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如生国学
登录 | 注册
查看: 1092|回复: 0

《舆地纪胜》的流传及其价值(邹逸麟)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7-7-2 15:57: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舆地纪胜》二百卷,南宋王象之撰。
    象之,《宋史》无传。今采撷《纪胜》象之自序、宝庆丁亥李皇序、元吴师道《敬乡录》,以及清人刘毓崧《舆地纪胜跋》诸篇根据《纪胜》文中有关记载所作的考订等资料,其家世生平,大致可知。
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市)人。象之自序及李皇序均称东阳王象之。按此“东阳”是婺州的郡名,不是指婺州的属县东阳。宋时金华是婺州附郭县。以其所在地府州的郡号称其籍贯是当时社会的风尚。与王象之差不多同时的陈振孙(?——约1261年)所著《直斋书录解题》称金华王象之。同书提到其兄益之所著《职源》、《两汉年纪》亦称益之金华人。象之籍贯金华是无疑的。
父名师亶,字唐卿,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官袁州宜春县主簿、南剑州教授。乾道九年(1173)后曾知江州,终广东提点刑狱。“历仕州县,皆有治绩。”有文集及《资治通鉴集义》行世。
师亶有七子,象之行五。仲兄名益之,字行甫,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官分水县(属严州)、大理司直。尝至成都,象之自序云“仲兄行甫,西至锦城”,即指此。著有《职源》、《汉官总录》、《西汉年纪》等。叔兄名观之,字中甫,曾知德化县,后为夔州路漕使,当至重庆、沔、泸等地。象之自序云:“叔兄仲甫,北趋武兴,南渡渝、泸。”武兴指当时的沔州(治今陕西略阳县),属利州路。渝州即重庆府(治今重庆市),属夔州路。泸州(治今四川泸州市),属潼川府路。《直斋书录解题》云:“舆地图,十六卷,王象之撰。《纪胜》,逐州为卷;图,逐路为卷。其搜求亦勤矣。至西蜀诸郡尤详,其兄观之漕夔门时所得也。”
  象之出身仕宦之家,本人也起自科第。庆元元年(1195)进士,曾于宝庆元年(1225)官长宁军(今四川珙县东)文学。绍定年间又知隆兴府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本书隆兴府官吏下陈敏识条云:“象之出宰分宁,相望百年,而陈公之英风遗烈,今犹未泯。”可以为证。《直斋书录解题》作知江宁县。一说以为乃江南西路分宁县之误。刘毓崧则以为陈振孙与象之同时,“似不应误其治之邑”,并提出《景定建康志·江宁县壁记》虽无象之名,但述诸县令在任、去任皆相接衔,唯端平三年(1236)七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七日间数十日无人任,“断无旷职待人之理,意者象之知江宁县即在此时,而《壁记》偶失载耳。”此说实嫌牵强,但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足以否定,只得存疑。至于其终于何官,更无可查考了。

    《纪胜》象之自序作于嘉定十四年(1221)。然书中有宝庆以后沿革,如以理宗藩邸,改邵州为宝庆府,避理宗讳,改筠州为瑞州等。该书最后沿革述至宝庆三年(见顺庆府),然同年六月升宝应县为州之事未载,仍作楚州宝应县,则知该书建制以宝庆三年(1226)六月以前为断。李皇序亦作于宝庆三年(丁亥),其有“今义父所著,余虽未睹其全,第得首卷行在所以下观之”云云,盖所见当为手稿,而付梓疑在绍定初年。
《纪胜》初刻本印数大概不多,流传不广。《元一统志》(赵万里辑本)偶有所引。明时金石学家将书中碑记一门钞出,刻有《舆地碑记目》四卷。《四库全书总目》云:“宋王象之撰……所著有《舆地纪胜》二百卷,今未见传本,此即其中之四卷也。”今存《舆地碑记目》已缺潭、彭、绵、汉、邛、黎六州和天水一军共七卷。可见明人看到的已非全本。四库馆臣因为没有看到过《纪胜》,所以未提到书有残缺。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谓其所见《纪胜》“镂刻精雅,楮墨如新,乃宋本中之佳者”。后人多以为钱氏也是园藏有宋版《纪胜》,“似仍完帙,不审尚在世间否耳”。钱曾所见是否确为宋版《纪胜》,实有可疑处。钱大昕《养新录》云:“予求之(指《纪胜》)四十年未得,近始于钱唐何梦华斋中见影宋钞本,亟假归,读两月而终篇。”《养新录》自序作于嘉庆四年(1799),时钱大昕72岁,其初访《纪胜》当在乾隆二十年前后,上距钱曾卒年(1701)不过半个世纪,其间江南并无重大兵燹,宋版《纪胜》竞了无踪影,且修四库时,以政府之力,亦未见传本,故康熙年间宋版《纪胜》的存在是个疑案。嘉庆年问张鉴撰有《宋版舆地纪胜跋》,所指实为影宋钞本,绝非宋版《纪胜》。张鉴曾肄业于浙江巡抚阮元筑于西湖的诂经精舍,其所见绝不可能为钱大昕、阮元所未见。
