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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點本二十四史得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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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8 10:17: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自從1958年偉大領袖提出要史學工作者(這個承擔者範圍劃定的偏失本就是非專業人士很容易出現的,即使是偉大領袖,也因爲其不懂文獻學而出現了)爲他做出一個堪稱亙古未有的善本“前四史”到後來將點校的範圍擴大到“二十四史”以至另行標點《清史稿》,到最後“二十四史”加《清史稿》全部出爐,衆多學者在荊棘中走過了不平凡的20年。

28
年過去了,標點本《二十四史》早已被近於硬性地規定爲“標準用本”。但是,28年後的今天,尤其作爲“前四史”出版半個世紀後的今天,回首看看,標點本的得失已昭然若揭。

因爲“二十四史”中的後二十史我沒有仔細校讀過,而且在這二十部書中有一大半我一直用的是“百衲本”。因此,今天我說的還只能算是“標點本前四史得失論”。


前四史是二十四史的重頭,也是標點本最先開工並完成的。但是,前四史在“二十四史”中它的問題卻是“遙遙領先”於其他二十部史書的。


前四史的疏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是基於原始出發點的問題。《書品》中披漏的一件“標點二十四史的文件”顯示出,在標點“二十四史”的初期,標點者原始意圖是將讀者分成兩個“階級”的:普通讀者與專家學者。對於普通讀者,只要給出專家們“考定”的文字就行了,普及點、簡單點,這就是現在被學術刊物定爲標準的“標點本”。而對於專家學者,則提供一種翔實的“二十四史”資料。“專家版”的二十四史,《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已分別定下用《漢書補注》、《後漢書集解》、《三國志集解》,至於《史記》,可能是民族仇恨太深了,而主持者又表現出極大的“民族氣節”,堅決不用瀧川資言的《會注考證》而要另作一部,當時暫擬名爲《史記集注》。正是有這個原始出發點,現在我們看到的“標點本二十四史”很多是以幾個本子“擇善而取”,但工作本之間卻不記異文且不說明有異文處標點本的從屬,像《三國志》、“兩唐書”均是如此。這就造成“標點本”在版本傳承上的“四不像”。


其次,是那個企圖飛越是發展的年代的時代原因造成的。58年——正是“大躍進”的開始,一切都在趕速度,因此,就造成了重速度而疏忽了質量。這種疏失,以顧頡剛一人標點的《史記》和西北大學歷史系標點的《漢書》爲突出。

先說《史記》。“領袖既然想看新的‘前四史’,咱就給他湊個新的吧!”這可能是極好疑古的顧頡剛最初爲了完成“上邊”給的任務而在標點《史記》時的一些私見吧!!??但這並不是我的向壁虛造。我曾經用“百衲本”影印黃善夫刻本、武英殿本、張元濟《校勘記》以及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劄記》互勘過。標點本《史記》與舊刻本多有出入,但其獨出異文卻完全不出張文虎《劄記》所列的出校卻未改動的校記範圍。也就是說,顧頡剛所做的只有兩件事:1、施標點;2、只用金陵本和《劄記》,將《劄記》校而未改的改掉。這樣的確省事,也真可以算是當時的“深圳速度”。但是,“多快好省”中的“好”達到了嗎、顧頡剛改得對嗎?我只能很遺憾的說:“錯的十之八九,對的不及十一。”爲什麽?因爲《史記》的秦以前部分很多據《詩經》《尚書》等改寫(注意是“改寫”)。以改寫《尚書》爲例,三代史料大多來自《尚書》,但由於史遷力求文筆通俗,故很多采自《尚書》的地方是用漢代口語“改寫”的,與《尚書》原文“似是而非”。清人孫星衍正是因爲發現這一點,而相信史遷曾向孔安國問學,才認爲《史記》中與《尚書》原文“似是而非”的文字是史遷所傳的“孔安國古文說”,而據之列爲《尚書》古注“三科五家”中的一家。而張文虎在寫《劄記》時,也用今傳本《尚書》與《史記》對讀,記其異文。但顧頡剛卻把張文虎校而未改的給改了,成了《史記》版本史上一個“鶴立雞群”的四不象。
再講講《漢書》。很多學者在使用《漢書》時發現有“偷改底本”的現象,就是標點本《漢書》很多地方並不與底本王先謙的《漢書補注》本相同,卻同于武英殿本。直到去年初《書品》披漏了一件西北大學給中華書局的工作報告,從這篇報告的措辭中可以判斷出西北大學在點校時用的工作本正是武英殿本。原來,不是“偷改底本”,而是更嚴重的“偷換底本”。不用說,肯定是在當時困難的情況下,西北大學沒有找到《漢書補注》,但爲了限期完成,就私自改用武英殿本。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標點二十四史的早期,資料不足。這裏的資料不足,主要是張元濟的《二十四史校勘記》沒有借到。說實話,之所以二十四史後二十部做得比前四史要好一點,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就以《三國志》爲例,中華書局標點本只用了四個版本:百衲本、武英殿本(翻刻明北監本)、金陵活字本(翻刻明南監本)、江南書局翻刻汲古閣本。四個系統,三個翻刻。但是,張元濟的《校勘記》卻用了武英殿原刊本、明南、北二監原刊本、汲古閣原刊本,此外還有兩個宋刊殘本和一個孔校本,共七個本子參校。如果中華書局借到《校勘記》還要用這三個翻刻本嗎?而1960512日中華書局借到張元濟的《校勘記》後,再出的就附有詳細的校勘記,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標點本二十四史”在《二十四史》的普及方面卻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後來做的點校工作更因衆多著名學者如唐長孺、汪紹楹等的參加而日趨完善。像唐長孺據《冊府元龜》補齊《魏書》《樂》、《刑罰》二志就是顯例。
因此,修“二十四史”,重點在於修“前四史”,而且“前四史”要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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