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三字经》（徐梓）

东施

《三字经》是我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篇幅不大,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民国时期的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馀字,历举我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98,672页)
《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在宋代之前,我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我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贤并进,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写成的。被人们称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23页)三言相对于四言,虽然只少了一个字,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做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刘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虽未学,得翁意。临绝言,孝友悌。从母葬,亦其志。父汝铭,母汝视。汝有知,尚无畏。宋淳熙,岁丁未。月终辜,壬寅识。”(《晦庵集》卷93)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与朱熹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我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准性和代表性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