钱大昕发现了《纪胜》影宋钞本后,为该书的幽而复光、广为流传立下了一大功。何梦华名元锡,乾嘉间钱唐人,浙江著名藏书家。自钱氏披露后,何氏所藏影宋钞本《纪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嘉庆四年(1799)阮元巡抚浙江时也向何氏借来影宋钞本,并影写了两部。一部“嗣因四库总目未收此书,爰加以装潢,献诸内府,并仿当日馆中提要之式,进呈提要一篇。藏副本于文选楼,而存提要之稿于《研经室外集》。盖深重此书,望好事者为之重刻耳。”嘉庆十二年(1807)仪征续修县志,阮元将《纪胜》中真州一卷交付校正旧志数十条,并刻诸于续志之末。道光二十二年(1842)丹徒包氏刻嘉定、至顺镇江志,阮元又“检《纪胜》中镇江府一卷,俾其附刻于后,而全书仍未能刻也。”可见阮元为《纪胜》的流传,用心实为良苦。次年甘泉(今江苏扬州市)岑绍周愿出资刻《纪胜》全书,遂借得阮元影宋写本钞录副本,并延请刘文淇及其子毓崧纂辑校勘记,绍周自补钞本阙文。未几绍周遽亡,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才得正式付梓,即今存据文选楼影宋钞本刊印的岑氏惧盈斋本《舆地纪胜》及校勘记五十二卷。从此《纪胜》一书得以流布于世,为舆地学界广泛引用。自南宋绍定初刻以来,历六百二十余年才得重行于世,亦学界一大幸事。又六年,咸丰五年(1855)南海伍崇曜又据岭南所存的影宋钞本于粤雅堂开雕,即今伍氏粤雅堂本。现存《纪胜》就只有这两种本子。
    自钱大昕传出钱唐何氏藏有《纪胜》影宋钞本后,东南诸藏书家竞相传写。现知嘉庆以后的钞本约有下列数种:
    (一)孙尔准藏钞本。孙尔准道光五年至十年任闽浙总督,谥文靖。冯登府《舆地纪胜跋》云:“鄞令程侯以佛饼四百购于吴门,以赠孙文靖公,为旧钞本,少三十二卷。”
    (二)海昌马氏藏钞本。何梦华殁后,钱大昕、阮元所见到的影宋钞本归常熟张氏。有人从张氏处影钞一部由海昌马氏购得。马氏即马思赞,字寒中,海宁人,所居名道古楼,为东南藏书之冠,有道古楼藏书目一册。道光十年(1830)闽浙总督孙尔准自闽邮寄《纪胜》影钞本与嘉兴李富孙,嘱其校雠。富孙即向马氏借得其藏本与孙本互校,“其失去三十二卷,两本皆同。马氏本卷首影写钱詹事手跋、曾鸣凤札子有漫灭讹阙字与张氏刊载藏书记同”。马本在嘉庆庙讳上一字问有阙笔,当为嘉庆时所钞,但在阮元借钞之后。李氏认为马、孙“两本皆影宋钞,然互有阙叶及脱落字,似又非一本钞出”。孙本出自吴门,恐为何本以外另一钞本。
    (三)朱奂藏残本。王鸣盛《十七史商榷》:“愚考《舆地纪胜》,宋王象之撰,予从朱奂借阅,嫌残缺未钞。”此本来历不明,当较何本更为残缺。
    (四)岭南吴兰修(字石华,清嘉应州人,嘉庆戊辰举人,岭南藏书家,其藏书处日守经堂)之秘籍,为陈仪部(其锟)所珍藏的影宋钞本,即南海伍崇曜所刻粤雅堂《纪胜》底本。见粤本谭莹代序、伍序。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谓粤本“复影刊元本《舆地纪胜》”。不确。
    (五)海宁杨氏藏本。伍氏刊印陈本时,曾购得海宁杨文荪所藏影宋钞本,“原阙卷帙与陈本同,知二本所出无异。惟杨本凡遇宋本字画残蚀及宋讳阙笔皆仍其旧。又每卷标目皆先用墨笔钩出其字乃以朱笔填之,足证宋本朱书标目尚略见原钞旧观”。可见杨本较陈本更接近宋本原样。
    以上是钱大昕发现何氏藏影宋钞本后,《纪胜》各种钞本的流传概况。自道光、咸丰两刻本行世后,这些钞本渐为湮没,不知今尚有残本存世否?现今国内外图书馆所藏均仅惧粤两本。这两种版本,孰者为优,因没有做过全书的校勘工作,难下断语。然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对两种本子做过小部分校勘工作,略谈几点看法:
    (一)伍氏粤雅堂开雕时,知道钱大昕的著录和阮元的文选楼钞本,但没有看到过惧盈斋刻本。所以咸丰五年授刊时,苦无别本校雠,惟据陈本略加厘定而已。后购得海宁杨氏藏本才得校刊。然而事实上这两个钞本同出一源,都是从何梦华本转钞而来的。今以嘉兴府碑记一门为例,将惧、粤两本与车秋龄所刊顾千里校《舆地碑记目》核对,发现惧、粤两本往往是一致的。如“六里山石刻”条,车本有“拾得青玉玺篆文吴真皇帝”文,惧、粤本“篆”均误作“蒋”,“真”均作“直”,车本“法云寺碑”文云“顾亭林市新创法云禅院记”。惧、粤本均作“宝云寺碑”,碑文中均作清云禅院。车本“宝云寺碑”文云“开运元年寺成,一僧梦云”,惧、粤本“一”均作“二”。同碑车本云“明早求之”,惧、粤本“早”均作“旦”。车本“云间志”作“华亭令杨潜编”,惧、粤本俱误作“杨偕编”。
    (二)惧本不仅较早于粤本,即其所据影宋钞本(何本)也较粤本所据的影宋钞本(陈本)为早。所以就一般情况而言,惧本较优于粤本。笔者曾将两本的临安府作了校对,发现不同的有47处。其中有原始资料可查的,惧本误9处,粤本误17处。其余或有一二字出入,与内容无关;或虽有不同的,然无原始资料可查核,难于判断孰是孰非。这仅限于临安一府的情况,全书如何,尚难断言。
