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地方志

东施

我国地方志的纂修，到清代达到了极盛时期。清代地方志不但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而且是研究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资料宝库。因此，全面地了解清代地方志，对于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别立如下四个子目介绍：一、清代地方志概况；二、清代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三、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四、清代纂修地方志的派别。 　　

一 清代地方志概况

　　清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建立，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经历了２６７年的历史。满洲贵族入关以后，先后与明末农民军作战，击破南明势力，平定三藩叛乱，收复我国台湾，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镇压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的国家。
　　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出现了“康乾盛世”的繁荣局面。仅以乾隆时期矿藏开采为例，当时广西、云南、贵州的金、锡、铅、铁、水银、丹砂等矿；山西、四川、广东的金、锡、铁等矿；湖南的银矿都招商致采；仅云南蒙自一县，就有矿工数万人（何其芳《中国文学史》）。
　　随着清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也有显著的进步。康熙除领导全国测量绘制《皇舆金览图》外，还组织《明史》和《大清一统志》的编写工作。１６７３年诏令各省纂修通志，供明史馆和一统志馆参考。乾隆、嘉庆相继诏令各省修志，供《一统志》采择。
　　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十六个省在雍正时期完成纂修通志的任务。这是雍正于１７２９年下沼催修通志的结果。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清代地方志５５８７种，占现存全国地方志总数８１凹多种的百分之七十。这是封建王朝修志的全盛时期，面康熙、乾隆时期分别修过１３７２种和１１００种，为清王朝修志的旺盛时期。这是与康雍乾三个时期政局的稳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科学文化的进步，修志诏令的频繁，地方人士的响应，劳动人民的支持，都有密切联系的。
　　现在再就清代地方志的类型、纂修、特征，简单介绍如下：
　　清代地方志具有十五个类型：通志（省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直隶厅志、厅志、道志、关志、卫志、所志、旗志、司志、镇志、井志和乡土志。
　　每个类型与各级行政区划相适应，例如：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州有州志，县有县志，余类推。
　　清代行政区划主要分三级：省、府、县。现存清代二十二省的通志８０多种，府志４５０种，县志３６５９种。仅县志一种已占清代地方志总数５５８７种的百分之六十五。说明全国除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西南个别省份以外，几乎所有县一级的基层行政单位都修有志书。南方几省所编乡镇志，仅江苏一省就有１２０多种。
　　应当指出：康熙、雍正、乾隆三个时期纂修的《盛京通志》记述的范围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三个省是后来才陆续设置的。湖广省到了康熙六年（１６６７）才分置湖北、湖南两省。
　　另外，直隶州的地位相当于府，直属省管辖。直隶厅同。不过，一般设厅是为了便于管理兄弟民族居民点。湖南省凤凰厅辖“红苗”寨一百有五；永绥直隶厅辖“红苗”寨二百二十有八（《清史稿•地理志》），就是例证。至于关和卫，主要是根据军事需要设立的。卫是为了防止倭寇入侵而建置的。
