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禁书

东施

　　“禁书”，作为动词，它是当权者禁止某些书籍流行的举措；而作为名词，它又指那些被禁止或毁灭的书。当权者禁书这类事，在我国发生甚早。据《孟子•万章章句下》记载：
　　北宫琦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日：“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
　　这所谓“皆去其籍”，就是诸侯们认为，周朝有关官爵和俸禄制度对自己不利，而把记载这一制度的有关典籍都禁毁了。这说明，早在战国，禁书之事，就已经发生了。
　　我国大规模禁毁图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公元前213年。这一年，由于身为博士的齐人淳于越主张“师古”，而丞相李斯则认为，“不师今而学古”，是“以非当世”，是“惑乱黔首（百姓）”，因此上奏说：
　　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点校本255页）
　　这一上奏，被秦始皇批准曰“可”。于是秦统一以前的各国史记和儒家经典的图籍，便首当其冲遭到了空前的禁毁。这给我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唯以弥补的损失。需知，当时，正是我国书籍的简册时代，各种书籍主要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由于竹简和木牍容字量有限（一枚竹简一般能写30至40字左右），故当时的书籍不仅体积大，而且笨重，这就决定了当时书籍的特殊流行方式——单篇流传。这些单篇流传的书籍，一经秦火，有的便永远消失了；有的虽有幸免，也多是残缺不全。如秦统一前的各国史记，即墨子所说的　“百国春秋”，如晋之《乘》，楚之《祷杌》等，大都消失不存；而儒家重要的经典《尚书》，只幸而被伏生保存了28篇，此后，虽陆续有所发现，但终难见其全貌。尤其重要的是，当时所烧之书，大都用秦统一前的战国间通行的文字书写，由于这些书籍的毁灭，这种文字也便失去了传授。对以后陆续发现的古文献，汉人虽作了“隶古定”，即把它们改写成汉代通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但所隶正确与否，因各人古文字水平不一，亦很难下定论。这一切，都给研究和传播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凡此种种，都不能不归罪于秦火。
　　不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禁毁不了的。宋末元初的大学问家马端临在其所著《文献通考》的《自序》中说：“昔秦燔经籍，而独存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学者抱恨终古。然以今考之，《易》与《春秋》二经，首未具存；《诗》亡其六篇，或以为‘笙诗’，元无其辞，是《诗》亦未尝亡也；《礼》本无成书，《戴记》杂出汉儒所编《仪礼》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仅亡《冬官》，然其书纯驳相半，其存亡未足为经之疵也；独虞、夏、商、周之书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则秦所燔，除《书》之外，俱未亡也。若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无一卷流传至今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为之兴废也。”这一见解，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由西方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经有了极为辉煌的发展。北魏杨（一作“羊”）衔之在其所著《洛阳伽蓝记》的《序》文中说：
　　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愈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
　　据杨衙之统计，“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
　　寺庙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隐匿着大量的人力，都对统治者极为不利。因此，历史上便屡有“禁佛”之事发生，较有影响的“禁佛”有三次，这就是北魏太武帝“禁佛”、北周武帝“禁佛”和唐武宗会昌年间“禁佛”。而每次“禁佛”，无不给佛经带来巨大的损失。
　　据《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记载，魏大武帝本来也信佛，后由于司徒崔浩的辩说，改信寇谦之的道教。太平真君六年（445）“九月，卢水胡盖吴聚众反于杏城”（《魏书》卷四《世祖纪》，中华点校本99页）。次年二月，太武帝因西伐盖吴，“幸长安、存问父老”（同上，中华点校本100页）。囚“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中华点校本3033一3034页）。太武帝大怒，以为沙门与盖吴通谋，又因为在寺中“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疑是“窟室”之误），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同上，3034页）。于是下诏诛杀长安的沙门。并且又下了一道严厉的诏令说：
