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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居家、打仗、做官都在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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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28 05:27: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9年11月23日 09:46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http://book.ifeng.com/culture/2/200911/1123_7458_1447089.shtml



旧时的书人书事,总会被人不断提起,它们的时代固然有些远,然而,又那么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城市的寻常巷陌。当今人们的读书生活已和百年前完全不同了,像现在的“三湘读书月”,就让寒冷的长沙冬天,涌动一股人文的暖流……


湖南人居家、打仗、做官,都在读书

起初,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中,湖南在全国处于籍籍无名的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人才群体在历史的洪波中涌起,群星璀璨地照亮了几乎大半个近现代史的星空。

有一种说法,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与读书相关。

近代史上,以湖南人为主体组成的湘军,固然善于扎硬寨打死仗,但在打仗的同时,曾左胡彭,几乎每位赫赫有名的统帅都在边打仗边读书。


从长沙岳麓书院走出去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在还没有带兵之时,就已是一个十足的书迷,他在北京考完试后回家,曾“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易之。”在北京时,曾国藩逛琉璃厂书市,发生因买书而结识良友贵筑莫友芝的趣闻。然而在战争紧张激烈的时候,曾国藩还在读书,即使初见胜利曙光,曾国藩也没有松弛下来。同治二年,湘军包围金陵,胜利在望,然而53岁的曾国藩却仍在读书,其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说:“晡后,披阅诗古文词,读诵经子一卷,时读孟子书,分四条编记——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半年后,金陵即将攻克,曾国藩想的是“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不但要让自己读书,还要让江浙这片原本的读书之地迅速恢复读书的氛围。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江南后,固然将金银财宝运往湖南,同时,也从战火余烬中抢救出不少珍贵书籍“携以归湘”。

战后,爱书的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藏书处就有富厚堂、求阙斋、八本堂。其中富厚堂藏书即达30余万卷。自然比叶德辉近20万卷的观古堂藏书量要大得多。

同时,湖南人在北京的忠义祠设立有湖广驻京同乡会图书馆,即楚宝书籍管理处,湖南人不但在自己的家里读书,出外打仗读书,在北京当官,当然更少不了读书。楚宝书籍管理处,近年来被郑伟章、姜亚沙等学者认为是“中国图书馆之祖”。


叶德辉说:书与老婆,概不外借

读书人爱书,爱书的人,就不太愿意把书借出去。贵如曾国藩,也不太想借书给人,曾国藩曾给家里人写信说:“家中书籍,用心收着,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近来积书家如浙之天一阁、昆山徐氏,断不借与人书,欲观者至其家观之,欲抄者至其家抄之。乱后旧书无版,即有新刻,字多错讹,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我回来赖此延年。此要务也。”

近代文化名人叶德辉在长沙坡子街、白果园等处都有居宅。叶德辉在历史上是个很有争议、个性强烈的人物。在长沙城中,他常扬言,他有“二不吃”:“鸦片不吃,亏不吃。”

众所周知,叶德辉藏书甚丰,珍本尤其深藏不露,且绝不借人,为防止亲朋好友借书,叶德辉在书橱标贴一字条:“老婆不借,书不借。”将书与老婆看得同等珍贵。

当然叶德辉也搞些今天看来的“宝”路情,比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晒书日,他必亲自动手来晒书,翻动整理他的书籍,不肯假他人之手。他的珍本书中并夹有春宫图片,谓“防火”。叶德辉说:“吾家别无长物,书即吾之财产,不得不慎重处理。”


近代湖南藏书家,最怕就是“富二代”

叶德辉说:咸丰时,东南士大夫藏书有名者三人,一朱学勤,一丁日昌,一袁芳瑛。袁芳瑛是湖南湘潭人,为曾国藩的亲家。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袁芳瑛)其生平有一大事,则为藏书,号为近代第一。”

但袁芳瑛在江浙做官时,不幸死于任上。其夫人将丈夫袁芳瑛收自东南的善本藏书,“长舸巨舰,载入湘中,宝物因之免劫,其为功德无量”。此后,号称“天下第一”的袁氏卧雪庐藏书,就在省城长沙暂时安了家。

