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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这使他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沈从文18岁时到北京来谋生，他住在一会馆的小亭子间里写小说。冬天到了，凉快透顶，下大雪时，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他就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地写小说。郁达夫去敲门：“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郁看吃饭时间到了，邀请沈从文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回到小亭子里谈了一会儿，名作家告辞，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沈从文伏在桌子上哭了起来。
沈从文26岁那年第一次登上讲坛，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原先想好的话都飞了，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沈从文是个情种，他追张兆和的时候，说：“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喝过许多种类的酒，看过许多次数的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却只爱上一个正当最好年纪的人。”
沈先生不赞成命题作文，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给学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比如“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和“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
汪曾祺曾写了一篇小说，有许多对话。他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沈先生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先生教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
沈先生教书，但愿学生省点事，不怕自己麻烦。他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易找到，他就自己抄，用夺金标毛笔，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他上创作课夹了一摞书，上小说史时就夹了好些纸卷。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文革有段时间中，沈从文每天在天安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他当时这么对黄永玉说：“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是道德上可靠。”
文革后，某次沈从文随团赴美访问，其言谈风采大异于其他刚经历十年浩劫的人，有人用“此老耐寒”形容他。此行中，沈遇上旧时学生林蒲，林好奇先生如何挨过动乱年代的风雨？沈只以低到像是自语的声音回答：“投岩麝退香，你懂吗？” 麝香是雄麝脐部的分泌物，是贵重的中药材。传说雄麝在被人追到无路可逃时，会自行举爪撕裂腹下麝香，抽身投岩而死。“投岩麝退香”即是宁可玉碎舍命也要保全“自己最珍贵”的精神。
沈从文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
沈从文先生晚年回老家时竟然听到了家乡的傩戏。而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颇具古风。沈先生听了，连说：“这是楚声，楚声！”并动情地泪流满面。
文革后，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一直都微笑着，他说他那时被安排打扫厕所，是多么的尽心尽责，连缝道中的污垢都被他用指甲抠了出来，然后有些得意地说，我打扫的厕所在当时可是全北京最干净的。此时，一个刚出道的女记者站了起来，走到沈从文的身边，伸出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说：“沈老，您受苦了。”眼里隐约有泪光闪动。刚才还是谈笑风生的沈从文，忽然一把抓住女记者的胳膊，失声痛哭了起来，劝也劝不住，就像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哭了很久才慢慢缓和下来。在场的很多人都说，从来没有见过沈老这么失态过。
沈先生逝世后，沈先生的姨妹、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先生撰书了一幅挽辞，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十六个字，确是沈从文一生的真实写照。
林 语 堂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
林语堂在美国从事写作，有时发生疑惑，常常到哥伦比亚图书馆查找，但不便用自己名字，其女儿替他取了一个名“林语珠女士”。
林语堂很珍视郁达夫的文才，当他以英文写出《京华烟云》后，曾认为唯有郁达夫是将这本书译为中文的“最理想的人”。但郁达夫没有翻译，后来是由黄嘉音、黄嘉德合译。
林语堂在美国讲学，有两个哲学学会不谋而合，都指定他讲的题目是“孔夫子与林语堂”。
林语堂在寻源书院、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均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他的理由是：不论做什么事，一生都不愿居第一。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的时候，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望眼欲穿。林先生终于来了，而且夹了一个皮包。皮包里的东西装得鼓鼓的，快把皮包撑破了。学生们满以为林先生带了一包有关讲课的资料，兴许他是为找资料而弄得迟到了。谁知道，他登上讲台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只见里面竟是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开宗明义，大讲其吃花生之道。他说：“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米愈有味道。”说到这里，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林语堂痛恨上课点名，但他的学生却从不缺课，不像其他课，老师点名后，居然还有人乘机溜课。他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座无虚席，甚至连别班别校的学生，也往往会赶来旁听。一则因为他的名气响，他编了《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文法》等，俨然是一位英语教学的权威专家。再则他的课讲得确实有水平，德国莱比锡大学毕业的语言学博士算是货真价实的。学生来不来，悉听尊便；上课讲什么，怎样讲，则悉听林语堂之便了。他从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上课用的课本也不固定，大多是从报章杂志上选来的，谓之《新闻文选》，生动有趣，实用易懂。他也不逐句讲解，而是挑几个似同而异的单词比较。比如他举中文的“笑”为例，引出英文的“大笑”、“微笑”、“假笑”、“痴笑”、“苦笑”等以作比较。学生触类旁通，受益无穷，大感兴趣。他的脑子里似乎也没有多少师道尊严，不像有的先生摆出一副俨然神圣的架势。装腔拿调他说太累，他受不了。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在讲台上踱来踱去，有时就靠在讲台前讲。讲着讲着，一屁股就坐到了讲台上；有时也坐在椅子上讲，讲得兴浓，得意忘形。学生们先是大愣，后来也就习惯了。
林语堂有一种绝活，就是“相面打分”。他的英文课从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每当学期结束前，要评定学生的成绩了，他便坐在讲台上，拿一本学生名册，轮流唱名，唱到的学生依次站起，他则像一个相面先生一样，略为朝站起的学生一相，就定下分数。难得有几位他吃不准，心中没十分把握，便略为谈上几句，他便测知端详，然后定分。
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演讲，他说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玩笑话。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
[ 本帖最后由 东施 于 2007-7-25 21:45 编辑 ] | 
发表于 2007-7-25 21:2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