　　关于镇，则南北地区略有不同。北方之镇其地位与关相等。南方之镇，属于交通商业据点，但也有例外。
　　了解上述情况，对于利用地方志资料有所裨补。
　　清代地方志的纂修，绝大多数都是官督绅办的产物，是为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具有官僚地主阶级的烙印。通志以总督巡抚领衔，知府、绅士、学者执笔；府州县志则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绅士、学者执笔。北方的镇志，由当地高级军官领衔，幕府或学者执笔。南方镇志多系私人撰写。
　　随着修志工作的蓬勃开展，各级修志局（馆）也在全国范围内纷纷建立起来。松江府修志局规模较大，为了纂修嘉庆府志，聘请１４１人参加，内分提调、总纂、总校、采访、绘图、捐梓、监刻等，仅采访员就有４７人。
　　所有府州县志等成书后，都由学政审阅，转督抚批示付刻。通志则径寄北京礼部审核。如发现志书著录“违碍”词句，则勒令停刊或销毁（《禁毁书目》著录《望都县志》）。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曾发布关于严禁钱谦益、屈大均、金堡等人诗文收入志书的上渝。“文字狱”法网之呼，为害之深，于此可见。
　　清代地方志具有四个特征：
　　（一）区域性：在某一行政区划范围内，地方官聘请地方人士修志，往往突出地方特色。
　　（二）连续性：雍正曾颁发各省六十年修志一次的诏令。现存清氏《常熟县志》十三种，平均每隔二十年修志一次。
　　（三）广泛性：内容包括自然现象、面貌、资源、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资料，范围很广泛。
　　（四）可靠性：地方志的许多资料都是直接从劳动人民那里采访得来的。此外，地方档案资料、测绘、采访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以及本地人关于本地各种情况的著述，其可靠程度也较高。一般说，愈是接近基层行政单位的地方志（如镇志），其可靠程度都比较高。 　　

二 清代地方志的内容和体例

　　在清代工农业生产日益发展，科学文化不断进步的情况下，各省所修地方志的内容也得到了充实。举凡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情况，在地方志内都有反映；就是自然现象，人类活动以及动植物的生长、演变和灭绝的过程，也无不赅括在内。它所记述的范围，早已渗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了。如果说地方志是一门边缘学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现在再把地方志各个篇目记述内容，简单介绍如下：
　　关于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的情况，在星野、图说、疆域、气候、建置、沿革、形胜、驿站、山川、乡镇、水利、古迹等门，都有所反映。
　　关于政治的情况，在前事略（大事记）、人口、封建、关隘、堡寨、武功、寇警、海防、职官、公署、名宦、流寓、土司、学校、选举、祥异等门有所反映。
　　关于经济的情况，在建置、人口、食货、田赋、征榷、盐法、集市、物产、驿站、马政、水利、漕运、账恤、风俗、祥异等门有所反映。
　　关于社会的情况，在建置、户口、氏族、风俗、寺观、祠祀、仙释、方言、冢墓、谣谚、学校（社学、义学）等门有所反映。
　　关于文化的情况，在图说、星野、户口、氏族、方言、谣谚、风俗、学校（社学、义学）、选举、祠祀、寺观、仙释、冢墓、古迹等门有所反映。
　　关于军事的情况，在图说、疆域、前事略（大事记）、地形、城池、关隘、堡寨、海防、寇警、苗防、职官、名宦、选举、祥异等门有所反映。
　　应当指出，人物、艺文、金石等门对于上述各种情况也有详略不同的记载，人物门的方技和杂志门保存着十分珍贵的资料，但容易被人忽视。
　　清代地方志的体例，不但因时因地而异，而且还因学派问题而有所不同。体例等于框架，拟定体例，是为了把已经征集到的各种类型的资料，系统地分门别类地组成以篇目为单元，并使各个单元体现其内在联系，便于读者参考利用。
　　清代修志工作者，在省府州县各级修志局（馆）领导下，一般都经历以下四个步骤以完成其任务：（一）资料的采访，（二）资料的整理，（三）资料的组织、编纂以底于成，（四）全志审核出版。以上四个步骤，都贯串着对于资料进行认真的考证取舍（剪裁）这样一种精神。他们大致按采访提纲征集各种资料；资料积累的愈多，就愈感到有对提纲进行补充修改的必要。体例是在补充修改提纲并使之从量变进入质变的基础上逐步拟订以臻完备的。体例是指导如何修好志书的总则，习惯称为“凡例”，冠于卷首，成为志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发凡起例”和“例以义起”的意思；也是我们学习研究方志必须选读的参考材料之一。
