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制度史巨著——《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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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200卷，中唐史家杜佑撰。全书分为九门即九个分典：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其中，除兵典外，每一分典都是一项制度专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事例及至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距作者上奏其书时间贞元十七年（801年）仅仅四年。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制度通史，其内容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对历代制度的梳理、条贯，二是历代群士关于各种制度的分析、论议，三是杜佑本人的注释和评论。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评论深刻，是《通典》的几个显著特点。  

    杜佑（735—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市）人。杜佑出生18年后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了持续8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唐皇朝从盛世的颠峰跌落下来。杜佑生长在盛唐末世转向中唐变乱的年代。杜佑在18岁时入仕，从兵曹参军事的八品地方小官，做到淮南节度使这样的封疆大吏；而在人生的最后十年又官至宰相。  

    杜佑在唐代宗大历初年（约766年）始撰《通典》，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上表进书，首尾36年。《通典》成书，其艰辛可以想见。杜佑做人、为官的宗旨是“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被誉为“岩廊上才，邦国茂器”，堪称国家的栋梁。他作为一个史学家，是继司马迁之后又一位长于“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擘。  

    《通典》的成就，首先在于它以“法制”即历代制度为经，以“政经”即前人论议为纬，把制度的演变、发展同各个时期人们对这些制度在贯彻中的得失、利弊的评论和分析视为社会历史的重要方面，从而开拓了历史认识与历史撰述的新领域，从理论上和撰述实践上奠定了典制体史学独立发展的基础，改变了此前只有编年、纪传“角力争先”的格局，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  

    《通典》的成就，还在于它对历代典章制度有明确、清晰的分类以及在分类上表现出来的逻辑结构。从今天的认识来看，《通典》九门编次的逻辑顺序是：先经济基础，后上层建筑；先中央，后地方；先内地，后边疆。杜佑认为，政治的首要目的是“行教化”，而“行教化”必须使人民“足衣食”。作者引用《周易》、《管子》、《论语》的论点以证己说，进而指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基于这一认识，故《通典》一书的逻辑结构是：“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作者对此非常重视，他希望：“或览之者，庶知篇次之旨也。”可以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活动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的高度重视，并在历史编纂上作出这样的处置，是《通典》的首创，是中国古代史家在历史认识上的重大进步。  

    《通典》的成就，又在于它贯穿了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作者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人们认识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迪和政策上的借鉴，而不是为了恢复“古道”。杜佑指出：从总的形势看，“圣唐之盛，迈于西汉”。他认为正确的政策对于人才的培养具有关键的作用，“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他列举历史事实证明：封国之制的削弱，是必然趋势，“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他还认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华夏族也有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发展过程；夷狄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这个文明的程度，是由于地理环境所造成的，那种“贵中华而贱夷狄”的观点是不对的等等。《通典》所反映出来的这些认识，有些是达到了它那个时代的历史理论的最高成就的。  

    《通典》的成就，尤其表现在它的“经邦”、“致用”的宗旨。作者杜佑自谓“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而强调学以致用。他明确指出：“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就是说，撰写《通典》，本为施政所用。由于《通典》的撰写，伴随了他的五分之三的宦途生涯，故政治实践的感受，有助于他的历史认识的深化；而历史认识的深化，则更加明确了政治实践中的取舍氛择。因此，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既蕴含在《通典》之中，也反映在作者的政治实践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杜佑是一位精通政治的史学家，又是一位洞察历史的政治家。  

    《通典》问世后，时人认为它有“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的作用，认为其所载“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说它“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直到清代，乾隆皇帝还把《通典》视为“恢恢乎经国之良模”。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在《通典》之前，关于制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仪礼》、《周礼》（《周官礼》）和历代正史中的书志。杜佑“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创造性地撰成综合性制度通史，在中国史学发展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后世所谓“三通”、“九通”、“十通”，都与《通典》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