不过,“全国第一”的藏书安家长沙后,袁芳瑛的儿子袁榆生却“不喜故书雅记,以五间楼房闭置诸籍,积年不问”。

光绪初年,有位督学前往袁家查看他们家从江浙收来的“东南文献菁华”,却见“两层自下至栋,皆为书所充塞,非由书丛踏过,莫移一步,以书纵横填垛,即移亦无从遍阅,惟随手翻之,辄是宋元佳椠而已,最可病者白蚁累累可见,想其中书蚀已自不少。”

袁家有书不读,人家就会来打主意,袁榆生有饮酒和赌博喜好,于是有人就请他喝酒赌钱,欠下钱后,就以书作抵。而榆生发现了他家书的价值,在第二年,干脆就请来一条船,载数百箱书,运往武汉竞售,购者麇集。李盛铎在袁家藏书出来后,购得十分之一,后来这些书藏诸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收藏有湘潭袁家流出来的众多善本,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古籍善本之亚。

袁榆生在长沙死后,袁家在长沙更加无法立足,于是袁家自省城长沙迁回湘潭老屋。当时袁家卧雪庐藏书尚有数橱柜。袁家第三代对这些最后的珍藏本深为爱惜,不许人进书屋。但老屋年久失修,雨水灌入书橱,很久才被发现。到农历六月初六晒书日,袁家才发现书页粘和不能揭开,竟将这些书籍全部焚烧。

与袁氏卧雪庐可相提并论的是岳阳方功惠的碧琳琅藏书。碧琳琅藏书毁于方家第三代,即藏书家方功惠病卒后,其孙子方湘宾在1898年八月用海船将碧琳琅的全部藏书由海路从广州运到天津,再转运北京,然后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租房出卖,“连楹充栋,排列数十架”。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方湘宾弃书南归湖南,留在北京未卖出的藏书,已散佚不少。方湘宾再入北京,干脆将大部分书籍卖给琉璃厂旧书店店主,不少精美藏书由此流向国外。

道州何氏的藏书,在长沙则散于第五代。道县何氏名人辈出,继何凌汉之后,又有何绍基闻名全国,何凌汉、何绍基均为藏书家,但到了何凌汉的玄孙(第五代)、何绍基的曾孙(第四代),道县何氏藏书开始烟消云散。何凌汉有一位名为何诒恺的玄孙染有鸦片烟瘾,于是将何家五世藏书卖往长沙旧书店买鸦片以解其瘾。此人在古玩界又称“何六哈”,不但是善本书籍,即使名人字画、珍贵拓本亦往往被人骗走。

袁芳瑛卧雪庐藏书、岳阳方功惠碧琳琅藏书及道县何绍基家藏书,均盛极一时,尤其前两者,仅在第二三代即让所有藏书烟消云散,令人惋惜。

“听橘园”、“芋园”等地名留下的书香余韵

长沙的老街巷,仅仅只是一个小小地名,往往保留昔日历史文化痕迹。近现代湖南人爱读书,书香就与这座城市的地名结缘。今营盘西路旁,昔有一条叫“听橘园”的小巷,隐藏在古老的营盘街旁。听橘园就是晚清时期周寿昌和其弟周礼昌的读书处。周寿晶自述说:“予少时居(长沙)城北之敝庐,曰听橘园,实蔬圃也。圃后有池,广数亩;楼三盈据其上。左右藏书籍。中拓丈余,为予与弟筱楼读书所。楼窗面岳麓,朝霞夕月,吐纳万丈。读书之暇辄吟眺。”

定王台旁昔有芋园,是晚清重臣李星沅读书处,李星沅之子李桓又在芋园中藏书和印书,后来又成为编译社,到民国时期,李家出了个翻译家李青崖,李青崖活跃于长沙报界和教育界,他将芋园老屋租给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常常在芋园读书、请教。

至于叶德辉的观古堂,今天仍然有迹可寻,今苏家巷旁的白果园北段即昔日光复里,观古堂曾在此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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