    (三)粤本卷首目录按影宋钞本照刻,某卷共若干页、某卷缺若干页(此当是影钞时所加)与惧本全同。然惧本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字,共四百字。此当为宋版原式。而粤本开雕时不知是否为节约纸张、版面,改为每页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共六百字。因而卷首目录中某卷若干页、缺若干页,与该本正文实际情况不符。这是粤本一大误差。
    (四)粤本在咸丰四年开雕时,主持人伍崇曜将所得顾千里校《舆地碑记目》刊本中为文选楼影宋钞本《纪胜》所缺的碑记目都补上了,所以粤本的碑记一门恢复了明时的面貌,这一点较惧本为强。
    以上略谈了几点惧、粤两本的差异,难免以偏概全。这里对今本《纪胜》的缺卷、篇目问题再作一点说明。
当时阮元借得何氏影宋钞本与四库《舆地碑记目》核对,发现又较明时缺了温、婺、处、衢、光、无为、安丰、成都、重(笔者按:应作崇)庆、眉、夔、开、施、达、珍、忠、沔、阶、成、西和、风、文、龙凡二府十九州二军,共为地二十有三。因成都府分为上下两卷,故为卷二十有四,加上明时已缺六州一军七卷,共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有缺页。然而钱大昕《养新录》却说缺三十二卷。以后学者多从此说。顾千里云:钱竹汀日记数《纪胜》阙卷有“一百三十五至一百四十四”之句,认为“其第一百三十五卷兴化军钱少詹未见”,故多算一卷,实应是三十一卷。阮元也认为“顾说是也”。但在他所撰《提要》中又说:“其卷数全缺者,自十三至十六,又自五十至五十四,又自一百三十六至一百四十四,又自一百六十八至二百卷,共缺三十一卷。”按其实数则又为三十二卷,盖将卷五十濠州缺页误作缺卷所致。今本实缺三十一卷,钱、阮均有疏略。
    又,原书目录每卷下无行在所、临安府、嘉兴府(包括阙卷、阙叶)等标目,今本目录每卷下标目是“后人从《舆地碑记目》抄附,其所抄当为书贾,从彼借录,希图射利,字画极潦草,更多夺落错误,几不可属读。”。此言不差。例如目录第六十一卷桂阳府,《舆地碑记目》、《方舆胜览》均同作桂阳军,按《宋史·地理志》桂阳在宋一代从未置府,目录误。目录第七十七卷德安州,《舆地碑记目》、《方舆胜览》、《宋史·地理志》均作德安府,目录误。
    阮元文选楼影宋钞本在未刊前已由张鉴作了校勘。张鉴字子春,号秋水,浙江乌程人。嘉庆中由副榜授武义教授。浙抚阮元筑诂经精舍于西湖,鉴即肄业其间,校勘当该时所作。以后岑绍周准备付刊《纪胜》,又请刘文淇、毓崧父子纂辑校勘记,成书五十二卷,自补阙文十卷,与《纪胜》同刊附于书后。刘毓崧《舆地纪胜》校勘记序云:“于张氏之说采录无遗。其是者,则加引申;其非者,则加驳正;其有疑者,则为之剖析;其未详者,则为之证明;其论之不定者,则参考以折衷;其说之互歧者,则援据以决断。”此外,刘氏又辑录了《舆地碑记目》,并以《元和志》、《寰宇记》、《九域志》、《舆地广记》、《方舆胜览》、《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以及史传说部诗文集等,详校异同,补脱正讹;证据不足者,则存以俟考;其体例前后不一致者,亦为之指出,态度十分严谨。今本校勘记五十二卷,共出校八千六百余条,其中利用张鉴校记一千九百八十余条。然张氏所校均属理校。如“疑脱某字”、“当作某字”,均不注出所据。故内有五百二十八条经刘氏作了覆校,即上文所谓引申、驳正、剖析、证明、折衷、决断等。这一工作对恢复《纪胜》一书原貌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影印《纪胜》正文应将校勘记一并影印,分别附于各卷之后,以便读者。
    岑绍周自补《纪胜补阙》十卷,大多根据《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所引而为今本《纪胜》所无者。今本《纪胜》缺卷、缺页颇多,所引为原书所缺部分,尚有可信之处。如原书卷页完整,文句连续,所引逸文则又难以令人置信。至于逸文中有京东西路东平府一则,京西北路郑州一则,陈州二则,陕西永兴军路京兆府一则、秦凤路河州、洮州各一则,河东路绛、隰、石、蔚四州各一则,更是无稽。谭师季龙先生在《宋本方舆胜览前言》中否定了《纪胜》有包括西北诸州的“续录”的可能,理由充分,可视为定论,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不过要强调一点的是:《方舆纪要》作者顾祖禹也参加康熙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两书所引《纪胜》决非出自原书,而是从其他书上转引而来的,可靠性差。试想如果《一统志》开局时《纪胜》原书尚存于官府,而修四库时,怎可能未见传本呢?