　　通志、府志、县志以及其他类型的地方志的体例各不相同；它们之间每个单元——篇目的体例也各不相同，都是由各种不同的具体内容决定的。各个篇目又在一定体例的制约下组织、形成全书的体例。 　　

三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清代地方志的纂修人，因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可能不在唯心主义思想支配下，或对某些史实进行歪曲，或在其中混杂迷信成份，不足取信于人，这就需要我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它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现就政治、经济、文学和科学技术四方面谈谈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一）政治方面。
　　大量反帝反封建史料，保存在前事略（大事记）、武功、寇乱、堡寨、祥异等门。《澳门纪略》反映葡萄牙强占澳门后压迫剥削我国人民的残暴行为。光绪《广州府志》及其所属州、县、镇志，包括《佛山忠义乡志》，记述了广东人民在鸦片战争中浴血奋战、反抗英军侵略的英雄事迹。道光《海昌备志》附《梯学堂记事》，备载知州许发和为了抵抗英国入侵，巩固海防的经过。《双井镇志》反映太平军在湖州一带活动的情况。光绪《善化县志》忠义门，记述太平天国时期为反动派卖命的四、五百人，遭到毁灭性打击的生动事实。我们可从类似这样的反面材料中找到正面的东西。
　　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载了一次工贼破坏宝泉局东西厂工匠六千人罢工的经过。《凤凰厅志》和光绪《雷波厅志》记载了兄弟民族起义的事迹。
　　（二）经济方面。
　　清代地方志中能源史料很丰富，例如山西、江西、湖南、广东、云南及其他各省地方志之于煤矿，《新疆图志》、《玉门县志》之于石油，四川地方志之于天然气，关于这些史料都宜进行系统的整理。温泉史料散见于清代各省地方志者不计其数，也宜调查统计，供有关部门参考，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已过时的温泉，经科学加工，不是完全不能复元的。）
　　田赋史料，大半据《赋役全书》和户科档案编辑。一般地方志田赋门约分户口、粮科、蠲免、起运、修理、裁减、扣解、存留、耗银、仓储诸项，反映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本质。
　　乾隆《威远县志》卷四记田房诸契至三十二页之多，为第一手史料。
　　盐、茶、鸦片的产销情况，分别载光绪《阜宁县志》、光绪《江陵县志》、光绪《广州府志》、光绪《海阳县志》。乾隆《富顺县志》盐政，内容比较丰富。关于汉族和兄弟民族进行茶马交易情况，在清代陕甘地方志中有所反映。
　　康熙《仪征县志》著录《清单记》反映陆师革除“上官往来驿夫，临时取给铺户，仓卒滋扰”的弊端。
　　乾隆《震泽县志》卷二十五生业门历述农蚕渔业的概况。湖州府所属镇志反映深耕细作和蚕桑培养情况，非常具体生动。
　　雍正《山西通志》杂志称裴思谦作红笺名纸，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珰，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宣统《湖北通志》物产引他书记鳊鱼情状甚详。乾隆《江陵县志》反映本地鱼苗深受黔滇豫各省渔民欢迎的盛况。光绪《湖南通志》反映渔民怎样培殖鱼苗的办法，并引王晋诗：“冬至收盐卵，清明采岗茶。蚕桑非妾事，郎是养鱼家。三月龙潭鱼水高，五月龙潭鱼水消。渔翁招手问渔妇，今岁何如去岁苗。”
　　又如同治《苏州府志》杂记载，太湖“六桅渔船”之制，以及著名杂货铺孙春阳用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的情况，都是难得的好材料。
　　乾隆《祥符县志》关于店铺的名称、性质、所在地以及推销叫卖的记载，给我们勾画出二百四十多年以前祥符商业蒸蒸日上的盛况。
　　（三）文学方面地方志艺文门具有三种不同的体裁：（一）以书目或书目提要的形式著录本地人著作以及有关本地掌故的著作。（二）有关本地史事的诗文。（三）散附于各门的诗文，大多以“附注”形式出现。
