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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版刻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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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3 20:11: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文化殿堂的一株璀璨夺目的奇葩。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遗存两相印证,可知至迟在唐代初叶,雕板印刷术就已经出现并应用于书籍的镂版施印了。其后经五代、宋、元的发展和完善,至明而达于极盛。其间所刻,无论规模之巨、数量之大、拟或内容之丰富,皆远逾前代不知凡己。本文即略述明代版刻的源流递嬗,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斧正。

一、明代版刻大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无庸置言,中国古籍刻印史的鼎盛时期出现于明绝非偶然,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必然。具体些说,其原因大抵有四:
  1、明王朝文制政策的需要
  公元1368年,朱元璋率众削平群雄,驱逐元统治者至漠北,在金陵(今南京)即皇帝位,改元洪武,建国号大明,是为明太祖。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苦无学术。但是,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他深谙“武定祸乱,文治太平”这一封建社会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在国事初定的洪武二年(1369年),他就诏谕中书省:“朕恒谓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行教化,施教育,在此可以说是作为基本国策而颁示的。欲行此道,图书的作用就显得极为重要,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因此,明洪武时期,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朱元璋只能说粗通文墨,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助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冀使明王朝能“永延帝祚”的书。如洪武六年(1373年)成《祖训录》,垂训子孙说:“后世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违祖训,亡无日矣!”在这里,图书成了教育其后代恪守祖宗成法,以使帝位罔替的重要手段。
  其实,早在明立国之前,朱元璋就对图书事业显现出了极大兴趣。据明朱国桢《皇明大政记》卷一载: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发兵攻灭陈有谅,即下令访求遗书。明王世贞《命将征讨考》则云:“徐达入北京,封其库府图书宝物。”由此可见,对图书及其教化作用的重视,对明太祖来说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是其大政方针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元以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中国近百年,文化事业相对落后,书业亦然。据统计,现存元人旧刻不过六、七百部,仅及两宋所遗之太半,就很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明太祖历百难千劫始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大业,通过重振书业复兴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是其统治政策的需要,也是摆在明王朝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亦即明代书业极隆极盛的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
  明王朝立国之初,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有利于书业发展的举措,就是上述政策的具体化。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可见在明太祖心目中,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书业,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二十三年冬,则“命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亦见《明会要》)前者是通过让利于民来刺激书业的发展,后者则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图书刊刻活动。从官购图书予民刊刻而言,又颇有点民办官助的味道。明王朝对书业的重视,可以说不遗余力了。明享国270余年,自洪武至崇祯历十七帝,其间固然不乏昏庸糊涂,乃至胡天胡地的皇帝,对书业却基本上采取保护、扶持政策,这对明代书业的发展、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保证。
  2、学术发达,著述丰富,出版政策相对宽松
  文祸不断,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书史的一大特色。类似事件,明代也时有发生。但查诸史籍,除了攻讦程、周、张、朱之学的“惑世”之说,或直接与政治斗争有牵连的著述,如明成祖诏令焚毁有干靖难的史料就是一例,对于民间一般的学术和创作活动,明政府干涉并不多。所以,明代著述急剧增加,丛书、类书的编辑亦十分活跃。清黄稷虞《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著作达15,725种,而合诸家书目所载,元人著述不过三千余种。其因除明代立国时间较长外,与元代书禁森严亦不无关系。《元史•刑法志》载:“大恶,诸妄撰词曲,……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在《大明律》中则看不到这样的禁令。明万历间,廷臣冯琦借焚毁李贽著作之机,上《正士习疏》,建议:“一切坊间新说,皆令地方官杂烧之。”疏进不纳,才使祖龙之火,未见于明,亦可看出明朝的文禁远不似元及清前期苛峻。著述大增,图书编辑活跃,使书业成为有源之水;文禁松施,则为书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空间。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比较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据清蔡澄《鸡窗丛话》所记:“元时人刻书极难。如某地某人有著作,则其地之绅士呈词于学使,学使以为不可刻,则已。如可,学使备文咨部,部议以为可,则刊板行世,不可则止。”明代则不然,不仅没有这样的繁文缛节,层层把关,逐级审查的图书出版制度,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出版前的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坊肆,拟或达官显宦、读书士子、太监佣役,只要财力所及,皆可刻书。以至“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没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板籍幸不久即灭,假使长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多则以滥,不能不说是一个弊病,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代刻书之盛。明人刻书,据统计不下2万种,其中明人著述过半数,没有活跃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出版政策,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3、经济发达,图书消费市场活跃
  明太祖出身于农家,了解下层百姓疾苦,建立明王朝后,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轻徭薄赋的政策,就如他所说:“居上之道,正当用宽。”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粮食产量已是元时的两倍。永乐时经济发展更快,“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栗自输京师数百万担外,府库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四方百货,倍于往时”。保证了生存需要之后,才谈得上更高层次的图书消费。
  明中叶之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扩大,通贩贸易活跃,成为刺激书业发展的催化剂。其对书业的影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明显的表现:
  其一: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扩大,使图书消费群体更为广泛,相对而言这部分人在经济上较为充裕,有余资购读书籍。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增多,为图书提供了更多的相对集中稳定的集散地。
  其二:图书是商品。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便捷的交易手段,图书贸易也更为活跃。明嘉靖《建阳县志》载:“书坊街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说明当时的图书行业,已经出现了专事贩运,贸易的商贩。坊肆除了坐店销售自己的图书外,也干起了批发的生意。如织的贩者,大抵类似于今天的书商,在图书流通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其三:市民阶层扩大,促使市民文化蓬勃发展。明嘉靖之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也可以说是“市民文学”的锓梓激增,成为书业中最主要的品种之一,就是以市井细民的需要为基础的。而在嘉靖之前,此类书鲜见梓行,其中当然有市场的规律在起作用。
  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疑未有。观宋潜善《送东阳马生序》可知,宣德、正统间,书籍印板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矣!”陆容为明成化间进士,以明时人记明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如果说明初是书业的恢复期,宣德至正德为发展期,嘉靖、万历至崇祯则为隆盛期,其中又以嘉靖、万历为极盛。毫无疑问,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中叶之后的出现和缓慢成长,对书业的发展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
  4、制书材料生产进步,为书业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所说的“器”指的是纸、墨、笔、砚等关系书业兴衰的物质材料,也是书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之一。举例来说,现今所能见到的元代旧刻,以建宁所出为最多,其地造纸原料丰富,纸张产量较大是一个重要原因。进而论之,元代纸、墨、笔、砚的生产远逊于两宋,书业之不振,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和图书有关的材料制作业和书业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材料业的发展可以满足书业的需要,书业兴盛又会刺激材料业的进步。明代,两者之间就是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互动的。
  明代纸、墨、笔、砚的制作,无论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品种之丰富,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期。以笔而言,明笔一改元时笔毫软散的习尚,硬毫成为时兴。明陈继儒《泥古录》称:“笔有四德,锐、齐、圆、健”,强调的就是笔毫要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元及明初刻书,盛行赵(孟頫)体,尤其元中叶之后,有刻几全为赵字风范。明中叶之后,仿宋刻本蔚然成风,字多为欧、颜体。赵体纤弱,笔毫宜柔;欧、颜体遒劲有力,笔毫宜硬。可见,制笔工艺的改革,实则就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反映,当然也影响到刻书的用字。
  生产规模扩大,分布地域广泛,新品名笔后来居上,是明代笔业的又一特点。其时,元代始崛起的湖笔如日中天,湘笔之盛,几可与湖笔并驾齐驱。与此同时,京笔异军突起,成为北方笔业的中坚,时人称“南有湖笔,北有京笔”,即此之谓。名笔佳品增多,书家誊稿,根据所书字体需要对笔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明代尤其是晚明有不少精美的写刻本传世,和笔业的进步是分不开的。
  明代制墨业一扫元代颓势,制墨名家倍出,流派众多,墨质精良,墨式新奇,有人将此比喻为诗之盛唐,词之宋时,诚不为过。中国古代有关墨的代表性专著,如程君房的《墨苑》、方瑞生的《墨谱》、李孝美的《墨谱》、万寿祺的《墨志》,皆诞于明,足征其时墨业之盛。以晚明印本而论,距今已逾三个半世纪,不少传世之本墨色仍显莹润亮泽,宛若新印,可见墨质之佳。明代的制砚业,亦颇发达。入明之后,传统的名砚如端砚、澄泥砚等枯木逢春,再入佳境,一些新开发的砚材亦负盛誉,如北京的潭柘紫石砚、东北长白山的松花石砚,四川的嘉陵峡砚等,名色繁多,无复一一列举。
  书之所以为书,正赖纸张为其载体。明代造纸业的发展,更可谓盛况空前。清康熙《上饶县志》记明时江西上饶县石塘镇“纸厂槽不下二十余槽,各槽帮工不下一、二十人。”也就是说,一地纸坊用工,多达三百至六百人,推及全国,纸业规模之大,可以想见。
  明代不仅民间造纸,宫廷内府也造纸。据万历《大明会典》等书载,司礼监有制纸匠六十二人,所制纸品名色有宣德纸、大玉版纸、大白版纸、大开化纸、毛边纸等。
造纸业的大发展,为明代书业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刘若愚《明宫史》载《佛经一藏》的用纸情况:共需用白纸45,023张,黄毛边纸570张,白户油纸10,395张。明人喜编印大型的丛书、类书、文集,动辄一部书数百卷上百册。明代产生的一些大型著述,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白话长篇小说;《本草纲目》、《农政全书》等医药、农业著作;《筹海图编》等军事著作,都是页数以千计的鸿篇巨制。没有纸张的大量生产,这类图书锓梓传世根本无法想象。  明人对印书用纸颇有研究,或者正因为书业之盛,才引起学者的关注。明朝的大学问家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就说:“凡印书,永丰绵纸为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闽中纸短窄熏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值最廉。”明代纸的名色很多,大约逾百种,但除明初承元余绪,有过少量的黄白麻纸本外,主要分绵纸、竹纸两类。绵纸以桑皮为主料,竹纸则采用竹子的纤维为原料。
明代刻书,早期常见用白、黄绵纸,嘉靖、隆庆间用白绵纸多,也有少量竹纸印本,晚明则多用竹纸。一般来说,嘉靖之前的绵纸质佳,纸质莹洁,有如玉版,韧性亦佳;隆庆之后,所制则较为粗厚。竹纸薄且易老化,但绝少虫蛀。明谢肇淛说:“国初用薄绵纸,若楚、滇所造者,其气色超元匹宋;成、弘以来渐就苟简,至今日而丑恶极矣!”所谓“丑恶极矣”,指的就是竹纸。相对于绵纸而言,竹纸质较次而价亦廉。明中叶之后,国用不足,民生凋敝,易绵而用竹,正是物力艰难在书业上的反映。明嘉靖之后,坊刻本大行于世,坊肆为降低成本而用竹纸,是图书商品化的必然结果,谢氏以书论书,以纸论纸,未免有些偏激了。