    关于《纪胜》一书的特点和价值问题,谭师季龙先生在《宋本方舆胜览前言》(又题《论方舆胜览的流传与评价问题》)已经讲得很透彻,见解十分精辟。笔者在这里只是做一些有关方面的补充,重复之处,在所不免。
   《纪胜》以前保留到今天的全国总志有四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除《舆地广记》外,前三部都是供帝王统治地方的官修书,修书的宗旨很明确。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序云:“以为成当今之务,树将来之势,则莫若版图地理之为切也。”故其书主旨在于“辨州城之疆理”。《太平寰宇记》上表云:“万里山河,四方险阻,攻守利害,沿革根源,伸纸未穷,森然在目。不下堂而知五土,不出户而睹万邦。图籍机权,莫先于此。”王存修《九域志》也是为了了解“壤地之有离合,户版之有耗登,名号之有升降”,故其书着重于“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道里广轮之数”。《广记》虽非官修,其内容专述历代州县沿革是一目了然的。王象之撰《纪胜》的旨趣与上述四部总志迥异。他在自序中说:“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县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记,舆地有记。或图两界之山河,或记历代疆域,其书不为不多。然不过辨古今、析同义,考山川之形势,稽南北之离合,资游说而夸辨,博则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则未见其书,此《纪胜》之编,所以不得不作也。”所以它的体裁与前四部总志多有不同,主要表现为:
    (一)前四部总志体裁虽然也不完全一致,然而大体上包括当代疆域、州县沿革、州境范围、四至八到、山川湖泽、古迹名胜、户乡数字、物产贡赋等等部分。《纪胜》则完全舍弃了早期总志所有的州境、四至八到、户乡数字、物产贡赋等门类。同时将《寰宇记》的风俗一门扩大为“风俗形胜”,将以前总志列在各县下的山川湖泽、名胜遗址,分为景物上下二门,并专列古迹一门,而将人物分为官吏、人物、仙释三门,又增加了前所未有的碑记、诗、四六三门。于是全书包含了府州沿革、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多者亦分为上下)、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这种体裁对以后元明清三代总志的修撰有很大影响。
    (二)《元和志》、《寰宇记》只是偶而引用前人诗文的片言只语。《纪胜》除了新增诗、四六二门专辑录前人诗文外,又搜集了大量与一地风俗形胜、景物、古迹、人物有关的诗、赋、记述文字,分系于各门各条之下。
    (三)《纪胜》在每卷首府州名之下,列出该府州所在地的古称、别称、旧称、习称、代称等,以备赋诗作文之用。如绍兴府下列秦望、越都、会稽、鉴湖、越绝、兰亭等称。建康府下列金陵、秣陵、建业、台城、东府、江宁等名。这也是《纪胜》的首创。这种体裁即为《方舆胜览》所继承。
    《纪胜》这种体裁的出现,正如谭师季龙先生所指出:受当时社会风尚影响之故。因为宋人在撰写表启文时,例须用四六俪语;为楼阁亭堂作记叙文的风气,也盛极一时,故有《纪胜》体裁的产生。王象之自序说“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也正是这个意思。
    《纪胜》的体裁既如上述,那么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究竟如何呢?
    单从象之自序来看,作者的主旨似乎在于将反映天下山川精华的吟咏词章荟萃于一编,使骚墨客于寓目之顷,如身临其境,得山川之趣,并可借作赋诗撰文之资。其实这并不是王象之撰《纪胜》的全部意愿。
    《纪胜》李皇序云:“余又尝语仪父曰:古人读书往往止用资以为诗,今仪父著书又只资他人为诗,不亦如罗隐所谓徒自苦而为他人作甘乎!仪父笑而不答。余以是知仪父前所与余言者特寓言耳,意岂止此哉!”李*[直+土]对象之是寄以厚望的,他举东方朔、刘向博学善辩为例,说明为学者贵于博约;又引援萧何入关先收秦府图书,故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使汉以得天下,以及北宋至和年间刘敞出使契丹识破敌使绕远道的诡计等故事,认为“是则地理之书,至此始为有用之学”。接着他又说:“然则余之所望于仪父者,因以朔、向及刘侍读之事,岂但以资他人为诗而已乎?前言姑戏耳。”由此可见,王象之为此书的目的非仅限于佐人笔端而已。我们如将《纪胜》全书通读一遍,就会发现其学术价值,不仅远远超过与其体裁相仿的《方舆胜览》,并且不低于此前的四部总志,某些地方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试以下列几个方面述之。
    (一)对历代地方建置沿革方面的贡献。《纪胜》继承了《元和郡县志》以来总志的传统,每一州(府)县之下均记有历代建置沿革,其详尽程度绝不亚于《元和志》、《寰宇记》,而其可信程度又有过之。例如凡记州县每一次变革,都注明出处。如镇江府沿革自《禹贡》扬州之域讲起,经历代置废更名,至南宋绍熙五年浙西安抚使自镇江移治临安止,先后依次注出出处有《左传》、《晏公类要》、《资治通鉴》、《熊克新志》、《元和志》、《汉书·地理志》、《寰宇记》、《嘉定镇江志》、《晋书·地理志》、《汉书·诸侯王表》、《续汉书·郡国志》、《通典》、《建康实录》、《隋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九朝通略》、《国朝会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十九种资料,观此也足以取信于读者了。