　　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同上，3034页）。
　　又下令说：
　　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同上，3035页）。
　　由于限令严厉，匿一沙门，满门诛斩，于是又再现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只是这次是“焚经坑僧”罢了。
　　北周武帝“禁佛”起于天和二年（567）。这一年，身为佛徒的卫元嵩给武帝上了一道奏折，其中说：
　　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虔恭泥木（《广弘明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本137页中栏）。
　　卫元嵩不过想以此沽名钓誉，不料却正中周武帝的下怀。不过，当时掌握朝中实权的却是笃信佛教的宇文护，周武帝未敢轻举妄动，只是多次聚百官、僧、道进行辩论，以期达到共识。建德元年（572）三月“丙辰，诛大冢宰晋国公护”（《周书》卷五《武帝纪》，中华点校本80页）。武帝已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武帝终于颁下诏书：
　　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转引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册770页）。
　　这两次“禁佛”，除了佛像、寺庙外，佛经的损失极为惨重。据《隋书•经籍志》载：
　　梁武大崇佛法，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又后魏时，太武帝两征长安……长安僧徒，一时歼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使修复。熙平中，遣沙门慧生使西域，采诸经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门菩提留支，大译佛经，与罗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论》，并为大乘学者所重……至周武帝时，蜀郡沙门卫元嵩上书，称僧徒猥滥，武帝出诏，一切废毁）中半点校本1098－1099页）。
　　这不能不是佛典文献上的重大损失。
　　唐武宗“禁佛”主要发生在他在位的会昌年间（841－846），故史书上又称作“会昌法难”。而尤以会昌五年为最。这年八月，唐武宗下了一道制书，其中说：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朕博览前言，旁求舆议，弊之可革，断在不疑……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予何让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旧唐书》卷一八《武宗纪》，中华点校本605－606页）
　　唐武宗已把他的禁佛原因和成就，说得十分清楚。只是，他下诏不到半年，便于会昌六年三月去世了，否则，这次“禁佛”还会继续下去。
　　由于屡次“法难”，大量佛经被毁。于是，有的僧徒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使佛经不毁——这就是将佛经刊刻上石，北京云居寺的石经，就是在这一设想下出现的。这大概是“禁佛”者所未曾想到的。
　　隋朝，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统一王朝，从581年杨坚建立，到公元618年李渊建唐，前后存在只有三十七八年。不过，在这不长的三十七八年中，隋朝就有三次禁书举动。
　　第一次禁书是在文帝杨坚开皇十三年（593），这年二月十一日（丁酉），朝廷下制书说：“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谶。”（《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点校本38页）这是继西晋泰始三年（267）晋武帝“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卷三《武帝纪》，中华点校本56页），复经魏孝文帝于泰和九年（484）“严加禁断”后（见《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中华点校本155页），又一次由当朝皇帝下令禁止谶纬。足见这种言休咎、兆未来的书，确实惑乱人心，诱长非分之想，不利于王朝的稳定。
　　隋朝的第二次禁书，仅在第一次禁书令颁布三个月之后，即开皇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癸亥），朝廷再次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中华点校本38页）这是对西汉以后，尤其是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的急煞车。