二、明代的刻书系统

  明代刻书系统和前代一样,由官刻、私刻、坊刻三大部分组成。但每一部分,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1、官刻
  明代官刻可以用“政出多门”四个字来形容。从中央到地方,刻书机构之多,历朝历代皆难与比拟;刻书内容之丰富,亦堪称历代官刻之最;就数量而言,则仅有清代的殿版可与比肩。下即依其刻书机构与版本名目的不同略述之:
  内府本。明洪武年间,宫廷刻书多在南京内府锓梓,如其间所刻《元史》、《回回历法》、《大明日历》等皆是,称“内府本”。永乐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变”,逐走建文帝而得帝位,为强化君权,赋与宦官的权力极大。他在宫中设宦官二十四衙门,其中以司礼监权势最为显赫,其不仅代皇帝批阅奏章,传达诏令,亦掌管刻书。由宦官掌管中央政府的刻书事业,是明王朝的一大发明,也是中国书史上绝无仅有的怪现象。
  司礼监下设经厂库,置提督一名总其事。并分设汉经厂、番经厂、道经厂,刻书范围各有侧重。汉经厂以刻印制、诰、律、令等政令典章和经、史、子、集四部书为主,据诸家书目所记,较著名的本子有《孟子集注》、《大学衍义》、《诗集传》、《礼记集说》、《四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节要》、《大广益会玉篇》、《古今列女传》、《律学新说》、《文献通考》、《大明一统志》、《大明律附例》等。他如《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等通俗读物,以及《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皆付枣梨,从内容上看,还是相当丰富的。明朝皇帝,非信佛即崇道,番经厂和道经厂,则主要刻印佛典和道家书。所刊之本,即被称为“经厂本”,清人又称其为“厂版书”,“内府本”之名反而不显。其实,经厂本属内府本,两者在刻书系统和刻书性质上是一致的。
  明内府一共刻了多少书,因诸家书目所记不一,难有确数。明代刊有《内府经厂书目》,著录经厂贮版书114种;明宦官刘若愚《酌中记•内板经书记略》著录书目,则多达172种;明周宏祖《古今书刻》载内府书83种,几者参照,除去重复,当不少于200种。
  司礼监掌管刻书,大可不吝财用,故选料、雕印、装帧俱佳。多取上好洁白绵纸以佳墨精印,早期印本多为包背装,版式阔大,行格疏朗,字体上承元代遗风,喜用赵体,字大如钱,读来悦目醒神。版式常见有四周双栏,大黑口,双鱼尾,首页钤以“广运之宝”朱文玺印,气象凝重、恢弘,观感上庄严、华美、凝重,有很强的艺术性。
  不过,自明代至今,很多人都以为经厂本刻印固佳,外形固美,但因宦官不学无术,校勘粗疏,就内容而言,实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劣等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评论说:“经厂即内番经厂,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书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善天禄、石渠之任以寺人领之,此与唐朝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
  指斥明朝廷委司礼监掌管关系天下“文运”的刻书业所用非人,这是不错的。但其刻本中有不少“习见之书”,是否就是“猥杂”,却很值得探讨。提供图书供宫内供奉人员学习、诵读,是司礼监的一个重要任务。举例来说,据《芜史小草》卷十六所记,明宣德时,令十来岁的小太监读书,发给《内令》、《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大学》、《中庸》等书;宫女另给《女训》、《女诫》等读本,这些书,都是由司礼监刻印的。这既是对太监、宫女们进行的封建伦理纲常的灌输,也是文化启蒙教育,四库馆臣们以“学术”的眼光来看待此类书,殊属大谬。在任何时代,通过刻书、印书来致力于文化启蒙,都是无可非议的。
  批评内府本内容粗疏舛误,更是数百年来众口一词,几成盖棺论定的铁案。但细思之下,此论似亦有未逮,需要提出来参研:
  ——明内府刻书,始于洪武,迄于万历,所刻不下数十万版,其中或有满纸鲁鱼亥豕,难于卒读的本子,但若以此蔽之于厂本全貌,似有失公允。实际上,经厂本也有不错的本子。周绍良先生就评论说:“过去曾有人专门收集清代殿板书,蔚为大观。明内府刻书不少,其精且过于清之殿板,只是由于流传稀少,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实际它比建本、徽本不知重要几多”。内府本是否就肯定高于建本、徽本姑且不论,此论亦只就内府刊佛教经籍而发,但一叶知秋,则内府刊本中也会有不错的本子。
  ——宦官并非全无学术,明代太监入宫,先要学习宫中礼仪和接受必要的文化教育。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房供小太监学习,由大学士陈山授业,后来任教者亦是学问通博的词臣。经厂内缮写书籍敕文之职,皆遴选聪颖好学的太监担任,刻书并非著述,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担任誊稿、校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宦官中亦有博通经史的人才。如宪宗时司礼监怀恩,忠耿无挠,博通书纪;宪宗时司礼监萧毅,熟稔典章,善鼓琴;光宗时司礼秉笔太监王安,博学多才,甚有贤名。由此公等主持综理刻书,对图书质量,肯定也会给予相当的重视。
  ——人们对宦官,大抵印象不佳。而历来指斥厂本内容不精者,举出的实例并不多,似乎并没有经过慎密考证,多少给人以爱屋及乌、恨屋也及乌的感觉。叶德辉《书林清话》就指斥说:“世所传经厂大字本《五经》、《四书》颇为藏书家所诋斥,非尽谓其校勘不精也。夫以一代文教之事,以阉人主之,明政不纲,即此可见。”史载:正统十二年(1347年),因坊本《四书》、《五经》经注错讹,敕司礼监誊写的本重梓,可见这个本子比坊本还是要好得多。明太平老人《袖中锦》则对厂本大加褒扬说:“监书(按指司礼监所刻,而非国子监本)、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故对于内府、经厂刻本,实不应因人而论书,而应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本子具体分析,不能以“想当然”的态度对待之。
  监本。明代监本有南北之分。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南京成为陪都。故南京国子监所刻之书,称“南监本”;北京国子监所刊之本,称“北监本”。
  南京国子监储藏书版甚富。朱元璋定都金陵,下令将集中存贮于杭州西湖书院的宋元旧版悉数送往国子监,又集有元各路儒学所存路史版,并自地方上收取书版,其中包括著名的宋绍兴年间刊《眉山七史》版;洪武三年(1370年)内府刊《元史》版等。洪武、永乐、宣德间多次对残缺版片进行修补,有些书版又被工匠窃去,损失亦大,就如明黄佐《南雍志》所记:“本监所藏诸梓,多自国子学而来,自后四方多以书版送入,洪武、永乐时两经修补,旋补旋亡。”即便如此,书版的大量征集和集中,毕竟为南监刻书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南监所刊图书,以《二十一史》和《十三经注疏》为最有名。据考,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刻史书,除上述宋、元旧版外,又取广东布政史司于成化年间刊《宋史》版付监,自吴下购得《辽史》、《金史》善本翻雕,及洪武刊《元史》版,遂成《二十一史》,至嘉靖十一年七月书成。即如柳诒徵《监本史评》所云:“明南京国子监《廿一史》,世称南监本,其中固有宋版者七,元版者十,惟辽、金两史翻刻元版,宋、元两史为明版。”因其由宋、元、明版递修而成,又称之为“三朝本”。《十三经注疏》为儒家经典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  除《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两书外,南监另刊有《通鉴》、《通鉴纲目》等史书;《通典》、《通志略》、《通考》等政书;《农桑辑要》等农书,内容涉及尚称广泛。据明吴节原纂,黄佐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增修的《南雍志•经籍考》,上卷为“官书本末”,收天顺年间官书,注明套数、页数、存脱情况;下卷为“梓刻本末”,注明存、脱情况及刊刻时间,共著录南监所刻书二百余种。
  北监刻书,有常设官员督管,工匠亦有固定编制。弘治年间刊谢铎《国子监续志》称:“本监特设典籍一员,以掌书籍,又设印刷匠四名,以给其役,可谓重矣。”但在数量上,北监刻书远比南监为少。《古今书刻》载北监本四十一种;嘉靖《皇明太学志》著录四十七种,合嘉靖之后所刊约在百部。北监本多据南监所刊翻雕,如南监所刊《二十一史》、《十三经注疏》即皆予重梓。
  两监为国家最高学府,所刊本应皆为佳构,其实则不然。南监本《二十一史》多用宋、元旧版,间有修补,版式凌杂,版面磨损亦多,字体时方时圆,印出书来漫漶浸染,被称为“大花脸本”。北监据南监本翻刻,版面是整齐了,亦无补配,但校勘粗疏,错讹较多,尤其辽、金诸史,缺文有时竟达数页,其质量尚不如南监本。清代著名藏书家丁丙在《善本书室藏书记》中评北监本《二十一史》就说:“皆从南监本缮善刊刻,虽行款较为整齐,究不如南监之近古,且少讹字。”《十三经注疏》之脱字漏句,亦不胜枚举。
  正因为两监刻书校勘不精,讹舛弥甚,而多遗后世之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说:“此不适足以彰太学之无人,而贻后来之姗笑乎!”甚至说:“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明沈德符则干脆斥之为“灾木”。不过,两监刻了不少很有学术价值的书,正经正史一刻再刻,对其流通,传世都是有好处的,即使顾炎武也承认“北监视南稍工。而士大夫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灿然于人间矣。”又说:“宋时止有十七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辽、金两史向无刻,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两监刻书之有裨学术,嘉惠士林,功在当世,泽及后人,正不必以小瑕而掩大功也!
  部院本。明代中央六部及督察院、太医院等机构,也刻了不少书,可统称之为“部院本”。其中尤以礼部、工部、兵部及督察院所刻为多,如礼部嘉靖年间刊《明伦大典》、兵部洪武年间刊《武经七书》等。明代名相,曾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为规谏皇帝避恶趋善,学古明君治国之道的《帝鉴图说》,亦于万历年间由礼部付梓。可见部、院刊书,或是出自一定的政治目的,或是为推行其自身职能而服务的。
  督察院是国家的最高监察机构,它刻了不少书,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兵书、医书、科技书、总集、别集都有。《古今书刻》载其所刻书三十三种,实际所刻,应尚不止于此数。颇为令人玩味的是,督察院竟刊有《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明中叶之后,皇帝昏聩者多,吏治黑暗,“流寇”蜂起,刊刻此两书,或者希望以之为镜鉴,从书中体悟能吏剿抚“流寇”的良方。至于明末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日使人说《水浒传》、《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则为督察院诸公始料之所不及了。此外,这也的确说明当时对刻书的限制不多,相比较于清前期屡禁小说、戏曲,其间的差别实不啻于天壤。明代中央政府的一些其他机构,也热衷于刻书。如掌管天象、历法的钦天监,每年都要印行《大统日历》;太医院刻有《铜人针灸图》、《医林集要》等医书;御马监也刻有《马经》一类的专业书。
  藩府本。这是明代地方官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也称“藩刻”。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其太子以外的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历朝沿袭,形成分封制。这种作法,和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本意并不相符,并由此酿成“靖难之变”,但对明代刻书业,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明朝廷对藩王在政治上的管制相当严厉,太祖朱元璋时就申明“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朱棣取得帝位后,进一步消除藩王的权力,使之成为位望虽然尊崇却绝不允许觊觎政治的特殊阶层。但藩王之国,国家例有厚赐,使其可以姿情享受珍宝盈于后堂,美女充于下陈的生活,同时赐与大量图书,以陶冶其性情,消除其政治上的野心。藩王又可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广罗珍籍善本,使收藏日丰。如周藩定王橚的六世孙朱睦楔,家藏书四万余卷,所编《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庋藏之富,绝非一般的私人藏家可能比。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说:“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丰厚的物质条件,珍本善本盈于鄴架的藏书,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使不少藩王沉溺于读书、写书、刻书中,其既可自娱,又可扬名,且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遂使藩府刻书蔚然而成风气。有明一代,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
  藩刻本因遭明末战乱,多有亡佚,现存不过一百余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考之于诸家书目所得,不少于五百种。超过了中央官刻的内府、经厂本和监本。就刻家而言,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诸家书目所记,有四十余府。较著名的有秦藩朱惟焯、宁藩朱权、徽藩崇古书院、晋藩志道堂、崇藩宝贤堂、辽藩梅南书院、郑藩朱载堉、沈藩朱载塨、韩藩朱范址、潞藩朱常淓、赵府居敬堂、益藩乐善堂、唐藩朱芝址、周藩朱有燉、蜀藩朱让栩以及德藩、伊藩、汝藩、肃府、山阴王、弋阳王等。
  从刻书内容上看,为了免除朝廷猜忌,藩刻本中少见有兵书,为政治要方面的书亦仅有《贞观政要》等寥寥数种,绝大多数为经史文集、字书小学、戏曲乐律、诗词曲集、五行杂著亦即琴棋书画、炼丹养生一类只谈“风月”的消闲怡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所不屑刻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官刻图书的种类。
  从藩府也是私邸而言,藩府刻书实际上兼具官刻和私刻两种性质,既不同于纯粹的官刻易流于例行公事,又不同于坊刻志在牟利,故对刻书质量尤为重视。不少藩王远离政治,潜心学问,卓有所成,王府中亦不乏饱学宿儒,加之资金足备,家藏宋、元善本可用作刻书底本或用于校勘,刻书的优越条件无一不具,故藩刻本中颇多佳构。如郑藩朱载堉,就是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并在计量学、物理学、天文学领域卓有贡献,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所著《乐律全书》、《图解周髀算经》、《嘉量算经》、《问答》等书,皆由其藩邸自刻。宁藩献王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明诗综》称其“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宁藩书目》一卷,称“初,宁献王朱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返,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也”。清初学者钱谦益也称他“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是刻书诸藩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如嘉靖年间晋藩所刻总集,万历年间吉藩所刻诸子,崇祯时益藩所刊《茶书》二十一种,当时即享誉海内,被称为藩刻本中的三大杰作。