    其次,《纪胜》作者并非仅将历代志书的地理沿革资料拼凑在一起而已,而是对不同的说法,详加考订,提出自己的看法。如一时难下结论者,则明言存疑俟考,免使读者盲从。试举数例证之。
    (一)临安府仁和县。《临安志》谓钱谬时割钱塘、盐官二县地置钱江县。时为朱梁龙德二年。《国朝会要》云太平兴国三年钱氏纳土,四年改名仁和,与钱塘分治城下。而《寰宇记》则谓唐麟德三年析钱塘、临官二县地置钱江县。象之以为麟德为唐高宗年号,使钱江县置于高宗之时,则《唐志》、《通典》系唐代地理之书,并无钱江县名,则钱江县必不置于唐,《寰宇记》误,不从。
    (二)太平州当涂县。象之谓自晋成帝时以江北之当涂流人过江侨立当涂县,于是江南始有当涂之名。后汉徐凤反当涂,章怀太子注以为宣州之当涂,是盖不察江南之当涂乃东晋因流人侨立,非古之当涂也。古之当涂乃在今濠州之西古当涂城耳。
    (三)江南西路吉州。《元和志》云献帝初平二年(191)分豫章于此置庐陵郡。《宋书·州郡志》、《续汉书·郡国志》并云置于兴平元年(194),而《寰宇记》、《舆地广记》更明确谓兴平元年孙策分置庐陵郡。象之按:据《通鉴》兴平元年孙策方见袁术请父兵,时年十七,不应孙策方请父兵便能分建州郡也。雷次宗《豫章记》以为灵帝末扬州刺史刘遵上书请置庐陵、鄱阳二郡,至献帝初平二年分豫章立庐陵郡。未几丹阳僮芝擅庐陵,自称太守。《通鉴》建安四年(199年。笔者按:王象之误作五年),孙策分豫章为庐陵郡,以孙辅为庐陵太守。会僮芝病,辅进取庐陵。《通鉴》与雷次宗所记年月虽不同,然僮芝擅命之初已有庐陵郡,则郡非置于兴平时无疑,当从《元和志》作初平二年。
    (四)广南西路融州。《元和志》云本潭中县,萧齐于此置齐兴郡(笔者按:应作齐熙县),而《寰宇记》则云置于宋元嘉七年(430)。象之以为:国家建置郡县,多以国号而冠以美名,汉则置汉嘉县,魏则置魏兴郡,吴则置吴兴郡,晋则置晋安郡,宋则置宋兴郡,今齐兴(熙)置县当在萧齐之时,而《寰宇记》及以为宋元嘉之际,不取。
    (五)临安府盐官县置于三国吴。象之云:“康定元年(1040)苏梦龄撰《盐官县记》:斯县初曰汉昌,汉孝武世置榷盐之官,乃更是名。象之谨考之汉史止于海盐县下武原乡有盐官之名,初未置县也,与苏梦龄之说不同。当考。”
    以上仅举比较简单的五例,以说明作者在对历代志书上沿革资料的取舍态度之严谨。其他还有一些考证繁杂、文字过长,不宜一一列举。
    当然也有搞错的,如嘉兴府华亭县,《云间志》云建安二十四年吴封陆逊为华亭侯。象之按云:“《通鉴》建安二十四年吴陆逊以平荆州功,拜宜都太守封娄侯,非华亭也。”然据《三国志·吴志·陆逊传》,逊先封华亭侯,后复有军功进封娄侯。《云间志》不误。此乃智者一失,不足以瑕掩瑜。
    再次,宋代监司是一个地区兵、民、财赋、刑狱的行政中心所在。对研究宋代军事、经济、司法至关重要。北宋几部总志如《寰宇记》、《九域志》、《舆地广记》都没有记载。而《纪胜》却特别重视监司,不仅注出其治所,并对其在宋一代沿革有详尽记述,这就胜过仅注出治所的《方舆胜览》。例如两浙转连司分合的经过,两浙提刑司分为浙东、浙西分治绍兴府、平江府时间的考订,都为研究两宋监司沿革提供了丰富资料,惜乎今本《纪胜》阙卷、页不少,有部分监司只能靠《方舆胜览》得以补全。
    二,保存了当时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是《纪胜》一书的重大贡献。我国有重视人文地理学的优良传统。《山海经》、《禹贡》、《职方》里已有简要的人文地理记述。《禹贡》将全国分为九个区域(即九州),对每个区域内河流的治理、赋税的等级、贡物和贡道记述,是我国最早反映人地关系的人文地理资料。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史记·货殖列传》里将全国分成四大经济区,又按春秋战国时故国为分成若干亚区,详述了战国以来至汉初各地社会经济、都市交通、风俗民情,可谓是我国最早一篇区域人文地理专著。班固《汉书·地理志》附录刘向《域方》和朱赣《风俗》,基本上同《史记·货殖列传》体例,保存了西汉时区域人文地理资料,至为可贵。可惜这一传统后世地理著作没有很好予以继承发展。《南齐书·州郡志》对南方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文概况有所记述,但很不全面。《隋书·地理志》以《禹贡》九州分区,每区都有一段人文概况的记载,然地域过大,失之笼统。《宋史·地理志》按二十四路制分域,然其记各地山川险阻、土特物产、都会交通、民情习俗,又只分十二个区,不免过于简略。总志中《太平寰宇记》、《元大一统志》、《寰宇通志》、明清《一统志》在各府州下虽有风俗一门,但仅寥寥数句,并大多从古籍中摘录,也不知是否与当时情况相吻合,使研究者很难处理这类资料。《纪胜》则不然,在风俗形胜、诗、四六三门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地理资料,古今并存,每条均注明出处,对宋代当时的资料记录尤为详尽,读者不仅可以比较历代异同,还可对宋代各地人文景观,有一全面了解。所以从研究人文和经济地理这个角度而言,《纪胜》之价值,远在其他总志之上。
    兹以今江西省范围为例。南宋时为江南西路(一府六州四军)兼江南东路的信、饶二州和南康一军,在《太平寰宇记》里为江南西道内的九州二军一监共十二个郡级单位。这十二个郡级单位中,《寰宇记》只在洪州风俗一门引用了六朝雷次宗《豫章记》的一段文字,共一百零六字。其余十个州军(永平监无风俗一门)风俗一门出现了令人可笑的现象:筠、袁、吉、抚、江五州均同洪州,饶州、南康军又云同江州,虔州云同吉州,建昌军同抚州,信州又称同饶州。所以《寰宇记》在今江西省范围内十二个郡的风俗一门实际上仅《豫章记》一段记载,还是数百年前的情况,其史料价值可以想见。《宋史·地理志》江南东、西路合为一区,记载人文情况如下:
    “川泽沃衍,有水物之饶;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秔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
    寥寥数句,虽属高度概括,但时间、地域都很笼统,研究者很难利用,而《纪胜》中对江西各府州的人文景观,如人口之繁息,经济之发展,文物之昌盛,都有丰富和具体的当代资料。
    各州经济发展情况(宋以前从略):
    饶州  “鄱阳据大江上游,其地有金锡丝臬鱼稻之饶。”“东南诸郡,饶实繁盛。”
    隆兴府(洪州)  “东南一都会。”
    瑞州  “郡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其人耕稼渔猎,其利粳稻、竹箭、楩、柟、茶、楮,其民无事。”
    抚州  “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游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蛑之菑少,其民乐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马之牧于山谷者不收,五谷之积于郊野者不垣。”
    江州  “据三江之口,水陆十数路舟车所聚,实为冲要。”“江西之镇,莫重寻阳。”
    吉州  “吉为富州。”“户版逾万,舆赋盛于坻京。”“庐陵之富,甲于江外。”“元丰生齿,潭与吉最藩息。潭主户客户三十五万,吉虽微不若然,犹居潭十九已上。”“吉州地望虽出洪、赣之下,而户口繁衍,田赋浩穰,实为江西一路之最。”
    建昌军  “其城壁坚峻,其市肆繁密,其里室华好。”。
江西除经济发达外,在宋代文物昌盛,人才辈出,为全国之冠。《纪胜》有以下记载:
    饶州  “自大江以东岁以士荐于京师者,其州十而饶为最,环饶之境,岁以士荐于州,其县六而德兴为最。”
    瑞州  “锦水入市河,朱紫满城多;市与锦水通,瑞州出三公;锦水市河连,瑞州出状元。”
    袁州  “自唐有举场,登科实繁,江南诸郡,俱不及之。”
    抚州  “地大人庶,冠冕一路而人物盛多,亦异他郡。”“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
    吉州  “吉为大邦,文风盛于江右。”“惟此南州,甲于西道。由六一公之乡里,家有诗书;以十万户之井廛,人多儒雅。”    “财赋独冠于他州,卿相多生于是郡。”
    建昌军  “建昌佳山水,比屋弦诵,与邹鲁同风。”
两宋时代江西地区人才辈出,著名的有晏殊(临川)、欧阳修(庐陵)、曾巩(南丰)、刘敞(新余)、王安石(临川)、刘恕(高安)、黄庭坚(分宁)、洪浩及其子适、遵、迈(鄱阳)、周必大(庐陵)、杨万里(吉水)等等。
再以川峡四路为例。川峡四路(成都府、潼州府、夔州、利州四路)地域辽阔。包括今阿坝、甘孜、凉山三州以外的四川全省和陕西、甘肃的秦岭以南部分,贵州大部分和云南东北一隅亦在其羁縻范围内。境内地形复杂,山势崎岖,河川交错,交通阻隔。盆地和丘陵相间,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人文地理景观极其多样。《宋史·地理志》将这四路合为一区记述,内容如下:
“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庠塾聚学者众,然怀土,罕趋仕进。涪陵之民尤尚鬼俗,有父母疾病,多不省视医药,及亲在多别籍异财,汉中、巴东,俗尚颇同,沦于偏方,殆将百年,孟氏既平,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焉。”
    显而易见,前面数条讲的是成都平原,涪陵之民以下才涉及其他地区。寥寥数语,怎么也无法反映川峡四路这么一大区域的人文面貌。而《纪胜》则在每一州(府)风俗形胜、诗、四六三门中保留了十分珍贵的资料。虽然川峡四路部分缺卷很多(几达1/3),但在现存的四十二卷内仍然可以对几占南宋1/4疆土的这一大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第一,《宋史·地理志》所说“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等语,只是反映了川峡四路内部分地区,如成都平原、汉中盆地等一些自然条件比较优越地区的实况。《纪胜》记利州路兴元府的经济云:“汉中沃野如关中,四五百里烟濛濛。黄云连天夏麦熟,水稻漠漠吹秋风。七月八月*[禾+罢]稏红,一家往往收千钟。”此外有几片河流交会、沿江傍河的小平原农业比较发达,如嘉陵江和涪江会合的合川平原“以两溪之襟带,田亩桑麻,左右交映,人生其间多秀异而善,以诗书自乐”。涪江沿岸的遂宁府“平原沃野,贯以涪江,气象宽舒,东蜀都会”。长江沿岸的涪、梁(山军)、重庆等府州因有带状沿江平原,故稍有稻田,其他地区则大不然。如成都府路的隆州(治今四川仁寿县)“地瘠而力耕”,“其土瘠故无万钟之家”。潼川府路潼川府(治今四川三台县)自唐安史乱后为东川节度使治所,“名有十邑与西川(笔者按:指成都府)等,而壤地瘠薄,民物之产,曾不及西川一大县”。资州(治今四川资中县)“地狭民贫,无土以耕,在蜀为穷僻之邑”。渠州(治今四川渠县)“地瘠民窭”。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县)“郡土硗瘠”。怀安军(治今四川金堂县东南)“土瘠而无它产”。富顺监(治今四川富顺县)“山高地仄江水恶,刀耕火种黎民疲”。地势峻岩险峻,道路崎岖曲折,为川峡四路大部分地区的地貌特点,平原狭小,于是乎不少地方以开发山坡以求粮食,成为我国南方最早出现梯田的地区之一。利州路隆庆府(治今四川剑阁县)“太守之居已在半山,内外居民悉居山上下,原野浓淡若相次第,林壑升降若有等级”。于是“路险客须到,山高人尽种”。成都府路的隆州也“在高山上,侧耕危获”。利州路蓬州(治今四川蓬安县)“大山峻谷,侧耕危获之地居多”。另外,成都府路的石泉军(治今四川北川县、安县一带)是“以耕稼孳畜为生”,“五谷六畜,禽兽草木无不备有”的半农半牧区,又别是一番景象。总之,川峡四路广大地域内农耕业地区差异性很大,《纪胜》为我们提供的多样、复杂的丰富资料,决非《宋史·地理志》所记几句话所能概括的。
