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与魏晋玄学

东施

汤用彤1922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后，立即在《学衡》刊物上发表文章，是“学衡派”的重要人物。汤先生不赞成当时国内的一些人将中西文化的学术问题搞成了非此既彼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他提出：“时学浅薄，其故在对于学问犹未深造，即中外文化之材料实未广搜精求。……夫文化为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研究者应统计全局，不宜偏置。”（《汤用彤选集;评近日之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同时，汤先生也不赞成当时国内一些人在文化上崇西洋而贬本土，他说：“自海禁大开，群言庞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遂陷于嚣躁之域。于是，见不合事宜者恶之，见理学先生则恶之。……偏于表面者何也？盖吾辈类无深入之理想，取毛取皮而不究其根源，即如今日国学之不振，亦未尝非由于此病。自西化东渐，吾国士大夫震焉不察，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遂神圣欧美，顶礼欧学，以为凡事今长于古，而西优于中，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则奴吾人，奴吾国并奴我国之精神也。”（《汤用彤选集;理学谵言》天津人民出版社）

由于当时国内存在着一股偏执的崇西风，英国的罗素和美国的杜威来中国讲学时，一些人已经超越了正常的学术心态，用圣人崇拜的心态去对待他们的讲演。汤用彤十分不满这样的现象，他说：“罗素抵沪，欢迎者拟之于孔子；杜威莅晋，推崇者比之于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此种言论不但拟于不论，而且丧失国体。”（《汤用彤选集&S226;评近日之文化研究》　天津人民出版社）

汤先生当然是关心“科玄论战”的，某种程度上讲，他关于中国宋明理学中的心性之学的观点，也是导致科玄论战的原因之一。但是，汤先生是个学究式的人物，他不善于文坛上弄潮，而更善于研究问题。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们对玄学的贬斥，以及他们对玄学概念的不清，显然对汤用彤是一种刺激，从二十年代起，也就是科玄论战后不久，他便开始对魏晋南北朝的哲学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该时期的道佛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1938年，汤先生发表了专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这些研究，为他日后开展“魏晋玄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0年，他又发表了《魏晋玄学流派别略论》论文，1957年，他又发表论文集《魏晋玄学论稿》。汤先生的学术成果可以说是重大影响了哲学界对中国哲学形式的划分，今天，人们一说“玄学”，则往往想到魏晋哲学，就源于此因。这正如汤用彤的儿子汤一介教授所说：“魏晋玄学实为此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学者大多仍沿着他研究的路子而继续研究。”（《汤用彤选集;序》天津人民出版社）

汤先生的“玄学”定义，产生于他的“魏晋玄学”研究之中，所以，他的“玄学”定义，几乎就是对魏晋时期王弼等人的哲学思想特征的总结。

他说： “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者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辩。依言意之辩，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汤用彤选集;言意之辩》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汤先生研究“玄学”，有其苦心在其中。“科玄论战”中的“科学派”视“玄学”为科学的对头，而“科学派”所说的“玄学”又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性之学”。这就是说，如果人们认同了“科学派”的观点，从逻辑上讲，就要在接受来自于西方科学的时候，很自然地就要否定掉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心性之学”，如果“心性之学”都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也就崩溃了，中国也就应该彻底的“西化”。然而，这是决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那么，当时的中国文化局面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人们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永远无谓的争吵下去，谁也赢不了，直到将双方的精力耗尽，且耽误中国社会改造的正常进程。一条路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从关键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开发与提炼出和西方科学思想相近的知识来，这样，就可以为现实中国的社会改造寻找到新的活力。当时，象汤用彤这样的一批人都有意无意的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思想境界明显地比当时的“科学派”更高更深。因为，当时的科学派人士还普遍沉湎在简单的扬西贬中的情结之中。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汤用彤依然不认为中国历史上有“科学”，甚至没有“哲学”。他说：“希腊哲学发达而科学亦兴，我国几无哲学（指知识论、本质论言，人生哲学本诸实用兴趣，故中国有之），故亦无科学。因果昭然，无须多说。”（《汤用彤选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

五&S226;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学人，包括象汤用彤这样的学人，普遍都认同了一种历史观，即，认同了英国的泰勒及美国的摩尔根将世界历史划分成为“野蛮、开化、文明”的线形三阶段，或者，认同了当时的陈独秀所宣传的孔德的“宗教迷信、玄学幻想、科学实证”人类思想历史的线形三阶段说法。这种立场于西方历史科学成果与模式的线形历史观，是导致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思想浮燥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中，中国人不知道该把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文明文化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为好。中西当然不可能处于同一位置，那么，我们就只能把自己的文明文化看得比西方高或低。当时，认为中国文明文化比西方文明文化高的人很少，象辜鸿铭、粱漱冥等人的言论，虽然让人听看后觉得有些舒服，但是，在理性上又不能让人信服。由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尚处于国弱民贫的社会现实状态，所以，象陈独秀、胡适以及后来的陈序经等人将中国文明文化视为落后于西方的言论，则得到了更多人的信服或是默认。即使当时的一些中国人从感情和理性上不能认同崇西贬中派的观点，更不能认同“彻底西化”论，但是，当他们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了西方的那种线形历史观时，在面对国家的贫弱现实时，他们的思想处境必然是非常尴尬和不知所措的，有时甚至是言不由衷和自相矛盾的。