书帕本。这也是仅见于明代刻书中的版本名目。据明袁栋《书隐丛话》所记:“官刻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二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称为‘书帕本’。”此类礼品,虽然还说不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官场酬酢中也很难得了。明初,洪武帝朱元璋整顿吏治,严刑峻法,官吏贪污纳贿,动辄处以极刑。书帕本的出现,不仅说明当时刻书之盛,亦反映出明初官场还是比较清明的。另顾炎武《日知录》云:“昔时入觐之官,其馈遗,一书一帕而已,谓之书帕。自万历以后,改用白金。”晚明吏治之腐败,亦略见一斑。  书帕本作为馈赠礼品,但具书之外形即可,故刻印多草草,所以顾炎武评论说:“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此外,明朝地方官员刻书中,还有一种与书帕本相类的情况,这就是明王世贞在《居易录》中所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这些本子,大概也是虚应故事,精雕细琢者少。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不过,“工者不数见”,并不等于说“不得见”,顾炎武所言,较之不少论者所说“无一佳者”是留了一点余地的。其实,所刻既多,则不免鱼龙混杂,出现一些刻印俱精的佳品。钱基博先生撰《版本通义》,举正德九年(1514年)长沙守陆相翻刻宋淳熙本汉贾谊《新书》、嘉靖间青州知府杜思重刊弘治本汉徐干《中论》,以及《止斋先生文集》、《韦江洲集》等,就都是书帕本中的善本佳刊。
  除上述所言外,明地方官刻中尚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各地儒学、书院等机构所刻书。如成化十八年(1482年)徽州府刊《春秋胡传》、万历三年(1575年)福建布政司督粮道刊《脉经》等。书院为讲学论道之所,刻书历史悠久,故多有佳刻,就不在此赘言了。
  2、私刻
  明初,私家刻本尚少,较著名的本子有郑济、郑洧兄弟于洪武十年(1377年)为其业师宋濂刻《宋学士文粹》、洪武十七年(1384年)傅若川刻其兄撰《傅以砺文集》、游明刊《资治通鉴》等。
  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之风大炽,尤以嘉靖、正德、万历间为盛。刻书风气亦为之一变,自元代继承下来的黑口赵字样式日少,盛行翻刻,仿刻宋版,字体仿宋,版心亦变为白口。究其原因,大体有三:
  其一:正德之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大倡复古之风,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一时成为时尚。文坛复古,为了迎合读书人的心态,故刻书也复古。刻书业既然谈不上复秦汉、盛唐之古,既然读书人都以宋刊为最佳,就大兴翻宋、仿宋之风。
  其二: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建阳书坊为牟利而刊刻应付科举考试之书,不仅错漏甚多,且多有故意窜改之处。为此,福建提刑按察司行牒文建宁府:“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刻,……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追版铲毁,绝不轻贷。”这里所说的,是《五经》、《四书》等士子必读之书,但对社会上翻刻古籍之风必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改刊就要“拿问”,何不依样画葫芦,以保无虞。因此,无论私家坊肆,愈加依旧本原式翻雕,不仅宋刊,一些元刻旧本,也如式雕造。
  实际这股翻宋、仿宋之风,首先由私家刻书兴起的,官府牒文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私人刻书家大多也是藏书家、学问家,对文坛上的复古之风最为敏感,反应也最快,故能成为改变版刻风格,复两宋之古的始作俑者,并影响到官刻、坊刻。明嘉靖刊本,多为白口,欧、颜字体,就是明证。
  明代刻书家为数甚多,善本佳刊,不胜枚举。如正德五年(1521年)苏州陆元大翻刻宋本《花间集》;嘉靖间苏州袁褧嘉趣堂翻刻宋本《大戴礼记》、《六臣注文选》、《世说新语》;苏献可通津草堂刻《论衡》、钱塘洪楩的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话本》、叶盛菉竹堂隆庆五年(1571年)刻《云仙杂记》、《昆山杂咏》等。明中叶之后,私家刻书更为繁荣,刻家之多不胜枚举,而杭州胡文焕、徽州吴勉学、常熟毛晋,则为其卓然大者。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一号抚琴居士,仁和(即今杭州)人,据丁申《武林藏书录》载,他于万历间购文会堂,为藏书、刻书之所,以流通古籍。他编刻的《格致丛书》,本《大学》“格物致知”命名,所录皆为考证名物之书,以明人著作为主。因其在辑刻此书时,每印数十种即刻一目录,以便及时向外发售,又时将新书加入旧刻中,故其种数或曰386种,或云346种,清顾修编辑《汇刻书目》著录206种,现存168种,多秘册珍籍,是中国古代极负盛名的大型丛刻。另刻有《百家名书》103种,广录古今载籍,辑稗家、游览、谐史、寸札、寓文,刊为《胡氏粹编》。他不仅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也是戏曲文学作家,博通往识的学问家,并精通音律琴鼓。自著《文会堂琴谱》、《诗学汇选》、《古器具名》、《文会堂词韵》、《历世统谱》、《省身格言》等,亦皆收入《粹编》。另有传奇之作《奇货记》、《犀佩记》、《三晋记》、《余庆记》传世。所辑刻的《群音类选》二十六卷,为明人辑刻的众多曲选中最有价值的本子之一。据考,其一生共刻书450种上下,不能不说是洋洋大者,而其自编自刻本的学术、文献价值,绝非那些随意编刻“自著”的粗制滥造之书,以沽名钓誉者所能比。
  吴勉学,字师古,堂号师古斋,是徽州最有名的私人出版家。清赵吉士《寄园寄所集》卷十一称他:“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为获利,乃搜古今典籍,并为梓之,刻资费及十万。”医书是社会各阶层广泛需要的畅销书,以刻医书起家,赚了钱后再逐渐扩大刻书范围,可见这位吴师古先生,是很有些商业头脑的。所刻医书有梓行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古今医统正脉》,是一部包括四十四种医学著作的丛刊,其他尚有《伤寒六书》、《河间六书》、《伤寒本草》、《难经本义》等;另刻有《徽郡注释对类大全》一类的畅销书。经史文集则有《二十一子》、《性理大全》、《东垣十书》、《礼记十说》、《四史》、《近思录》、《世说新语》等。清乾隆《徽州府志》称他:“尝校刻经史子集数百种,雠勘精审。”而流传至今的十不存一,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毛晋是晚明私人刻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原名凤苞,字子丸,后改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号隐湖,生于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卒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其家世居虞山东湖,为当地巨富。他从事刻书,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视为一生事业之归宿而孜孜以求。据其子毛扆《影宋抄本〈五经文字〉跋》所记:“吾家当日有印书之作,聚印匠二十人,刷印经籍。扆一日往观之,先君适至,呼扆曰:‘吾节衣缩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版逾十万,亦云广矣’”。
  在当时要想成为一个出版家,首先就应该是一个藏书家。毛晋对古籍善本的搜求,可以说已经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荥阳悔道人《汲古阁主人小传》中说毛晋悬榜于门,榜曰:“有以宋刊本至者,门内主人计页酬钱,每页出二百;有以旧抄本至者,每页出四十;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远近闻讯,书舶竟集于门,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前后集书八万四千册,且多珍本秘籍,就如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中所云:“上下三楹,始子终亥十二架,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内府所遗,纸理缜滑,墨光腾剡,又有金、元人本,多好事家所未有。” 毛扆编有《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清黄丕烈收入《士礼居丛书》中,著录虽简约,亦可窥见毛氏藏书之富。正因为有连楹充栋的珍本善本作底本,才使毛晋刻书,卓然而凌于众家之上。
  毛晋刻书,无论对纸张选择,还是对抄手、刻工,要求都很严格。毛氏传刻之书全用竹纸,他专门到江西订造纸张,薄者叫“毛边纸”,厚者称“毛太纸”,其名至今尚沿用。毛宅中,“僮仆皆令写书,字画有法”、“入门僮仆尽抄书”。另据清徐尘《前尘梦影录》载:“剞劂工陶洪、湖孰、方山、僳水人居多。”不言而喻,选佳纸施印,以擅书善刻者任其事,都是雕板书时代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环节。所以清吴伟业《汲古阁歌》称誉说:“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遗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板工。”
  自万历晚期至清顺治,毛晋刻书逾四十年。据清郑德懋《汲古阁校刻书目》,近人陶湘编《明毛氏汲古阁刻书目录》所记,共有600余部,其中既有如《十三经注疏》、《十七史》一类正经正史中的辉煌巨制,也有如《六十种曲》、《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重要的总集,《群芳清玩》、《山居小玩》一类书亦予付梓,并有《津逮秘书》这样的大型丛刊。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启、祯年间,汲古之书走天下。”更为可贵的是,毛晋刻书不徒为获利计,而是有着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清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说毛晋:“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它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在刻书之业中贯穿着自己的学术思想,以恢复汉唐旧学为要务,以纠正学术界积弊为己任,在“纂要”、“节本”风行于世时,倡导刻印经史巨著全帙,且身体力行之,这样的境界和眼光绝非吴勉学、胡文焕辈所能比。延及今日,不少较具规模的收藏机构,都藏有数量不等的毛刻毛抄本,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晋刻书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明末的私人刻书家中,实应推毛晋为第一人。
  毛晋所刻之书,版心下多刊署“汲古阁”,间有刊署“绿君亭”。清钱泳《履园丛话》中说:“虞山毛子晋生明季天、崇间,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因此大为营造,凡三所:汲古阁在湖南七星桥载德堂西,以延文士;又有双莲阁在问渔庄,以延缁流;又一阁在曹溪口,以延道流……阁外有绿君亭,亭前后皆植竹,枝叶凌霄,入者宛若深山。”对汲古阁、绿君亭之得名,叙之甚祥,从中亦可看出毛晋对校勘的重视。附带说一句,明代私刻本之所以较官刻、坊刻更为后人宝重,校勘较精是重要原因之一。陈继儒辑刻《宝颜堂秘笈》,自称“余得古书,校过付梓,抄过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后即印,印过复校”。正是由于私刻本校勘较精,其质量高于官刻、坊刻,确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后人对毛晋刻本,也存在不少批评,孙从添《藏书纪要》云:“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草,错误甚多。”黄丕烈《宋刻李群玉集跋》则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叶德辉《书林清话》的诘难则最为尖刻:“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昔人谓明人刻书而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
  指出毛刊本的讹误,不为贤者隐,的确是好事。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毛晋四十余载刻书六百余部,在当时的条件下,存在一些讹误,如果不能说可以原谅至少还是可以谅解的。此外,就如严佐之先生在《古籍版本学概论》中所言,黄丕烈、顾千里及钱曾、段玉裁等批评过毛刻错讹的学者,都是清乾嘉时考据学的代表人物,毛晋在图书校勘的功夫上,是难以和他们相比的。至于叶德辉所言,则似太过。《南唐书》的再刻多所改正,说明毛晋在校勘上是负责任的,对一些刻本亦有“复检”的作法。何况,毛刻本中确不乏据宋本的佳构,如《四唐人集》、《六唐人集》、《元人十集》等皆是有口皆碑的据宋本佳刻。另据陈瑚《为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所记:“其所锓书,一据宋本,或戏谓子晋曰:‘人但读书耳,何必宋本为?’子晋辄举唐诗‘种树皆老作龙鳞’为证,曰:读宋本然后知今本‘老龙鳞’之误也。”从中不难看出毛晋不仅懂版本学,而且对刻书所据底本很讲究。如果说“一据宋本”也许有夸大其词之嫌,那么,叶德辉所言“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的结论,又下得过于武断了。因此,对于这样一位中国文化史、书史、印刷史、出版史上的巨匠,瑕疵虽有,正不足以掩其大德。何况,在晚明书业中,的确较普遍存在着校勘粗疏、妄自改纂删削古籍的恶习,前举陈继儒《宝颜堂秘笈》,虽然陈氏以三校始付梓自诩,《四库全书总目》亦批评说:“《野客丛书》三十卷,……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毛刻本固然有不足之处,仍不失为其中的精华之所在。
  3、坊刻
  在明代书业中,以书坊刻书规模最大,分布地域最为广泛,所刻内容最为丰富。以下即择其要者,依其所在地域叙述之。
  北京刻本。自明永乐始,北京成为明王朝的京城,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地的民间刻书业并不发达。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就说:“燕中刻本自稀。”又说:“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所谓“大明门之右”,亦即今正阳门一带。其中如金台岳氏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刻的上图下文《大字魁本全像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是该书早期印本中最著名的本子之一。明嘉靖间设书铺于正阳门的汪谅,所刻《司马迁正义解注史记》、《梁昭明解注文选》、《唐音》、《武经直解》诸书,所据宋、元善本翻刻,在北京坊刻本中享有盛名。
  1967年,在上海市嘉定县城东公社宣姓墓中,出土了明成化年间北京永顺书堂刊刻的南戏戏文《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同时出土的还有《新刊全相唐薛仁贵征辽故事》、《新编包龙图断白骨精案》、《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等说唱词话十种,皆刊于成化年间,是明代北京坊肆刻书的一次重大发现。
  建阳刻本。南宋时,福建置建宁府,辖地中的建安、建阳两县,被称为“图书之府”,可见刻书之盛。宋、元时书坊多集中于建安,入明时已衰,而建阳独盛。嘉靖《建阳县志》称:“书籍出麻沙、崇化两坊,麻沙书坊毁于元季,惟崇化存焉。”又云:“书坊街在崇化里”,对建阳书肆的历史沿革,所述甚详。
  明初,由于国家鼓励书业,一些元代已负盛名的老店,皆继张书肆。高濂《燕闲清赏笺》称:“国初慎独斋刻书,似亦精美。”徐康《前尘梦影录》亦言:“正德时慎独斋本《文献通考》细字本,远胜元人旧刻,大字巨册,仅壮观耳。”慎独斋主人名刘弘毅,另刻有《西汉文鉴》、《东汉文鉴》等,皆堪称明刻本中的精品。其他如刘氏翠岩精舍、日新堂、叶氏广文堂等,也都是在元代即已负盛名的老店。
  建阳书业的鼎盛时期,是在明中叶,尤其以嘉靖、万历时称极盛。出现了如余氏、刘氏、熊氏等赫赫有名的刻书家族,其中有些则是历史悠久的刻书世家,如余氏自宋代已操剞劂,明初稍衰,万历间又大炽,可考者即有余象斗双蜂堂、余建泉文台堂、余良史怡庆堂、余泗泉萃庆堂、余近泉克勤斋等二十余家。其他如刘氏安正堂、刘龙田乔山堂、刘氏忠贤堂、熊宗立安德堂、熊氏种德堂、中和堂、诚德堂,也都是建邑名肆。其他如郑、叶、杨、詹、陈等姓坊肆,亦为建邑书林之大家。