　　关于文学史料，可从上列三种不同体制的记录中选录。有许多诗文散见于舆地、形胜、古迹、风俗、人物等门。民间文学史料，主要是：①风物传说（见于古迹、名胜），②人物传说，③歌谣，④农谚（以上两类多见于风俗）。《成都县志》有关于李冰的传说，《射洪县志》有关于陈子昂的传说。《善化县志》有关于长沙金牛岗传说，《巴县县志》采访册有关于巴县白鹤塘的传说。
　　此外，还有考古一类的史料，散见于舆地、古迹、冢墓、金石、艺文等门，如进行系统的整理，可提供考古工作者参考；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帮助。
　　（四）科学技术方面。
　　清代地方志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记载，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图、气候、地震、水利、医药等等，现分类简介于后。
　　天文学史料：如同治《竹溪县志》关于极光有所反映：“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火如月，色似炉铁，人不能仰视。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然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续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余没，没后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这一段记载不但真实生动，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也是一篇优美的文学作品。
　　极光的研究涉及通讯、广播、空间探测、宇宙航行的空间科学，利用极光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太阳活动、地磁、电离层等变化的规律，还可进行地磁极位置变迁的探讨等。
　　《澳门纪略》介绍外国人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拔等推行历法的简况，并引李月华赠利诗：“云海荡朝日，乘流信采霞，西来九万用，东泛一孤槎。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
　　地图史料：地图史料包括以下各种内容：地形、关隘、城镇、山川、湖泊、潮汐、公署、书院、堤坝、海塘、寺庙、形胜、交通等。康熙《湖广通志》地图有四十七页。乾隆《浙江通志》地图有一百五十一页。光绪《繁峙县志》有历代边疆图、边关图。乾隆《鄞县志》有“天一阁”图。光绪《宜城县乡土志》有人物图、动植物图。宣统《湖北通志》和《南海县志》绘图精详。以上各种地方志都能反映地区特点，为不可多得的史料，将来可供编辑清代各省地方志地图选集的参考。
　　道光《禹州志》舆图，“于一切景物，皆置不取”，更正一般地方志侈陈“八景”的陋习，可能受戴东原和章学诚的影响。戴章二人所修地方志一律删除“八景”。
　　气候地震史料：已故科学家丝可桢同志在利用地方志气候史料进行历史气候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可参考《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现在中国地理研究所已组织人力在竺同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此外，曾利用地方志资料编成的《中国地震资料》，已经认真修订，即将完成。这是我国进行各项基本建设的重要参考书。
　　水利史料：清代许多地方志都有水利门。乾隆《淮安府志》运河篇，嘉庆《扬州府志》河渠篇，《丹阳县志》水利志，对于我们了解运河的开发、变迁、管理、利用，都有参考价值。长江两岸各府州县地方志水利史料，对于我们了解长江和沿江城镇的建设变迁与水利资源的关系是有帮助的，对于编写《长江志》，也有参考价值。
　　医药学史料：关于中草药，物产门有记载。《云南通志》物产门所记尤详。至于医理、医案、医方以及名医的高尚品德，在方技（人物）有所反映。
　　地方志是自然科学史料、社会科学史料的渊薮，也是中国医药学史料的宝库，现在尚未充分发掘利用。

四　清代纂修地方志的派别

　　清代学者致力于地方志纂修的大致可分两派：（一）旧派，又称纂辑派或“功令派”（纂辑又称比次）。（二）新派，又称撰著派（撰著又称著作）。
　　旧派是从康熙督修《明史》诏令各省督抚依顺治《河南通志》①和康熙《陕西通志》成式修志开始的。１７２９年雍正又在修志诏令中加进“考据详明，采摭精当”八个字。傅王露严格遵守这个方针纂修乾隆《浙江通志》。旧派的基础从此得到巩固。
