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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东京的士人拜谒——兼论门生关系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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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3 13:00: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梁建国   2009-10-20 00:29:50
刊《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3期,蒙作者提供象牙塔网络发布
http://xiangyata.net/data/articles/a01/828.html



  内容摘要:拜谒乃士人为实现科举、仕宦等理想而积极采取的一种交游方式。在北宋东京这一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拜谒活动的主体、内容以及方式等具体情形呈现出其特殊性。宋初沿袭唐、五代举子向知举官行卷的风气,及第者与知举官形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随着科举改革措施的颁行,考前的行卷基本消歇。东京城内名宗宿儒云集,士子热衷于投献贽文,拜访名师,并以“门生”或“门下士”自居。荐举法是宋代任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入仕之后,通过荐举得以升迁是官员最为关心的要事,故而奔走权门以求举状遂成为他们热衷的活动,被举者对举主也自称“门生”。

  关键词:北宋  东京  士人  拜谒  门生

  参加过科举考试或曾出仕做官,为宋代士人的重要身份特征[1]。为了实现科举与仕途的理想,士人付出了各种艰辛的努力,反映到交游上,积极拜谒名公钜卿即为重要形式之一。以往对于宋代士人交游的研究,多从属于人物或家族个案的范畴,而对于士人的拜谒活动,尚未有专门的探讨。
  拜谒这一现象在各个朝代都比较常见,但在北宋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特殊情形。诸如当时的科举、荐举等制度的规定与变迁,无不构成士人拜谒现象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对士人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对于相关的制度,学界有过不少精深的研究,本文不拟过多阐释,而是将这些制度作为背景,藉以深入探讨士人的拜谒活动。
  在地方社会,也有这类活动;但在王朝的都城东京,士人群体最为集中,拜谒活动也更为活跃。以东京为例来研究,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东京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城池的坚固、宫阙的壮丽,更在于其政治、文化功能所凝聚、伴生的优势资源。作为科举考试和官员调集的场所,东京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士人,他们有着情形各异的出身、经历等社会背景。缘于科举考试,举子在进京之后向知举官等相关人员行卷。东京荟萃着名宗宿儒,不少地方士子为了拜谒名师,问道求学,不辞劳苦远道京城。这里也聚居着高官显宦,一些中下级官员为求得举状,前往他们宅中干谒。这些都是东京有别于地方、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
  与走访、雅集等交游形式相比,拜谒最明显的特点是:活动双方的地位有高低尊卑的落差,角色位置有主动与被动的区分。从拜谒活动的动机来看,其具体情形又很复杂。李觏在《上江职方书》中曾一语道破士人游谒于权贵之门的各种动机:

  觏伏以新进俗儒,乐游贵富之门者,莫不有求也。或崇饰纸笔以希称誉,或邀结势援以干荐举,或丐禄粟之余以免困饿,或借威柄之末以欺愚弱。[2]
李觏这个概括可谓言简而意赅,其中的“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和“邀结势援以干荐举”两种情形最能体现士人群体的特征,本文即着重对此予以探讨。具体而言,又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形:宋初的举子为了进士及第而向知举官等人行卷;士子向名宗宿儒投贽拜谒,以求师问学或博得延誉;中下层官员为了转官、升迁而奔走权贵之门。以这些拜谒为机缘,分别生成了三种门生关系:知举官与及第进士之间的座主门生、学问师承上的恩师门生以及荐举中的举主门生。
  本文虽然论及广泛的士人群体,既有尚未入仕的举子,又包括全体文官;但并非全面讨论士人社会的所有问题,而是集中讨论士人的几种拜谒活动。透过“拜谒”这一视角,既关联到以各种门生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又涉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世态人情等诸多层面,有助于我们更为立体、深刻地洞察北宋东京士人社会的某些现象。

一、“崇饰纸笔以希称誉”  士人背井离乡来到东京,大都怀着登科及第、扬名士林、步入宦途的目标。除了刻苦攻读、备考科举,科场之外的交游也有助于这一梦想的实现。特别是在宋初,进士行卷乃科举考试中约定成俗的程序。向名公钜卿投贽拜谒,博得延誉是扬名立身的途径之一。士人通过投贽拜谒主动建构着血缘、地缘之外的学统关系,这其中既有基于科举的座主门生关系,又有基于拜师求学的师生关系。以下我们分别予以讨论。
(一)宋初的进士行卷  所谓“行卷”,又叫贽文、投献、投卷等,即举子在科举之前,将自己所作的诗文投贽给有关的官员或社会名流,求得他们的称誉(又称“求知己”),从而提高自己的誉望,以求顺利登科。关于行卷这一问题,唐史学界多有研究,诸如行卷的时间和过程[3]、行卷与文学创作的关系[4]、行卷对士风的影响[5],以及行卷与社会流动的关系[6]等等。唐代的行卷之风延续到北宋初期,高津孝先生认为,行卷附随于科举,形成了一种文学的“场” [7]。祝尚书先生对宋初的一些行卷个案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行卷对文学的影响,以及行卷止息的原因[8]。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拟从行卷活动双方的互动行为入手,探讨座主与门生关系的生成及其在宋初社会的影响。
  在宋初,行卷乃正常而公开的行为;因而,有关当时的行卷情形,在当事人所作的书信,亲友为其所作的序、行状,乃至于正史的传记等文献中多有透露,其措辞并不讳饰,有的还似有夸耀之意。这些资料也为我们深入探讨行卷现象提供了可能。
  宋初因袭唐、五代,科举录取不单单依凭卷面成绩,而兼“采誉望”,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和人情因素。在录取名额有限的科举考试中,有一些应试者采取了行卷活动,其他人若是按兵不动,心里难免会惴惴不安,惟恐会被淘汰出局。柳开在《上主司李学士书》中说道:“自去年秋应举在京师间,士大夫或以恶文见誉者多矣,度明公之所亦甚知也。是以小子行事之间,不复列于此书者,以开所纳文中,有《东郊野夫》及《补亡先生》二传,可以观而审之。”
[9]这段话生动地表露出举子行卷时的心理。由于私人关系的介入,资质平庸者“以恶文见誉者多矣”,相应地,那些有真才实学者就处于竞争的不利位置,也只能被迫行卷,随波逐流。
  科举录取中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和偶然性,这也使得蹭蹬于科场的举子对于能否及第感到茫然和焦灼。为了增大及第的把握,一个举子甚至会同时向数位名公钜卿行卷。柳开参加开宝五年省试前,曾向李昉投卷,但不幸再次落榜。而且,在太祖的覆试中仍然未被录取。所幸的是,柳开曾经行卷过的卢多逊上言太祖,称誉柳开是“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较不及”。太祖即召对,大悦,“遂特赐及第”
[10]。从现存文献来看,除了李昉和卢多逊之外[11],柳开在进京之后至少还向梁周翰、杨昭俭等人行卷。开宝五年(972),柳开在《答梁拾遗改名书》中写道:“今以所著文投知于门下,实为之举进士矣。窃冀于公者,公以言誉之,公以力振之。”[12]这一席话更是毫不掩饰其行卷目的。张景《柳开行状》则曰:“及游场屋,携文诣故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年余矣。’崖相卢公(多逊)方在翰林,一见公,谓公奇士无敌。”[13]
  贽文如若获得名公钜卿特别是主考官的赞誉,对科举及第有着积极意义。士子行卷的对象大都为学问渊博的社会贤达,而省试之前的行卷对象则更为集中和特殊,大都是身在京城的名宗宿儒,特别是可能知贡举的主考官。徐铉即是宋初进士行卷的热门人选之一。徐铉少年时,文章即“与韩熙载齐名”,时称“韩、徐”[14]。“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15],“居五龙堂侧”[16]。“徐铉以宿儒为士子所宗” [17],举子进京,多有贽文投献于铉。徐铉在《进士廖生集序》里提到,“端拱改元岁,春官他职,俊造毕集。有廖生者,惠然及门,以文十五轴为贽。”[18]就在同一年,杭州人卢稹游京师,向徐铉行卷,铉“览稹文甚奇之,为延誉于朝”。是年,卢稹果登进士第[19]
  说到徐铉,不能不提及李昉。太平兴国初,徐铉直学士院,李昉直翰林院,二人并为台阁文魁,而李昉的政治、文化地位更高于徐铉。他在入宋之后长期担当王朝重任,政为宰辅,文为魁首,是宋初第一位文坛宗主,特别是又曾两知贡举;因而前来李昉宅中投卷的士子自然是络绎不绝。李昉对于青年才俊即不吝延誉,多有奖掖。比如张去华,“建隆初,始携文游京师,大为李昉所称。”次年,遂举进士甲科
[20]。郑文宝,早年“补广文馆生,深为李昉所知”,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21]。钱熙,“雍熙初,携文谒宰相李昉,昉深加赏重,为延誉于朝,令子宗谔与之游。明年,登甲科。”[22]
  知举官在接受行卷之时,往往要面临着人情与公平的权衡,周旋于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的漩涡。李昉尽管谨慎小心,有时也难免有所疏失。李昉在开宝五年(972)知贡举时,其“乡人武济川预选”。可是,济川接着在殿上“奏对失次”[23],又适逢徐士廉等“诉昉用情,取舍非当”,李昉由此贬官太常少卿[24]。在徐士廉、卢多逊等人的证词之下,未见李昉有任何申辩的迹象,看来他很可能的确与这个同乡有所过从。在纳卷之风盛行的宋初,武济川进京赶考时,自然会想到知贡举的同乡李昉。史载,李昉“多召故人亲友宴乐”于宅中[25],可见其好交游、重交情。说到李昉与故乡的情谊,正史中还有一段专门的记载。当年李昉随从太宗攻太原,到了李昉的故里,太宗赐羊酒,“俾召公侯相与宴饮尽欢,里中父老及尝与游从者咸预焉。七日而罢,人以为荣。”[26]身在朝中做官的士大夫与其故乡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李昉在权知贡举时,难免会念及同乡之情,很可能对这个小老乡网开一面。透过当事者的双方关系、行为特征以及事件的结果,特别是宋初依然盛行“纳卷”的历史背景,很容易联想到武济川前往李昉宅第拜谒、纳卷的情形。
  总之,宋初的进士行卷对于科举录取确实有其作用,举子行卷蔚然成风;为了增大及第的概率,一个举子甚至同时向多人行卷。
  鉴于行卷这一活动所涉及的人群比较特殊,参与双方的互动过程值得深入探讨。一方是功成名就、享有盛誉,有着相当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名公钜卿,一方可能是未来官僚队伍的生力军。虽然在行卷之时,双方还地位悬殊,且大都素昧平生,但二者分别肩负着当下和未来的历史重任,而行卷这一活动正为双方搭建着沟通与传承的桥梁。
  在举子的眼中,对方才学冠盖当世,又德高望众,堪称偶像。举子在谒见“先达”之时,礼节甚恭,且有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序。《渑水燕谈录》载:

  国初,袭唐末士风,举子见先达,先通牋刺,谓之请见。既与之见,他日再投启事,谓之谢见。又数日,再投启事,谓之温卷。或先达以书谢,或有称誉,即别裁启事,委曲叙谢,更求一见。[27]
其中最基本的环节就有四道:“请见”、“谢见”、“温卷”以及“叙谢”。在这恭谨的礼节背后既显示出举子对先达的崇敬,也流露出举子对博取延誉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惴惴不安。经过这几番郑重有礼的拜谒,举子给先达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双方也由萍水相逢而逐渐熟识。“行卷之礼,人自激昂以求当路之知。”[28]进士行卷的动机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谋求权威人士的知遇。对先达而言,能够获得后生晚辈毕恭毕敬的尊崇,内心自然有莫大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因而,如若该生果有真才实学,可能就会不吝延誉。
  鉴于交游双方辈份和地位的落差,在行卷和延誉这种双向的沟通互动中,隐含着士人交游中的代际传承。比如,冯拯少“以书生谒赵普,普奇其状,曰:‘子富贵寿考,宜不下我。’”
[29]太平兴国三年(978),果进士及第,仁宗朝官至宰相。后薛奎携贽文谒见冯拯,首篇有“囊书空自负,早晩达明君”句。冯曰:“不知秀才所负何事。”读至第三篇《春诗》云:“千林如有喜,一气自无私。”乃曰:“秀才所负者此也。”[30]薛奎至淳化三年(992)进士及第,仁宗朝擢参知政事。《石林燕语》又载:
  初,文正(王曾)携行卷见薛简肃公(薛奎),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说和羮事,且向百花头上开。” 薛奎读之,喜曰:“足下殆将作状元了,做宰相耶?”[31]
咸平年间,王曾“由乡贡试礼部、廷对皆第一”[3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赵普——冯拯——薛奎——王曾”这样迭次相承的传续关系,而这些关系无一不是经由拜谒缔结而成。
  类似的例子再如宋白与王禹偁,王禹偁与孙何、丁谓、高弁、钱易等等。太平兴国四年(979)春,王禹偁“囊琴笈文,来诣辇毂,登明公之门以求誉,师明公之道以进身”
[33]。这次行卷的对象宋拾遗即宋白,他曾在太平兴国五年(980)权同知贡举,太平兴国八年权知贡举[34]。王禹偁于太平兴国八年以省试第一人及第,其诗文独步于宋初文坛,寇凖称其“文章冠天下”[35],对宋初文风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6]。其后王禹偁累迁翰林学士,“入西掖掌诰”。因此,向他行卷的举子也特别多,“举进士者以文相售,岁不下数百人”[37]。《宋史》载,高弁“弱冠,徒步从种放学于终南山,又学古文于柳开,与张景齐名。至道中,以文谒王禹偁,禹偁奇之。举进士,累官侍御史。”[38]在众多向王禹偁行卷的门生中,最有名的当数孙何与丁谓。孙何文章得到王禹偁“格高意远,大得六经旨趣”的赞誉,遂“声于同列间”,名声大噪,“由是两制间咸愿识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贾公尤加叹服”[39]。京城士人争相与之结识,这就意味着打开了京城交游圈的大门。丁谓于淳化二年(991)春进京,也曾贽谒王禹偁,告归日,禹偁作《送丁谓序》以赠之,称其文与孙何“比之韩柳”,名遂大振[40]。此外,王禹偁在《送江翊黄序》中还提及他在做翰林学士时,“进士钱易数以文相售”[41]
  文坛领袖以其强大的凝聚力团聚着一大批知识精英,形成这一时代的学术或文学的同盟。在这一过程中,除了每一个体自身的努力修为之外,还有赖于各个方面的有效互动。一方面,“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领袖人物以其公认的才学造诣、人品德识以及政治社会地位等等,拥有文化评价的话语权,受到众多士人的拥戴。随之而来,后生晚辈向其行卷,以期获得权威性的赞誉。另一方面,领袖人物在接受贽文后,要以独具的慧眼发现其中的出类拔萃者进行延誉;而得到延誉者怀着感恩之心,以门生的身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座主的周围。之后,这些众多的门生又历经大浪淘沙,涌现出新一代的领袖。如此类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伴随着这样的学统传递,环环相扣地衍生出一代一代的文化传承关系。
  举子行卷的最根本目的即登科及第,如果有幸如愿以偿,及第进士遂与知举官以“门生座主”相称。这一人际关系在唐、五代以至宋初,对士人社会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科场所谓的“传衣钵”之说,即体现出知举官对座主门生这一关系的看重。《渑水燕谈录》载:

  和鲁公凝,梁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后唐长兴四年知贡举,独爱范鲁公质程文,语范曰:“君文合在第一,暂屈居第十三人,用传老夫衣钵。”时以为荣。其后相继为相。当时有赠诗者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尽相传。”[42]
知举官能够通过调整举子及第的名次来表露自己对于某一得意门生的赏识,这也透露出当时知举官在科场录取上的较大自主权,知举官与及第者之间也相应有着私人的恩情。范质于后唐长兴四年(933)举进士,入宋后官至宰相,卒于乾德二年(964),他的主要活动时段在五代至宋初。对于和凝与范质之间的“传衣钵”之举,“缙绅以为美谈”[43],这说明当时乃至宋初相当一段时期,座主门生之间的这种私人恩情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士人圈内受到歆羡。
  对于皇帝来说,座主门生关系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自唐以来,这种关系每每成为官场结成派系的纽带。正如邓广铭先生所指出,宋朝的最高统治者所最害怕的,是在朝的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以致成为中央集团的一个分割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作用也充分运用在高级官僚的人际关系之中
[44]。为此,宋太祖早在开国之初的建隆三年(962)九月即曾下诏说:“及第举人不得呼知举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45]开宝六年(973)又开创殿试制度,及第进士都成为“天子门生”。
  但是,这些硬性的措施并不能根除座主门生之间的私人关系,个中原因当与宋初行卷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既然行卷现象存在,考前的人际关系的运作势必会影响到录取的结果。知举官在取舍之时,难免会顾及私人的恩情。即使及第进士确有才学,知举官未曾徇私,被拔擢的进士因为承蒙赏识,至少也会心怀知遇之恩。这一私人关系难免会成为日后仕途上的重要纽带,对政治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雍熙(984-987)年间,赵昌言与一些人公然结党,其中除了赵昌言的同年胡旦、董俨、陈象舆等人之外,另一重要成员即赵昌言的门生梁颢。梁颢不仅是赵昌言雍熙二年(985)知贡举时拔擢的状元,而且是昌言在大名时的幕僚。雍熙四年(987)这些人齐聚东京,常常在赵昌言家作长夜之饮,而且不避人耳目,故京师有“陈三更,董半夜”的说法
[46]。他们彼此互为奥援,在政治上结为同盟,在端拱(988-989)年间与以赵普为首的旧功臣元老势力展开斗争[47]。在行卷盛行的背景下被录取的及第进士,自然与知举官有着非同寻常的私人关系,这无疑会给皇权造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此外,行卷也会造成取人不公的现象,士人社会对此多有不满,这也是导致行卷被废的原因之一。宋白于太平兴国五年、八年、端拱元年,三知贡举,“颇致讥议”。端拱元年,宋白“所取二十八人,罢退既众,群议嚣然。太宗遽召已黜者临轩覆试,连放马国祥、叶齐等八百余人焉。”至于宋白如何徇私,也有具体的案例。据说,宋白“尝过何承矩家,方陈倡优饮宴。有进士赵庆者,素无行检,游承矩之门,因潜出拜白,求为荐名。及掌贡部,庆遂获荐,人多指以为辞。又女弟适王沔,淳化二年,沔罢参知政事。时寇凖方诋讦求进,故沔被出,复言白家用黄金器盖举人所赂,其实白尝奉诏撰钱惟濬碑,得涂金器尔。”
[48]虽然宋白纳贿的具体情节不足以取证,但这在士人社会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知举官的徇私舞弊所造成的录取不公,不仅引起士人社会的愤慨和动荡,也得到朝廷的关注和重视。苏易简之父苏协举后蜀进士,知举官为王孚。雍熙二年(985),王孚之子王千里在京应举。而这年的知举官正是苏易简,千里因此“预荐”。太宗知道后,“坐千里罪”,易简也由此“罢知制诰,以本官奉朝请”
[49]。此案之所以受到太宗的重视,既是为了整肃科场,更重要的还是对座主门生关系的警惕和防范。
  庆历元年(1041)八月十一日,权知开封府贾昌朝言:“故事,举人秋赋纳公卷,今既糊名誊录,则公卷但录题目,以防重复,不复观其素业,请罢去。”从之
[50]。此后,纳公卷的现象终于退出历史舞台[51]
  其实,在封弥、誊录法实施之后,主考官的私情也很难在录取过程中发挥作用。比如皇祐(1049-1055)年间,郑獬“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出言不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业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发考卷则獬乃第一人及第。”
[52]在制度保障和“朝典”震慑之下,知举官的徇私舞弊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杜绝,通过考前行卷建立私人关系并不能增加录取的概率。
  宋廷对于科举考试的改革已使录取标准由唐五代的“采誉望”变为“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53]。举子们对此洞若观火,也就放弃了行卷活动,转而刻苦攻读以提高卷面成绩。嘉祐元年(1056)五月,苏洵携其二子轼、辙进京赶考。在长达数月的温习备考中,苏轼兄弟并没像宋初的举子那样采取行卷活动。
  知举官在知贡举时非常谨慎,非但不敢徇私,而且还要避嫌。嘉祐二年正月,省试终于正式开考,知举官正是欧阳修,梅尧臣参与阅卷工作。一篇文风明白晓畅、轻快通达的考卷让梅尧臣眼前一亮,遂大加推许,要求欧阳修录为第一。欧阳修看后也惊喜叹赏,但由于试卷经过了誊录、封弥的处理,深恐此文出自门生曾巩之手,取为第一不免招来闲话,故将此文屈居第二。梅尧臣仍感到不平,但没能打消欧阳修避嫌疑的心思。
  宋廷明令禁止及第者与主考官以座主门生相称,乃至殿试制度的实行,都不足以割断座主门生之间的恩情。随着行卷之风的止息,录取程序纯属公事公办,进士及第完全靠的是考场上的卷面成绩,而不再涉及与知举官的私人关系。至此,所谓的座主与门生之间终于失却私人的恩情。
  当然,在此之后,知举官与其拔录的进士之间还存在名义上的座主门生关系,对此双方也乐于认同。庆历二年(1042)欧阳修知贡举,王珪进士及第。至嘉祐二年二人一起知贡举,王珪在赠欧阳修的诗中依然自称门生,诗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不过,王珪在应考之时并没有向知举官欧阳修行卷,双方的关系与宋初通过行卷结成的门生座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实质性的座主门生关系已淡出士人社会。在北宋中后期,以至南宋,少有以座主门生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紧密的政治派别或者同盟;当时的文献中虽然也多有“门生”这一称谓,但究其实,并非与知举官对称之“座主门生”,更多的是缘于拜师求学或者荐举任官的“门下士”。

(二)士子的投贽拜师[54]  尽管举子以取解、登科为目的的行卷在北宋中后期已不存在,但其他目的的各种行卷并未停止[55]。而这些所谓的行卷,不仅在活动目的或动机上与进士行卷有所不同,而且所生成的“门生”关系在内涵上也不同于科举意义上的“座主门生”。
  王水照先生对以苏轼为核心的“苏门”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考察、梳理,指出:苏轼和那些苏门核心成员之间的分散的、各自的单线联系,迅速促成成员们之间的结识和交往,好像蜘蛛编网的经纬交织,又像众星拱月而又相互牵引,以苏轼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颇为庞大的结构网络,构成一个具有某种统属关系的人才谱系
[56]。“苏门”是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人群体,它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元祐更化’时期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形成以苏轼为核心,‘四学士’、‘六君子’为骨干的不同层次的人才结构网络[57]。王先生的研究选择了一个典型个案,着眼于“苏门”形成的完整过程。而笔者在此则截取门生关系生成的一个关键环节“拜谒”,着重讨论博得延誉和拜师求学这两种情形,并进而探讨这种交游所衍生的门生及同门关系。
  士人投贽拜谒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为博得延誉。李觏所说的“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其中至少包含了几个层次的意思。首先,拜谒的对象乃社会名流,有着权威的地位和声望。其次,交游媒介是以“纸笔”为载体的文章诗赋,这即突显出双方的士人身份。再次,交游目的是获得业内权威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褒扬,这属于精神层面的无形回馈,而非政客、商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因此,尽管交游行为的具体情形纷繁多样,“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却为士人群体所特有,最能体现出士人社会的生存状态。再进一步探究,“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又有不同的情形。宋初,由于和科举相伴而生,类似于唐代的行卷和纳卷;但由于科举制度较唐代又有变更,其操作程序、投贽的对象等情形也不尽相同。之后,随着进士行卷的止息,以登科及第为目的的行卷已不复存在,但通过投贽以求博得称誉的活动依然在宋代长期存在。
  科举考试难免会有遗才,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却科举落第的士人来说,金榜题名的梦想可能破灭;但若是能够博得名公钜卿的赏识,进而得到士人圈内的认可,自身价值在科场之外得以体现,也可谓柳暗花明。
  对于士子而言,如何接近、结识素昧平生的名公钜卿呢?一种方式是通过中间人的引荐。王钦若当年以乡荐进京,手持时为江南转运使的张齐贤的介绍信,前往拜谒“时以才名独步馆阁”的钱易
[58]。即使没有引荐之人,相同的士人身份所具有的共同志趣和话题也有利于双方的沟通。如果能够以恭谨的礼节、谦逊的姿态前往求教学问,往往也有机会获得谒见。如何能够在短时间内打动一个萍水相逢的名公钜卿并博得对方的延誉呢?初次拜谒,比较理想的方式之一就是以贽文投献于对方。诗赋文章不仅是当时科举取士所考察的基本内容,也是评价时人才学的重要依据。这些贽文多是经过精心准备和挑选,往往最能代表个人水平,给对方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也能够缓解初次见面的紧张,而不至于临场发挥失常而错失宝贵的机会。即使这些贽文还不足以引起对方的赏识,也可以作为讨教的具体内容。
  科场失意的苏洵虽已放弃科举的功名,却热衷于拜谒名公钜卿,这与苏轼兄弟进京应考却不行卷形成鲜明对比。苏洵进京后先以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投贽于欧阳修,不仅有幸得到了谒见,而且效果很令人兴奋。修“得其文而异之”
[59],“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60],并云:“予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见君之文,予意足矣!”[61]尹洙、石介二人是欧阳修重振古文的同志,也是柳开、王禹偁以来,到三苏崛起以前,欧阳修本人以外最重要的古文家。欧阳修认为苏洵的文章超过了他们,等于从文学史的高度上肯定了苏洵的地位。于是,将苏洵的文章“献诸朝。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62]韩琦、富弼等也给予苏洵很高的评价。
  而苏轼直到进士及第之后,才“以书见修”。此时的投贽拜谒的性质与目的,自然与宋初举子在科考之前的行卷有本质不同。欧阳修读其贽文,对梅尧臣言:“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
[63]在欧阳修的引见下,苏轼又结识了韩琦和富弼。这几个庆历新政时的核心人物,“皆以国士待轼,曰:‘恨子不识范文正公。’”[64]他们因此而怀念范仲淹,也可见出几位前辈对苏轼的期许之深。
  口耳相传是当时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途径,一经名公钜卿的称扬,默默无闻的士子随之就身价倍增,引起时人瞩目。特别是对于科场失意、默默无闻的地方士人,欲在人才济济的京城扬名立身并非易事。苏洵此番进京,能够一举成名,这无疑得益于欧阳修诸公的大力奖掖。曾巩在给苏洵写的哀词中也这样说道:

  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65]
苏氏父子就这样迅速扬名文坛,由偏远地区进入京城的上层士人交游圈。
  向名公钜卿投贽拜谒是下层士人跻身士林的重要途径;否则,即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也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难得时人知晓、认可。吴孝宗,“文辞俊拔,有大过人者”,然而“少落魄”,并不为人所知。他虽与王安石、曾巩都为抚州人,但这一同乡关系仅是停留在先赋的层面,并没有实现认同意义上的同乡。吴孝宗似乎并未与王、曾建立起交游关系,更没有得到后者的延誉。直到嘉祐初,孝宗“始作书谒欧阳文忠公,且贽其所著《法语》十余篇”,欧阳修“读而骇叹”,问之曰:“子之文如此,而我不素知之,且王介甫、曾子固皆子之乡人,亦未尝称子,何也?”可见,利用各种交游关系获得上层社会的认可,被视作正常的晋身之阶。欧阳修反而对于吴孝宗没有得到同乡的延誉颇感意外,且“尤怜之,于其行赠之诗”,在诗中将其与曾巩相提并论,云:“自我得曾子,于兹二十年。今又得吴生,既得喜且欢。”至熙宁间,孝宗终于“以进士得第一”
[66]
  另一方面,获得学业上的精进也是士子进京拜谒名宗宿儒的另一目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交通、通讯等传播条件下,身居僻远乡间的士子能够受到的教育,多是来自于落第举子出身的乡先生。东京是“文宗儒师”的集中之地,其得天独厚的文化环境对士子学问上的熏陶弥足珍贵。来到京师,如果能够获得名师指点自然是天赐良机,求之不得。比如:李觏年轻时,“孤贫无依,载其空文走南北。楫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穷。尝游京邑,凡时之所谓文宗儒师者,多请谒焉。”
[67]再如朱融,“幼聪警好学,年十五,不预乡贡,慨然自以为身处遐僻,无良师友不足以广闻见,成远业,遂挟策游京师,所从皆一时英俊。” [68]
  京城自有其博大的气派与浓厚的文化氛围,这对开阔地方士子的视野大有裨益。苏辙曾感叹:“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69]东京乃北宋的首善之区,承载着时代最先进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荟萃着最顶尖的文化精英。而且,在文宗宿儒的周围又云集了众多“门人贤士大夫”,能够与他们常相游从,自然是士子学业精进的捷径。
  拜师求学和博求声名这两种动机有时兼而有之。郑獬在《答吴伯固》中云:“伯固读我诗,掉头吟不休。明日踵我门,作诗还相投。”
[70]他的另一首诗《酬王生》云:“两日立我门,再拜求我诗。我诗非美粟,安得充君饥。”[71]这些登门求诗、孜孜好学的青年士子无疑给郑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如果有幸得到对方的指点,又多了一层形同师生的关系和感情。在此基础上,如若士子确有真才实学,名公钜卿则很可能为其延誉。
  大抵求学的士子都会仰慕名师,渴望成为登门入室的弟子。这其中固有真正乐道好学之士,也难免有些浮薄之徒,假求学之名以博取名利。据《渑水燕谈录》所载:

  荆公王文公,以多闻博学为世宗师。当世学者得出其门下者,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多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且讳称公门人。故芸叟为挽词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并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从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词云:“人人却道是门生。”[72]
“时穷节乃见”,一旦时变势失,后者往往“树倒猢狲散”,惟恐殃及自身,而“讳道是门生”了。
  研究历史上的人物活动,除了考虑其行为目的或动机之外,更需要考察该活动的实施所带来的客观结果及其对外在社会的影响。作为士人社会的重要行为模式,成功的拜谒有其重要的社会效应,那即为门生或者门下士这一社会关系的生成。
  对于名公钜卿而言,延揽门生往往被视作其一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史书对此多有记述。比如杨亿,“以文章擅天下”
[73],“重交游,性耿介,尚名节”,“喜诲诱后进,以成名者甚众”[74],故而门生众多。现存史料记载的诸如:仲简,“以贫,佣书杨亿门下,亿教以诗赋,遂举进士”[75]。吴待问,“与杨亿同州里,每造亿,亿厚礼之。门下少年多易之,亿曰:‘彼他日所享,非若曹可望也。’累官光禄卿,以礼部侍郎致仕。”[76]张沔,少从杨亿游,“游杨氏之门者,常数十百人,而公以才见称。祥符初,举进士甲科。”[77]黄鉴,举进士,为国子监直讲,“同郡杨亿尤善其文词,延置门下,由是知名”[78]。这种恩师与门下士之间往往义兼师友。最为著名的当数刘筠,“景德以来,居文翰之选,其文辞善对偶,尤工为诗。初为杨亿所识拔,后遂与齐名,时号‘杨、刘’。”[79]杨亿和刘筠,外加钱惟演,不但是西昆体中作品最多的诗人,也是当时唱酬活动中领导风气的盟主。
  门生关系一旦生成,往往备受当事人的重视,门生往往终身事恩师如父。徐铉无子,身后由“门人郑文宝护其丧至汴,胡仲容归其葬于南昌之西山”
[80]。李遵勖,“师杨亿为文,亿卒,为制服。及知许州,奠亿之墓,恸哭而返。又与刘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81]苏洵父子曾得到韩琦的奖掖而名声鹊起,苏轼兄弟始终对韩琦的恩情心怀感激。韩琦曾“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尝告其子忠彦,将求文于轼以为记而未果。”熙宁八年(1075)韩琦过世,“既葬,忠彦以告,轼以为义不得辞也,乃泣而书之。”[82]十五年后的元祐五年(1090),苏辙仍然“以清酌庶羞之奠”来祭祀韩琦,并作祭文云:“辙等游公之门,迹有戚疏,长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诸草木,农夫所区。方其播之,匪择瘠腴。既苗且实,物自亟徐。究观厥成,功在于初。”[83]元祐八年,苏轼还撰有祭文,对韩琦的提携之恩念念不忘,并表达了要向恩公学习的决心。祭文中有云:“我与弟辙,来自峨岷。公罔罗之,若获凤麟……况我小生,罕见寡闻。敢不师公,治民与军。虽无以报,不辱其门。”[84]苏轼兄弟对于欧阳修的感戴自然更不必说。总之,通过拜谒这一交游形式,门生与恩师的关系得以缔结,并呈现出类似血缘的“代际”传承。
  名公钜卿大都有众多门生,士子在拜师求学的同时,也易于融入恩师周边的交游圈,在日常的雅集、走访中进而结识更多的士人。以某一名宗宿儒为核心,众多的门下士之间又以“同门”相称。这一社会关系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众多的一盘散沙似的士人团结在某一学术或文学领袖周围,聚合为一个带有鲜明特质的学术或文学群体。他们以道义相砥砺,以学问相切磋,游从聚合,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合力,激荡起学术、文学乃至政治的波澜,显示出恒久而顽强的生命力,在历史的舞台上凸现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门生关系及其衍生的同门关系,在宋朝的文化、政治等领域发挥着微妙的作用。