    第二,《纪胜》风俗形胜、诗二门又告诉我们当时山区人民除了贫瘠的耕种业外,还有几种赖以为生的主要产业。一是盐。成都府路简州“盐饶而田瘠”,此地“产盐惟最”,“居人皆仰煮卤”,“余者皆贫窭”。隆州“郡之盐利,冒于两蜀”。富顺监“地多咸鹾”。“剑南盐井,惟此最大。”韩绛诗:“土瘠事刀耕,家无终岁蓄,所资盐井利,持易他州粟。”泸州亦有盐井,岁计四十一万斤。二为茶。茶是四川传统产品,宋代四川茶业较唐代更为发达,然其品位已不及东南的“建茶”。最著名的是雅州蒙顶茶。三为柑和橘。果州(顺庆府)所产黄柑最著名,宋时作为贡品。邵伯温《观进黄柑》诗:“果州多黄柑,初比橘柚贱;一朝贡神州,妙极天下选。”夔州路云安军(治今云安)也产橘。四为荔枝。唐时荔枝已为四川名产。叙州“以荔枝为业,植万株树,收一百五十斛”。涪州地产荔枝,“有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百余株”。唐时进贡给杨贵妃的荔枝,即产于此,故名。《纪胜》说:“蜀中荔枝,泸、叙之品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涪州徒以妃子得名,其实不如泸、叙。”五为蔗糖,制成糖霜(即冰糖),为遂宁府名产。《容斋五笔》卷六云:“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四郡所产甚微而颗碎,色浅味薄,才比遂之最下者,亦皆起于近世。”《纪胜》记有马咸《遂宁好》诗:“遂宁好,胜地产糖霜,不待千年成琥珀,直疑六月冻琼浆。”其他还有一些产业,不再一一详述。
    第三,川峡四路偌大一个区域内究竟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城市,《宋史·地理志》只字未提,《纪胜》里保存了南宋时四川地区城市分布和经济水平的资料。西川当以成都府为首邑,《纪胜》成都府上下两卷俱缺,不过从南宋其他资料看来,这一论断不致有误。东川(又称东蜀)则以果州(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为首府。果州地处嘉陵江中游,“郡当舟车往来之冲,其民喜商贾而怠穑事”。邵伯温《充城外》诗有“自昔充城号奥区,蜀人唤作小成都”,“充城繁盛冠东川”之句。其次就是几个沿着水陆交通道的交通性城市。如沿长江自上而下有:叙州“州虽小而当舟车之冲,冠盖往来相望”;泸州是控制江南、羁縻诸州的军事重镇,为潼州府路帅府所在;嘉陵江和长江交会处的重庆府“户口人物亚于两蜀善郡”,“二江之商贩舟楫旁午”;长江和涪江交会处的涪州地居禁喉,舟楫所会,遂使“人烟繁峡内,风物冠江前”;下游的夔州为夔州路转运司治,《纪胜》缺卷,《方舆胜览》仅说当“全蜀之口”,“水陆津要”。夔州以北大宁监“利走四方,吴蜀之货咸萃于此”,“田赋不满六百顷,籍商贾以为国”。嘉陵江上游的利州绵谷县(今四川广元市)地当由秦人蜀剑阁道必经之路,所谓“秦蜀舟车咽喉”,又是利州路转运司治所,被称为“剑外一大都会”,“时人呼为小益,对成都之为大益也”。实际情况是“土瘠民贫,城郭庳而居室陋”。汉水流域的金州(今陕西安康市)在北宋时“诸县率皆人户荒竦,路歧荒僻”。自南宋“渡江以后,舟车辐辏,商贾接踵,遂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例子不再多举。总之,从《纪胜》记载看来,南宋时川峡四路范围内,由于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落后,交通阻隔,商品经济不发达,没有很多的经济都会出现。除了西蜀的成都和东蜀的果州外,也就是几个沿着交通要道的水陆码头,城市经济不繁荣,远非中下游都会可比。有些记载是文人墨客作文赋诗信笔拈来的过誉之词,不可尽信。
    第四,蜀中自古出人才,宋时也不例外。在土狭人稠、田瘠民贫的条件下,人民出路往往有两条:读书以图仕进,商贾以谋财富。然四川人“其俗朴,不乐转移”,故当地学风颇盛,人才荟萃。西蜀以眉州、成都为首二,嘉定府居其三。《纪胜》云“蜀为西南巨屏,由汉以来,号为多士,莫盛于眉、益二都而嘉次之”。东蜀(潼川府路)则以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县)为首,“普为东蜀下州,土瘠而民贫,惟士常比旁郡为多”“剑南之东,有州名普,冠带之盛,与西眉并称”。“论学徒之盛,以西眉东普为首”。普州“介万山问,无土地肥饶之产,无舟车货利之聚,民生艰,视中州不及远甚。独惟人物之富,甲于东蜀”。“其民朴厚而俗美,士雅素而笃学,排村遍井,弦诵相闻,故其俗尚义,尊爱贤者”。与普州同样的那些地处荒僻山间小州,倒出过不少人才。如成都府路简州“四出状元”。潼川府路荣州(今四川荣县)“自祥符迄今登进士第者,举不乏人”。潼川府昌州(今重庆大足县)虽处“深山穷谷”,但“户晓礼义”。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市)“近世儒风尤胜,人物间出,不减遂、果之风”。利州路阆州自然条件较好,“其土地平衍而沃,其山川秀丽而长,其民俗恭俭而文,在西南为佳郡”。宋时阆州名人辈出,元裙中里人歌云“阆苑盛事三学士,谓雍元直、蒲传正、鲜于端夫也”,“锦屏名山三状元,谓陈尧叟、陈尧咨、马涓也”。“入蜀之邦,此为第一”。《纪胜》的资料提示我们历史上某一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兴盛并不一定是同步的,这对我们研究历史文化地理有很大的启发。
