号误作为一个普通句子,还把“曲子”硬说成“古诗”,真属痴人说梦。
    由于选评者缺乏中国文学史和美术史的一般常识,就在这同一页上便出现了若干处硬伤。如原文提到“唐山人球”,实是唐代诗人,又作唐求,《唐诗纪事》卷五十、《唐才子传》卷十皆有其传略;而选评者竟说他是明代诗人。原文还提及“唐喻凫常曰”,喻凫是与晚唐杜牧同时的诗人,选评者竟把他释为姓唐名喻凫,并把他说成是“明代的一个文人”。文中所引张雨诗,有一句“由来老笔荆关辈”,选评者不知荆浩、关仝是五代后梁时两位大画家,竟释为“荆棘”、“关口”。完全暴露了选评者对文学艺术的无知。
    其实这位选评者岂但缺乏古代文学艺术方面的常识,甚至连对一般古汉语词汇的涵义也不甚理解。他把“挹注”(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意思)讲成了“不在乎,不注意”;把“滥觞”讲成了“拚命喝酒的样子”(均见本书第11页);把“含香之署”(此是尚书省的别称)讲成“有香味的房子”;把“沉水”(即沉水香,俗名沉香,可燃的香料)讲成“泉水”;把“怀刺”(怀里揣着名片,“刺”即今之名片)讲成“怀抱着有刺的东西”;把“芝术”(服食后可以延年益寿的中草药)的“术”误认作简化的“艺术”的“术”字,而讲成“技术”(均见本书第115页)——都是毫无根据地乱说一通。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里只举其极浅显易为人知者而已。
    至于应注释的典故,或不知其为有出典,或妄从字面加以曲解,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如“美人”一词,或以喻君王,或以喻贤者,只要稍读《诗》、《骚》,便知分晓。选评者在诠释屠隆《答李惟寅》的信中提到的“南睇美人,心如结矣”两句,“美人”实指信中所说的“以言事忤明主”的邹尔瞻(东林党成员邹无标的表字)和李惟寅本人,选评者由于不诸“美人”的出典,竟妄释为“幸福的人”(第116页)。又如“盘(通‘<SPS=0566>’)阿寤寤言”,源于《诗·卫风·考<SPS=0566>》,所谓“考<SPS=0566>在阿”、“独寐寤言”是也,意指过着舒适的隐居生活。而选评者不知其出典,就字面逐一解释,说什么“盘桓在山上,睡醒闲谈,多有意思”云云,支离破碎,使读者无从得到一个完整概念或印象。而“阿”本指山之曲处,选评者释为“山岗上”,亦误(第123页)。再如“北里”,本专指妓院所在,选评者却释为“北面巷子里”(第141页)。他如“干城”,典出《诗·<SPS=0072>置》,所谓“公侯干城”。“干”是保护身体的盾牌,“城”是保护一个地区的城垣,引申为扦卫公侯的勇士,选释者却释为“将领”,与本训不合。还有归有光的《见村楼记》,有“依然水木之思,萧然桑梓之怀,怆然霜露之感”三个排句(第34至35页)。“水木”见《左传》昭公九年,所谓“木水之有本原”;“桑梓”见《诗·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怆然霜露”见《礼记·祭义》:“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凄怆之心,非其寒之谓也。”选评者于第三句不知出典,泛言“霜露”指“岁月”,失其感时伤故之义。这样“凭着感觉走”的例子也俯拾即是。
    选评者既然缺乏读古书的起码常识,则标点和语法上的误用和误释,当然就更加屡见不鲜了。这里姑各举一例,以见一斑。本书第16至17页选有何景明的《郑子擢郎中序》,篇末云:“古之执利权者,桑弘羊败于害,刘晏败于专。不害不专,用之为径(原文如此,疑当作‘唯经’),使上不缺;行之唯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子也夫!”“用之唯经,使上不缺”与“行之唯通,使下不病”乃对文,故中间应用分号(;)断开。而选评者却在“为径(唯经)”和“唯通”的后面各置一分号,把“使下不病”一句单独甩在后面,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句子,显然是错的。又,本书第31页所选归有光《畏垒亭记》,有一段全引《庄子·庚桑楚》原文,其中“其臣之画然知(智)者去之,其妾之挚然仁者远之”两句,“去之”和“远之”的主语应为庚桑楚,而非“其臣”和“其妾”(“臣”为奴隶,“妾”为侍婢即女奴,不是臣下和小老婆,选评者误注)。这位选评者说自己是学哲学的,却连《庄子》也未读懂,真是匪夷所思了。
    限于篇幅,不能把书中错误和缺点全部罗列出来。即据上述诸例,已足以窥见其书之水平了。选评者把这样质量低劣的书稿拿来面世,而出版社竟无人认真“把关”,都是对读者毫不负责的表现。舆论界实应从严进行监督,不仅灾梨祸枣、浪费现象可以避免,而且也可少给读者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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