  建阳书坊所刻图书,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尤以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仅《三国》、《水浒》的版本,就各不下七、八种,其他如《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牛郎织女传》、《观音出身传》、《达摩出身传》、《南宋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凡当世所见之小说,由建阳书坊付梓者恐不下八、九。医书、士子科举用书、生活用书亦多,这当然和这些书在社会上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群有关。至于经史文集,建本传世者亦不少。景泰《建阳县志》称:“天下书籍备于建阳之书坊”,并非虚语。是时建本行销天下,无论品种还是数量,皆堪称首屈一指。
  建阳书坊中的不少名肆,不仅传刻古今载籍,自己也编书,从而成为编、印、售合一的出版机构。这些书肆的老板,本身就是有一定学问造诣的读书人。如余象斗就自称:“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籍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籍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辛卯之秋为万历十九年(1591年),知余象斗是在这一年专心从事书业的。他的双峰堂不仅刻印了诸多各种图书,他自己也编印了《万锦情林》、《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列国志传》、《列国全编十二朝传》等书。种德堂主人熊宗立,字道轩,从当地著名学者刘剡学,著有《洪范九畴数解》、《通书大全》等书。刘氏书坊中的名肆乔山堂主人刘龙田,“初业儒,弗售。挟箧游洞庭,瞿塘诸胜,喟然叹曰:‘名教中有乐地,吾何多求?’遄归侍庭帏,发藏书读之。”和余象斗相似,同是一位儒生出身的刻书家。受雇于书肆的读书人,也将自己的著述交书肆刻印。如万历时人邓志谟,尝游闽,为建安余氏塾师,编写有《咒枣记》、《飞剑记》、《铁树记》三部小说;辑录《风月争奇》、《花鸟争奇》等七种争奇及《洒酒篇》诸文集,皆由余氏萃庆堂付梓。此类作品粗制滥造,文笔拙劣,但因其寓意尚有可取之处,强调情节性和可读性,在下层民众中拥有相当广泛的读者。
  建阳刻书虽多,但因校勘粗略,纸、墨俱劣,在当时就受到读书人的强烈批评。明郎瑛《七修类稿》评之曰:“我朝太平日久,旧本多出,此大幸也。惜为建阳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凡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刻,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盗版成风。盗版犹不足,更加以偷工减料,瞎删乱改,以牟取暴利,难免令人齿冷。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则说:“建阳书坊出书最多,而纸、板俱滥恶”;“板苦薄脆,久而裂缩,字渐失真,此闽书受病之源也。”其实,建阳各坊刻书之量多质劣,并不始于明时,顾千里《思适斋集》卷十《重刻古今说海序》就称:“南宋时,建阳各坊,刻书最多,惟每刻一书,必请雇不知谁何之人,任意增删换易,标立新奇名目,冀以衒价,而古书多失真。”惟一“利”字,而使其忘刻书之“义”也。不过,从另一角度讲,正是由于建阳书坊出书迅速且“值最贱”,所刻又多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及实用图书,才使其所刻有广阔的市场,从而在激烈的书业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金陵刊本。金陵即今之南京,古称秣陵、建业、建康;明时亦称应天府,自古为江南重镇,三国时的吴;南朝的东晋、宋、齐、梁、陈;五代十国时的南唐;明洪武、建文、永乐皆建都于此。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然是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文荟萃,衣冠士庶多居于此。深厚的文化底蕴,明王朝对书业的鼓励,不仅使其官刻称极盛,民间坊肆刻书也十分发达。明胡应麟云:“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匀也。”在胡氏眼中,若论书业之盛,仅闽建书林可与比肩。而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列举今尚有名可考的金陵书肆九十三家,比建阳还多九家。另据胡应麟所记:“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所以不少传本都有“三山街书林”、“金陵三山街某某堂”刊识。 
  金陵刻书历史悠久,以明刊本而论,所见最早者为洪武四年(1371年)王氏勤有堂刊童蒙课本《新刊对相四言杂字》,现仅藏于日本。明宣德十年(1435年)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则为南京所刊戏曲的首开先河之本。但自明洪武至隆庆,南京坊肆刻书似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发展。直至明万历时,才进入其最为兴盛发达的时期。
  从内容上看,金陵书肆所刊与建阳一样,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为最多,若具体些说,则建阳所刊小说为多,金陵以戏曲更盛。这或许是金陵作为东南的大都会,市民文化发达,戏曲文学在本地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所至。其他如日用读物、医药、史传、文集等,数量虽远逊于戏曲、小说,亦无不有刻。
  在金陵书业中,以唐姓坊肆为最盛,据张秀民先生考证有十五家之多,其中又以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最有名。若论及历史之久远,刻书数量之宏富,则应首推富春堂。富春堂主人名唐富春,系以名名肆。所见牌记多刊署“金陵唐对溪富春堂”、“三山街书林唐富春”、“金陵三山街唐氏富春堂”等,明万历元年(1573年)即刊有《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四卷;十三年(1585年)重刊闽版《对音捷要琴谱》。所见最多的则是戏曲作品,据诸家书目所记,今天所能见到的尚有《观世音修行香山记》、《商辂三元记》、《昭君出塞和戎记》、《韩湘子九度升仙记》、《刘汉卿白蛇记》、《刘智远白兔记》、《徐孝义祝发记》、《薛平辽金貂记》、《周羽教子寻亲记》、《齐世子灌园记》、《三顾草庐记》、《姜诗跃鲤记》、《三桂联芳记》等约五十种上下。据考若总其所刻,当不下百种,堪称是当时戏曲作品的最大刻家。除戏曲外,另刻有传记作品《新镌增补全相评林古今列女传》、志怪小说《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以及《大六壬大全》、《对类大全》等杂著。
  世德堂、文林阁、广庆堂所刊,也是以戏曲文学为主,兼及其他。据郑振铎先生考,世德堂大致是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自富春堂分离出来的,常见刊署“金陵唐绣谷世德堂”、“绣谷唐氏世德堂”,刊有《拜月亭记》、《赵氏孤儿记》、《赋归记》、《双凤齐鸣记》、《惊鸿记》、《裴度还带记》、《李日华南西厢记》等戏曲二十一种 ;所刻小说较富春堂为多,传世有《新刻官板大字西游记》、《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题评》诸本,另刊有文天祥的《指南录》等书。文林阁主人为唐锦池,有时又别署集贤堂。其较早的刻本有刊于万历十六年(1588年)的《新刊汉诸葛武侯秘演禽书》,较晚的有万历二十四年(1606年)用徽州旧版施印的《刘向古列女传》,及三十五年刊刻的杭州人杨尔曾所辑画谱《图绘宗彝》。所刻戏曲有《易鞋记》、《胭脂记》、《观音鱼篮记》、《四美记》、《包龙图公案袁文正还魂记》等十六部,另刊有明王锡爵所撰的《王文肃公文集》。广庆堂主人唐振吾则刊有《窦禹钧全德记》、《西湖记》、《东方朔偷桃记》、《八义双杯记》、《武侯七胜记》等戏曲八种。以上所刊,还是今日可考见的传本,如果加上亡佚之本,四家所刻戏曲,绝不会少于200种,其对于保存、流通我国古代戏曲作品,是有大功绩的。
  金陵的周姓书肆可考者十四家,仅比唐姓少一家,但其传世刻本,则远逊于后者。其中如周曰校万卷楼、周如山大业堂,都以刻印小说为主。前者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五年刊《国色天香》、别署“书林仁寿堂周对峰绣锲”、三十四年刊《新刻全像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三十七年刊《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以及刊刻年代不详的《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等;后者则刊有《新镌全像评释古今清谈万选》、《新刊出像补订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题评》等,此外,周曰校另刻有《卓氏藻林》、《百子类函》、《新纂事词类奇》;周如山另刻有《保赤全书》等医书。
  金陵书林周近泉大有堂,也是周姓书肆中的名肆,其刊行了二部很有名的大书:一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刻梓的《皇明宝训》,所收资料自洪武至隆庆,是研究明前、中期的重要史料;二是万历十二年重梓的《御制大明律例招拟析狱指南》十八卷,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书。
  金陵陈氏继志斋,也称秣陵陈大来继志斋,是于明万历中晚期崛起的著名书坊,亦以刻印戏曲作品为主。传世之本有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刊行的《重校北西厢记》、二十七年刊《新镌女贞观重镌玉簪记》、《重校旗亭记》、三十六年刊《新刊河间长君校本琵琶记》、《重校锦笺记》、《重校量江记》、四十年刊《重校义侠记》,另尚有具体年代失载的《重校吕真人黄梁梦境记》、《埋剑记》、《重校韩夫人题红记》、《重校锦笺记》等,以及《元明杂剧》、《新编古今大雅南宫词记》、《新编古今大雅北宫词记》等。
  明万历时金陵的其他书坊,也刊刻了大量的小说、戏曲以及画谱、医书、字书、类书等,如歙县人郑思鸣主持的奎璧斋,刊行了明焦竑编撰的修身养性之书《养正图解》及生活实用书《急览类编》;萧腾鸿师俭堂刊有戏曲作品合集《六合同春》,又刻《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李潮聚奎楼刊类书《新刻刘云峤太史摘纂然然故事□集》;种文堂刊朱墨套印本《苏长公密语》、博古堂刊《诗经主意冠玉》等,难以一一列举。但仅就上述所列,已足以反映出明万历时金陵坊肆之多,所刻书品种之丰富了。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的类书,亦由金陵坊肆绣梓。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王圻编撰的《三才图会》一○六卷,论其规模,与建版《图书编》同为卷帙浩繁的鸿篇巨制。书分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器用、人事、珍宝、文史、鸟兽等卷,刊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题“槐荫草堂藏板”,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人文、工技农艺、舟车器物等材料极为丰富的大型工具书。有“秣陵陶园臣刻”刊记,故判断其刻于金陵,应该是不错的。
  明启、祯时,一些万历时即享誉天下的金陵名肆仍在刻书,如万卷楼周如泉于崇祯时刊行《图像本草蒙筌》就是一例,但总起来看,动辄刊书数十种乃至上百种的大型书肆少了,不过书业仍颇兴盛,刻书内容虽然仍以戏曲、小说为主,总起来看,刻书品种似较万历时更为丰富。如天启元年(1621年)蓬溪草堂刊明茅元仪纂《武备志》二四○卷,就是一部大型的军事著作,其中刊有郑和航海全图,是研究中国古代航海史、中外交通史的宝贵史料。方志书《金陵图咏》、《金陵梵刹志》也予锓梓。儒家书则有崇祯时刊行的《圣迹图》。匠作书有崇祯时刊行的《新刻京板鲁班京匠家境》三卷,是中国古代同类书中的代表作。小说则有天启三年(1623年)刊《韩湘子全传》,崇祯元年(1628年)金陵周氏刊《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等;戏曲有天启时刊《词坛清玩西厢记》等。此外,明万历初年,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之外,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在书业中也有反映。如著名传教士邓玉函的《远西奇器图说》与《新制诸器图说》,就有崇祯元年金陵武位中刊本。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友论》、《万国舆图》,也于万历时由南京教堂梓行。虽然非坊刻本,但却是金陵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
  徽州刊本。徽州地处皖南山区,古称新都、新安、歙州,故其刊本史称“徽刻本”、“歙刻本”。明时设府,辖歙县、休宁、婺源(今属江西)、祁门、黟县、绩溪,所产宣纸、徽墨、歙砚擅名天下,又因此地多山,盛产木材,为刻书准备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徽州刻书历史悠久,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为《忘筌书》所撰题解:“新安所刻本,凡八十八篇。与《馆阁书目》、《诸儒鸣道集》及余家写本皆不同。”宋洪皓《松漠纪闻》附洪遵跋:“先忠宣《松漠纪闻》,伯兄镂版歙越”,是徽州于南宋时,已有私刻本。但南宋及元、明初,书坊刻书并未发达起来,直至明万历时,始勃然而兴,成为当时重要的刻书中心,就如胡应麟所称:“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谢肇淛亦云:“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对徽刻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时玩虎轩、观化轩等名肆刻印了大量的小说、戏曲及其他类书,从数量上讲,远逊于建阳、金陵,但因所刻至精,历来皆被收藏家、版本学家所重。此外,万历后徽派版画之精美凌冠当时,也为徽刻在中国版刻史上争得了特殊地位。
  杭州、苏州等地刻本。杭州古称余杭、钱塘,宋南渡后称临安。五代时,吴越国主钱俶刊《宝箧印陀罗尼经》,宋靖康之变后,大批刻书艺匠南迁,临安成为刻书中心。入明之后,建阳、金陵等地书业大兴,杭州执全国书业牛耳的地位渐失,但出版业仍颇发达,胡应麟就说:“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阊阖也,临安也。”
  明洪武时,杭州坊肆刻书已颇为发达,这当然和明政府鼓励民间刻书,及杭州书业基础雄厚有关。其中有些书肆,如众安桥北沈七郎经铺,就是在南宋时就已开业的著名书肆。现今所能见到的明代杭州最早刻本,为古杭勤德书堂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冬所刊数学家杨辉的著作《算学五种》七卷,同年又刊《皇元风雅前后集》及《新编翰林珠玉》等。其他如杨家经坊于洪武十八年刊《天竺灵签》,曲氏嘉靖年间刊《皇明经济文录》,蒋德盛武林书堂万历时刊《敬斋古今注》,继锦堂刊《阳明先生道学钞》等。另如双桂堂、集雅斋、容与堂、钱塘金衙、古杭秋爽堂、夷白堂、藏珠馆、笔耕山房等名肆,自明万历至崇祯间刊刻了大量的小说、戏曲、画谱等类书。
  苏州宋时称平江府,明称苏州府,其地刻书可上溯至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刊李诫《营造法式》,宋末元初又有《碛沙大藏经》镂版。入明之后,书业更见发达。胡应麟评论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又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对苏州刻本的评价是很高的。
  相较于建阳、金陵、杭州而言,苏州坊刻在明代兴起较晚,现今所见最早的坊刻本,为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吴书林刊《薛万山先生文录》,其余书坊,则主要活动于万历、启、祯间。又据胡应麟所记:“凡姑苏书肆多在阊门内外,及吴县前,书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故明时苏州坊刻,多冠以“金阊”二字。