　　西汉和西汉以前，史书寥寥无几，所以，班固据刘向父子的《七略》编《汉书•艺文志》时，只好把司马迁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冯商的《续太史公》、《汉著记》、《汉大事纪》等有限的几部史书，附在了《六艺略》“春秋家”之末。但东汉及东汉以后，情况则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王朝局势的动荡，割据势力不断膨胀，战事不休，促使一些文人纷纷撰史，以记一代之始末。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仅记后汉一代历史的，除《东观汉记》具有官方性质不计外，纯属私人所修的史书，就有三国吴谢承所撰《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撰《后汉记》一百卷、晋司马彪撰《续汉书》八十三卷、晋华峤撰《后汉书》九十七卷、晋谢沈撰《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晋张莹撰《后汉南记》五十五卷、晋袁山松撰《后汉书》一百卷，最后还有今为“二十四史”之一的刘宋范晔撰《后汉书》九十七卷等，共九种之多。而记两晋历史的史书，纪传体就有王隐、臧荣绪等八种，编年体则有陆机、干宝等十一种，其数量不可谓不多。
　　正是由于史书的大增，早在西晋初期，荀勖撰《中经新簿》时，就在甲乙丙丁四部之中，给了史书独立的一部——丙部。东晋李充撰《晋元帝四部书目》时，又把史书调到了乙部，从而正式创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格局。
　　勿庸讳言，私人修史，便难免有个人偏见或好恶。如陈寿修《三国志》，据《晋书•陈寿传》记载：
　　或云丁仪、丁虞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日：“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见《三国志》所附，中华点校本1477页）
　　很清楚，议者所以“少之”，是因为陈寿在为诸葛亮立传时，显然夹杂着个人恩怨。虽然，这种指责未必全是事实，但既已写入史传，其说便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种情况，并非陈寿一人，也并非仅见于私人所撰诸史之中。事实上，即便是具有官修性质的奉敕所撰诸史中，也难免有类似的情况：如魏收所修《魏书》，唐代的刘知几就明确指出：
　　收谄齐氏，于魏室多不平。既党北朝，又厚诬江左。性憎胜已，喜念旧恶。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莫不被之以丑言、没其善事。迁怒所至，毁及高、曾……由是世薄其书，号为“秽史”。（《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365页）对于“敕修”者，尚可“与诸家论讨”（同上），甚至矫正其失，而对于私修者，就难为更张了。
　　隋文帝禁“撰集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统治者对舆论的重视，因而要干预史书的修撰。这次禁撰国史，虽未能“禁绝”，但自此以后，私家修史之风确趋于式微，而朝廷设局修史，遂渐次成了一项固定的重要制度，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隋朝的第三次禁书，是在炀帝即位初期，下令，凡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见《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中华点校本941页）。炀帝于605年继位，去隋朝第一次禁谶纬之书仅仅十二年，在这短短的十来年中，再一次禁毁谶纬，而且与“谶纬相涉者”都在禁毁之列，这给了谶纬书以致命重创，使存世的谶纬书大都消亡或残缺了。
　　唐代禁书，作为一项制度，已写入了法律条文。唐律共有《名例》、《卫禁》、《职制》、《户婚》、《鹿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扑亡》、《断狱》凡十二卷，律文五百余条。其中《职制》律共有五十九条律文，而第二十条即关于禁书的规定：
　　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
　　唐律大体撰于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中经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重加删订，基本定型。高宗李治永徽三年（652），朝廷下诏由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字逐句加以解释，并用设问的形式，回答了一些在实践中可能产生的疑难问题，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三十卷。对于上段律文，解释说：
