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失英国的三种中国古代戏曲选集孤本（李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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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和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分别藏有中国明代及清代的三种戏曲及俗曲选集，是珍贵的海内外孤本。做中国俗文学研究的课题，到英国去查阅数百年前的中国俗文学典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英国人，乍一听都感到惊讶。当我在万里之遥的英国看到这三本流失异域数百年、西式装帧的中国书时，不禁心生诸多感慨。它们是怎么来到英国的？中国何以竟不存？这些书的西式硬壳封皮已经斑驳，有的已经断裂，显示着它们流落西方已年深日久。几经辗转？数易其主？它们的经历大概已经无人能确切知晓。



其中博德利图书馆所藏的《乐府菁华》刊刻年代最早，为1600年。剑桥大学所藏的《满天春》稍晚，于1604年刊刻。大英图书馆的《乐府红珊》是个复刻本，为1800年印行。前两种书的问世时间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后一种则是在清代嘉庆年间。这几部书出版年代不同，出版者不同，但性质是相同的。它们所收录的都是明代中晚期以后在民间十分流行的戏曲折子戏及俗曲。出版者也都是民间商业性的刻书坊。之所以在明代中晚期有大量这类戏曲俗曲选集问世，与当时悖逆理学的思潮和社会崇尚享乐的风气相关。民间流行的戏曲作品，自然脱不掉市井趣味，少不了当时统治者眼里“诲淫诲盗”的内容。所以在当时，这些戏曲作品尽管也为一些文人士大夫及达官贵族所喜好，有的甚至经过文人的改编，但是一般人是不屑于收藏这样的书籍的，更不用说藏书家和官方图书馆了。所以，这些书最终在中国的国土上完全地消失了。



这些书怎么会去了英国呢？也许有人会立即想到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后的掠夺。其实不然，这些书是在１９世纪以前很久就被带到了英国。也许有人会猜想，大概是英国传教士带到英国去的？也不是，因为直至１９世纪初才有英国传教士到中国来。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的杜德桥(Glen Dudbridge)教授、博德利图书馆东方图书部主任大卫·赫利威尔（David Helliwell）和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艾超世(Charles Aylmer)等汉学家都向我谈到这些书的来历。他们认为，明代的那两部中国书很可能在出版后不久就到了英国。或是被当时的英国海员及商人带去，或是当时的英国贵族直接从海外的商贸集团买去。这些英国人之所以选择这些通俗文学作品，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与国情并不了解，并且读不懂这些书。吸引他们的，显然不是书的内容，而是中国书的样式、文字及插图。至于纸质，刻印质量，没有比较就不会鉴别。他们不会认为这些坊刻的书籍纸质较差，刻印质量比较粗糙等。而在当时的中国，这类民间坊刻的通俗文学作品，相对较为便宜且容易买到。所以，流失西方的、现今为孤本的中国古代文学的文献，通俗文学类居多。



那些把中国书带到英国的海员和商人，并没有雅兴收藏这些书。常常是将这些书卖给了当时英国的贵族及有权有钱的人或图书馆。这确实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如果从书的内容说，十七世纪中国官方及达官贵族不屑一顾、或者视为洪水猛兽的东西，英国权贵如何会欣赏？而正是因为文化上的隔膜，出于猎奇、以稀为贵的心理，这些书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英国权贵的家中或者贵族创建的图书馆中。据说在那个时代的英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图书馆，拥有一本、甚至一页、两页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书，是很能显示其不凡的阅历和收藏的。这让我想到了现在为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的圣·劳伦佐皇家图书馆所收藏的孤本《风月（全家）锦囊》，也是一种刻印并不精良的明代戏曲俗曲选集。而它却在1572年左右，由一位来中国的葡萄牙传教士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使这本书得以传世。



以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满天春》为例，可大体知道这些中国书到英国的时间和辗转易手的情形。《满天春》在英国的线索可追溯到17世纪末。《满天春》原是诺里奇（Norwich，为伦敦东北部的一个城市）的主教约翰·莫尔（John Moore，后来到另一城市Ely任主教）的藏书。约翰·莫尔于1715年故去。就在这一年，他的藏书由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捐赠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参见已故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龙彼得的《古代闽南戏曲与弦管之研究》一书）。约翰·莫尔藏有四本用拉丁文注明“中国的书(libri chinenses)”的书，但其中有一本是日文书。实际上他共收藏了三本中国书，《满天春》是其中之一。没有人知道约翰·莫尔是怎样得到《满天春》的，但无疑这位主教是保存此书的重要环节。约翰·莫尔生于1646年，他生活的年代与《满天春》刊刻的年代只相距数十年。而且，《满天春》被收进了一种1697年牛津出版的拉丁文书目。所以，虽然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满天春》被带到英国的时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满天春》确实是在17世纪被带到英国的。



《乐府菁华》到英国的历史则相对较为清楚。博德利图书馆的创始人托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爵士一向对东方语言感兴趣，他在创建博德利图书馆时，专门派人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用一位名叫约翰·坡瑞（John Pory）的人捐助的钱，用昂贵的代价，买了包括《乐府菁华》在内的一批中国书。而阿姆斯特丹的这些中国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从马来西亚的一个中国社团买来的。据说这些中国书到了荷兰后，奇货可居，价格奇高。很多成套的书都被拆散卖了。博德利图书馆是在１６０２年正式向读者开放，那么，《乐府菁华》很可能在它刊刻的当年一一１６００年，或者其后一、两年，就被买到了英国，收藏在博德利图书馆。



现在看到的这三本书，对于看惯了中国古代线装书的人来说，实在是一副异样的面孔。《满天春》装有彩色花纸硬皮封面和棕色牛皮书脊，封面和书脊上没有书名，只是书脊上有烫金拉丁文：“中国的书（LIBER CHINENS）”。三百多年的岁月，使封面的色彩已经暗淡，牛皮书脊已经斑驳，只是注明“中国的书”的烫金拉丁字母还依稀可见。《乐府菁华》不太一样，是浅黄色的硬纸封面，配有棕绿两色的系带；《乐府红珊》的装帧与《满天春》相近，只不过其硬壳封面是棕红色的，不过，《乐府红珊》的硬壳封皮已经完全断裂。联想到流失欧洲其他国家、如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的此类孤本，因而想到，数百年前，中华帝国由于根深蒂固的观念及偏见，永远地失去了这些书。而西方人搜罗、留存这些书，大概不曾想到有一天这些书会成为孤本。可以说是当初的文化隔膜和猎奇心理，成就了这文化传承的意外之功。但是仅仅归结于此恐怕还不够，其间似乎还有更为普遍而深刻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记取。那就是，无论何时何地，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关注、尊重和珍视前人的文化成果，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