  苏州书坊中以叶姓为最多,见于著录的有叶显吾、叶敬溪、叶瑶池、叶聚甫、叶昆池、叶龙溪、叶碧山、叶启元等,从姓名看或为兄弟,或可能是同宗族人,其中又以叶敬池书种堂和叶昆池最有名,二人皆刊行了大量的小说,如《醒世恒言》、《石点头》、《南北宋志传》等,叶敬池在万历间另刊有《李卓吾批评三大家文集》等书。其他诸家,亦刊行了大量小说、戏曲以及尺牍、占卜、棋谱等类热销的通俗读物,如金阊舒载阳刊《封神演义》,为该书的最早刊本,五雅堂刊《列国志》,嘉会堂刊《墨憨斋批点三遂平妖传》,龚绍山刊《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等,叶龙溪刊医书《万病回春》,叶显吾重刊《张阁老经筵四书直解》,叶瑶池刊《五车韵瑞》,映雪堂刊《潜确居类书》,酉酉堂刊《明文奇赏》,书业堂刊传奇《南游记》,又刊象棋古谱《桔中秘》,五云居刊《杜工部七言律诗分类集注》等,从内容上看,苏州坊刻本还是相当广泛的。从时间上看,直至启、祯年间,苏州的书业仍相当活跃,而在明万历盛行一时的建阳书业,此时却已显全面衰微的颓势了。

三、明代的活字和套版印刷

  明代是活字印刷和套版印刷大放异彩的时代。这两种技艺和雕版印刷术一样,都是中国人的发明。
  据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活字印刷术是在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由“布衣”毕昇发明的。元大德年间(1297-1307年)农学家王桢制成木活字,并制成转轮排字架,使用活字排版更为简便、迅捷。并写成《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农书》之后。宋、元两代,用泥、木活字印过一些书,如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用“胶泥铜版”印其自著《玉堂杂记》;元大德二年(1298年)王桢用木活字印其纂修的《旌德县志》;至治二年(1322年)用活字版印《大学衍义》等,但这些本子都没有流传下来。
  明代活字印本,弘治后渐兴,早期鲜见记闻。所用活字,分木制和金属制二种。关于木活字,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说:“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无以药泥为之者,惟用木,称活字云。”清龚显曾亦云:“明人用木活字板刷书,风乃大盛。”其实“大盛”云云,也只是相对而言。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一文统计,现今可考的木活字本不过一百余种,而明本传世数以万计。可以说木活字印刷术自北宋年间发明之后,虽然不断有人尝试和予以改进,却从未得到认真的推广和普及。
  现存最早的明代木活字印本为弘治年间排印的《鶡冠子》一书,版心下刊署“碧云馆活字板”字样,原为清马裕家藏本,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由两淮盐政李质颖送呈,或云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即是受此本启发而成,因而在明代木活字本中极享盛誉。其他见于著录的尚有南京拔贡李登用家藏“合字”,印其自著《冶城真寓存稿》,嘉靖间嘉定徐兆稷印其父徐学谟撰《世庙识余录》、万历十四年崧斋印《唐诗类苑》、万历间建阳游榕排印的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庐陵陈嘉谟念初堂排印的《函史》、丽泽堂印《璧水群英待问会元》、海虞黄美中校印王世贞《凤洲笔记》等。他如宋刘宰《漫塘刘先生文集》等前贤遗著,以及明劳堪《柴桑问答》、桑悦《思玄集》、曹佺《诗经质疑》、魏国道《历代史书大全》等大量明人著述,也都有活字印本。云南也用木活字印刷了钱塘人陈善所撰《黔南类编》,可见木活字的运用,在地域上还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明末开始用木活字排印《邸报》,即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抄写。”邸报也者,朝廷官报也,最需准确快捷。唐、宋时称“邸钞”,至明末用活字排印,正是取活字可任意组合,方便、迅捷的优点。
  明代木活字版以私刻为多,官刻除邸报外,惟藩府本有之。如蜀藩朱让栩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印宋苏辙著《栾城集》,益藩万历二年(1574年)印元谢应芳《辨惑编》和《辨惑续编》等。此外或言晚明江浙一带大族有用木活字排印家谱者,但传世极稀,笔者亦未见。
  相比于木活字而言,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更显成就斐然,其中尤以铜活字、锡活字使用最多。关于铜活字的起源,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提到五代有“天福铜板”。据张秀民等前辈学人论证,因其为整块铜板,与活字无关。又《梦林玄解》载宋孙奭《圆萝秘册》叙,有“镌金刷渚,敬公四海”句;清孙从添《藏书记事》称宋代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所记皆语焉不详,又有主观臆断之嫌,不足凭信。
  此外,张秀民先生在论及铜活字源流时,举元人黄溍《智延和尚塔铭》中“三岁将镂铜为板以传”句,诘之曰“辞义含混,意义不明”,就很难令人同意了。此论后亦为戴南海、施延镛诸先生辗转引用,故笔者以为有必要作一点辨证。
  所谓“智延和尚塔铭”,即应是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一载《荣禄大夫司空大都广寿禅寺住持长老佛心普慧大禅师北溪延公塔铭》的缩写。《塔铭》云:“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必赐坐,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刊三藏,将镂铜板以传后。”引文无“三岁”两字,可能系所据版本不同所致。另考以《补续高僧传》卷一《法桢传》:“英宗即位,将以大藏经冶铜为板,而文多舛误,诏选天下名僧六十员雠校,师与湛堂,西谷五人为总督。”两书所记为一事,即元英宗在位时,有梓行铜版大藏经之议。其中“镂铜板”三字,很值得玩味。一部大藏经,至少也需十余万块版,以木雕镂,尚需数年或十余年始毕全功,古代所刊大藏经莫不如是。全用整块铜版,即使以国家之力,亦非易事,“三岁”而成,更不可能。故这里所说的“铜板”,实应为铜活字版。可惜的是,关于这部大藏经,再无其他资料可考,是否付梓,亦难断定。另据王桢《造活字印书法》所记:“近世又铸铜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盥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是元代亦有锡活字。不过因工艺尚不过关,未能推广。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书,以弘治、正德、嘉靖间较盛。名声最著者有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珵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以及安国桂坡馆诸家。
  中国活字印书起源虽早,但在传世的汉文金属活字印本中,即以华燧会通馆排印之书为最早。据明代学者、无锡人邵宝撰《容春堂集•会通华君传》载:“会通君姓华氏,讳燧,字文辉,无锡人,少于经史多所涉猎,中岁好校阅同异,辄为辩证,手录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採以质焉。或广坐通衢,高诵不辍。既而为铜板锡字以继之,曰:‘吾能会而通之矣’,乃名其所曰‘会通馆’,人遂以会通称。”可见,这是一位熟谙校雠之学并颇为自负的印书家。
  华燧生于明正统四年(1439年),卒于正德八年(1513年)。他在《会通馆印正容斋随笔序》中自诩:“燧生当文明之运,而活字铜板乐天之成,”很有些天降印书大任于斯人的气概。他用金属活字印行的书,今可考者有弘治三年(1490年)印宋赵汝愚编《宋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弘治五年印《锦绣万花谷》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各四十卷,弘治八年印宋洪迈《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三笔、四笔各十六卷、五笔十卷;又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正德元年(1506年)印《文苑英华纂要》八十四卷、《辨证》十卷,这时他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其间还印有宋人潘自牧编辑的类书《记纂渊海》、宋人左圭编的大型类书《百川学海》以及华燧自撰的《会通馆集九经韵览》、《十七史节要》等。若总而计之,共有十五种之多。在明代的活字本印书家中,就数量而言是最多的。
  华珵是华燧的叔伯,字汝德,号尚古。《无锡县志》称其:“又多聚书,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弘治十五年(1502年),他用金属活字印行了《渭南文集》和《剑南续稿》。华坚为华燧之侄,华镜为华坚之子,兰雪堂排印的金属活字本,就数量而言少逊于会通馆而多于尚古斋,较著名的本子有正德八年(1513年)印的《元氏长庆集》六十卷、《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名录》二卷,正德九年印的《玉台新咏》十卷、正德十年印唐欧阳询编纂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一百卷,目录后有“乙亥冬锡山兰雪堂华坚活字铜板校正印行”刊记,同年又印汉蔡邕《蔡中郎集》十卷,《外传》一卷,正德十一年印汉董仲舒撰《春秋繁露》十七卷等。
  嘉靖初,安国继华氏而起,成为无锡最重要的活字印书家。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木活字本《胶山安氏宗谱》载:安国字民泰,明无锡胶山人,为无锡巨富,人称“安百万”。性喜梅花,在宅旁植株两里余,自号桂坡。家藏图书甚富,闻人有奇书,不惜重金购之以充邺架。所刊活字本有:嘉靖二年(1523年)印《颜鲁公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嘉靖三年印《吴中水利通志》、嘉靖十年印类书《初学记》三十卷,以及《重校西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卷、《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石田诗集》十卷诸本。另清初钱谦益《春秋繁露》跋称:“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说明安国所印之书,在校勘上还是颇为精细的。
  无锡活字本中较为著名的,还有北宋初年李昉等奉敕修的类书《太平御览》。隆庆间,闽人饶世仁、游廷珪等在无锡制字始印,方印成十之一二即辍,活字亦被常熟周光宙、周堂父子,无锡顾肖岩、秦虹川等购得,直至万历二年(1574),三家复汇聚各存活字,仍聘用游、饶续印,版心题:“宋板校正闽游氏仝板活字印一百部”。《太平御览》是一部卷数达一千的宏篇巨制,得以用活字排印,足以说明当时活字印刷技术已相当成熟。这个本子在《太平御览》的流通、刊印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歙县鲍崇城所印汇校刊本,游氏本即为主要的校勘底本之一。
  除无锡外,明代用金属活字印书的尚有苏州的金兰馆,印有宋范成大《石湖居士集》、明孙蕡《西庵集》;五云溪馆印有《玉台新咏》、《襄阳耆旧传》;五川精舍印有《王岐公宫词》;南京建业张氏印有《开元天宝遗事》;浙江于正德间印有《诸葛孔明心书》;芝城印有《墨子》,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岁次壬子岁夷则月中元乙未之吉芝城铜板活字”刊记,是一部非常有名的活字蓝印本。另印有《通书类聚剋择大全》,署“嘉靖龙飞辛亥春正月谷旦芝城铜板活字印行”,知印于嘉靖三十年。据张秀民先生在《明代的活字印刷》中考,所谓“芝城”,亦即建宁府城的别名。
  明代的金属活字,究竟是用何种材质制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以无锡华燧会通馆为例,过去一直以为其所用为铜活字。1980年,南京图书馆潘天桢先生在《明代无锡会通馆印书是锡活字本》一文中,引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存裕堂义庄木活字本《勾吴华事本书》卷三十一《三承事南湖公会通公东郭公传》所记:“乃范铜板、锡字”;另据明嘉靖十一年华从智刊《华氏佳芳集》卷十五中的《会通华处士墓表》所载:“乃范铜为板,镂锡为字”等四篇史证,指出会通馆印书,实系把锡活字排在铜板里施印,是“铜板锡活字”。历来认为的“铜活字印书”,实系对诸多印本中的“活字铜版”刊记理解有误,把其附会为“铜活字板”所致。这个考证,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若推而广之,则无锡尚古斋、兰雪堂、桂坡馆以及芝城所印,多有“活字铜板”或“仝板活字”刊记,似也应是“铜板锡字”。至于金兰馆诸家所印,在无新的史证之前,只能姑从旧议,认为是“铜活字本”。归根到底,明弘治、嘉靖、正德年间活字印本的流行一时,是中国发明的活字印刷术的一次光辉展现,就如李致忠先生在《古书版本鉴定》一书中所言:“好在铜、锡只不过是不同的金属,于书籍生产方法无关紧要,且明代那么长时间,那么广的地域,有铜活字印书,是毋庸置疑的”。
  也有学者提出,明代不仅用锡活字印书,亦用锡活字印伪钞,所据为明洪武《御制大诰》“伪钞”第三十八,大意是江苏句容县以杨馒头为谋主,令银匠“密修锡版,文理分明,与印造纸马之户同谋印刷”,以说明锡活字制作工艺之进步。依笔者愚见,印刷钞票或需整版施印,,或分版套印,活字的用场不大。银匠密修的“锡板”,恐亦为整般,不见得与锡活字有什么关系。
  明代的金属活字印本中,以无锡华氏所制最称精善,故藏书家论之曰:“流传至今四、五百年,……愈久愈稀,此藏书家所以比之如宋刊名抄,争相宝尚,固不仅以其源出天水旧刊,可以奴视元、明诸刻也。”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明人刻书校勘不精之病,华氏亦不能免之。清顾千里《文苑英华辨证•跋》就说:“是书字句多所脱落,未为精善”。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论及宋刊《国朝诸臣奏议》时亦云:“是书除此本外,有明会通馆活字本,谬误不可枚举。……不思字句之不贯,不顾文义之隔绝。籍非宋本尚存,奚从订正其误?”陆心源《重雕兰雪堂本〈蔡中郎集〉序》疵议更甚:“明弘治中,华坚兰雪堂活字印本即从欧出,传古虽殷而雠校甚疏,或上下互倒,或形近而互伪,亥豕鲁鱼,无叶不有”。在排印方面,或以为亦未必尽善。《天禄琳琅书目》就批评兰雪堂本《白氏长庆集》“参差不齐,则其法虽精,而其制尚未尽善也”。此类批评,应该说都是很中肯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明代以无锡华氏为代表的活字印本,毕竟是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的一个高潮,是活字印刷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而且上承宋、元,下启清初,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这些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套版印刷的应用和发展,也是明代书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之一。所谓“套版”,即根据同一版面不同的内容之所需,分别镌刻制版,用不同的颜色轮番施印。早期的套印本多用朱墨两色,后发展为三色、四色、五色。清道光年间涿州人卢坤用朱、墨、紫、蓝、绿、黄套印《杜工部集》,是世所仅见的六色套印本。
  套印发明于何时,迄今尚无定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曾经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1941年发现了元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资福寺刊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经文和注解分为朱墨两色,扉画《灵芝图》亦为两色兼施,为单版涂色一次印成,于是论者又多以此为我国套印术的起源。其实,参以文献记载和近世考古发现,两说皆不确。