二、“邀结势援以干荐举”  以往对于宋人交游的研究多是考证彼此之间的诗文唱和、学术切磋等等,明显侧重于交游的正面论述。而对于官僚士大夫的私谒却少有论及,这可能与研究士人交游所依赖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乃至诗文唱和等等的书写方式不无关系。这些史料大都是隐恶扬善,对于私谒这种不甚光彩的行为自然少有记述。实际上,私谒现象历代都有,且防不胜防。宋代干谒请托风气之盛,从中央到地方,从高级官僚到一般吏人,从文臣到武将,从外朝到深宫,几乎在在可见,时时有之,成为宋代一种相当严重的社会弊病。
  私谒主要指为了某种目的而私下拜谒请托的行为,即宋代奏章中常常弹劾的“奔走权贵”、“出入权门”、“结托权要”、“游走于公卿之门”等等,其具体情形又很复杂。最为常见、影响最广的当数“邀结势援以干荐举”,以下着重对此予以讨论。相对于地方社会来说,京城的士人数量更多,高官显宦更为密集,私谒现象也就更为突出。因而,在此主要探讨东京的士人私谒。
  入仕之后,通过荐举得以升迁是官员最为关心的要事,故而奔走权门以求举状遂成为他们热衷的活动
[85]。由于干谒之风多有弊端,对此朝廷不无干预,一些官员也有抵制,士人社会也多有批评。学者以往在讨论北宋士风之时,曾对奔竞之风有所论及[86]。本节则拟通过考察北宋东京的士人私谒,进而探讨举主门生关系及其与当时政治、社会的联系和互动。
(一)官员的荐举干谒  前来高官宅中拜谒之人多是为了求得举状。据赵升《朝野类要》所说,求得改官奏状者,对其举主自称“门生”[87]。一旦拜谒奏效,实现荐举的目的,双方的举主门生关系也随之缔结,并在日后的官场中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88]
  “赏识之下,率为闻人”
[89],经由名公钜卿的慧眼识才,大批孤寒士子得以脱颖而出,登上时代的舞台,整个北宋可谓英才辈出,代不乏人。比如李昉所赏拔、荐引的门生,日后多有成为朝中重臣。王操《上李昉相公》诗中对此赞叹道:
  朝苑优游数十春,文章敌手更无人。对扬旒冕如僚友,下直门阑似隐沦。倚槛白云供醉望,榰筇黄叶落吟身。年来得意知难继,大半门生作侍臣。[90]
门生将来飞黄腾达,对于举主而言,也会产生莫大的“得意”感和成就感。李昉之子李宗谔也颇有父风,“有望于朝,名实之士多出其门”[91]。再如晏殊,“文章擅天下,尤喜为诗,而多称引后进”[92],一时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梅尧臣等皆出其门[93]。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诸如韩琦对于欧阳修,文彦博、曾公亮对于王安石,张方平、欧阳修对于苏洵父子,等等。举主担负着为朝廷举荐治国英才的重任,慧眼识才、为国纳贤往往被视作个人的美德与功绩而传为佳话。在墓志铭、神道碑,乃至正史传记等的撰写中,传主的荐才之举也多受到褒扬。
  大多数达官显贵对于荐举活动比较积极。欧阳修即“奖引后进,如恐不及”
[94]。在时人眼中,荐举得人乃值得自豪的重大政绩。孙抃为御史中丞之时,曾举荐素不相识的唐介、吴中复为御史,“后二人皆以风力称于天下”。孙抃晚年执政,尝叹曰:“吾何功以辅政,唯荐二台官为无媿耳!”[95]
  一身正气的举主对待荐举之责非常珍视,在荐举之前要经过悉心的考察。比如谢泌,对于荐举之事非常慎重。他在咸平五年(1002)知贡举,后曾“判吏部铨”[96]。《倦游杂录》云其“名知人,少许可,平生荐士,不过数人”,其中如王曾者,“而后皆至卿相。每发荐牍,必焚香望阙再拜曰:‘老臣又为陛下得一人。’”[97]《东轩笔录》亦云,谢泌“居官不妄荐士,或荐一人,则焚香捧表,望阙再拜而遣之。其所荐虽少,而无不显者”[98]
  被举者对于举主的知遇之恩心怀感戴,终身以门生自居,彼此之间声气相通,互相扶持。当举主与门生的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危及朝廷利益时,皇帝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在皇帝看来,这种私交在日后的政治生活中会凝结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不可避免地为政治斗争中的结党埋下“祸根”。由于举主与门生的关系容易引起皇帝的猜忌和防范,一些士大夫在荐举之时刻意避免让对方知晓。据《涑水记闻》载:

  真宗时,王文正旦为相,宾客虽满座,无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问其居处。数月之后,召与语,从容久之,询访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献之,观其才之所长,密籍记其名。他日,其人复来,则谢绝不复见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请于上,上所用者,辄以笔点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于堂中议其事,同列争欲有所引用,旦曰:“当用某人。”同列争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尝不获可。同列虽嫉之,莫能间也。丁谓数毁旦于上,上益亲厚之。[99]
像王旦这样的举主,荐才并无延揽私恩之意,而是有意避免与所荐之人产生私人恩情。对此中关系之微妙,一些深谙为臣之道的举主心领神会,在荐举之时懂得不市私恩,使恩归于上。《宋史》载:
  昉居中书日,有求进用者,虽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绝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颜温语待之。子弟问其故,曰:“用贤,人主之事;若受其请,是市私恩也,故峻绝之,使恩归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无善辞,取怨之道也。”[100]
李昉不愧为仕历三朝的元老重臣,自有其高妙的处世策略。在荐举活动中,不单单涉及举主和门生双方,还有第三方,即皇帝或者朝廷。在这三方互动的荐举行为中,举主正好处于皇帝、门生两者之间,需要小心谨慎地处理好所涉及的三方关系。再如贾黄中,对“当世文行之士”多所荐引,“而未尝言,人莫之知也”[101]。范祖禹也是如此,所荐之士“后多贵显,人无知之者”[102]。《宋史》论曰:“黄中多所荐引而不有其功,此固人之所难也”[103]。此类褒扬之辞也透露出君臣秩序观念对举主如何摆正自身位置所倡导的取向,那就是要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而不能借荐举之名以售私恩。
  在荐举之时,刚正清廉之臣往往不涉及个人私情。欧阳修与梅尧臣相知甚深,“相与至厚,然不闻荐引,卒使沈于下僚”。对此中原因,范冲曾问其父范祖禹。祖禹曰:“前辈不以朝廷官爵私于朋友故旧。”接着祖禹又言及祖辈范镇,云其亦是如此。据范祖禹所云:“旧日子弟赴官,有乞书于蜀公者”,遭到范镇拒绝,因为在范镇看来,“仕宦不可广求人,知受恩多,则难立朝矣。”
[104]
  当然,并非所有官员都像李昉、贾黄中、欧阳修、范镇、范祖禹等人那样耿介廉明,因缘请托、徇私舞弊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从举主方面看,荐举的名额往往优先配置在个人的人际圈内,而其核心的圈层即血缘、亲缘以及学统内的成员等等。尤其在“选人倍多,员阙常少”的宋朝,阙位竞争甚为激烈,“遇有合入阙次,多被权贵之家将子弟亲戚陈乞,便行冲改”,“待阙者多是孤寒贫乏之人,得替住京,动经年岁”,“只就权贵勾当家私,不问孤寒便与不便”[105]。正如曾巩所说,“京师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后辈。公卿家子有宾客亲党之助,略识文书章句,辄岀与寒士较重轻,由此名称多归之,而主升绌者,因得与大位。”[106]对于拥有丰富人际资源的公卿子弟而言,无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时至北宋,权贵之家也意识到依靠世袭、恩荫等方式不足以保证家族的长盛不衰。为了维持家族势力的可持续发展,他们也在寻求其他的出路。首先,在血缘范围内,他们注重家法,教育子弟求取科举功名。其次,他们还通过联姻等方式积极吸纳科举及第者进入家族的姻亲网络。再次,通过荐举等方式来积累人脉,其主要表现形式即为滥发荐章,收买人情。仁宗至和二年(1055)二月,宰臣刘沆“欲杜请托侥幸之路”,因陈“三弊”,其中之一即为:“近臣保荐辟请,动踰数十,皆浮薄权豪之人,交相荐举,有司以之贸易,遂使省府、台阁华资要职,路分、监司边防寄任,授非公选,多出私门。”
[107]权贵徇私不仅有悖于官员选任的公平原则,对仕途迁转的正常秩序形成莫大的搅扰;而且造成了荐举不实的后果,助长了奔竞之风。
  在不同阶层的士人的互动模式中,达官显贵的积极荐举是自上而下的一种表现。与此相反的自下而上的模式,则是中下层官员奔走于权贵之门以求举状。士人行为模式的背后潜藏着制度的动因。作为宋代官员选任的重要途径,荐举保任法深深地影响到士人的生存发展。荐举法要求有一定员额的举主作为幕职州县官磨勘改官的前提之一,举荐遂成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下层官僚仕途前景的要切事件。诚如庆历五年(1045)欧阳修所说,“凡要切差遣,无大小尽用保举之法”
[108]
  为了早日取得规定的荐章,蹭蹬于仕途的中下层官员除了勤于职守、多积劳效这一正途外,那就是结交权贵,经营人脉。正如庆历三年(1043)时任谏官的欧阳修所指出:“近年风俗偷薄,士子奔竞者,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如邱良孙者;又有广费资财,多写文册,事业又非绝出,而惟务干求势门,日夜奔驰,无一处不到,如林概者。”
[109]由于交通权贵,被纳入其关系网络,将获得更多被荐举的机会,所以游走于公卿之门被视为仕途升迁的终南捷径。
  朝中有人举荐对于仕途的发展意义非常。利之所趋,干谒之风大为盛行。特别是在都城东京,云集着众多达官显贵,丰富的举主资源所伴生的荐举活动更为活跃。游走于权贵之门,堪称京城社会的一道“风景线”。达官显贵的宅中多有故交旧友的干谒请托。《过庭录》云:

  石苍舒与韩魏公有旧。韩拜相,石至干禄,留数月无成。石作诗以别归,云:“[逸上句。]帘前二圣拥千官。唯有扫门霜鬓客,却随社燕入长安。”韩览之恻然,遂注一官而去。[110]
无独有偶,章惇身居高位时,宅中亦有这种情形。王观早年与章惇友善,时号“观三惇七”。后章惇位至执政,而王观蹭蹬不达。观遂至堂见惇,惇邀其至阁中话旧。临行,观谓惇曰:“相公莫要忘了观三。”惇颇有惭色[111]。故交旧友一旦飞黄腾达,常常成为干谒请托的首要人选。面对故人的请托,当权者往往不好断然拒绝,在举人任官时难免会羼杂私情。
  当权者如若不留情面地拒绝前来干谒之人,还可能遭其怨恨,甚至招致报复。蔡确早年“尝从处厚学赋,及作相,处厚通牋乞怜,确无汲引意”,处厚遂怀恨在心。王珪用其为大理丞。“王安礼、舒亶相攻,事下大理,处厚知安礼与珪善,论亶用官烛为自盗。确密遣达意救亶,处厚不从,确怒欲逐之,未果。”蔡、吴二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王珪“请除处厚馆职,确又沮之”
[112]。蔡确不仅对处厚不加提携,而且几次三番在其升迁路上设置障碍,处厚内心积蓄的怨怒可想而知。正好蔡确作《车盖亭诗》,吴处厚遂借机报复,于元祐四年(1089)上奏,引发了惊动朝野的大狱“车盖亭诗案”[113]
  为了争取更多被举荐的机会,官员们积极通过各种关系辗转寻求门路,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以搭建有效的官场网络。元祐中,游冠卿知咸平县回京。是时,其同年友范祖禹之叔范镇在中书,冠卿遂想通过祖禹求得范镇的特殊关照。一日,冠卿来谒祖禹,曰:“畿邑任满,例除监司,欲乞一言于凤池。”
[114]
  宰相而下,两制等侍从官员肩负着为国荐才的重任,他们宅中多有干谒现象。宋朝皇帝“以两制为贤,使主天下之士”,“得一士为天下利,繄两制之功;失一士为天下害,繄两制之罪”[115]。士子深知两制官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关乎着自己的仕途命运,“遇其知则朽株为春华,咈其意则夷路为太行。”[116]能否与之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对士人的宦途沉浮往往起到关键性作用。因而,他们“日干于两制之门”,“书不惮手之胝,言不恤唇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风,唯恐不得请也”[117]。士人最常见的方式不外乎投献贽文,并争取获得谒见机会,巧言令色,以“露其才业”,谋求权贵赏识,获得仕进。比如张士逊,淳化三年(992)进士及第,久困选调,年近五十,始转著作佐郎、知邵武县。“还朝,以文贽”翰林学士杨亿,可是,连续三日前往其门,“连值杨公与同辈打叶子,门吏不敢通,公亦弗去”。杨亿忽从窗户的缝隙看到了士逊,见其气度非凡,遂客气地“延入款语,又观所为文,以为有宰相器” [118]。不久,杨亿就举荐张士逊为监察御史,后累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19]
  前往权贵宅中的拜谒者络绎不绝,主人自然是应接不暇。为了提高拜谒的效率,拜谒者往往马不停蹄地一日奔走数家。皇祐、嘉祐中,“未有谒禁,士人多驰骛请托,而法官尤甚。有一人号‘望火马’,又一人号‘日游神’,盖以其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故也。”
[120]达官权贵的私第分散座落于京城的不同位置,“远近不一,极日力只能至十数处”[121]
  王安石在变法时不次用人,却使干谒之风有机可乘,甚至出现了被时人讥刺为“三拗”的怪异现象。据《石林燕语》所载:

  祖宗时,执政私第接宾客有数,庶官几不复可进。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于是不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往往皆于送客时罗列于庑下,以次留身,叙陈而退,遂以成风。执政既日接客,至休日,则皆杜门不复通。阍吏亦以榜揭于门曰:“假日不见客。”故事,见执政皆著靴不出笏,然客次相与揖,则皆用笏。京师士人因言厅上不说话,而庑下说话;假日不见客,而非假日见客;堂上不出笏,而客次出笏,谓之“三拗”。 [122]
王安石此举的本意,自然是为变法的推行不拘一格地拔擢人才;但其客观效果,确实助长了浮薄之徒的干谒活动。这也为变法的反对者抨击王安石提供了口实。
  北宋晚期,蔡京权倾一时。为了能够得其接见,有人可谓煞费苦心。有一士人每天都第一名赶到蔡家门口,如此累月。蔡京因阅门下见客簿,非常惊异,被其诚心打动,“召与语,可听,遂荐用至大官”。这一锲而不舍终获接见的例子,也许激励了更多的后来者加以效尤。更有甚者,采取更为过激的方式,结果却弄巧成拙。颜天选欲谒见蔡京,未果,乃随职事官入道史院。被发现后仍不肯退出,并与吏人发生争执。蔡京命人将其引来,语之曰:“公少年高科,乃不自爱惜!道史与国史同例,奈何阑入此耶!”天选遂被吏人执送开封府鞫罪,特旨除名,送宿州编管。据说,“自此士风稍革”
[123]
  达官显贵往往在宅院门口配备阍者把守。阍者,俗称门子,负责检查来访者的身份,以决定其可否进入宅中。《萍洲可谈》载:“士大夫以造请为勤,每遇休沐日,赍刺自旦至暮,遍走贵人门下。”由于权贵的私第门庭若市,能够得到接见并非易事,“往往计会阍者纳名刺上见客簿,未敢必见也”。名刺就像当今社会的名片,纳上之后,还要通过阍者这一关。“阍者得之,或弃去,或遗忘上簿,欲人相逢迎;权要之门,则求赂,若稍不俯仰,便能窘人”
[124]。住宅空间的私密性通过阍者得到进一步加强。阍者对于能否获得谒见起着关卡的作用,其存在无疑增加了谒见权贵的难度,加深了宅第与外界的隔离。
  达官显贵有意设置阍者对拜谒者进行“过滤”,既反映了前来其宅中的拜谒者应接不暇;也反映出宅主对于来谒者的被动应付。而这种消极心态的形成与拜谒行为的功利性目的不无关系。《渑水燕谈录》载:

  史延寿,嘉州人,以善相游京师,贵人争延之。视贵贱如一,坐辄箕踞称我,人号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吕文靖公尝邀之,延寿至,怒阍者不开门,叱之,阍者曰:“此相公宅,虽侍臣亦就客次。”延寿曰:“彼来者,皆有求于相公;我无求,相公自欲见我耳。不开门,我竟还矣。”阍者走白公,公开门迎之。延寿挟术以游于世,无心于用舍,故能自重也如此。[125]
严格来说,史延寿本人并算不上士人,但他对阍者所说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那些来谒者皆有所求,这才是吕夷简不轻易接见来客的主要原因。拜谒这一交游行为具有明确、直接的功利性目的,这使得交游双方处于不同的心理状态。来谒者多是有求而来,积极主动,宅主则心存戒备,消极应付。相应地,双方在交游中也处于不对等的地位,交游气氛也因此严肃紧张。
  正如张邦炜先生所指出,至北宋晚期的士大夫阶层总体上已堕落,其中的一个表征即为奔竞之风愈演愈烈
[126]。徽宗即位之初,礼部侍郎陆佃的上疏中有云:“近时学士大夫相倾竞进,以善求事为精神,以能讦人为风采,以忠厚为重迟,以静退为卑弱。”[127]虽然以科举为目的之进士行卷在庆历(1041-1048)年间已经废止,但作为士人拜谒的一种礼俗,行卷之礼直到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间仍被一些士人沿用。《梁溪漫志》写道:
  前辈行卷之礼,皆与刺俱入,盖使主人先阅其文,而后见之。宣和间,苍梧胡德辉见刘元城,尚仍此礼。[128]
但是,宋初的“请见”、“谢见”、“温卷”以及“叙谢”之类的恭谨礼仪已经渐被摒弃,正如王辟之所云:“近岁举子不复行此礼”[129]。取而代之的则是,“相见之时以书启面投,大抵皆求差遣,丐私书,干请乞怜之言”[130]。士人在先达心目中的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由北宋前期礼节甚恭的谦谦君子,到北宋晚期径求差遣的世俗禄蠹。同样是拜谒先达,却情形迥异。从根本上说,是行卷目的已由“崇饰纸笔以希称誉”变为了“邀结势援以干荐举”。如果说前者还保有几分士人身份的自尊和矜持,后者即已完全蜕变为赤裸裸的请托,甚至可以说是急功近利的“要官”、“跑官”。 除了投贽而外,私谒现象中还常有礼品的馈赠。朱梦说曾指出“当时搢绅之士,竞于取媚权豪。易古器,鬻图画,得一真玩,减价求售,争妍乞怜。服儒者衣冠,为侯门常卖。”[131]
  士人行为方式的变异反映出的不单单是礼节的荒疏,更给人警示的则是士风日下,人心不古,乃至社会道德的缺失。北宋中后期政治上党争不休,是非不清,正义和廉耻经受着考验。至北宋晚期,晚生后学崇敬追慕的精神偶像渐次倒塌。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遭致怀疑,而代之以道德信仰的危机。道义、学术、文化层面的代际沟通与传承渐被剥离,而让位于物欲的追逐、利益的交换以及权势的争夺。
(二)朝堂内外的态度  干谒者的动机与目的,虽不尽相同,但多数情况是希望通过私谒,求托权贵,将自己举荐给朝廷,捞得一官半职或使自己得到升迁。干谒之风既搅扰了官员选任迁转的正常秩序,也对社会道德风气造成了不良影响。虽然这一现象屡禁不止,但朝堂内外普遍持否定的态度。为了防止请托,在源头上直接杜绝私谒现象,朝廷屡屡颁行“谒禁”的诏令,利用国家权力从制度规定上进行干预。对此学界多有论述,在此不多赘述[132]
  相对于朝廷法令的硬性规定,士人社会的舆论能够起到一种软性的道德监督作用。在京城社会,以私谒为主要形式的奔竞现象虽然甚为常见,但依然为时人所不齿,被视为“非端士”之举。朱彧《萍洲可谈》载:

  兴国贾公衮自京师归,余问物价贵贱,贾曰:“百物踊贵,只一味士大夫贱。”盖指奔竞者。[133]
“多务奔竞”的士风所带来的弊端之一就是任人不当。以徇私请托为直接目的的私谒行为,其影响已经超出私人事务的范畴,对朝政纲纪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私谒权门属于地位较低的一方主动向特权阶层谋求“制度外”关照的功利活动,其具体情形又比较复杂。宋人对当时的交游现象多有不满,其批评的矛头也多是指向这种行为。真宗时,赵湘曾在《送杜骧序》中感慨道:

  古之人皆善游,或以名游,或以艺游,或以仁义游,或以忠信游,是故游之名焕乎,亘千古不可得而斥焉。今游者则不然,或以趋媚游,或以权势游,或以颊舌游。[134]
“士风日下,人心不古”是人们抨击现实的常用措辞,这并不说明古代确实优于当前,而是将古人作为一个寄托,藉以道出美好的理想,并作为参照来对比当前的丑陋现象。在赵湘看来,理想中的交游活动应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或以名游,或以艺游,或以仁义游,或以忠信游”;而现实中则多为势利之交,“或以趋媚游,或以权势游,或以颊舌游”。虽然也有个别正直廉洁的“善游者”,比如赵湘所赞誉的“行发艺振,名行实随”的杜骧;但赵湘也承认在社会大环境的污浊之下,这种“异于众人之化”的行为,“多为今之游者之所鄙邪”[135]。对此,很多士大夫都有感触。李觏在《上江职方书》中一针见血地道破士人游谒权贵之门的不同动机。在权贵看来,前来拜谒之人的事由可能不同,但都会别有所求。基于这一心理定势,宾主之间无疑横亘了一道无形的鸿沟。权贵们对来访者自然怀有一种蔑视和厌弃,“唯恐拒之之弗绝”。虽然来访者中也有“道义而来者”,权贵们“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释,则所以待之之礼与众无异”,致使“好古洁廉之士,拂衣远遁”[136]。士人在积极奔走,努力打开交游大门之时,也在自身与他人交游的道路上设置着障碍。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
  对于“丐私书,干请乞怜”的不速之客,“主人例避谢而入袖,退阅一二,见其多此等语,往往不复终卷。彼方厌其干请,安得为之延誉?士之自处既轻,而先达待士之风,至此亦扫地矣。”
[137]以贽文投献名公钜卿,最重要的作用乃以此得到“延誉”,而后人如此赤裸裸的干谒请托,给受卷者带来的只能是恶劣的第一印象,其结果难免适得其反,再企图得到延誉、荐举自然是缘木求鱼了。正如《渑水燕谈录》所云,“亦鲜有上官延誉后进者”[138]
  有识之士认为,“缙绅之间多务奔竞,匪裁抑之,则无以厚风俗”,对此不无忧虑,并不断进行着监督和鞭挞。庆历二年(1042),知谏院欧阳修弹劾茹孝标“居父之丧,来入京邑,奔走权贵,营求起复”
[139]。刘琦等人也曾上奏揭发王无咎来京师,“以聚徒教学为名,出入权门,营求直讲”[140]。赵抃奏状陈乞追夺郑戡所授京官,弹劾其改授大理寺丞乃“违条转官”,“悉以戡家豪行贿,结托权要所致也”[141]。再如,王广渊新除直集贤院,司马光认为广渊升迁的一个可能的途径即为“以唇舌便佞,游走于公卿之门”,以此得到执政的荐举。司马光之所以弹劾广渊,是因为“广渊虽有文艺,其余更无所长,于士大夫之间好奔竞,善进取,称为第一。若以此获公卿之知,则其人固非端士矣”。这样一个无才无德之辈得到重用,司马光认为是“憸人进者,乱之阶也”[142]
  对于干谒请托这样的不正之风,一些刚正之臣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在职权范围内直接予以抵制。孙抃在召议馆职之时,以文投献翰林学士盛度。这一行为显然有悖公正和情理,为“正刚蹇绝”的盛度所厌恶,怒斥曰:“投贽尽皆邪道,非公朝所尚。”孙抃“惶恐失措而退”,惟恐比试学士院时被摈落
[143]。宋仁宗年间,“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请谒”,时任宰相的王曾对其“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会玉清昭应宫灾,乃出知青州。”[144]元祐初,钱勰知开封府,老吏畏其敏。“宗室、贵戚为之敛手,虽丞相府谒吏干请,亦械治之。积为众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145]不过,像盛度、王曾、钱勰这样有限的几个耿介清廉之士不仅难以改变腐败的现实,而且受到排挤打压,影响到自身的升迁。
  来自士人社会的监督与揭发,对干谒之风也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王安石为相时,行三舍法,“人间传以为凡试而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如市矣。”饶州进士虞蕃击登闻鼓,言:“凡试而中上舍者,非以势得,即以利进,孤寒才实者,例被黜落。”宋神宗遂下令开封府调查,虞蕃进一步揭发参知政事元绛之子耆宁“尝私荐其亲知,而京师富室郑居中、饶州进士章公弼等,用赂结直讲余中、王沇之、判监沈季长,而皆补中上舍。”当时权知开封府的许将“恶蕃之告讦,抵之罪”。宋神宗“疑其不直,移劾于御史府,追逮甚众”。虞蕃进而揭发许将“亦尝荐亲知于直讲”。于是许将、元耆宁、沈季长等人皆下狱,或被贬官,或被除名,分别受到相应的责罚。在此案的审理中,虞蕃的积极监督与大胆揭发有效地发挥了作用,此举不仅打击了涉案人员,而且起到了杀一儆百的社会效果,“士子奔竞之风少挫矣”
[146]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耿介之士不事干谒。比如崔遵用开宝九年(975)举进士,年方十八,虽其“文中格”,宋太祖“指以年少,时罢去”。遵用遂“羇游山东十余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将相也,往往记召,终不肯一造其门下。”
[147]再如陈师道,“游京师踰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舆论对陈师道的行为还是多有赞赏,称其“高介有节,安贫乐道” [148]。这种孤高傲世的生存方式既体现出个人的洁身自好,也反映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当权者的蔑视。
  朝廷除了对奔竞者进行直接的防范和惩处之外,也希望通过表彰正面典范,以达到积极的激励效果。皇祐三年(1051)五月,宰臣文彦博等指出“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则奔竞躁求者庶几知耻”。这个建议得到朝廷的采纳,这次“旌擢”的名单中包括“十余年不磨勘”的张瓌、“恬然自守”的王安石以及“安于退静”的韩维等人
[149]。北宋末年的靖康元年(1126)四月,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上言:“布衣江端友,隐居京城东郊,素有高行。当围城时,上书论事甚众,终不肯一至公卿之门。伏望特加官使,以风四方。”朝廷遂下诏“以为承务郎,赐同进士出身”[150]。显然,江端友的操行不仅得到士人社会的赞赏,而且得到朝廷的嘉奖。
小  结  拜谒乃士人为实现科举、仕宦等理想而积极采取的一种交游方式。宋初士子的行卷是出于对科举功名的渴望,拜谒名师是出于对学业精进的追求,下层官员的干谒是出于对仕途升迁的热衷。所有这些行为都体现出士人积极提高自身地位的努力。这些形形色色的拜谒,既反映出当时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他们生存、发展的重要途径。经由拜谒建立起的社会关系,成为日后发展中的重要人脉,也是下层士人向上流动之重要一途。
  经由拜谒活动,门生关系得以生成。在此之后,日常性的拜望、走访还会时常发生;在门生关系之外也还有其他情形的拜谒现象。本文不求面面俱到,所讨论的拜谒主要集中于门生关系的生成这一环节,具体而言,侧重讨论了以下三种门生关系:
  一是知举官与及第进士之间的座主门生关系。宋初沿袭唐、五代举子向知举官行卷的风气,及第者与知举官形成“门生”与“座主”的关系。随着科举改革措施的颁行,考前的行卷基本消歇。
  一是学问师承上的恩师门生关系。东京城内名宗宿儒云集,士子热衷于投献贽文,拜访名师,并以“门生”或“门下士”自居。
  一是荐举中的举主门生关系。荐举法是宋代任官制度中的重要内容,被举者对举主也自称“门生”。鉴于这种干谒行为弊病颇多,朝廷对此屡有禁止,士人社会也多有批评。
  这三种“门生”的内涵不尽相同,但也有其共通之处。对于当事人双方而言,有时可能兼有其中的两种甚至三种关系。由于北宋东京的文化名人与政坛要人有着高度的重合,这一师生关系的缔结除了学术文化的追求,也往往兼有仕途目的和政治意义。名公钜卿在向朝廷荐举人才之时,其知贡举时所拔擢的进士,以及随其常相游从的门生,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总之,士人之间的关系既非一成不变,也非单层划一,而是呈现多元复合的结构。同样的交游主体,彼此实质性的身份关系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有所侧重。

