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读后（李广良）

东施

一

这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性”的宗教学著作。中华书局编者为此书所写的《内容提要》中说：

此书……作于抗日战争时期。内容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发展情况，及明末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节不仕的精神。作者将从未被利用过的嘉兴藏和续藏阅读一过，专注意其中遗民逃禅的语录，此外并收集许多藏经未收的散本、写本语录，在纷杂的材料中，钩稽出明末清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

其实，对此书的政治性关怀，陈寅恪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早已言及：

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为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和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撰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陈寅恪先生的这番言语，准确地表达了陈垣先生作此书的政治追求。所谓“政治性”、所谓“政治追求”，不仅是指对天下政治秩序变迁的关怀，更是对随着政治变迁而发生的文化正朔的关怀。往往政治秩序的变化既可能压抑文化的创造，也可能激发起更大的文化创造活力。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四次“南渡”既是中国政治社会史上的大事件，也是中国文化的四个紧要关头。陈垣先生是书正作于第四次“南渡”之时，其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陈垣先生序中说：

右六卷，十八篇，凡十五万言，专论明季滇黔佛教之盛。推其致盛之原因有三：一、佛教复兴之波动也。有明中叶，佛教式微已极，万历而后，宗风复振，东南为盛，西南亦被其波动。二、僧徒开辟之能力也。滇黔省建省较后，其开辟有赖于僧徒，此节近始发觉，益显宗教与文化之关系。三、中原丧乱之影响也。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避地者乐于去邠居歧，故佛教亦显热闹。

陈寅恪先生的话可以和陈垣先生的话相互发明，他们明确地揭示了西南地区汉传佛教与内地佛教的关系，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沿革关系，而是文化血脉的相连。事实上，云南汉传佛教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中国传统佛教的自由精神，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于边地不绝。通读全书，其中自然流露出的家国之痛，至今仍然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在我看来，此书把山河破碎、生死抉择之际的宗教心态、佛教精神深沉地揭示了出来，这使得这部表面上似乎是寻章摘句之书有一种奇异的力量。这力量是中华佛教所体现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力量，这力量是西南汉传佛教的魂魄所在。

二

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但唐代时云南佛法极盛史有明证则是不争的事实。元、明以来，佛法亦极盛，而在明清之际的特殊历史时期，佛教的发展尤其兴盛。根据陈垣先生的著作，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高僧辈出。明以前云南高僧有雄辩、玄坚、普瑞、玄鑑等。明代滇南高僧，首推法天无极、古庭善坚、大巍静伦、本帖等。明中叶以后佛教衰微，直至万历后高僧涌现。滇僧中驰驱中原者，首推朗目本智大师，与其同时者有儒全，后有释禅、彻庸、苍雪、读体、见月、寂忍、知空学蕴等，皆一时之宗匠。

第二，宗派流传。唐代云南佛法已盛，但不知汉地佛教在云南传习的情况。据现有资料，禅宗在元初传入云南，此后渐盛，主要为临济一宗法脉，曹洞宗亦有传布。除禅宗外，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律宗等在滇皆有传承。明季滇南高僧中，除见月为中兴南山宗的律学大师，苍雪为华严巨匠外，余大致皆为禅宗传人。这些禅宗大师的悟法经历及造诣深浅，史传所载不多，今录密行寂忍行状于下：

宜良谷氏，年十四，礼竹子山竹林寺顺语老师剃度，十七住云台山，有僧自鸡足来，示以无字话头，参究五载，无入处。后遇济凡禅师，谓之曰：“参禅到无可奈何处，便是得力处，譬如战士失却宝刀，虽则赤手空拳，奋不顾身，直前夺取敌人手中器械，便杀入去也。”即于言下有省，当时阐化滇黔，尊宿以其力量过人，皆欲致之座下，燕居申邀之尤力，后往参破山。一日砌下遇见蜈蚣，以石断之，两头齐动，山问曰：“他性命在那头？”答曰：“一举两得。”山曰：“否否。”即呈偈曰：“者个蜈蚣太煞奇，战场不怕断头皮，拦腰一击重开眼，正是当场种毒时。”山肯之，乃付以源流曰：“文字喁喁上铁牛，无容下嘴处难酬，纷纷一夏归山去，遇虎逢龙且出头。”后驻锡衡州南云寺，更弘法于云南会城妙音、慈云诸刹，有语录三卷在藏，尝自题慈云常住请象赞云：“宜良不幸，出者妖怪。性急人遗，心平人戴。君王不事，父母不拜，忠孝两忘，阎罗倒卖。一条白棒没人情，魔佛直教心胆碎，慈云禅子切莫言，临济第三十二代。”又《知空蕴语录》下，有本师密老和尚赞云：“此老无状，走在纸上，漏豆不少，好与痛棒。吐舌低声曰吁，者是开峰密和尚的模样。狮象丛中出一头，龙蛇阵上谁敢撞，佛祖见而含羞，天魔闻之胆丧。穿人鼻孔不用绳，倒岳倾湫一条棒，今日遇着灭眼之逆儿，明月清风为供养。”

第三，藏经传布与著述。陈垣先生曰：

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然前此藏经，率皆梵筴，印造不易，请施尤难，宇内丛林，有藏经者十不得一，遐陬僻壤，更终年莫覩一经矣。迨运会既开，流风遂扇，宫廷既有全藏之颁，林下复有方册之刻，赍经之使，不绝于途，名山之藏，燦然大备。今可考见者，鸡山一隅，即有藏经十部，各建专室，特设知藏，所贮与书院藏书埒，或且过之，与尊经阁之常拥虚名，藉培风水者，尤不可同日语，则当时佛教之盛，非偶然也。