  据明曹学佺《蜀中广记•蜀中风物》载:北宋初年四川流通的纸币——交子,“制楮为绢,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兼错,”很可能就是套印。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改交子务为钱引券,制六印,四印用墨,两印分用朱、蓝,用六印轮番捺印于币面,也可视为套印法的先奏。1973年8月,陕西文管会修整《石台孝经》,在碑身背面与石柱连接处发现了《东方朔盗桃图》版画,用浓墨、淡墨及浅绿色施印于淡黄色细麻纸上,为宋金时印品。虽然它是套印拟或单版涂色尚难判断,但其为现知最早的多色印本则无疑义,比欧洲第一部带色印本《梅因兹圣诗篇》至少要早了二百余年。1974年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中,发现了三幅彩印绢地《南无释迦牟尼佛》图画,有人认为它是最早的套印品,但实际上,其大抵出自丝漏印法,和木版分色套印在技法上有很大不同。但它毕竟比元刊《金刚经注》要早了三百多年,亦为我国早期彩色印本的重要遗珍。综而言之,套印术发明的时间应在宋、辽、金时期。
  套版印刷术虽然不肇始于明,晚期尤其是万历、天启年间,则是它运用上的兴盛期。据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考万历三十年(1603年 )新安黄氏初刻《女范编》,为墨色单印本。四、五年后改编重刻为《闺范十集》,加朱色眉批,“在朱墨印本中亦为最早之本。”“最早”云云,断语下得过于草率了。不过,这的确是现知明代套印的首开先河之本。此后不数年,吴兴闵、凌两家崛起,成为明代套版印书最杰出的代表者。
  闵、凌两家皆为吴兴望族,从事过刻书的人颇多,而其中最著名者,则为闵齐伋和凌濛初。闵齐伋,字及五,号寓五,生于明万历三年。本人诸生出身,博通经史,著有《六书通》一书传世。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 )闵齐伋与其兄闵齐华合作,刻印出了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十五卷。该书《凡例》云:“旧刻中凡有批评圈点者,俱就原版墨印,艺林厌之。今另刻一版,经传用墨,批评以朱,校雠不啻三五,而钱刀之靡,非所计矣!置之帐中,当无不心赏。其初学课业,无取批评,则有墨本在”。话说得很清楚,闵氏刻套印本的初衷,并非专为美观计,而是为了适应明代盛行评点经史的学术风气,正文和批评、注释文字,区别以颜色,读者持卷按手,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当然更利于研习。而这部《春秋左传》,就是现知最早的吴兴双色印本。
  闵齐伋所刊套印本中,以朱墨两色印本为最多,有《考工记》、《东坡易传》、《左传》、《老子》、《庄子》、《孟浩然集》等二十余部。天启元年(1621年 ),他刊成朱、墨、黛三色套印本《孟子》,为三色印本之始。另刻有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载刘应登、刘辰翁、王世懋三家评语,凌森美为该书所撰《序》云:“耕庐(刘)缀以黄,须溪(刘辰翁)缀以蓝,敬美(王)缀以朱,分次井然,庶览者便于识别云”。这样的书本,评语出自诸家而毫不错乱,持卷诵读之,研习之,悦目而赏心。类似的本子尚有三色本的《楚辞》,四色本的《文心雕龙》、《杜子美七言律》等,在晚明吴兴的套版印书业中,闵齐伋实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除外,闵氏所刻套印本尚有天启元年闵振声刻朱墨套印本《兵垣四编》,闵昭明刊《新镌硃批武经七书》,闵一栻刊《唐诗艳逸品》、闵于忱刊《孙子参同》等。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所编撰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名著。他从事套版印书业较闵齐伋稍晚,数量上却犹有过之。较著名的有戏曲、小说作品《西厢记》、《琵琶记》、《红拂记》、《幽闺记》、《南柯记》、《虬髯客传》,以及《东坡书传》、《陶靖节集》、《孟东野集》等二十余种;与凌瀛初合刻有朱墨套印本《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三色本《古诗归》、《唐诗归》等。从内容上看,多为子、集二部书,与闵齐伋更重正经正史不同。此外,凌氏所刊套印本尚有凌汝亨刻朱墨本《吕氏春秋》、《管子》;凌启康四色本《苏长公集》、朱墨本《苏长公小品》;凌云刻五色本《文心雕龙》、三色本《记诗绝句类选》;凌毓楠刻《吕氏春秋》、《楚辞注评》等。不过,凌氏刻书虽多,但校勘质量上却逊于闵刻,明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十三中就批评说:“闵优于凌,吴兴凌氏诸刻急于成书射利,又悭于请人编摩,其间亥豕相望,何怪其然。”
  兴盛于明万历、天启年间的套印本,就雕印技艺的进步而言,历来评价颇高,明陈继儒在为闵振业所刊朱墨套印本《史记钞•序》中盛赞说:“三代以上,漆文竹简,冗重艰难,秦汉以还,浸知手录。唐文皇遴选五品弟子入弘文馆抄书,雠对精详而诵读,因以该博。自冯道,毋昭裔为宰相,一变而为雕版;布衣毕昇,再变而为活版;闵氏三变而为朱评,书日富,亦日精。”此言把开创之功归于闵氏,固有失当,但闵、凌两氏的确是二色或多色批评本的倡导者和实践家。至于套印版画,将在后文详述,此处不赘。
四、宗教图书雕版和佛、道藏经的刊刻
  佛、道等宗教书的刊刻,在明代出版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有必要单独提出来加以讨论。
  明代佛道书的刊刻极为兴盛,究其原因,大抵有三:
  ——明洪武帝朱元璋在投身反元义军前,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明代诸帝,非信佛即崇道,对佛道书的刊刻,一直持提倡态度;
  ——元代朝廷崇信喇嘛教,明王朝建立之初改其积弊,转而提倡汉传佛教各宗派,禅、律、净土、天台、贤首诸宗得以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喇嘛教亦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为佛教图书的刊梓,提供了宗教政策上的保障;
  ——在明朝廷看来,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维护统治集团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明成祖朱棣在《御制真实名经•序》中就大加阐扬说:“如来施教,但欲使人为善。夫为善者,为臣为忠,为子为孝,忠臣孝子,行一事而不敢忘君”;在《御制灵宝天尊说洪恩灵济真君妙经•序》中则言:“善信之士,果能洗涤忏悔,崇信三宝,尽忠尽孝,行仁行义,则身家吉庆,命运亨通,子孙蕃衍,消灾度厄,增福延寿,遥及九祖,咸获超济。”这根本不是在宣传教义,而是在为朝廷施教化,为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的伦理纲常和道德准则张目,佛道经典成了为朝廷培养愚忠愚孝奴才的教科书,对宗教图书刊刻,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
  ——明代民间宗教信仰极盛,佛教经汉魏以来在中国的宏传,已经渗透于下层民众中,明中、晚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更驱使不少人到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使宗教书拥有广泛的社会需要。
  明代宗教书的刊刻,途径有四,即:政府刻经,寺院刻经,私人刊施,坊肆刻售。
  ——政府刻经,明政府刊刻佛、道经籍,由内府承其事。前已述及,永乐后内府下设番经厂,为刊刻汉文经典的专门机构,所负责刊印的佛典道书,大抵有以下三类:
  其一:皇帝撰注。明朝皇帝如洪武、永乐,既信佛又崇道,自己也撰注经典,如太祖朱元璋即倡刊《南藏》,又注《道德经》;成祖朱棣既集注《金刚经》,又撰《神仙传》,此类图籍,多由内府梓行,流通天下;
  其二:皇帝“御制”的佛典道书。所谓御制,即由皇帝倡导或御定刊行的经典,有些冠有御制序,如永乐刊《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大悲观自在菩萨总持经咒》、《仁王护国般若经陀罗尼》、《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皆有朱棣所制序;
  其三:帝王后妃为祈佛保佑国祚绵长,消灾减病刊施的宗教书。如嘉靖年间靖妃卢氏施刊《佛说大陀罗尼经》,嘉靖二年(1523年)兴国太后施刊《佛说长寿减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万历帝施刊的《佛顶心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等;
  其四:一般佛典的刊刻,此类刊本,万历前颇多,无庸列举,启、祯间则少见。
  此外,明设僧录司,为主管佛教事务的衙门,也刊行佛典,如明永乐十四年(1416年)刊《念佛法门往生西方公据》,即由僧录司梓行。
——寺院刻经。明代寺院,由于信施者众,财力雄厚,刻施经典蔚然成风,南方之苏、杭一带,北方之北京,刊施更盛,叶德辉《书林清话》就说:“明时浙中径山寺、云栖寺所刻诸释经释典为最多。”其他如《新续高僧传•释智顺传》载:“补刻开元藏经,仍印施之”;《西谿灵隐志》载:“明万历中,(龙归院)僧真一刻方册经板合六十部”;《歙县志》载:“真印号幻宗……凡有布施,悉镌华严以下诸经二十余种,板藏觉华林中”;《庐山金石汇考•径山达观可禅师塔铭》载:“除刻大藏,凡古德尊宿语录,若寂音尊者所著诸经论文集,皆世所不闻者,尽搜出刻行于世。”上列所引,不难看出当时寺院、僧侣刻经的规模。  纵观明代书业,南方远盛于北方,但仅就佛典刊刻而言,北方寺庙刻经并不少逊于南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郑振铎先生在北京访书,得自法源寺散出的佛经就达数十种,北京的龙华寺、嵩祝寺,遵化禅林寺,以及山西五台山妙德庵等寺庵,也都刊有大量佛典。
  ——私坊刻经。明代信佛者众,上至达官显宦,下至百姓庶人,多有捐助净财以施刊经书者,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明初入宫为太监,侍奉燕王府,因从成祖起兵“靖难”有大功,赐姓郑,时称“三宝太监”。自永乐三年(1405年)始,其后二十八年中,先后七次通使“西洋”。他本是伊斯兰教徒,又笃信佛、道,自称“奉佛信官”,并于永乐元年施刊《佛说摩利支天菩萨经》。又自永乐五年至宣德五年,先后八次印造《藏经》,发愿文说“累蒙圣恩,前往西洋等处公干,率领官军宝船,经由海洋,托赖佛天护持,往回有庆,经置无虞,常怀报答之心,于是施财陆续印造《大藏遵经》,舍入明山,流通诵读。”他先后印造凡十藏,在私人刊施经藏中,数目是相当大的,他另刊有《天妃经》,为道家经,也很有名。明代太监施刊佛经,亦不少见,除郑和外,万历六年(1578年)刊《华严行愿品别行疏抄》,署“御马监左少监王平发心印造”,即属此类。至于善男信女施刊的经书,就更多了,较早的有徐道圆于洪武八年施刊摹刻赵子昂真迹《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存日本帝国图书寮。其他如牌记所见,某某氏刊行,某某氏遗财刻,某某氏发愿敬施,信男某某或信女某某施刊的本子,可以说数不胜数。
  明代一些有名的刻书家也刊行佛经,如毛晋的汲古阁,就于崇祯末年刊《普贤行愿品》四十卷。《径山藏》在嘉兴、金坛、吴兴、常熟、苏州等地募集众缘,凡常熟刻本,皆为毛晋所捐资,或刻印于汲古阁经坊,其中较著名的本子如《憨山老人梦游集》,即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刊成。
  明代藩府亦刻印佛经,如山阴王于隆庆二年(1568年)刊《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禅宗永明集》、《华严原人论》;秦藩刊《神僧传》;赵藩刊《法藏碎金》,版心有“赵府居敬堂”五字刊记;德王府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药师本愿功德宝卷》;襄王府于正德年间刊《佛说高王观世音经》等。藩府不仅刻佛家典籍,道家书亦见梓行,如肃王妃吴氏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刊《三官经》;宁王府朱权刊《天宝至道太清玉册》等,至于所刊道家炼丹搏汞、修真养性的著述,就更多了。藩府舍财施刊佛、道书,似更具有私人刻书性质,故不将其归为官刻。
  明代坊肆刊刻佛经,可述者亦多。洪武年间,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佛道书《天竺灵签》,为其较早者。该坊于明初另刻有《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成化十一年(1475年)刻《梵纲经卢舍那佛说心地法门品菩萨戒本》等,是一间专事刻印佛教经籍的坊肆。杭州众安桥沈七郎经铺,则是创建于南宋,历元而不衰的老字号,直至明中叶,尚见其刊刻的《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明万历时书坊刻书大兴,不少名肆都刊有佛、道经籍,如闽建书林刘龙田乔山堂刊《新刻葵阳黄先生南华文髓》,余氏自新斋刊《锲南华真经三注大全》、《注释庄子南华真经狐白》等道家经;金陵萧少衢师俭堂刊《锲眉公陈先生评选庄子南华经隽》,陈尊山经坊刊《地藏菩萨本愿经》,另金陵有陈龙山经房,与陈尊山当为一族;姑苏陈仲宣经坊刊《妙法莲华经》等。北京以刊刻佛、道书为主的坊肆有崇文门里观音寺胡同党家经坊,于万历四十一年(1603年)为信官陈文英夫妇还愿,刊《三官经》。其他如京都高家经铺、太平仓崇国寺单牌楼张铺等,也都印卖佛、道类书。
  从地域上看,坊肆所刊佛、道书,仍以南方的建阳、金陵、苏州为最,相比之下,苏、杭更盛,北方则以北京为最重要的梓刻的。
  此外,大行于吴兴的套印,亦被施于佛经,如凌濛初,冯梦祯等,以朱色印经注,其代表刻本有刻于万历、启、祯间的《维摩诘经》、《楞严经》、《东坡禅喜集》、《金刚决疑录》等。
  明代大藏经的刊刻,成就斐然。所谓“大藏经”又称“一切经”,即将自印度和西域传译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大型丛刻,刻本大藏源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始刊的《开宝藏》,明代刊刻的《大藏经》,先后有六次:
  《洪武南藏》。此为南本大藏的祖本,亦称初刻南藏。洪武五年(1372年)徵召佛教大德、学者于金陵蒋山寺校理藏经,同年开雕,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刊成,版存金陵天禧寺,共1600余部,7,000余卷,绝大部分自宋、元《碛砂藏》翻雕,千字文号始“天”终“鱼”,分装678函,惜永乐六年(1408年)发生火灾,板片多被火,故传世印本极罕。1934年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一部,为仅存之全帙,现存于四川省图书馆。
  《永乐南藏》。此即相对于洪武《南藏》而言,盖因洪武本版片被焚殆尽,因予重刊,大约成于永乐十年(1419年)。据《大明三藏圣教南藏目录》卷末所附《请经条例》云:“此据报恩寺经板一幅看得,原系圣祖颁赐以广印行。”全藏千字文函号始“天”终“石”,凡636函,1,610部,631卷。版片收藏于南京报恩寺,由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主管,供各寺院请印,今南北寺院,尚藏有全帙若干部。
  《北藏》。又称《永乐北藏》,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成祖为“图荐考妣在天之福”而开雕,历二十载,因刊于北京,故名。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年)始毕其功,全称为《大明三藏圣教北藏》,亦称《正统藏》。英宗为之撰序称:“我皇曾祖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禅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德全仁圣,道法乾坤…博采竺乾之秘典,海藏之真诠,浩浩乎,穰穰乎,缮书刊梓,用广传施,功垂就绪,龙御陟遐,洪庆所贻,传序暨朕,恭嗣大宝,统理万邦,敢忘续述之务。大藏诸经六百三十六函,通六千三百六十一卷,咸毕刊印,式遂流布,”明神宗时,神宗母圣宣文明肃皇后又续刻《永乐南藏》中的5种153卷,字体改为赵体,故全藏之卷数较《南藏》为多,千字文始“天”终“塞”,总1,662部,6,924卷;693函。此本在当时广为颁赐各名山大刹,传本甚稀,仅知河南新乡市图书馆有残卷;洛阳白马寺、重庆市图书馆有全藏。
  以上三种,为明代三部官刻大藏经,明民间刻藏,亦有三次:
  《武林方册大藏经》。所谓“方册”,即线装本大藏,然此本今已不传,详情无从查考,仅据《嘉兴藏•刻藏缘起》载释道开《募刻大藏经》云:“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复镂善梓于北京……。后浙之武林仰承凤德,更造方册,历岁既久,其刻遂湮”。从文义推断,此藏当刊于永乐之后,至万历初已不传。另《杭州府志》记余杭县化城寺云:“万历中僧法铠主刻藏议,藏置化城,募金恢复,英方伯捐俸藏板房二十余间”,是又有《化城藏》之刻,既云“恢复”,不知是否即恢复武林刊方册大藏,片语只字,语义难明。如果说释道开所记可信的话,那么自明万历始,则再无人见过传本。