汤用彤先生是个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但是，他也与他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也有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去框套与评论中国文化的问题。这就相当于首先认同了女人是人的标准，然后，在用女人的标准去评定男人，那么，这男人怎么看，也不是人，或者是个有缺陷的人。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科学”和“哲学”，虽然这个问题至今仍有争论，但是，现今的人至少不在象五&S226;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偏激地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科学”和“哲学”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汤用彤当年的“玄学”研究，是功德后人的。他的研究为后人继续什么是中国的“科学”与“玄学”的研究，提供了条件和便利。汤用彤研究玄学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内战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国共两党内战的时期，而玄学研究又是一门很抽象的工作，没有一种深重的民族苦难情感，在那样颠沛流离的岁月中，是不可能将这样的学术研究进行下去的。后人应该铭记象汤用彤先生这样的近现代中国学人的历史功劳的，他们为了探索中国的现代学术之路，为了建构出适宜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文化，在身心上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作为后来人，我们向他们致敬！

但是，正因为我们要沿着这些学术前辈的路往前走，所以，在玄学研究的学术上，是不能讲情面的。我们要指出，汤用彤先生的玄学研究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在玄学的学术参照系上有套用西方哲学理论框架的重大问题，这样，就使得中国本土的玄学概念变得不伦不类起来，这又在客观上制约了后来人对中国玄学的深入研究与开发运用。

汤先生认为“玄学”是玄远之学，是抽象究本的学说，中国思想史几千年，这类学说不少。且历史上人们又认同了“老、庄、易”是三玄的说法，及其认同了西汉的扬雄和严君平的学说是“玄学”，那么，他又为什么会把玄学定指为魏晋王弼等人的思想段呢？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事先认同了德国的沃尔弗的哲学理论条块划分法。德国哲学家沃尔弗（1679--1754年）将哲学分成理论与实践的两部分。理论哲学包括了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神学，统归于“形而上学”。实践哲学包括了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他认为本体论（Ontology)是第一哲学。本体论又有广狭之分，广义本体论是指研究宇宙起源、结构和性质 。狭义本体论是指对宇宙本体性质的研究。“科玄论战”时，当“科学派”的人将玄学视为科学的对头时，张君励、张东荪等人对科学派的抵抗，并不是从中国本土的玄学本质与定义的角度去进行的，而是使用的沃尔弗的理论，即是将玄学的学术特性纳入西方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中去。而汤先生在三十年代末研究玄学时，同样认同了他们的这种划分。既然如此，汤先生自然要用“本体论”去查看中国思想史，看谁符合“本体论”的格式。

汤先生梳理“玄学”时，实际上已经梳理到了西汉扬雄的学说上，但是，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他把扬雄的学说从“玄学”中剔除出去，他说：“然谈玄者，东汉与魏晋，固有根本之不同。桓谭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著作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属万类王政人事法度。’亦此所谓天道，虽颇排斥神仙图谶之说，而仍不免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察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术。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扬雄《太玄赋》曰：观大易之上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张衡因‘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魏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王弼《易略例明彖章》）。于是脱离汉代之论（Cosmology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汉代之又一谈玄者：玄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为先。（张衡《玄图》） 此则其所谓玄，不过依时间言，万物始于精妙幽深之阶。（其所探索不过谈谈宇宙之构造，推万物之孕成。乃至魏晋乃常能弃物理之寻求，进而为本体之体会。舍物象，超时空，而研究天地万物之真际。以万有为末，以虚无为本）。夫虚无者，非物也。非无形之元气，在太始之时，而莫之与先也。本无末有，非谓此物与彼物，亦非前形与后形。命万有之本体曰虚无，则无物而非虚无，亦即物未有时而非虚无也。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按杨雄、张衡之玄亦有不同，兹不详析）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二者虽尝托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亿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逮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著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术之谈，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也。（《汤用彤选集;魏晋玄学流别略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样，魏晋时期的王弼、何晏、郭象、嵇康等人的哲学思想和学术特征，便成了“玄学”的代表，玄学就成了魏晋玄学。

而事实上，魏晋玄学并不等于是玄学，或者说，魏晋玄学只是玄学中的一部分，这一点，读者将随着本书的论证，看得很明白。当年的汤用彤出现这样的学术错误，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定历史情况造成的。当年，以陈独秀、丁文江、胡适等为首的科学派极力用西方的历史观去框套中国历史，他们为了推广来自于西方的科学，便要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去寻找与科学对立的存在，也就是要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到与西方的宗教神学相似的存在，因为，西方历史上的宗教神学曾经压迫过科学，科学派们将中国的心性之学看成了科学的对立面。象张君励、张东荪、汤用彤这样的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从本意上并不反对来自于西方的科学，他们是想在引进西方科学的同时，维护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或者，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科学文化交融而建构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但是，中国传统文明文化五千年，是很不容易认识得清楚的。尽管汤用彤等人有这样融会中西的良好愿望，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他们也不能准确的观测到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而玄学又是中国文化中最为复杂的文化形态，仅仅在书斋中查阅资料是不可能发现玄学本质的。对自己传统文化本质与发展脉络不明，在加上为了要抵抗住激进的科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砍大杀，他们只好在事先认同了西方的历史观的前提下，用西方的哲学理论去对中国哲学进行辩护，这样，就造成了他们用西方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去框套中国哲学的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玄学，也就是庄老易和扬雄、张衡等人的学说不符合“本体论”的格式，而魏晋王弼等人的学说特征符合“本体论”，于是，玄学便成了魏晋玄学。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在近现代之所以长期不能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学术思想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自觉和不自觉地事先认同了西方的历史观所致。这就是说，中国要想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新文化，不突破西方的历史观是不行的！同时，对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建构中国新文化的基本前提，谁也绕不过这个关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