　　以上三部通志对于清代修志工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在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特别是《陕西通志》和《浙江通志》几乎每句都注出处；各省修志大都奉为楷模。
　　贾汉复和傅王露可以说是康熙、雍正培养出来的旧派代表人物，继起者则有李文藻、戴东原、洪亮吉、孙星衍、李兆洛、陈诗等人。
　　李文藻《历城县志》于新增诗事，至以县册分注，以示其有本有源。
　　戴东原强调地理沿革在地方志中的重要作用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他又说：“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书》）
　　戴东原的主张，给李兆洛以深刻的影响。李撰《凤台县志》于地理沿革考究精详，并纠正旧说之误，同时并不强调一定义例，而因时因地按具体情况进行纂修。全书序例不过四、五百言。对于篇目则根据需要另撰小序；有些小序不足百言，已能说明问题，这与章学诚挥毫千言而不能自已，是鲜明的对比。
　　洪亮吉《泾县志序》说：修志“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又说：“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登封县志叙录》，要求所有篇目体例，以汉唐古式为准。与胡虔《柿叶轩笔记》所记者若合符节。（参考瞿宣颖《志例丛话》）
　　孙星衍、洪亮吉等修志，“于考证古今山川，细针密缕，纲举目张，最具苦心”，孙氏纂修《偃师县志》时遍历境内山川，搜剔金石文字，结合史传进行勘订。（同上）
　　陈诗说：“地志之作，固以述旧为多。……述者固不害其作，作者亦未始非述也。”（《大桴山人偶存稿》）
　　以上旧派代表的理论可归纳为四个特点：
　　（一）修志者当无语不出于人，详注出处，以资取信。主要功力应用在对于往事进行纂辑方面。
　　（二）“贵因而不贵创”。我们认为继承优良的传统是必要的，但不能停留在“因”上，而忽视创新精神。
　　（三）“信载籍而不信传闻”。这一条也有偏见，因为不是所有载籍都可信，所有传闻都不可信。具体情况宜进行具体分析。
　　（四）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订。这是正确的，但如忽视当代文献，则不免滋长厚古薄今的思想。
　　旧派体例，滥觞于宋高似孙《剡录》、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乐史《太平寰宇记》、祝穆《方舆胜览》以及元明清《一统志》。至于清朱彝尊撰、朱筠等增订的《日下旧闻考》，在繁征博引、缜密考证方面，给旧派影响相当深。从宋代起，地方志兼涉人物、艺文。到了清代，这两门篇幅有超出全书三分之一以上者。《四库全书提要》讥其末大于本，不是没有根据的。
　　旧派人众势大，又仰承清政府“功令”支持，所以他们的体例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
　　新派的主要代表是章学诚。他在批评旧志、纂修新志的实践中，吸取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克服了旧志存在的主要缺点，例如：条例混杂、详略失体、偏尚文辞、妆点名胜、擅翻旧案、浮记功绩、泥古不变、贪载传记。（参考章学诚《修志十议》）他针对这些情况，提出保证质量的四个要素：简、严、核、雅。他依据纪传体《史记》、《汉书》的体例，创立地方志的“四体”。这就是：（一）皇恩庆典宜作纪，（二）官师科甲宜作谱（表），（三）典笈法制宜作考（志、略、书），（四）名宦人物宜作传。（同上）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方之全史”的地方志修成“详赡明备、整齐画一”、“词尚体要”、“成一家言”的著作（撰著），以达到“为国史取材”的目的。从此，纠正了一部分人称地方志为“地理专书（图经）”、“类书”和“应酬文墨”的错误观点，提高了地方志在学术上的地位。梁启超说：“方志学的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应该指出，章学诚在纂修《湖北通志》时，又把纪、谱（表）、考、传“四体”发展成“三书”，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所谓“志”，是全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著作。所谓“掌故”和“文征”，则是经过纂辑便于翻阅的资料，是为纪传体“志”服务的。这样，“纯著述体之通志，可以肃括闳深，文极简而不虞遗阙。”（同上）