  《嘉兴藏》。又名《径山藏》、《万历藏》,为万历初冯梦龙、陆光祖及释密藏、紫柏、道开等募集众缘,于嘉兴楞严寺开雕。释道开《募刻大藏文》曾批评洪武《南藏》、成祖《北藏》“鲁鱼之讹互有,潦鹤之舛递影”,认为二藏校刻皆不精,且板藏禁中,请印不易,永乐《南藏》可供全国各地寺院请印,但讹谬亦多,这也是此次刊印《嘉兴藏》的重要原因。“又念梵夹繁重,愿易为方册”,这是从节省印造装璜之费考虑。此藏依《北藏》编次,末附《北藏》缺而《南藏》所收者四种,自万历十年发愿,万历十七年始刊,至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正藏始完,前后已历98年了。因版藏径山寂照庵,刷印装订亦在其地,故又称《径山藏》。北京佛教协会、云南省图书馆藏有全藏。
  蜀藩《大藏经》。此藏鲜见有人提及,据清光绪《井研志》卷三载:其寺初名崇教……,旧庋全藏经一部,残帙零落,鼠伤虫啮,无复完本。惟颁经原始序略尚存,云:‘刻于成化,庋藏井研天王寺,蜀藩刻本。正德中,天王寺废。乃改庋此’”。及于今日,则已无片纸只页留存了。
  明朝廷即刊佛藏,复梓有《正统道藏》。我国古代子部诸籍,多辑入道藏,故其文献价值极高。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朱棣敕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主持刊行《道藏》事宜,永乐八年宇初卒,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继其事,直至英宗朱祁镇正统九年(1444年)由邵以正督校定本付梓,次年竣工,收书4,431种,共5,305卷,分装480函,千字文号始“天”终“英”,系据北宋时编修《大宋天宫宝藏》创始的方法编次。参加纂修的道士,可考者尚有喻纯、汤希文等,因编修者学识难称通博,致使分部混淆,且当时南方诸省所遗前朝残籍,未能尽数搜录,造成不少要籍亡佚,是其不足。但由于宋、金、元三朝递修本道藏几无所遗,《正统道藏》已是现存唯一的官修道教经书总集,且传世极稀,故更显珍贵。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神宗又敕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刻《道藏》,共三十二函,称《万历续道藏》。正、续《道藏》共镂板121,589片,入清后版存大光明殿,1900年庚子之乱中尽毁。现北京图书馆藏有全藏(原北京白云观藏本),上海图书馆藏有明版清印本(原上海白云观藏本),民国初年,徐世昌委傅增湘校理北京白云观藏本,由商务印书馆影印100部,是较为常见的本子。

五、明代的版画

  从现有资料看,中国古代版画的历史和雕版印刷术同样悠久。现存最早的,有明确时间刊记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就冠有绘、刻俱称上乘的扉画,唐代遗存的其他印刷品,版画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后经五代,宋、辽、金、元,版画艺术不断发展和进步。由于古版画最大数量的遗存,是以书籍插图形式出现的。明代书业大兴,也带动版画雕镌进入了其发展史上最兴盛、发达的时期。
  明前期承元余绪,宗教版画在版画艺苑中占有主导地位。洪武时所遗版画不多,大致有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刊刻的《七佛所说神咒经》,扉画五面连式,绘镌皆精工。二十八年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有“京都应天府沙福智刊经”牌记,署“金陵陈声刻”,有图四十一幅,前冠观音说法相,后绘观音救难灵应图,是一部大型的佛教版画连环画,绘刻工丽绵密,精妙绝伦,堪称明前期佛教版画的典范之作。佛道书《天竺灵签》,为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刊本,梵夹装,以厚黄纸双面印,节省物料一至于斯,在古代刻本中是十分罕见的,图亦粗略不堪,只能说仅据其形而已。这一方面反映出洪武时兵戈初定,民间物力的艰难,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坊肆所刊佛画,还远未恢复到宋、元盛时的水平。
  明永乐时,佛教版画则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其间内府刊印的大量佛经,如永乐九年(1411年)刊《圣妙真实吉祥名经》,十年刊《大悲观自在总持经咒》,十七年刊《妙法莲华经》、《大乘妙法莲华经》,十八年刊《弥陀往生净土忏仪》、《佛说四十二章经》,二十一年刊《金光明经》、《御制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等,都冠有极为精美的扉画,其中不少作品,很可能是由宫廷画师高手所绘;寺院、私人、民间刻经,亦有佳构,如航海家郑和施刊的《佛说摩利支天经》,卷首所冠摩利支天菩萨像极具神采;永乐年间刊《金刚经》,前冠有《鬼子母揭钵图》,十面连式,画面之繁复精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总起来看,永乐年间所刊佛教版画,画面表现手法多样,且多为繁缛细密,人物众多的杰作,由于经营布置稳妥,丝毫没有拥挤板滞之感,即使比之于宋、元盛时,似亦犹有过之,可以说已达到了佛教版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此外,明前期至明中叶的道教版画,也很有些不错的作品,明初刊刻的《道学源流》,图绘道家圣贤像,皆自石刻线画摹写,苍劲古朴,颇有韵味。其他如宣德元年(1421年)北京刊《太上灵宝天尊说消灾度厄真经》,宣德间刊《天皇圣道太清玉册》、《许旌阳事迹图》,正德间刊《武当山玄天上帝训》,天顺间刊《老子道德经》等,都有精致的版画。正统道藏所冠扉画,富丽精工,气势恢弘,是道教版画中的代表作。应该说明前期至明中叶,是宗教版画最为辉煌、大放异彩的时代。
  明宣德后,版画艺苑格局发生变化,尽管这时宗教版画仍占相当比重,其他题材版画也逐渐勃兴。明宣德前,非宗教版画仅有明初刊《考古图》、《全相二十四孝诗》等寥寥数种,宣德后,则开始出现题材多样化的趋势。以戏曲、小说版画为例,出现了宣德十年(1435年)金陵积德堂刊《金童玉女娇红记》,每半叶配单面方式图一幅,共有图八十六幅,是对宋、元流行的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变革。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城东公社明代宣姓墓中出土的《新编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新编全相说唱石郎驸马传》等说唱词话十种,另南戏《刘知远还乡白兔记》一种,除《花关索出身传》为上图下文,犹存宋元古型外,余皆为单面方式图,凡八十六幅,是建国以来戏曲小说版画的最大一次发现。弘治十一年(1498年)北京金台岳家刊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订奇妙注释西厢记》,是现知完整保存下来的、最早的《西厢记》插图本,结合永顺书堂所刊不难看出,明代中叶时北方戏曲版画很有过一段较为繁荣的局面。尚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中国书店在元刊本《通志》的书皮中,发现《新编校正西厢记》残卷四页,有插图《孙飞虎升帐》一幅,另半幅似为《西厢步月》情节,经考证为元末明初刊本,从而把中国戏曲版画刊刻的历史,至少前提了七、八十年。
  明宣德后版画题材的日渐丰富,还体现在人物、方志、军事、科技以及经史文集插图本的逐渐增多上,且不少题材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如正统九年(1444年)刊《圣迹图》,为孔、孟圣迹图的祖本;成化刊《历代古人像赞》,所绘人物上起伏羲,下迄黄山谷,是存世最早的版画人物图像集;吴旦所刊《石湖志》,则为方志类书有版画的早期刊本之一;军事著作有正德年间重刊宋绍定本《武经总要》,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刊《筹海图编》;生活用书有景泰七年(1456年)内府刊《饮膳正要》;医学书如正德十年(1515年)山西刊《铜人针灸图》、《西子明堂灸经》等;农业书有嘉靖九年(1510年)山东布政使刊《农书》;考古书有嘉靖间金台汪氏刊《宣和博古图录》等;画谱则有宣德时的《竹谱》,嘉靖间刊刻的《高松画谱》,同为宋《梅花喜神谱》之后刊刻较早的木版画谱佳构。所有这些,还仅仅是这一时期刻印的,具有代表性的版画名作。
  据以上所列,不难看出至嘉靖、隆庆间,非宗教版画成为版画艺苑主流的趋势已十分明显。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佛教版画刊刻少了,而是其他题材版画凸显出了欣欣向荣的生命力。而且,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和书业的繁荣,这种发展和变化就是必然的,它也必然带动版画艺苑出现质的繁荣和飞跃。
  明万历时期(1573-1619年),是中国古版画史,也是明代版画史的一个分水岭,其间小说、戏曲版画取代宗教版画,成为版画艺苑中最鲜艳夺目的奇葩。其他各种题材版画,亦涌现出大量的名作佳构,同时,由于刊刻地域的不同,各地版画所形成的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建安派、金陵派、徽派三大版画艺术流派,武林、吴兴、苏州等地版画,亦呈方兴未艾之势,使明代版刻艺苑出现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大好局面,如果说洪武至隆庆可以看作是自元至明万历间的一个过渡时期的话,那么明万历就是过渡期后中国古版画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
  建安派版画。 在明代的三大版画艺术流派中,以建安版画历史最为悠久,南宋时余靖安刊《新编古列女传》,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李氏书堂刊《新刊全相三分事略》,建安余氏刊《全相平话五种》,至顺年间椿庄书院刊《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以及宋“纂图互注”的本子,都是建安版画的早期名作。明万历时,建安版画继承宋元及明代初、中叶的优良传统,版画镌刻极为兴盛,不仅数量大,题材亦极为丰富,举凡经史图书,诗词文集,方志类书,军事海防,佛典道经,医卜杂著无所不包,而尤以小说、戏曲为大宗,建阳余氏双峰堂、三台馆、萃庆堂、存庆堂、克勤斋;熊氏忠正堂、诚德堂、种德堂;刘氏乔山堂;杨氏清白堂;郑少垣联辉堂,都刊行有大量小说、戏曲插图本,如《三国志传》、《水浒志传》、《东西两晋志传》、《大宋中兴岳王传》、《天妃出身传》、《达摩出身传》以及《西厢记》、《红梨花记》、《琵琶记》等当时广为流传的小说、戏曲,莫不绣梓。本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辗转于欧洲各大图书馆访书,发现了《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万象新》、《精刻汇编新声雅杂乐府大明春》、《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皆附有数量不等的版画,是近年来建安版画作品的一次重要的发现。这三个本子,也都是闽建书林所刻。其他题材的版画则有万历三十九年余氏存庆堂刊《新锲精采天下便用博闻胜览考实全书》,万历十六年余明台克勤斋刊《大魁书经集注》,万历四十七年古田余文龙校刊《大明天元玉历祥异图说》,万历三十三年余氏刊《叶太史序补古今大方诗传大全》等,万历四十七年邵武知府万尚烈刊行的类书《图书编》,是一部卷帙浩繁的类书,总127卷,“取左图右书之意,凡诸书有图可考者皆汇辑而为之说”,可谓洋洋大观。《四库全书总目》称此本:“引据古今,评赅本末”,“明人图谱之学,惟此书与《三才图会》号为巨帙”。
  万历早期的建安版画,大都是上图下文形式,人物造型简略,线条粗犷有力,以古朴稚拙的风格而闻名,大抵还属于闽建民间艺人的创作,可以说它是真正植根于下层民众的,大众化的艺术。此外,谈建安版画,笔者认为有二个问题应该着重提出来加以讨论:
  ——前已述及,早期建安版画以上图下文为主,郑振铎、周芜等先生都认为,自刘龙田乔山堂于万历元年刊《新镌考正绘图注释古文大全》,不久又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皆为整幅版插图,是对建版上图下文版型的大胆革新,从而为建安派版画开辟了新路。但笔者查明熊大木编辑,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书林清白堂杨涌泉刊本《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卷首冠“岳王像”,为单面方式;十四幅插图,皆为双面连式,刘龙田的所谓“革新”,应该说是有疑问的。在郑振铎、周芜两先生关于古版画的论著中,未见提及此本,依笔者愚见,可能囿于客观条件,两先生并未见到此本,从而才有革新一说。
  ——建阳余氏双峰堂刊刻小说版画最多,成就也最高,郑振铎先生认为,“所谓双峰堂指的是兄弟二人,一名余象乌,字仰止;一名余象斗,字文台,均是双峰堂书铺的主人们。”但孙楷第先生提出疑问说:“字仰止之余象斗与字文台之余世腾实为一人”;刘修业先生认为:“我则疑余象乌也是余象斗的代名”。陈翔华先生则在分析了象斗、象乌、世腾等名、字、号的意义及其之间的联系后,推断三者实为一人。清光绪间新安堂刊《书林余氏重修宗谱》无余象乌之名,应该说孙、刘、陈诸说才是正确的,所谓世腾、象乌,其实都是余象斗的化名。
  以上二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对建安派版画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因此提出来多说几句,此外,尚值一提的是,万历中晚期时的建安版画,已走上渐趋工丽细致的路子,这是受徽派版画浸润的结果,在此就不多说了。
  金陵派版画。 明初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及大量佛教、道教版画,宣德十年刊《金童玉女娇红记》,都可看作金陵版画的先导。明万历时,金陵书坊林立,形成了版画艺苑上一时一地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局面。其中以富春堂所刊版画最多,万历元年(1573年)即刊有《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此后,则刊有大量戏曲版画,据考有百种以上,以每种附图二十幅计,也有二千幅左右,画面多以大型人物为主,用笔粗壮,尤喜用大块阴刻墨底,黑白对比极为鲜明,表现出庄重、雄健、粗毫的作风,使人观后如饮醇酒,回味绵长。唐氏世德堂也刊有大量版画作品,风格基本上与世德堂同,只不过略显工细了一些。唐锦池文林阁、唐振吾广庆堂,所刊亦以戏曲版画为多,但绘镌皆工致,与富春堂、世德堂本的风格已迥然不同。
  陈大来继志斋的版画,自万历中期崛起,所刊插图本戏曲,论其数量仅次于世德堂,版式多为单面方式和双面连式,较为统一,艺术风格趋于工整秀丽细致,不再用大片墨底来作近景衬托,而是追求一种澹静娴雅的风格。如果说富春堂版画受建版影响较多,继志斋版画则更主要地接受了徽派的影响,所刊《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词记》,虽然仅有双面连式图一幅,但绘刻清丽绵密,给人以细腻缠绵、清纯典雅的美感,已纯粹是徽派版画的作风。其他如周曰校万卷楼,图刻粗豪雄健,体现的是金陵本土的风味。
  万历时一些他处的富商大贾、文人学士也在金陵刻书。徽郡巨富,寓居金陵的汪廷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其在金陵建环翠堂,刻有《环翠堂园景图》,由著名画家钱贡绘图,图分四十五段,衔接起来就是一个长1,488公分的长卷,是中国山水版画中罕见的巨制。他自己编著了《坐隐先生集》十一卷,《人镜阳秋》二十卷及《环翠堂乐府》(包括《义烈记》、《天书记》、《彩舟记》、《三祝记》等传奇),皆绘有极为精美的版画。浙江人周氏荆山书林刊《夷门广牍》,其中的《画薮》是著名的人物、翎毛、梅、兰、竹画谱。
  万历时金陵版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流寓金陵的他处刻工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如徽州名工黄镐、黄应祖、黄德宠、鲍守业,都在金陵操剞劂之业,他们把徽派秀劲婉丽的作风带给金陵版画艺苑,并在万历中晚期,实现了金陵派版画风格从粗豪到工细的转变,使之成为既为大众所喜爱,又可做为文人案头清玩的艺术品,毫无疑问,这是金陵版画的巨大进步。
  徽州版画。 徽州古称新安,故徽派版画亦称新安派。天顺六年(1462年)程孟刊本《黄山图经》已显示出徽州版画自早期所走的就是较为工细的路子。郑振铎先生以万历三十年草玄居刊《仙媛记事》为据说,徽派版画是“由粗豪变而为秀隽,由古朴变而为健美,由质直变而为婉约”,秀隽、健美、婉约这几个词用的极妙,很好地概括了徽派版画的艺术风格。
