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逍遥知识人(余英时)

东施

素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之称的“约翰·克鲁格终身成就奖”不久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颁奖仪式，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和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分享本年度大奖，余英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学者。
    香港学者李欧梵曾称这位30年的同行是个逍遥自在、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但遇不平之事要说话，任何强大的势力在他看来都不觉得有什么重要。余英时昨天在普林斯顿家中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我觉得这几点还是比较说中我的。”上海东方早报记者在与余英时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中，感觉就像曾有过相同经历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所形容———“是场享宴”。
    当记者好奇地向他问起，自他1978年带领美国一个学术团体访问中国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的余英时如何了解、研究中国时，76岁的老先生在电话那头调皮地反问：“那我也没有跑到历史中去过啊?”
    获奖 并非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方早报：您之前知道自己今年将获得克鲁格奖吗？
    余英时（以下简称余）：这个奖项的评选保密工作实施得非常严格，得知获奖消息时我很意外。克鲁格奖从2003年创立时，第一届获奖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神学的，第二届的两位得主分别研究基督教史和法国诠释学，今年我和非裔学者约翰·富兰克林的获奖说明该奖项在美国内部已离开了白人主流学术圈，也表示奖项的西方评委已慢慢解除“西方中心”的观念，西方主流学术界已将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这在50年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学界将近两代人努力的贡献，也有西方50多年来中国研究者的功劳，这都是我的研究受到重视的前提。我想这次把奖项颁给我是因为我在美国大学教了四十几年书，审查委员会的人对我的背景比较了解，知道我是从世界学术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并作出了一些成绩，而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
    东方早报：中国研究从一种地域性研究到进入世界学术主流，这之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余：18、19世纪时，世界上讲的“汉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科，没有将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这50多年来，西方的变化很大，欧洲汉学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已经从单纯考据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追求知识的渊博转向一种现代性、具有普遍学术视角的中国研究，在考据之外还提出解释，使历史真相慢慢还原、复活，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奇的对象来看待。
    历史 研究检视人性深层
    东方早报：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毕灵顿在颁奖词中称您的学术以一种深远的方式，检视攸关人性深层事实的主要课题，您自己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学术”与“人性”的关联？
    余：西方人认为，要了解人性，历史是关键，心理学则是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历史中可以看出当事人种种不同的反应和人性的复杂，从个人早年接受的教育、价值观变迁和当时的处境等因素中，真正了解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古老文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连续性传统非常强的文化。人有意志、情感、欲望、向往，这些都找不出一定的规律，所以，机械地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寻找历史规律是找不到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过去假定人类社会都经过统一的发展阶段只是一个假说。中国与西方相比，历史上没有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这样很明显的里程碑式的时代，朝代更替并不能说明社会的一种必然变化。事实上，世界上只有一个社会产生了资本主义，那就是西欧。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先被概念束缚住了，历史是开放、鲜活的，最没意思的历史就是造一个公式到处套用。
    东方早报：这是否也是您个人治史方法上的一个特点？您求学过程中有哪些导师对您的影响比较大？
    余：我的求学经历比较特殊：小时候在乡下的9年根本没上过什么学，16岁随在沈阳工作的父亲到沈阳上学，已经没有机会再从头学数、理、化了，就只能学文科，而自己则一直对历史感兴趣。
    从1950年开始，我在新亚书院和钱穆先生有了接触，受他的影响，我对“五四”的认识修正了许多，了解到“五四”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运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那以后，精神领域还没有再经历过比之更大的转折，像1980年代的文化热，也是还没成型就中断了。但反对“五四”的人也有其重要性，这两种立场在当时属于激进和保守两种思想认识的不同。后来我在研究史料中发现，1920年代胡适在北大的入学考试中出了关于“五四”运动的考题，不少学生答不出来，可见“五四”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被后人夸大了。经新亚书院推荐，1955年时我来到哈佛燕京学社，受教于清华经济系毕业的杨联升先生。他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也使我受益颇多。我早年的英文著述《汉代的贸易与扩张》就是受杨先生影响。他也影响我后来看任何思想，都不会把它放在真空中，而是放到整个社会经济、历史的背景下来看，希望尽量用想像力来还原历史，思考一种制度如何诞生，在运用中会发生什么问题，而不光在材料上做文章。
    但我觉得这项工作目前在整个中国史学界还没有真正开始。很多人现在因为害怕挑战一些宏观的框架，只做小问题的考证、研究，而不触及社会性质、结构变化等大的判断，这就像造了一个螺丝钉、一扇门、一个窗，但没有整幢房子的构图，关于中国历史的形态描述几乎就被放弃了。所以我侧重研究各个时代变化的阶段，希望能从中国历史的大发展中找到一条整体性贯穿的线索、一种内在的变化，而不是让外来概念笼罩它。
    向往 有人情味的生活
    东方早报：能否向大家介绍一下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新的治学动向？
    余：我一般每天都和我太太一起散散步、聊聊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别的朋友现在都离得比较远，只能打打电话。我过去喜欢下围棋，还给《围棋天地》写写文章，现在年纪大了，做学问之外就不想再多伤自己的脑筋，只是看看别人下。每天的工作时间从3到10小时，或长或短，这已成为一个生活习惯。不是我比别人用功，而是因为我的工作和娱乐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不需要在人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没有寂寞感。我的朋友还有古人呢。
    11月初到二十几日，我读完了顾颉刚600万字的日记，写了6万字回顾顾颉刚生平的文章，准备给台湾联经出版社将出版的顾颉刚日记作序言。最近我正在把原来散落于各种杂志、书刊中的论文编辑成两厚本英文的论文集，交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下一步我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禅宗和尚的关系。
    东方早报：如果什么时候您打算回中国，最想到什么地方看看？
    余：我的故乡安徽潜山官庄，那是我7至16岁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是穷乡僻壤，小时候从安庆出发坐人抬的轿子要三四天才能到那里，没有电灯，也没有自来水，是一个完全传统的中国农村。那时我们乡下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治社会，农民是永佃，如果收成不好交的租少，地主也拿他没办法，永远也不能赶他走。乡里的人互相都是亲戚、朋友，沾亲带故的，靠家族族规维系，没有现在这样的警察、武力。由于人情关系，大家互不欺骗，互不欺负，很和谐、有人情味。我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了解全靠那几年，比起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同代学者，这是我的优势。
    东方早报：能形容一下您心中的理想生活吗？
    余：我向往的生活和绝大多数现代人大概没什么不同，即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元社会。在这种社会和文化安排下，人与人之间能互相尊重、容忍，过的是有人情味的共同生活。我绝不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但我相信社会必须以个人为本位。只有如此，所有不同的个人才都能发挥他（她）的天赋才能和追求一己的理想。中国古代有一首民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一向往在今天更为迫切。“帝力”代表政治力量，作为维持群体的“秩序”，不能不存在，但它应限制在最小的限度，使人不觉其存在。政治力量对人生各方面的干涉，越少越好。这样便会出现一种“有自由的秩序”或“有秩序的自由”。一百多年来，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在追求这样一种合理的秩序。在这一追求中，知识人的责任最大，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所以中国知识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还必须发挥公共知识人的批判精神，不为“势”或“钱”所屈服。但是这是指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不是撕毁一切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和外来的,撕毁一切则最终必将陷入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