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居家、打仗、做官都在读书

商汤之风

2009年11月23日 09:46星辰在线——长沙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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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的书人书事，总会被人不断提起，它们的时代固然有些远，然而，又那么近距离地发生在我们城市的寻常巷陌。当今人们的读书生活已和百年前完全不同了，像现在的“三湘读书月”，就让寒冷的长沙冬天，涌动一股人文的暖流……


湖南人居家、打仗、做官，都在读书

起初，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中，湖南在全国处于籍籍无名的地位。

然而，近代，随着湘军的崛起，湖南人才群体在历史的洪波中涌起，群星璀璨地照亮了几乎大半个近现代史的星空。

有一种说法，近现代，湖南人才群体的崛起，与读书相关。

近代史上，以湖南人为主体组成的湘军，固然善于扎硬寨打死仗，但在打仗的同时，曾左胡彭，几乎每位赫赫有名的统帅都在边打仗边读书。


从长沙岳麓书院走出去的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在还没有带兵之时，就已是一个十足的书迷，他在北京考完试后回家，曾“贷百金，过金陵，尽以购书，不足，则质衣裘以易之。”在北京时，曾国藩逛琉璃厂书市，发生因买书而结识良友贵筑莫友芝的趣闻。然而在战争紧张激烈的时候，曾国藩还在读书，即使初见胜利曙光，曾国藩也没有松弛下来。同治二年，湘军包围金陵，胜利在望，然而53岁的曾国藩却仍在读书，其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说:“晡后，披阅诗古文词，读诵经子一卷，时读孟子书，分四条编记——一曰性道至言，二曰廉节大防，三曰抗心高望，四曰切己反求。”半年后，金陵即将攻克，曾国藩想的是“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不但要让自己读书，还要让江浙这片原本的读书之地迅速恢复读书的氛围。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平定江南后，固然将金银财宝运往湖南，同时，也从战火余烬中抢救出不少珍贵书籍“携以归湘”。

战后，爱书的曾国藩在湘乡老家的藏书处就有富厚堂、求阙斋、八本堂。其中富厚堂藏书即达30余万卷。自然比叶德辉近20万卷的观古堂藏书量要大得多。

同时，湖南人在北京的忠义祠设立有湖广驻京同乡会图书馆，即楚宝书籍管理处，湖南人不但在自己的家里读书，出外打仗读书，在北京当官，当然更少不了读书。楚宝书籍管理处，近年来被郑伟章、姜亚沙等学者认为是“中国图书馆之祖”。


叶德辉说:书与老婆，概不外借

读书人爱书，爱书的人，就不太愿意把书借出去。贵如曾国藩，也不太想借书给人，曾国藩曾给家里人写信说:“家中书籍，用心收着，一本不可遗失。有人借，当定限取来。近来积书家如浙之天一阁、昆山徐氏，断不借与人书，欲观者至其家观之，欲抄者至其家抄之。乱后旧书无版，即有新刻，字多错讹，书册愈旧者，愈当珍之，不可忽也，我回来赖此延年。此要务也。”

近代文化名人叶德辉在长沙坡子街、白果园等处都有居宅。叶德辉在历史上是个很有争议、个性强烈的人物。在长沙城中，他常扬言，他有“二不吃”:“鸦片不吃，亏不吃。”

众所周知，叶德辉藏书甚丰，珍本尤其深藏不露，且绝不借人，为防止亲朋好友借书，叶德辉在书橱标贴一字条:“老婆不借，书不借。”将书与老婆看得同等珍贵。

当然叶德辉也搞些今天看来的“宝”路情，比如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的晒书日，他必亲自动手来晒书，翻动整理他的书籍，不肯假他人之手。他的珍本书中并夹有春宫图片，谓“防火”。叶德辉说:“吾家别无长物，书即吾之财产，不得不慎重处理。”


近代湖南藏书家，最怕就是“富二代”

叶德辉说:咸丰时，东南士大夫藏书有名者三人，一朱学勤，一丁日昌，一袁芳瑛。袁芳瑛是湖南湘潭人，为曾国藩的亲家。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袁芳瑛)其生平有一大事，则为藏书，号为近代第一。”