  徽州虬村黄氏刻工的崛起,是徽州版画走向成熟的标志。虬村黄氏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刻书世家,据清光绪年间刊行的《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载:黄氏自第二十二世始刻书,自明正统至清道光年间,父子相传,兄弟相济,子孙世业,族中先后有四百余人操剞劂之业,其中雕镌过版画的亦不下四、五十人,如黄鏻、黄铤、黄应瑞、黄应泰、黄应光、黄德宠、黄德新、黄德时,黄守言、黄一楷、黄一彬、黄一凤、黄一中、黄建中、黄顺吉、黄端甫、黄守言、黄子和、黄子立等,都是活动于万历至崇祯间的名工圣手。郑振铎先生说:“时人有刻,必求歙工,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这个称誉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黄氏名工所镌,以戏曲版画为最多,成就亦最高,其中如万历十五年(1597年)汪云鹏玩虎轩刊《元本出相南琵琶记》,图双面连式,黄一楷、黄一凤刻,图版格调清新,绘人写事图景抒情,无不已臻化境,是徽派版画史上最负盛名的杰作之一。玩虎轩另刊有《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黄鏻、黄应岳刻,与《元本出相南琵琶记》是难分轩轾的佳作。观化轩刊《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黄近阳镌,图版亦精丽。其他题材版画如万历十六年刊《汪虞卿梅史》,黄时卿刻;同年刊《泊如斋重修考古图》,黄德时刻;二十二年刊《养正图解》,黄鏻、黄德奇刻诸本,都有大量的版画,所镌皆精工。万历十年黄鏻、黄铤刻《目连救目劝善戏文》,刀笔雄健;万历十七年新安休邑吴怀保序刊本《书言故事大全》,上图下文式,黄铅、黄德时刻,都可以看出建安版画的明显影响,说明在万历初叶,黄氏刻工对他地版画风格也进行过探索和尝试,这种善于汲取别派所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除黄氏刻工外,明万历前后,安徽还涌现出一批可与黄氏并耀争辉的镌图名手。较著名的有蔡鸣凤、王玉生、刘炤、汪忠信、姜体乾、谢茂阳、洪国良、汪成甫等,徽派版画之所以能够在晚明独领风骚,就在于有这样一支阵容庞大的刻工队伍。
  更为重要的是黄氏刻工和徽州他姓刻工,有相当一部分流寓各地,徽派的艺术风格也随之普及到各地。明万历中、晚期,建安的质朴,金陵的雄健皆已趋于式微,徽派却如日中天,焕发出惊人的异彩和旺盛的生命力。所以谈及徽派版画时,一般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指徽州本土刊刻的版画,二是徽派艺术风格的作品,而不必论其梓行地在何处。
  明万历时,武林、苏州等地版画亦颇兴盛。武林即杭州,因其靠武林山而得名。徽版名工流寓两地的极多,如黄应光、黄应秋、黄一楷、黄一彬、汪忠信、姜体乾、谢茂阳、刘启先等,皆寓杭州;安徽旌德刻工郭卓然等,则寓居苏州,故两地版画,皆带有明显的徽派风貌,但同时也应指出,两地版画在构图布景上,也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武林的版画,看长去更加秀丽典雅,杭州的佳山秀水或被取入画图,给人以清新绝尘的感觉;苏州版画则益显小巧精致,只要仔细分辨,不难区别杭之为杭,苏之为苏,因此,从镌刻艺术的风格上讲,可以称之为徽派,但从绘画艺术的地域特色来区分,也可称之为武林派、苏派。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凡二十五年,版画艺术仍显日益繁荣,但已显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其间建安派版画已见衰微,可述者不多。金陵版画虽尚有如《圣迹图》、《词坛清玩西厢记》、《三先生合评北西厢》等不错的本子,比起万历时,也难同日而语了。武林、苏州版画则更显兴盛,刊行的小说、戏曲、画谱、宗教以及经史文集、科技医学、卜筮杂著等书,多有极为精致的版画,即使较之于万历盛时,也毫不逊色。更值一提的是,泰昌、天启年间吴兴版画崛起于一时,为明代版刻艺苑,又添上了极为灿烂的一笔。
  吴兴刻书,可上述到南宋时刊《思圆觉大藏》,至泰昌,天启年间,闵、凌两氏崛起,吴兴版画中的绝大部分就是由这两位出版家刊行的。据陶湘《明代闵版书目》,闵、凌两家共刻印图书140种,其中有版画插图的十余种,多为戏曲版画,如泰昌元年(1620年)刊《红拂记》、《红梨花记》、《牡丹亭记》;天启元年(1621年)闵光瑜刊《邯郸梦》;天启年间闵齐伋刊《明珠记》;凌濛初刊《南音三籁》、《西厢记》;凌延喜刊《幽闺记》以及天启元年闵一栻刊《唐诗艳逸品》等,插图都很精美。刻工有黄一彬、郑圣卿、汪文佐、刘杲卿等,皆为徽版名手。图绘清丽静穆,景多萧疏苍凉,人物在画面所占比例较小,以背景铺陈为主,地方特色十分鲜明。遗憾的是,吴兴版画兴盛期较短,自明天启后就鲜有见闻了。
六、明代彩色套印版画
  在中国版画史上,明代彩色套印版画所遗作品最多,成就亦最高。自宋、元以来,人们长期探索的木刻彩印技术,至此产生了质的飞跃和淋漓尽致的发挥。
  从现有资料看,明代早期的彩印版画,出现于明万历中期。郑振铎先生旧藏《花史》,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刊本,分春夏秋冬四卷,述桂花、芙蓉、百合、金凤、秋牡丹、鸡冠等花卉形态及种植法,有彩印花卉版画,郑振铎先生考证其印法“是用几种颜色涂在一块雕板上,如用红色涂在花上,绿色涂在叶上,棕色涂在树干上,然后复在纸张上刷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单版涂色一次印成,和后来的分版分色套印,还有着明显的区别。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徽州程大约滋兰堂刻印了带有彩色插图的《程氏墨苑》,是明代彩色印本中更重要的作品。程氏是徽州制墨名家,据王重民先生《程大约传》考,有方于鲁幼贫,客于大约习制墨,后与大约相牾,独张墨业,辑《方氏墨谱》六卷。大约愤其辜恩,遂于万历十六、七年复肆业墨,辑刻《程氏墨苑》,由著名画家丁南羽、吴左千等绘图,诸黄绣梓,遂凌于方谱之上。出于市场竞争的目的,又兼之以个人恩怨报复的因素,其不惜工本,刻印的精益求精,是可以想见的。但此类本子,近似于商业广告,随印随送,得全本已不易,且传世之本,多为墨本,郑振铎先生曾得彩印本,并在《劫中得书记》中称该本“施彩色者近五十幅,多半为四色、五色印者”。王重民先生则认为《墨苑》的彩印本,“虽不一定使用了四版或五版,但有些地方,显然是使用了两版的。”若所言不错,则这个本子是单版涂色和分版套色相结合的产物。比起《花史》来,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
  万历中、晚期苏杭一带刊行了不少彩色春宫图册,如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的《风流绝畅图》,新安刻工黄一明镌,共二十四图,墨、蓝、红、绿、黄五色套印,图画明显来自唐寅的春宫画。自海外传印的影本看,大至居室厅堂,小至花草山石,以及花瓶、插花、杯盘、灯烛等饰物,不仅设色明丽,刻印也很精致。《虬川黄氏宗谱》不载一明,但其为黄氏一族中的镌图名手是不错的。从销路看,此类本子在苏杭等工商业较为发达,市民文化气氛较浓的城市有较大市场。黄一明很可能就是寓居杭州的名工。此外,印于1610年前后杭州养浩斋刊《花营锦阵》,图二十四幅;明天启年间牡丹轩绣梓的《鸳鸯秘谱》,图三十幅,也都是五色套印。虽然皆为亵图,绘刻之精丽奇绝,则堪称一时之选。无庸讳言的是,明代的一些木刻家,在镌刻此类春宫图时,反而显现出了极大兴趣,对其中自然主义的描绘,更是尽其所能,所以这些图册,如果从纯艺术的角度看,都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中极具价值的作品。
  彩色套印版画的巅峰,出现在天启、崇祯年间,1963年上海博物馆在浙江嘉兴发现了彩色套印的《萝轩变古笺谱》,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的一次最重要的发现。此本原为海盐张宗松清绮斋旧藏,著录于《清绮斋书目》,为天启六年金陵吴发祥所刊,共有画诗、筠兰、飞白、博物、折赠、雕玉、斗草、选石、遗赠、仙灵、代步、搜奇、龙种、择栖、书稿等类图178幅,绘写工致,色调和谐,镌刻劲巧,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笺谱中的飞白与雕玉全为拱花版,画诗部分有少许水墨,余图皆为饾版套色,这是今天所能看到的,使用饾版和拱花技术的最早印本。所谓“饾版”,即根据图画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各刻一小块版,印版形如饾钉,故名。“拱花”即将小块版雕成凹版,将宣纸渍湿,使印成的花纹凸显出来,成无色的浅浮雕效果图形,因图形拱起而得名。
  饾版和拱花,都是我国彩色套印史上的杰出创造,过去皆以为胡正言印《十竹斋笺谱》所发明。《萝轩变古笺谱》卷首颜继祖撰“小引”则称:“吾友吴发祥……于焉刻意标新,颛精极雅,删诗而作绘事,点缀生情,触情而摹简端,雕镂极巧,尺幅尽露风云之态,连篇传禽虫花卉之名。大如楼阁关津,万千难穷其气象;细至盘盂剑佩,毫发倍见其精神。少许丹青,尽是匠心锦绣,若干曲折,却非依样葫芦。因翰苑之奇观,实文房之至宝。”吴发祥自己亦称:“我辈无趋今而畔古,亦不必是古而非今,我所有余,雕琢期返于朴,古所不足,神明总存乎人。”这位吴发祥先生,的确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但笔者认为,大可不必据此就把饾版和拱花的发明归功于吴氏,就如过去因胡氏刊刻《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而得到这项“专利”那样。此类技术,很可能就如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一样,是由无数工匠在长期的雕镂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并非某一个人的发明和创造,吴发祥和胡正言应该仅是饾版、拱花技术的总结者和实践家。
  胡正言,字曰从,安徽休邑人,移居南京鸡笼山侧,因室中植翠竹十余竿,故名其居为十竹斋。他博学多才,精擅六书,擅于绘事,善造好纸佳墨。南明弘光时官至中书舍人。他刻书颇多,而《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则是其中最受人称道的彩色套印木版画集。
  《十竹斋书画谱》大致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辑集镂版,天启七年(1627年)刊成,比《萝轩变古笺谱》仅晚一年。书分书画谱、竹谱、梅谱、兰谱、石谱、果品谱、墨华谱八卷,每卷二十图,合共一百六十图,对幅大版,所辑刻的作品既有胡氏自己创作的画图,也有当世名家如吴彬、倪瑛、魏之光、米万钟、文震亨及前代书学大师及画坛巨匠赵孟頫、唐寅、沈周、文徵明、陆治、陈道复等人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所刊最有价值的彩印本画谱。
  为刊成这部画谱,胡正言是付出了许多辛劳的,即使以呕心沥血形容之亦不为过。据程家珏《门外偶录》载:胡正言对刻工“不以工匠相称”,与他们“朝夕研讨,十年如一日”。由于饾版技术繁复,要求很高,分版、刻版、对版、着色、印刷来不得半点马虎,因此,在付印前他还要“亲加检校”,以保证刻印质量,所以印出来的成品,实已达前所未有的化境,杨文耿在此谱的“小引”中说:“淡淡浓浓,篇篇神采;疏疏密密,幅幅乱真”;在《翎毛谱》的题词中又说:“其中皴染之法,乃著色之轻重浅深远近离合,无不呈妍曲致,穷巧极工,即当行作手观之,定以为写生妙品,不敢作刻画观。”称赞《十竹斋书画谱》的刻印,已达到绘画作品的效果。杨文耿还赞誉说:“胡曰从氏,巧心妙手,超越前代,以铁笔作颖生,以梨枣作素绢”,说明胡正言不仅擅绘事,亦善操刀笔,这也是《十竹斋书画谱》刻印一精至斯的重要保证。
  《十竹斋书画谱》为饾版套印,未用拱花,但在表现手法上,较之《萝轩变古笺谱》仍有一些突破。据《门外偶录》所记,十竹斋的“良工,十指皆工具也。指肉捺印有别指甲,指尖有别于拇指也。初版犹可见曰从指纹,岂不妙哉。”另运用了被荣宝斋艺匠称之为“掸”的技巧,即在刷印过一次浅色颜料的版面上,再加一层较浓的颜色,故使画面深浅变化浓淡相宜,且不失天然韵味,《萝轩变古笺谱》少见用此法,再加上少有渲染、烘托的处理,二者在艺术效果上,是有着相当差异的。
  《十竹斋笺谱》的刊刻,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刊成时已是南明弘光元年。书分四卷,绘刻自“龙种”至“文佩”,共33类,180余图。题材浩繁丰富,不但有花鸟树石,山水亭宇,而且包括大量的古人韵事嘉言,刻制兼采饾版和拱花,益显五彩缤纷,清芳秀雅。李克恭在《笺谱•叙言》中说:“饾版有三难:画需大雅又入时眸,为此中第一义;其次则镌忌剽轻,尤嫌痴纯,易夫本稿之神;又次,则印构成法, 不悟心裁,恐损天然之韵。去此三疵,备乎众美,而后大巧出焉。”可见胡正言在印刷《十竹斋笺谱》时,对饾版套印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李于坚《小引》称:“一展卷而目艳心赏,信非天孙士襄手,曷克办此。”赞誉之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艺术观感而言,应该说《十竹斋笺谱》的成就是高于《画谱》的,较之《萝轩变古笺谱》提高更多,堪称是中国古代彩色套印版画成就最高的作品。
  《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印成后,即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李克恭叙称:“自十竹斋之笺后先叠出,四方赏鉴,轻舟重马,笥运邮传,不独江南纸贵而已。”故当时即有人翻刻以牟利,就如胡正言所声明的:“原版珍藏,素遐真赏。近有效颦,恐混鱼目,善价沽者,毋虚藻鉴。”《书画谱》后世有芥子园翻刻本,绘刻尚佳;清光绪五年(1789年)校经山房翻刻本,神韵尽失,与原作不啻天壤。《笺谱》有鲁迅与郑振铎先生于1934-1941年主持的复刻本,尚称佳构。
  长期以来,在中国书史、印刷史、古版画史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颇为普遍且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吴兴重视文字的套印,金陵则以彩色套印版画的成就为高,但1985年,顾炳鑫先生在美国讲学,携归一套德国据明刊本影印的闵寓五本《西厢记》彩色套印图二十一幅 ,使上述看法不攻自破,说明吴兴闵氏不仅善于套印文字,镌刻了大量墨本图,而且也镌刻过套版版画。
  这部寓五本《西厢记》,不见于书目著录,据图版中有“庚辰秋日”墨色落款,认为其刊行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另因有“寓五笔授”刊署,顾先生认为闵寓五就是此本刻工,也是绘图者,所以“吴兴从业书肆的有闵寓五者当是其人”。众所周知,吴兴最著名的套版印书家闵齐伋,字遇五,亦作寓五,故这个本子即闵齐伋所刊,顾先生的分析,实际上已达于问题的核心,不知为何未提及闵齐伋之名,至于这套版画是否由闵齐伋亲自奏刀,笔者认为亦有疑问。闵齐伋刊印过十余种套印本,也刊行过《明珠记》等版画,如果他确系镌刻能手,在着些本子中不会蛛丝马迹无存,“笔授”二字,其义是否即是“寓五镌刻”,尚值得探讨。不过,这部寓五本《西厢记》的绘镌者为谁,笔者认为并非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没有更确凿的史证之前,留下这个“悬念”自也无妨。重要的是这个在国内已湮没300余年的本子终于再现,就此而言,顾先生已经为版画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寓五本《西厢记》仅存二十一图,原刊本现藏德国科隆肯斯特博物馆,序、跋、正文、牌记等皆已佚去。二十一图皆为彩色,在刻印中采用了笺谱、画谱已有的技法,构图造意更是匠心独运,不落俗套,如描绘张生、崔莺莺“对月联诗”一出,画面仅绘有一对蝴蝶和两片叶子,叶上分题张崔遥对吟哦的诗句,清新别致,寓意深远。色彩运用浓淡相宜,搭配自然和谐,就如顾炳鑫先生所言:“是艳而不俗,鲜而不火,显得典雅素洁”,从而在尺幅之内,把一曲闪烁着人性灵光的千古传颂的恋歌,用绘画的语言,流畅而生动地表现出来。此本正文不存,当然是一个遗憾,但丝毫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存世价值。因其已成为可以离书而独立的、古代彩印、套印版画珍品,同时,寓五本《西厢记》插图的出现,填补了我国古代戏曲版画尚无彩色套印版画的空白,这个意义也是巨大的。
  以上简要论述了明代版刻的概况,有明一代200余年,官私坊刻盛况空前,其成就绝不是这样一篇文章所能详尽介绍的。本文所述,仅能说及于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方面,并希望能通过这些方面勾勒出明代版刻的基本线索和大致的面貌。
  诚然,明代书业也存在着严重不足,如校刊不精,妄改古书,伪造旧本等,万历之后所刻之本,尤其书坊刻本纸墨俱劣等,前人多所论列,本文亦略有涉及,不再详述。所以,清代的许多藏书家,皆贵宋、元本而轻明本,但时至今天,宋刊本已如拱璧,元代书业非能称盛,清初文字狱愈演愈烈,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使不少古籍面目全非,更是古书一大浩劫。所以明代刻书之盛,本身就是对保存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何况明代刻本也有不少精刊佳构。因此,即使以“佞宋主人”自居的黄丕烈,在明刊《陈子昂集•跋》中也说:“余于宋元刻本,讲之素矣,今日反留心明刻,非降而下之。宋元版尚有研求之人,前人言之,后人知之,授受源流,昭然可睹,若明刻,人不甚知,及今不讲明白,切究之,恐澌灭殆尽,反不如宋元之时代虽远,声名益著也。”这也就是笔者撰写此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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