　　玄象者，玄，天也，谓象天为器具，以经星之文及日月所行之道，转之以观时变……谶书者，先代圣贤所记未来征祥之书……七曜历，谓日、月、五星之历。《太一》、《雷公式》者，并是式名，以占吉凶者。私家皆不得有，违者，徒二年。若将传用，言涉不顺者，自从“造袄言”之法……
　　“造袄言”法为唐律《贼盗》律四十一条中的第八条，该条规定：
　　诸造袄书及袄言者，绞。（造，谓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涉于不顺者）
　　按着当时的解释，“造袄书及袄言者”，就是指“构成怪力之书，诈为鬼神之语”。这些都是要处以绞刑的。
　　看得出，唐朝的法律，只禁谶，不禁纬，这很可能是隋朝两度禁谶纬的余威，在唐初尚有影响的缘故。况且，比附于儒家经典的纬书，大不如托“先代圣贤”之名，专记“未来征祥”的图谶更能惑乱人心。所以，经过隋朝的大力围剿，在唐初纬书本已不多的情况下，放它一马，作一个宽松姿态，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但到了唐朝的中期，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唐代宗李豫大历三年（768），朝廷下了一道《禁天文图谶诏》，这道诏书，开篇就说：
　　敕：天文著象，职在于畴人；谶纬不经，蠹深于疑众。盖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
　　显然，这一诏书仍然是重申“其玄象气局天文图书、谶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私家并不合辄有”，但这里却是“谶纬”并称，强调二者都是“有国之禁，非私家所藏”。至于对上列“天文图书”等禁绝，也比初唐时严厉得多，诏书称：
　　宜令天下诸州府切加禁断，各委本道观察节度使与刺史、县令，同为捉搦。仍令分明，榜示乡村要路，并勒邻伍递相为保。如先有藏畜者，限敕到十日内，赍送官司，委本州刺史等对众焚毁。如限外隐藏，有人纠告者，其藏隐人先决杖一百，仍禁身闻奏。其纠告人，先有官及无官者，每告得一人，超资授正员官；其不愿任官者，给赏钱五百贯文，仍取当处诸色官钱，三日内分付讫，具状闻奏。告得两人已上，累酬官赏。其州府长吏、县令本判官等，不得捉搦，委本道使具名弹闻奏，当重科贬。两京委御史台切加访察闻奏，准前处分……（见《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九）
　　对于禁断“天文图书”等，朝廷不仅要求州府长吏、县令、判官等“同为捉搦”，而且，“不得捉搦”，还要受到弹劾，“重科贬”：，对于收藏这类图书的人，不仅“限敕到十日内”，将书迭交有司，而且还委本州刺史等当众将其焚毁。对于“敕到十日”以后的收藏者，不仅要“先决杖一百”，而且还要“禁身”。特别是对于告发者，不仅有赏，而且还限三日之内将赏钱兑现。凡此种种，对比当初唐律规定的“违者徒二年”，实在是严密了许多，反映了唐统治者对禁这类书的极端重视。
　　如果单从法律条文来看，无论五代还是宋朝，其禁书条款皆与唐律一脉相承，并没有什么差别。
　　《宋刑统》即《重详定刑统》卷九《职制律》共分八门，其第七门即《禁玄象器物》，写道：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
　　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这条宋代的律文与我们以前征引过的《唐律疏义》卷九《职制律》二十三条的第二十条——《私有玄象器物》律的文字，是一字不易，毫无差别的，甚至连原注“私习天文者亦同”亦完全相同。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封建法规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另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历代王朝对禁书目标的一致性。
　　需要说明，所谓“刑统”，即“刑律统类”的省称，其名肇始于后唐《同光刑律统类》，到了后周，则名《显德刑统》。而《宋刑统》就是建隆四年（963）在《显德刑统》基础上，别加详定而成。这就是说，《宋刑统》所载法规，既是宋朝的成文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时后唐和后周的成文法。
　　不过，这些法规只是王朝的基本法而已，具体施行起来，还有临时的诏敕等作必要补充。如保存在《宋刑统》中的后周广顺三年（953）九月五日的敕节文就是一例。这条敕节文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规定“司天监、翰林院人员并不得将前件图书等，于外边令人看览”。2．规定“所有每年历日，候朝廷颁行后，方许私雕印传写，所司不得预前流布于外，违者并准法科罪”。这里尤其是第二点，反映了五代时我国雕版印刷已普遍应用的时代特色。
　　宋初，由于赵匡胤欺侮孤儿寡母，靠“陈桥兵变”得位，又由于太宗赵匡义以弟继位，不合传统，又加之“斧声烛影”的传说，宋初对《刑统》中的禁书条款极为重视，屡发诏令，申严其事。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其《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中说：