　　章氏对于“比类”（比次或纂辑）和“著述”（撰著）的意义及其关系，曾提出精辟的见解。这个见解是针对旧派修志重纂辑而轻著述提出来的。他说：“比类……著述，两者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但为比类之业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恣其纵横变化。又必知比类与著述者，各有渊源，而不可以比类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类之整齐，而笑著述之畸轻畸重，则善矣。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为良者也。”（吴宗慈《修志丛论》引）
　　他还指出有些纂类（纂辑）家不知著述之意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的错误。他说：“近代渐务实学，凡修方志，往往纂类家言。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岂可有所疵议。而鄙心有所不能惬者，则方志纂类诸家，多是不知著述之意，其所排次襞绩，仍是地理专门见解，如朱氏（彝尊）《日下旧闻考》，书隶郡邑之部，故称博赡，若使著述者出，取以为《顺天府志》，则方凿圆柄，格格不入矣。故方志而为纂类，初非所忌；正忌纂类，而以专门地理自画，不知方志之为史裁，又不知纂类所以备著述之贤，而自以为极天下之能事也。”（同上）
　　章氏主修永清、和州、亳州诸志以及《湖北通志》，除《永清县志》保存完好外，其他各志或受排斥，或被篡改，其《湖北通志》只有《检存稿》和《未成稿》收入《章氏遗书》（吴兴刘承幹刻本较好）；其他诸书一部分内容及其义例，也散见于《遗书》和《文史通义》。章氏所修诸志之被篡改，说明其修志理论不断遭到严重打击。
　　虽然如此，支持章氏学说依史体修志者也颇不乏人。例如：
　　叶南漘《楛语》论《永清县志》说：此书“思精体大，深得史裁，如职官、选举有表，年经事纬，先后不紊；又有士族表，以澄流品，而劝睦姻；舆地、水道有图，开方计里，形势瞭如；又有建置，但详制度，而略景物；至于列女传，尤极匠心惨澹，为人但有一节可书，片言为则，无不描绘韾欬，刻画仪容，欲慰饮冰如蘖之贞，特改列名注略之陋。若夫阙访有传，防猥滥也，即以待参稽；前志有传，明渊源也，即以维废坠，其体裁皆足为后来修志家取法。各序因志例而推论史例，更有发人所未发者。刘子元《史通》一编，独擅千古，斯人可谓继声矣。”
　　又如，焦循对于地方志徒以纂录成书者提出批评（焦循《上郡守尹会一书》），也是对章氏理论的支持。
　　支持章氏者，尚有蒋湘南，修过《同州府志》、《泾阳县志》、《留埧厅志》和《蓝田县志》。可惜《泾阳县志》也为旧派所不容，被肆意篡改，面目全非，与章氏《和州志》、《亳州志》和《湖北通志》遭受同样的命运。
　　又有董褡诚《咸宁县志》（陕西）、江藩《扬州府图经》、姚文田《扬州府志》、赵希璜《安阳县志》、钱泰吉《海昌备志》、莫友芝《遵义府志》、汪士铎《江宁府志》、《上江两县志》、缪荃孙《顺天府志》、陈澧《香山县志》和《肇庆府修志章程》等，也都是新派中的名著。
　　另外，著名史学家钱大昕对章学诚也有好评。他指出地理沿革和职官沿革，修志者所宜熟谙，人物不以事类区别，而以时代为先后。对宋陆游父子预修《会稽志》不私其亲表示赞慕。他认为史与志有别，史寓褒贬，而志则有褒无贬。乾隆《鄞县志》辩证，又对鄞县旧志提出批评。他与章学诚和洪亮吉一起，在方志学界引起争鸣的风气。他主张用旧派观点征集资料，用新派观点进行纂修。但是，这种折衷主义态度为焦循所反对。焦说：“若使半为纂录，半出心裁，则是醯酱合于酒浆，狐貉蒙于絺绤。……体例杂糅，颇堪晒笑。”（焦循《上郡守尹会一书》）
　　直接间接受章氏理论影响进行修志者，尚有谢启昆《广西通志》（分典、录、略）、阮元《广东通志》（取谢志为法），又如陶澍《安徽通志》、陈寿棋《福建通志》，其体例一以阮志为准，广东府州县志受阮氏影响更深。
　　以上事例说明章氏学说在清代影响之广，已遍及直隶（河北）、陕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八省。
　　新旧两派理论的区别在于：新派：（１）无一语不出于已；（２）依史体修志；（３）重视当代文献和地方档案；（４）以构思精深见长。旧派：（１）无一语不出于人；（２）依一统志体修志，但仍注意史法的应用；（３）注重地理沿革的考证；（４）以考据精确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