    第五,民族杂居是川峡四路人文景观的一大特点,唐北宋时期在川、黔、滇三省归附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在邻近羁縻地区的正式州县境内也分布着不少非汉族居民。大体上是州县城内以汉族为主,郊野山谷则以少数民族为主。因此在川峡四路的边缘诸州军呈现了民族、语言、风俗、习尚差异纷陈的景态。《纪胜》在这方面颇多记述,为我们研究西南地区文化地理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川西边境上茂(今四川阿坝自治州茂县、汶川县)、威(今阿坝自治州理县)二州汉族与羌族杂处,所谓“西山八国,毡蒋交错”。“茂州居群蛮之中,地不过数十里,居无城,惟植鹿角。蛮人屡以昏夜人茂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辄取货于民家,遣州将往赎之,与之讲和而誓,习以为常,民甚苦之。”以后羌人与汉人交往日久,“渐渍声教,耕作者多”。川南长江是宋代控制羁縻州县的一条重要防线。泸州是与西南民族交往的军政中心。沿江各州县多与“群蛮”杂居,随着汉文化的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语言、风俗也渐受影响。如叙州“乱山围古城,市易带群蛮”;“江流日益深,民语渐已变”。涪州南部居“蛮夷”之中,《纪胜》谓“其俗有夏巴蛮夷”,并引《旧图经》注云:“夏则中夏之人,巴则廪君之后,蛮则盘瓠之种,夷则白虎之裔,巴夏居城郭,蛮夷居山谷。”潼川府长宁军(今四川珙县东)“深在夷腹,密迩蕃部”,,是唐开西南夷部落山洞所置羁縻州县地,北宋政和年问归附,“贡赋版籍不上户部”,规定“汉户许典卖熟夷田土,汉户田土不许夷人典买”,说明汉人已深入夷人之间。以后“声教所暨,渐如华人”。《纪胜》作者曾在此做官,所记当属可信。南平军隆化(今重庆市南川市)原属涪州,北宋熙宁八年改隶南平军。《纪胜》涪州古迹古宾化(唐时称宾化,后改隆化)条云:“按《图经》此县民并是夷僚,不识州县,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以茶蜡为供输焉。”这与《寰宇记》宾化县下引《新图经》全同,可见为宋以前情况。而《纪胜》南平军风俗则云“风俗大率与恭、涪类,尚鬼信巫,巴蜀之旧”,又云“自唐宾服开拓为郡,今衣冠宫室,一皆中国”,“四民迭居,冠婚相袭,耕桑被野,化为中华”。黔州(今四川彭水县)是“夷僚混杂”之地,其余思、费、溱、南、夷、播等州,“地接番夷,境连桂广。虽称州号,人户星居,道路崎岖,多阻崖壁,风俗人物,亦各不同”。这只可能是北宋以前情况。如思州风俗引《寰宇记》云:“风俗同黔中地,在荒徼之外,蛮僚杂居,言语各异”。但又引《图经》云“思南之地渐被华风,饮食语言,素所服习”,“椎结之服,劲悍之性,靡然变易矣”。这显然是唐宋之际演变后的情况。川北的利州路处北秦、南蜀、东荆楚、西吐蕃之间,是多种文化的交会地带,当地风俗呈现了色彩斑斓的形态。如金州“俗重寒食”,而又“半楚风俗,略与荆沔中郡同”。洋州风俗“踏石(正月望日),解缴(正月四日)如兴元,重冬至寒食如关陕,小民信鬼不信医如荆楚,好气勇斗如燕赵”。
    以上仅以江南西路和川峡四路两地为例,罗列不少有关人文地理资料,为的是说明《纪胜》一书对研究十二、十三世纪南中国的人文景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作者王象之“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闽靡国不到”,本人做过长宁军文学、分宁知县,又从其仲、叔兄处获得大量梁、益等地实际和口碑资料,故于“西蜀诸郡尤详”。此外他还利用余暇“搜括天下地理之书及诸郡图经,参订会粹”。故《纪胜》的资料不仅可信,且又极其丰富,在历代地志中也是极少见的。
    同时《纪胜》还具有类书的性质,它保存了数量相当可观今已散佚的地志文献。以江南西路为例,其引用今已亡佚的自六朝至宋代的图经、志、记约六十余种(单篇文章不计),如以全书计,可能不下千种。这是一个弥足珍贵的资料宝库,惜乎以往研究历史、地理、民俗、文化以及开发旅游资料的各方面学者尚未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地志之外,《纪胜》所引前人诗文,所据当然是宋本。若用以校勘今日通行的本子,将可以纠正传本中的错误。试举两例。
    《纪胜》庆元府诗门引王安石《忆鄞县》(全名《忆鄞县东吴太白山水》)两句:“更思东山春树霭,更忆东湖秋水波。”东湖指东钱湖。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东湖”作“山春”,并出校云“山春,应氏本、何氏本、清绮斋本作‘南湖’”,均误。同书楚州诗门引刘禹锡《送李楚州》(全名《送李中丞赴楚州》)有“缇骑朱轮入楚城”句,中华书局本“朱轮”作“朱旗”,当以《纪胜》所引为是。
    以上仅限于随手找来两部唐宋诗文集核对发现的,如能用《纪胜》诗、四六二门遍校宋以前诗文集,必定可以纠正今传本中不少讹脱。
    我想现在将《舆地纪胜》影印出版,不仅有利于这部名著的流播,同时对我国当前人文科学研究的开展将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爱如生国学 ( 京ICP备12023608号 )

GMT+8, 2024-3-29 19:05 , Processed in 0.098901 second(s), 20 queries , Gzip On.

Powered by Discuz! X3.4

© 2001-2023 Discuz! Team.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