　　自今后……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他阴阳书，民间并不得私习。先有蓄者，限诏到一月，悉以送官。限外不送及违诏私习者，悉斩。有能告者，赏钱十万。州县吏匿不以闻者，亦重置其罪（见《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中华书局本731页，又见《续通鉴长编》卷一八，中华书局点校本414页）。
　　这里一是私藏私习者“悉斩”，二是“有能告者，赏钱十万”，两相对照，足可反映宋初统治者对这一问题的处心积虑。
　　真宗景德元年（1004），朝廷再次颁下《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诏》，重申“敢违犯隐藏者，许诸色人论告，其本犯人处死，论告人给赏钱十万”（见《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八，中华书局本733页）。
　　看得出，无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的诏书，还是真宗景德元年的诏书，其禁都重在“天文”、“星算”、“相术”等方面的书，而景德三年（1006），却下了一道《禁天文兵书诏》，强调禁私藏私习兵书。该诏书开篇即说：“天文兵法，私习有刑，著在律文，用防奸伪。”（见《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中华书局本734页）这是不错的，因为我们开篇引证的《宋刑统》那条律文，的确包括兵书在内。但或许是由于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成功和太宗“以慈俭为宝”（《宋史》卷五《太宗纪》，中华点校本101页）的缘故，偶被忽略了，直到景德三年，才予以重申。
　　和隋文帝杨坚一样，宋统治者对史书十分敏感，并且采用了一种“寓修于禁”的手法，极有宋朝的特色。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载：
　　元祜、绍圣皆尝修《神宗实录》。绍圣所修既成，焚元祐旧本，有敢私藏者皆立重法。久之，内侍梁师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书元祜所修，朱书绍圣所修，稍稍传于士大夫家。绍兴初，赵相鼎提举再撰，又或以雌黄书之，目为黄本，然世罕传。不过，这朱墨本的《神宗实录》却最终传到了民间，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六“实录类”就著录了《神宗朱墨史》二百卷，其释文云：
　　右皇朝元祐元年，诏修《神宗实录》，邓温伯、陆佃修撰，林希、曾肇检讨，蔡确提举。确罢，司马光代。光薨，吕公著代。公著薨，大防代。六年奏御……绍圣中，谏官翟思言：“元祜间，吕大防提单《实录》，祖禹、庭坚等编修，刊落事迹，变乱美实，对应奸人诋诬之辞。”命曾布重行修定。其后奏书，以旧录为本，用墨书，添入者用朱书，其删去者用黄抹。已而将旧录焚毁。宣和中，或得其本于禁中，遂传于民间，号“朱墨史”云（上海古籍校正本232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著录其书，并云：“其朱书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其增改删易处则又有签贴，前史官由是得罪。”不难看出，“朱墨史”的出现，既是宋朝统治者对当朝史书“寓修于禁”的怪胎，又是一种当时史官无可奈何的苦果。而“史官由是得罪”，正说明，宋朝的禁书，已有了“文字狱”倾向，这是颇为值得注意的。宋初对《刑统》中的禁书条款极为重视，屡发诏令，申严其事。
　　建立元朝的蒙古，是一个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很晚才有文字，还是借用的。整体的文化水准不高，因此对文化专制和思想禁锢的威力缺乏深刻的认识。再加上早些时候，成吉思汗忙于统一蒙古各部，继而远征欧亚，专行武功，无暇他顾。自然不会有禁书、焚书这样的事。
　　元朝最早的禁书是从元宪宗（1251—1259）蒙哥开始的。事情缘起于佛教、道教两家为争宠而掀起的两次大辩论，结果道家从宠儿到乞儿，在争斗中败下阵来，佛家占了上风。蒙哥八年（1258），朝廷下令将《老子化胡经》及其印板付之一炬，各地寺庙里的石碑上描画、镌刻的《八十一化图》，都要焚烧或毁掉，一概不留。
　　《老于化胡经》，乃后人依托，讲老子代代转世的事，是晋代道士王浮演义《后汉书•襄楷传》中“或言老于入夷狄为浮屠”而写的一部道教典籍，已佚。这部书说的是老于西去过关化胡的事。据南朝齐梁的僧祜《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都言及法祖（帛远）与王浮辩论之事，并说王浮乃作《老予化胡经》以证谤佛法。该书在元代遭禁以后失传。直到近代，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室中得《老子化胡经》残卷三卷，罗振玉据此书印入《敦煌石室佚书》中，于是久佚的古籍终得以重新面世（参见《书品》20年第6辑《钱钟书与（枫窗脞语）》）。
　　禁书的次年，蒙哥帝亲自率兵攻打南宋，不幸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继位，是为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灭宋，囊括四海，统一天下。忽必烈帝位坐实后，腾出手来处理文事。在次年至元十七年（1280），接到当时管理佛教事务的都功德使司官员的控告，说道士还藏有蒙哥皇帝曾下令焚毁的《老子化胡经》等道教经典及印板。于是朝廷立刻降旨，焚毁道教经典的集大成之作《道藏》中的所谓“伪妄经文”及其印板。