  本文的撰写、修改,得到北京大学邓小南教授的悉心指导,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精辟的建议,谨致谢忱。
  〔作者梁建国,1978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参见邓小南《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交游为核心的考察》,《国学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4页。
[2]李觏:《李觏集》卷二七《上江职方书》,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2页。
[3]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36页;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87页。
[4]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李树桐:《唐代科举制度与士风》,《唐史新论》,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68页。
[6]王静:《唐代长安社会史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25-30页。
[7]高津孝:《宋初行卷考》,《科举与诗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8]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原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后收入氏著《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340-362页。
[9]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七《上主司李学士书》,四部丛刊本。
[10]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
[11]《河东先生集》卷七《上主司李学士书》;卷八《上卢学士书》。
[12]《河东先生集》卷五《答梁拾遗改名书》。
[13]《河东先生集》卷一六《柳公行状》。
[14]《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044页。
[15]《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六《厚遗宅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9页。
[16]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宋史》卷四四一《卢稹传》,第13043页。
[18]徐铉:《徐公文集》卷二三《进士廖生集序》,四部丛刊本。
[19]《宋史》卷四四一《卢稹传》,第13043页。
[20]《宋史》卷三〇六《张去华传》,第10108页。
[21]《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第9425页。
[22]《宋史》卷四四〇《钱熙传》,第13037页。
[23]《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6页。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三月辛酉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97-298页。
[25]《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9页。
[26]《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6页。
[27]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8-119页。
[28]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
[29]《宋史》卷二八五《冯拯传》,第9608页。
[30]范镇:《东斋记事》卷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页。
[31]《石林燕语》卷六,第85页。
[32]《宋史》卷三一〇《王曾传》,第10182页。
[33]《宋文选》卷七《投宋拾遗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29页。
[35]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页;王称:《东都事略》卷三九《王禹偁传》,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613页。
[36]陈植锷:《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第131-154页;《宋初诗风续论》,《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203-215页。
[37]王禹偁:《小畜集》卷一九《送丁谓序》,四部丛刊本。
[38]《宋史》卷四三二《高弁传》,第12832页。
[39]《小畜集》卷一九。
[40]《东都事略》卷四九,第737页。
[41]《小畜集》卷二〇《送江翊黄序》。  
[42]《渑水燕谈录》卷六,第69页。
[43]江少虞编:《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页。今本《渑水燕谈录》记有此事,但文字与此稍异。
[44]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期;后收入《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45]《长编》卷三,建隆三年九月条,第71页。
[46]《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第9195页。
[47]参见何冠环《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4-30页。
[48]《宋史》卷四三九《宋白传》,第12999页。
[49]《宋史》卷二六六《苏易简传》,第9172页。
[50]《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五之一一,中华书局1957年版。
[51]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第59-61页。
[52]沈括:《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一》,《全宋笔记》第二编(三),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按:郑獬中状元在皇祐五年(《长编》卷一七四,皇祐五年三月辛酉条,4203页。)
[53]参见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31-44页。
[54]由于进士行卷之外的其他投贽拜谒行为在宋初即与进士行卷共存相伴,并且在后者止息之后继续存在;所以,以下讨论的时段为包括宋初在内的整个北宋。
[55]参见祝尚书《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载《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第343页。
[56]王水照:《“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王水照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74-391页。
[57]王水照:《论“苏门”的词评和词作》,《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58]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八,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7页。
[59]《曾巩集》卷四一《苏明允哀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60页。
[60]《张方平集》卷三九《文安先生墓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17页。
[61]《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一二《颍滨遗老传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14页;又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五,文字略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页。
[62]《欧阳修全集》卷三五《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2页。
[63]《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10801页。
[64]《苏轼文集》卷一〇《范文正公文集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页。
[65]《曾巩集》卷四一《苏明允哀辞》,第560页。
[66]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5—136页。
[67]《李觏集》卷二七《上范待制书》,第293页。
[68]韩维:《南阳集》卷二九《宋故进士朱叔晦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苏辙集·栾城集》卷二二《上枢密韩太尉书》,第381页。
[70]郑獬:《郧溪集》卷二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1]《郧溪集》卷二四。
[72]《渑水燕谈录》卷一〇,第126-127页。
[73]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74]《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83页。
[75]《宋史》卷三〇四《仲简传》,第10077页。
[76]《宋史》卷二九一《吴育传》,第9727页。
[77]刘敞:《公是集》卷五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8]《宋史》卷四四二《黄鉴传》,第13086页。
[79]《宋史》卷三〇五《刘筠传》,第10089页。
[80]《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第13046页。
[81]《宋史》卷四六四《李遵勖传》,第13569页。
[82]《苏轼文集》卷一一《醉白堂记》,第344—345页。
[83]《苏辙集·栾城集》卷二六《祭忠献韩公文》,436页。
[84]《苏轼文集》卷六三《祭韩忠献公文》,第1954页。
[85]对于宋代荐举问题的制度规定,学界多有精到的考证和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参见曾小华《宋代荐举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41-51页;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86]倪士毅:《论北宋奔竞的士风》,《第二届宋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版,第25-35页;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6-84页。
[87]赵升:《朝野类要》卷三《改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对于荐举中的关系网问题,可参见邓小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第157—163页。
[89]《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81页。
[90]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二四,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57-358页。
[91]《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一四《贾公墓志铭》,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页。
[92]《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第385页。
[93]《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第10197页。  
[94]《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81页。
[95]《宋朝事实类苑》卷五七《知人荐举》,第747页。
[96]《宋史》卷三〇六《谢泌传》,第10096-10097页。
[97]张师正:《倦游杂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98]《东轩笔录》卷一〇,第116页。
[99]《涑水记闻》卷六,第118页。
[100]《宋史》卷二六五《李昉传》,第9139页。
[101]《宋史》卷二六五《贾黄中传》,第9162页。
[102]晁说之:《晁氏客语》,《全宋笔记》第一编(十),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103]《宋史》卷二六五《贾黄中传》,第9163页。
[104]《晁氏客语》,第128页。
[105]《欧阳修全集》卷一〇八《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至和元年六月)》,第1632页。
[106]《曾巩集》卷四一《王君俞哀辞》,第562—563页。
[107]《长编》卷一七八,至和二年二月条,第4318页。
[108]《欧阳修全集》卷一〇七《论两制以上罢举转运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状》,第1623页。
[109]《长编》卷一四五,庆历三年十一月辛巳条,第3502页。
[110]范公偁:《过庭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68页。
[111]《过庭录》,第359页。
[112]《宋史》卷四七一《吴处厚传》,第13702页。
[113]车盖亭诗案乃宋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多有研究,此处不多赘述,可参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7页,等等。
[114]《晁氏客语》,第126页。
[115]《李觏集》卷二七《上刘舍人书》,第279页。
[116]《李觏集》卷二七《上刘舍人书》,第279页。
[117]《李觏集》卷二七《上刘舍人书》,第279页。
[118]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页。
[119]《宋史》卷三一一《张士逊传》,第10216-10219页。
[120]《青箱杂记》卷二,第18页。
[121]朱彧:《萍洲可谈》卷一,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0页。
[122]《石林燕语》卷六,第89页。
[123]《萍洲可谈》卷一,第120—121页。
[124]《萍洲可谈》卷一,第120页。
[125]《渑水燕谈录》卷四,第47页。
[126]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第76-84页。
[127]《宋史》卷三四三《陆佃传》,第10919页。
[128]费衮:《梁溪漫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129]《渑水燕谈录》卷九,第118-119页。
[130]《梁溪漫志》卷三,第28页。
[131]张知甫:《可书》,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13页。加藤繁在探讨宋代金银在私经济方面的用途时曾论及贿赂的问题,参见氏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0-137页。
[132]自宋初开始,到徽宗朝为止,几乎整个北宋,朝廷对于禁谒的范围不断扩大,使谒禁法更加严密完善。相关研究可参见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第100-102+119页;《宋代官吏谒禁制度述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80-87+107页;朱瑞熙《宋代官员回避制度》,载《中华文史论丛》第四十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72页;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72-75页。
[133]《萍洲可谈》卷一,第121页。
[134]赵湘:《南阳集》卷四《送杜骧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5]《南阳集》卷四《送杜骧序》。
[136]《李觏集》卷二七《上江职方书》,第282页。
[137]《梁溪漫志》卷三,第28页。
[138]《渑水燕谈录》卷九,第119页。
[139][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622页。
[140][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〇九《上神宗论王安石专权谋利及引薛向领均输非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188页。
[141]赵抃:《清献集》卷九《奏状乞追夺郑戡所授京官》,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2]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三二《王广渊札子》,四部丛刊本。
[143]《青箱杂记》卷六,第64页。
[144]《宋史》卷三一〇《王曾传》,第10185页。
[145]《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第10350页。
[146]《东轩笔录》卷六,第71页。
[147]《苏舜钦集》卷一四《处士崔君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148]《宋史》卷四四四《陈师道传》,第13115页。
[149]《长编》卷一七〇,皇祐三年五月庚午条,第4091-4092页。
[150]韩淲:《涧泉日记》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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