但袁芳瑛在江浙做官时，不幸死于任上。其夫人将丈夫袁芳瑛收自东南的善本藏书，“长舸巨舰，载入湘中，宝物因之免劫，其为功德无量”。此后，号称“天下第一”的袁氏卧雪庐藏书，就在省城长沙暂时安了家。

不过，“全国第一”的藏书安家长沙后，袁芳瑛的儿子袁榆生却“不喜故书雅记，以五间楼房闭置诸籍，积年不问”。

光绪初年，有位督学前往袁家查看他们家从江浙收来的“东南文献菁华”，却见“两层自下至栋，皆为书所充塞，非由书丛踏过，莫移一步，以书纵横填垛，即移亦无从遍阅，惟随手翻之，辄是宋元佳椠而已，最可病者白蚁累累可见，想其中书蚀已自不少。”

袁家有书不读，人家就会来打主意，袁榆生有饮酒和赌博喜好，于是有人就请他喝酒赌钱，欠下钱后，就以书作抵。而榆生发现了他家书的价值，在第二年，干脆就请来一条船，载数百箱书，运往武汉竞售，购者麇集。李盛铎在袁家藏书出来后，购得十分之一，后来这些书藏诸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图书馆因收藏有湘潭袁家流出来的众多善本，至今被认为是中国古籍善本之亚。

袁榆生在长沙死后，袁家在长沙更加无法立足，于是袁家自省城长沙迁回湘潭老屋。当时袁家卧雪庐藏书尚有数橱柜。袁家第三代对这些最后的珍藏本深为爱惜，不许人进书屋。但老屋年久失修，雨水灌入书橱，很久才被发现。到农历六月初六晒书日，袁家才发现书页粘和不能揭开，竟将这些书籍全部焚烧。

与袁氏卧雪庐可相提并论的是岳阳方功惠的碧琳琅藏书。碧琳琅藏书毁于方家第三代，即藏书家方功惠病卒后，其孙子方湘宾在1898年八月用海船将碧琳琅的全部藏书由海路从广州运到天津，再转运北京，然后在北京琉璃厂附近租房出卖，“连楹充栋，排列数十架”。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方湘宾弃书南归湖南，留在北京未卖出的藏书，已散佚不少。方湘宾再入北京，干脆将大部分书籍卖给琉璃厂旧书店店主，不少精美藏书由此流向国外。

道州何氏的藏书，在长沙则散于第五代。道县何氏名人辈出，继何凌汉之后，又有何绍基闻名全国，何凌汉、何绍基均为藏书家，但到了何凌汉的玄孙(第五代)、何绍基的曾孙(第四代)，道县何氏藏书开始烟消云散。何凌汉有一位名为何诒恺的玄孙染有鸦片烟瘾，于是将何家五世藏书卖往长沙旧书店买鸦片以解其瘾。此人在古玩界又称“何六哈”，不但是善本书籍，即使名人字画、珍贵拓本亦往往被人骗走。

袁芳瑛卧雪庐藏书、岳阳方功惠碧琳琅藏书及道县何绍基家藏书，均盛极一时，尤其前两者，仅在第二三代即让所有藏书烟消云散，令人惋惜。

“听橘园”、“芋园”等地名留下的书香余韵

长沙的老街巷，仅仅只是一个小小地名，往往保留昔日历史文化痕迹。近现代湖南人爱读书，书香就与这座城市的地名结缘。今营盘西路旁，昔有一条叫“听橘园”的小巷，隐藏在古老的营盘街旁。听橘园就是晚清时期周寿昌和其弟周礼昌的读书处。周寿晶自述说:“予少时居(长沙)城北之敝庐，曰听橘园，实蔬圃也。圃后有池，广数亩；楼三盈据其上。左右藏书籍。中拓丈余，为予与弟筱楼读书所。楼窗面岳麓，朝霞夕月，吐纳万丈。读书之暇辄吟眺。”

定王台旁昔有芋园，是晚清重臣李星沅读书处，李星沅之子李桓又在芋园中藏书和印书，后来又成为编译社，到民国时期，李家出了个翻译家李青崖，李青崖活跃于长沙报界和教育界，他将芋园老屋租给杨昌济、黎锦熙等人，毛泽东、萧子升等人常常在芋园读书、请教。

至于叶德辉的观古堂，今天仍然有迹可寻，今苏家巷旁的白果园北段即昔日光复里，观古堂曾在此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