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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写诗大PK:乾隆诗作4万 不及曹操3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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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2 06:33: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08年11月21日 10:17凤凰文化综合
http://culture.ifeng.com/guoxue/200811/1121_4087_889248.shtml




帝王写诗,堪称中国一绝,帝王写的诗不怎么样,也是中国一绝。
在中国,凡帝王,无论识字的,不识字的,无论会写字的,不会写字的,穿上龙袍,坐上龙椅,找到九五之尊的感觉之后,都想在诗词或者在艺文上,表现一下自己。
莎士比亚生逢两代君主,伊莉萨白和詹姆士,这两位都是戏剧的行家,但他们从不亲自操刀,只是让莎士比亚写,他们光坐在包厢里欣赏就行了。而回到们中国的唐朝,那可是诗歌的黄金时代,不但有一流的,超一流的诗人,而且诗人之多,如过江之鲫,根本用不着太宗、高宗、玄宗、则天娘娘等来凑热闹的。
帝王好写诗的毛病,由来久矣!可能与封建王朝对帝王的预期有关,凡为天子,御临天下,立万世基业,必以文治武功彪炳史册,才能称作明主。中国有将近三百个皇帝,成气候的少,不成气候的多,所有昏君、庸君、暴君坐在龙床上的时候,都觉得自己高明得不行,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写诗。
帝王写诗,少有数十句、数百字以上者,那太麻烦,通常或绝或律,五言七言,四句八句,省功省力。而且,上句没有写完,下句早有人拟好呈上来;而且,只要写出来,侍读学士,经筵讲师,无不哄然叫绝;而且,谁也不敢当着陛下的面,说长道短,总是好,好得不得了,这也是中国帝王好写诗的一个动因。
唐后的黄巢,一首《菊花》诗,因最近拍了电影,蹿红了一阵。“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宋代的赵匡胤,黄袍未加身前,就写过“欲出未出光辣达,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流星赶却月”的诗,题目只一个字,颇怪异,曰《日》,虽然拗口,可谁敢改皇帝的诗?明代的朱元璋,也写诗,他学黄巢咏菊:“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黄巢和朱元璋,都是杀人如麻的帝王,诗虽大白话,近乎顺口溜,可透出来一股杀气。这三位帝王的出身,一贩盐、一行伍、一淄流,别看文化程度相对的低下,写诗的积极性却绝对的高涨。若当不上帝王,也许写诗的欲望未必强烈,而坐上龙床,那就偏要做到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治国我在行,写诗我也在行。硬撑着也要憋出几首诗来,这就是在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帝王,暴得天下后的必然行为。看朱元璋做皇帝后,写过的一首《咏燕子矶》的诗,“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钓钩,称我江山有几多。”那不可一世的口气,听得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们不是说我不行吗?我偏行给你们看。
汉代的刘邦,亭长出身,也是个粗人,衣锦还乡到了下邳,诗兴大发,吼出过一首《大风歌》,留传至今。如果他以后还写过一首《小风歌》,或者《微风歌》,也许无妨将诗人这顶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就这一首,就这两句,大有可能是叔孙通之流,现编现绉,当场口授,他记性大概还好,现趸现卖,于是,刘邦就文治武功,两全其美了。
刘邦为中国写诗最少的帝王,而中国写诗最多的帝王当数清代的乾隆弘历。他一生写了四万首诗,差不多接近《全唐诗》的总和,但很遗憾,没有一句留传开来,如今几乎不被文学史提及,没人在意他还曾是一个高产的诗帝。
记得他有一首刻薄钱谦益的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乾隆笑话钱谦益的诗,没有什么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其实,他的四万首诗,十数卷御制诗集,也只堪覆酱覆醅之用。此人的诗,除以此人的年龄,40000÷80,平均每年要写500首诗,平均每天要写1至2首,即使他是专业作家,打死也办不到的。何况他整整当了六十年皇帝和三年太上皇。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虽然曹操不是帝王,但胜似帝王。如果有帝王文学排行榜的话,曹操名列前茅,例属三甲,是毫无疑问的,甚至有可能拔得头筹。曹孟德的诗,可以用十二字来评价:一,有气概;二,有声势;三,有深度;四,有文采。因此,千古传唱,弦诵不绝。
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至少他的这三句,忘不了。第一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直到今天,还挂在酒鬼的口边。第二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几乎是所有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用以自勉的座右铭。第三句,“神龟虽寿,犹有竟时”,普及程度不如前两句,但思想深度要胜过前两句。这就是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懂得,要珍惜上帝所给予的有限生命周期,该发光时发光,该发热时发热,过了发光发热的年纪,阁下,你就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了。首先,消消停停,不要瞎折腾;其次,安安生生,不要总出镜;再则,切不可颠三倒四、神经错乱,令人不敢恭维。中国有无数诗人,能够在千年以后,被人不假思索,即可脱口而出这几句金玉良言者,有几何?
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五代李煜,写“中原心耿耿,南泪思悠悠”的北宋赵佶,在帝王级诗人中,算得上一流或亚一流水平,但他们以写诗的浪漫去治理国家,以写诗的激情去抵抗外侮,最后无不落一个国破家亡、客死他乡的下场,了此一生。接着,等而下之,就该是写“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的南朝陈叔宝,写“如何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的隋朝杨广了。以上这四位亡国之君,在好写诗的帝王中,还应看作是出类拔萃之流,至少他们写出来的是诗,而非数来宝、快板书、打油诗、顺口溜。
隋炀帝杨广虽然是个很糟糕的皇帝,但他的诗却是个异数,有其不同于当时南朝华靡文风的刚劲雄壮。明朝陆时雍说:“陈人意气恹恹,将归于尽,隋炀起敝,风骨凝然。”(《诗镜总论》)更有论家认为,隋炀帝的诗,是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然而,诗归诗,人归人,杨广在历史上,不但是个作恶多端的昏君暴君,而且还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坏蛋。唐朝刘餗《隋唐嘉话》载:“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炀帝为《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冑独不下帝,帝每衔之。胄竟坐此见害,而诵其警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耶?”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李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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