除鸡足山以外，昆明、大理等地的名刹皆有请藏之事。同时，云南僧徒的著述也日渐增多。陈垣书中所列举的滇僧撰述达十五种之多：

普瑞华严悬谈会玄记四十卷
读体毘尼止持会集十六卷
毘尼作持续释十五卷
传戒正笵四卷
大乘玄义一卷
药师忏法一卷
剃度正笵一卷
僧行轨则一卷
三归五戒正笵一卷
教诫尼正笵一卷
黑白布萨一卷
幽冥戒正笵一卷
毘尼日用切要一卷
沙弥尼律仪要略一卷
一梦漫言而卷

第四，寺院和静室众多。大错和尚撰《鸡足山指掌图记》，言鸡山大寺八，小寺三十四，菴寺六十五，静室一百七十余所。鸡山之有静室始于万历，由宜良人儒施所创。静室为苦行者隐修之所，如此之多的静室，说明了当时隐居山间林下之修道者之众多。

第五，士大夫逃禅者众多。在国破家亡之际，逃禅是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宗教和道德选择。逃禅既可以避免屈服于占领者而带来的道德压力，又具有某种宗教上的超越感和愉悦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士大夫逃遁于禅的原因。陈垣书中以“遗民之逃禅”部分篇幅最大，占两卷62页。在“遗民之逃禅”一节中，陈垣描述了27位遗民的生平事迹，其中最典型者也许当数大错和尚。大错，俗姓钱，名邦芑，字开少，为明季著名的抗清志士和一代禅僧。关于大错的生平事业，此处不必述之，仅引大错禅师诗三首，以见其平生志向：

才说求生便害仁，一声常啸出红尘。
精忠大节千秋在，桎梏原来是幻身。

杻机萦缠是夙因，千磨百折为天伦。
虚空四大终须坏，忠孝原来是法身。

前劫曾为忍辱仙，百般磨练是奇缘。
红炉火里点春雪，弱水洋中泛铁船。

三

明季佛教在云南的发展，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在山河破碎之际，佛教的保存和发展对民族文化生命的维持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佛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保留了文化的价值和精神内涵。尤其是禅宗佛教在千磨万击、出生入死中的心性锻炼，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内涵，在西南的天地间闪耀着华彩。

第二，佛教在云南边疆的开发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古云南的开发有三中方式：一是屯垦戍边；二是商贾贸易；三即是僧人之弘法。史载明初开发云南，有两件大事，一是移殖中原江南人民，启发地利，二是导化土著人民，同于内地。而佛教僧人在滇的弘法兼有垦殖和教化二事，他们一方面开辟山川，在蛮荒僻壤之地建起一个个寺院，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同时教化世人，使之归于文明。“危绝之崖有寺”，“行必以僧为伴”，“游必以僧为导”，“幽险之处逢僧”，“无人到处惟僧到”，“无人识路惟僧识”。僧人不仅是人们精神上的向导，还是人们地理上的向导。前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名山之所以为名山，只是因为僧占的缘故。

陈垣先生指出：

明季滇黔佛教之盛，尚有一特别原因，即僧徒拓殖之本领是也。僧徒何独有此本领？则以刻苦习劳冒险等习惯，为僧徒所恒有，往往一瓢一笠，即可遍行天下。故凡政治势力未到之地，宗教势力恒先达之。

他引用徐霞客的《滇游日记》等资料，列举了僧人们为开法滇中所做的卓绝努力，如永平宝台、腾越打鹰山、固栋尖山、楚雄九台山等荒山的开辟，皆是出于僧人所为。僧人们搬砖运石，扛水扛土，经历无数辛劳，成就度化众生的功德。正是：

天精凿破，地髓击开，点点滴滴，从心性来。山窍辟破，水缝辟开，点点滴滴，从汗血来。

第三，佛教僧人在传播文化方面的功绩。明季僧人中的代表人物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于诗、文、书法、绘画乃至诸子百家之学多具有高深的造诣，很多寺院的读书风气也很浓厚，对当时文化的贡献很大。如苍雪之诗，担当之诗、书、画等均有高深造诣，名重一时。他们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自觉的实践者，他们留下的遗产至今仍在云南乃至全国发挥着文化作用。

四

陈垣先生说：

人生当得意之时，不觉宗教之可贵也，惟当艰难困苦颠沛流离之际，则每思超现境而适乐土，乐土不易得，宗教家乃予以心灵上之安慰，此即乐土也。故凡百事业，丧乱则萧条，而宗教则丧乱皈依者愈众，宗教者人生忧患之伴侣也。

陈垣先生对宗教精神的揭示是十分深刻的，但未免过分偏重于文化在乱世的作用。其实，宗教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解决的是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只是在乱世这一问题显得更为迫切而已。在和平的时代，生死依然是头等大事，佛教提供的解脱法门仍然有用。而且佛教在乱世创造的文化遗产，在今日仍然在激励着人们的思考和行动。对云南来说，当我们关注云南文化的时候，不可以忘记云南文化遗产中的佛教内容。这不仅包括有形的作品，更包括无形的精神。云南文化的广阔与包容，不仅来自于其壮美多样的山川，更来自其宗教文化的陶冶，云南人的淡泊、乐天和在历史紧要关头的敢于挺身而出都与佛教的精神相合。我们有责任深入研究前人留下的佛教文化遗产，使之对今日云南文化的建设和云南精神的塑造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