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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和他的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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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11 21:28: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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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和钟敬文
  启功的先祖弘昼是清雍正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家学渊源,启功先生的诗、书、画有“三绝”之称,享誉国内外;他的文物鉴赏、鉴定,独具慧眼、识见非凡;他对中国文学史、中国美术史、中国历代散文、诗选词选等的教学与研究,下过一番苦功,自出机杼为学人垂范;为奖励后学,他无偿捐出许多珍贵字画,创立“励耘奖学金”……他对国家民族,对九三学社的贡献自有定评,是“贵胄天潢”之后中自食其力,非同寻常的人才。  

  可是,作为后辈最令笔者感念的,却是他和朋友们纯真如水的君子之交。  

  结缘台静农  

  他们结识之初就投缘。当年,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字援庵)先生慧眼识人,聘请启功在辅仁大学附中任国文教师。后来授庵先生又把启功从中学部调到了大学部。其时,台静农已是辅仁大学的副教授和援庵先生的秘书。  

  两人以公事相识,以学问相知,彼此欣赏,视为可交的良友。  

  台静农字简伯,比启功年长十岁,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社团——未名社的六成员之一,与鲁迅先生相交相知甚深。  

  他们两人,一为时代骁将,一为清室嫡传;一为科班出身,一为私塾熏陶;秉性、相貌也一刚毅一柔韧、一方正宽坦一微圆舒展,未尽相同。但两人的志趣与为人之本,却大致一样:不看虚衔,只认实学;不媚世俗,只信真义;不屑功名,只好书艺,而且都深抱民主平等思想。  

  教书之余,启功喜欢到台静农处品茗闲聊;台静农也乐于随启功到清室书画大家的府上切磋书艺。当时,启功受宗老浦雪斋之教,临摹赵松雪的字。一次论及王梦楼,台静农说其字“侧媚、少筋骨,不可取”。启功悟到赵松雪的实际也同出一源,难逃针砭,决意改弦更张,练出了骨立神清、自成一体的书法。台静农通达事理,殷殷箴言,启功至为铭感。  

  1934年12月的一天,台静农突然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抓走。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被捕。在第二次被捕时,他的长子病死了。启功了解台静农是为参加进步活动而被捕,心里又担心又敬佩。台静农由援庵先生保释出来后,决定携眷南下教书。  

  这天下午三四点钟,启功去看台静农。见他正在独饮,便问:  

  “你怎么这时候喝酒?”“麻醉。”台静农淡然回答,谈笑仍一如平常,慢慢喝着酒,说着沈钧儒的字,说着别后的联络。1946年,台静农应许寿裳先生之邀,受聘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以“歇脚庵”命名书斋,寄寓并无久居之意。怎料时局变幻,两岸隔绝。他只好请张大千挥笔,把书斋易名“龙坡丈室”,此后,专心执教。但另一方面,“教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弄毫墨以自排遣”。酒也越喝越烈,越喝越多,常常用碗。他称自己的养生之道是:不养生而寿,处浊世亦仙。  

  启功留在国内,历经政治风浪而初衷不改,以教书为业,寄情诗书画,“天心圆月自从容”。  

  上世纪80年代末,两岸交往渐见方便。启功托朋友带去自己的一些作品。台静农也托人捎回了手卷。其中一卷录的是苏东坡贬谪黄州后写的诗,以此寄托寥落、荒凉的心境和自求解脱的自嘲。启功得之,品字品诗,如嚼橄榄。  





             1990年春节,台静农被确诊患上食道癌。这年春天,他托人带来了他的三本书,里面的题款都亲笔写着“永念”二字。启功拿着书,目睹上面笔迹颤抖、苍郁顿挫的题款,就像系着三块石头,沉甸甸的,直坠在心底。  

  这年初夏,启功先生赴港访问。如果能借此机会促膝叙旧,一偿夙愿,是何等美好!可是,台静农先生已经步履维艰,难离卧榻;启功虽然走动尚好,但因人为的政治阻隔,无法往台看望病中的挚友。  