　　诏文如下：
　　（至元十七年二月）丙申，诏谕真人祁志诚等焚毁《道藏》伪经文及板。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34年，元朝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禁书都是他执政的至元午间（1264—1294）进行的。而所禁的书，除了《道藏》“伪妄经丈”及印板，大都是天文、图谶、阴阳伪书。主要有以下6次禁书：
　　一、至元三年（1266），“诏禁天文、图谶等书”。令各处所有天文、图谶《太一雷公式》。《推背图》，在圣旨下达后百天内上交本地官府封存。如逾期还有人胆敢收藏禁书，私习天文，一旦被发现，一律定罪。
　　二、至元九年（1272）收缴民间所藏的《四教经》，全部烧掉。
　　三、至元十年（1273）“禁鹰坊扰民及阴阳图谶等书”。
　　四、至元十八年（1281）“张易等言：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从之，仍诏谕天下”。即禁藏《五公符》、《推背图》、《血盆经》以及天文图书，所有此类图书均由秘书监收存。
　　五、至元二十一年（1284）“括天下私藏天文。图谶《太一雷公式》、《七曜历》、《推背图》、《苗太监历》，有私习及收匿者罪之”。
　　六、至元二十三年（1286）“焚阴阳伪书《显明历》”。
　　后来，泰定帝铁木耳，再次禁止图谶之书，史书上只有“申禁图谶，私藏不献者罪之”一句话，具体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这不过是元朝禁书的余波罢了。
　　总体来看，元朝的禁书范围有限，时间较短，所禁的只是道教、天文、图谶、阴阳之书，不涉诸子百家、稗官野史，带有较大随意性。
　　——秦代——
　　《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孟子》《国语》《战国策》《老子》《庄子》《公孙龙子》《墨子》《吕氏春秋》《山海经》《孙武子兵法》《齐孙子》
　　——晋至唐代——
　　《春秋元命苞》《孝经》《援神契真伪》《甘石氏星经》《阿弥陀经》《楞伽经》《维摩诘经》《大小品般若经》《金刚经》《法华经》《四分律》《大智度论》《中论》《成实论》《灵宝经》《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上清经》《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太平经》《老子化胡经》《真灵位业图》《三皇经》《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真诰》《六韬》《黄石公三略》《皇帝九鼎神丹经诀》《淮南万毕术相法》
　　——宋代——
　　《唐鉴》《东斋记事》《湘山野录》《苏轼集》《栾城集》《黄庭坚集》《淮海籍》《中山诗话》《司马光集》《涑水记闻》《中兴小历》《江湖集》
　　——元代——
　　《太上感应篇》《列仙传》
　　——明代——
　　《逊志斋集》《练子宁集》《茅大方集》《程本立集》《王叔英集》《程通集》《剪灯新话》《剪灯余话》《易经存异藏书》《焚书》《三朝要典》《水浒》
　　——清代——
　　《无声戏》《今乐府》《拍案惊奇》《欢喜冤家》《弁而钗》《宜春香质》《金瓶梅》《如意君传》《浪史》《痴婆子》《肉蒲团》《南山集》《钝斋文集》《吕晚村先生文集》《何求老人诗稿》《吕晚村先生论文汇抄》《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大义觉迷录》《闲渔闲闲录》《岭海焚余》《初学集》《列朝诗集》《国初群雄事略》《国朝诗别裁集》《一柱楼诗》《皇明通纪辑要》《泰昌实录》《两朝从信录》《三藩纪事本末》《山中闻见录》《酌中志》《崇祯纪略》《幸存录》《甲申纪事》《甲乙事案》《明季遗闻》《所知录》《东明闻见录》《北征纪略》《女直考》《双槐岁抄》《五杂组》《喙鸣轩诗集》《三易集》《霏云居续集》《容台集》《陈眉公集》《晚香堂集》《崇相集句注》《山房集》《太乙山房集》《已吾集》《隐秀轩集》《王季重集》《皇极篇》《南极篇》《青来阁集》《文远集》《石民四十集》《田间诗集》《定山堂集》《皇明经世文编》《翰海鸳鸯绦传奇》《荣木堂文集》《虬峰文集》《小学大全》《崇祯遗录》《万历野获编》《梅花草堂集》《白苏斋集》《珂雪斋集》《歇庵集》《续幸存录》《扬州十日记》《残明纪事》《江变纪略》《永历纪事》《行朝录》《皇明九边考》《嫩真草堂集》《韩文恪集》《姑山遗集》《蓼斋后集》《石臼集》《陋轩诗》《遗民诗》《如面谈》《平寇志》《启祯两朝剥复录》《天启宫词》《说岳全传》《英烈传》《心史》《始青阁稿》《袁中郎集》《谭友夏合集》《顾与治诗集》《离六堂集》《艳异编》《情史》《子不语》《十二楼》《载花船》《八段锦》《红楼梦》《续红楼梦》《新编五美缘》《蜃楼志》《品花宝鉴》《金石缘全传》《闹花丛》《杏花天》《巫山艳史》《灯草和尚传》《株林野史》《绿野仙踪》《桃花艳史》《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绿牡丹全传》《隋炀艳史》《万花楼》《女仙外史》《西厢记》《牡丹亭》《三笑姻缘》《倭袍传》《芙蓉洞》《九美图》《十美图》《双珠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