  “你赶快过来吧!不然见不着了。”海峡那边,台静农先生躺在病床上对着电话呼唤,声音出奇洪亮,然怆痛至深。  

  “我过不来,台湾方面不让来。现在情况好一点,可以打电话了,我们等机会见面。”海峡这边,启功宽慰着,祈愿着。他让人把他拿着话筒与静农先生通话的情景拍下来,放进为庆祝台静农九十寿辰并记录两位大家人品、书品、画品的《台静农·启功专号》里。两位老人的平生风仪,借此留下了最有意义的记录。可惜,专号未出版,静农先生已经辞世。  

  启功嘱咐,把融着墨香的《专号》放进台静农的棺木里,借此承载心意、承载绵长的旧雨因缘。启功说:我们还是在一起了。  

  相知钟敬文  

  启功和钟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的邻居。他们一个住在六栋,一个住在二栋,前后楼间不过十余米,逾半世纪往返,或小坐或长聊,平常如自家人。启功比钟先生年少十岁。与钟先生的蔼然端肃相比,启功更多一份顽皮的幽默。他们解放之初就同在中文系任教授。1957年,启功和钟敬文夫妇在反右中都被划为右派,发配劳动改造。钟先生年纪大,不让教书,干重活又比较吃力,有时就会生气;启功年轻些,脾气好,总是乐呵呵地帮钟先生夫妇完成任务,让钟先生少生气。患难中,三人结成了别有滋味的“互助组”。“文革”时,造反派批判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钟先生说:“我权威有一点,但不反动”;而启功却说:“我反动有余,权威不足”,话源自他的皇族出身。两人对大批判的藐视,异曲同工。  

  植根于“五四”的钟先生是国际学界定名的“中国民俗学之父”;润泽于诗书传家的启功是蜚声世界的“中华文化精英”;但两位老人都不看重这些,启功特别讨厌“国学大师”之类的称谓。平日里,他们各自勤勉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春风桃李何止三千;空暇时,互相串门,谈天论地相得益彰。两老尤其推崇人品第一,学问次之的育人标准,对学生的修身有着严格的要求,教学中,实行的都是因材施教的原则,完全摒弃“一山难藏二虎”的恶俗。  

  有一次,钟先生认真地对启功说:我的字还不行,就拜你为师吧。启功笑嘻嘻道:我的水平只能教你的学生。他们的旧体诗都做得好,诗书交流习以为常,直言不讳,钟先生更是称启功为他的“一字师”、“二字师”。有一回,年过九十五的钟先生向启功建议说:咱们两人开个课,就叫“学旧诗”。你干不干?启功说:我不干。钟先生问:为什么?启功说:俗话讲,“富于千篇,穷于一字”,现在的学生平仄都不知,咱们得费多大劲啊!启功对钟先生说,我的热情不如你。钟敬文百岁辞世,所有的桂冠荣衔中,钟先生子女认为最贴切是启功先生所概括的“人民的学者”五个字,因为钟先生是使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和领路人。  




           海涅的诗说:“善良的人,已为自己在人间找到了天堂。”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涌现的这批杰出的读书人,大都代表着中华文化的脊梁,他们一生坚持知识分子的民间职能,清湛似水,巍峨如山,平生那些不起眼的琐屑碎影,却无形地有着本色的力量,如蜡炬悠悠地烛照着,使人间变得温暖、光明;他们秉承中华文化传统的交友大道,以诚相交互无机心,彼此旨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他们欢乐同喜,忧患相救。是了无功利的君子之交。  

  “常恨语言浅,不如人意深”。回想起来,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辞世的萧乾、冰心、钟敬文、金克木……这些公德私德堪称楷模的前辈,他们给予晚辈的言传身教是淡泊立身和对人类良心的认知,可是,在圣洁和崇高被金钱搅浑的、人文精神相对缺失的商品社会,我们还珍惜、珍重这样赤诚真挚的“仁人”和他们的精神财富吗?  

  有时,真感到不堪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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