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漫谈(尹衡)

东施

　　在先秦典籍中，受责难最多的，恐怕要数《国语》了。唐代柳宗元写《非国语》，一写就是六十七篇，清人崔述在他的《洙泗考信录余录》里，给《国语》下了个“荒唐诬妄，自相矛盾”、“文词支蔓，冗弱无骨”的考语，更是从史和文两个方面，把《国语》一笔抹倒。综观古今学者的种种责难，有许多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确实看到了《国语》的缺陷；而有的则失之偏颇，失之公允。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评价《国语》呢？这还得从它的材料来源和成书过程说起。

　　原来，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一是太史，执简册以记事；一是瞽矇（gǔ méng），凭口传以记言。徐中舒先生认为，这是原始社会刻契和传说的发展，二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历史。《国语·楚语》所说“史不失书，矇不失诵”，就是说的这种制度。太史所书叫做“春秋”，瞽矇所诵叫做“语”。“春秋”、“语”都是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到了春秋晚期，“礼崩乐坏”，公室衰微，史官流散，私学兴起，文字史记和口头史记同时外传，并师承授受，开始是记录下来，然后再经整理编排，加工润色，写定成书，源于太史简册而成书的是《左传》，源于瞽矇口诵而成书的便是《国语》，而太史记事，瞽矇记言，这正是《左传》事多于言，《国语》言多于事的原因。

　　《国语》的具体成书年代已不能确考。书中有涉及到楚攻越，杀越王无疆能的事，说明其中一些篇章当成于公元前335年之后①；又据《晋书·束晳传》，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从魏襄王墓中掘出一批竹书，内有《国语》三篇，而同时出土的《竹书纪年》终记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并称魏襄王为“今王”，可知《国语》的某些篇章成书于此前。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判定，《国语》全书的成书年代大约即在这个时期。既然如此，司马迁所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说法便靠不住了，因为，如果这个“左丘”就是指《论语·公冶长》里的那位左丘明，这位生活于春秋晚期的左丘先生，是绝对不可能再活一百多年，到公元前335年以后去写《国语》的。我们认为，说《国语》是汇编之书，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但最后经人编排整理而成书，是比较接近事实的。

①楚攻越杀越王无疆的年代说法很多，今从翦伯赞、齐思和编《中外历史年表》。

　　《国语》一书的得失，正和上述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史料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国语》的得失。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此书取材零散，遗缺错谬颇多。春秋封国林立，而书中只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又多寡详略悬殊。远不如《左传》完整、系统、可靠。这正和《国语》源于矇史有关，一般说来，口头传说是不如文字记载可靠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国语》毫无史料价值。白寿彝先生曾作过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统计，《国语》共有196个条目①，与《左传》所载主题相同的有104条，这些内容，《左传》有，《国语》也有，怎能说《左传》所载是信史，《国语》所载就成了诬妄之言了呢？而且，相同之中又有不同，那就是一个偏重记事，一个偏重记言，言事相参，不是正可互证、互补么？

　　①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国语》是233个条目，分法有些不同。

　　另有94条是《左传》所无的。《左传》所无，也不一定就是诬妄，其中大多还是信史，正好补《左传》之缺。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从记事年代看，《左传》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1年），而《国语》始于西周穆王（约公元前967年），早出246年，这二百多年的历史，《左传》并非完全不曾涉及，但《国语》所载的一些史实就比《左传》多而详，所以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是常常征引《国语》的。第二，《左传》虽长于记事，特别长于记叙战争，但“国之大事惟祀与戎”，而《左传》反映“祀”的内容就不多，《国语》却有不少有关祭祀的记载，虽然由此引起柳宗元等人对它的天命鬼神之类迷信思想的批判，但从保留史料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有价值的，因为祭祀在当时既是国之大事，要想研究那个时代的这一重大历史现象，有关祭祀的材料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第三，《左传》对非华夏地区的历史记载很少，连春秋末年称霸一时的吴、越两国的史事也多付阙如，《国语》中的《吴语》、《越语》却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其他有关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一些材料，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有这些，正可补充《左传》的缺失。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写《史记》便参考了《国语》。把《史记》与《国语》对照一下便不难发现，《十二诸侯年表》和某些《世家》里的许多史料；都是采自《国语》的。看来，《国语》并非满纸荒唐言。还是高嵣在《国语钞序》中的评价比较公允，他说：“左氏所有者，可互相发明；所无者，可补所未备。实足以翼传而行。”古人把《左传》称作《春秋内传》，称《国语》为《春秋外传》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我们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看《国语》的得失。同古代许多史籍相似，《国语》也反映了天命论、英雄史观的落后思想，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失掉民心会丧失政权（这在厉王止谤，宣王料民等篇章中有所反映），但并没有跳出天命的圈子。由于它对人民的伟大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它很少记录人民的言行，如果说它偏于记言，也多是“君臣之言”。

　　曾有人批评《国语》的内容杂乱，毫无章法，其实，它是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这就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书所载内容，都围绕一个主题：兴和衰，而且作者通过对史实的记录编纂，能有意识地去探讨兴衰治乱的原因。如它记载了周王室的衰微，作者认为，穆王伐犬戎的恶果是“自是荒服者不至”；而西周“及幽王乃废灭”的重要原因是宣王料民失去了人心。所记其他各国霸业的兴衰，国政的成败，也无不着眼于探索兴衰治乱的原因，读者从吴、越二国的对比中，不难总结出夫差拒谏而亡、勾践纳谏而兴的经验教训。但作者并非仅靠客观的记叙让读者自己去思考总结，而是通过篇末作者自己的话，表明了作者的看法，这更可以证实作者确实有比较明确的编纂目的。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国语》的编纂者没有也不可能对历史现象的原因作出深刻的解释。但比起寓褒贬于字里行间的“春秋书法”，比仅为使“乱臣贼子惧”的修史目的，无疑是史学思想上的一个进步。它是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思想日趋深化的反映，也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杰出思想的历史源头之一。

　　我们再从历史编纂学角度考察一下《国语》的得失。《国语》材料零散，选择不严，编排也有不尽得当之处，但它在史著体例上的贡献却是突出的，它首创了国别史这种体例。《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大部分，《晋语》最多，共九卷，《齐语》、《郑语》、《吴语》最少，仅一卷。分国所系的材料，则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首创“六家二体”①之说，称《国语》为“国语家”，可见其重视。不足之处是《国语》以记言为主，在内容上不足以反映一国历史，在编纂上也显得单调，不够完整。但《国语》首创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策》便是分国编排的，《三国志》、《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虽是纪传体，但也是分国编写的，《史记》的《世家》，《晋书》的《载记》，明显受到国别史这种体例的启发，都可以看出《国语》的巨大影响。

　　①“六家”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是编年体、纪传体。

　　至于《国语》的文学价值，应当承认，它既没有《左传》所具有的平实严谨，言简意赅，逶曲叙事的突出优点；也没有《战国策》那种纵横捭阖，妙趣横生，设喻言理的高明技巧；在刻画人物上，更不能和《史记》相提并论。但它仍然不乏生动的篇章。又如“师轻而骄，轻则寡谋，骄则无礼，无礼则脱。寡谋自陷，入险而脱，能无败乎”这样逻辑严密的推理、判断；“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百姓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缉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这样用词准确的排比，并非仅见。《国语》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综上所述，我们说《国语》是一部虽有不少缺陷但仍有较高价值的一部古籍。

　　历代为《国语》作注的人很多；三国时吴国韦昭的注本《国语解》是比较完善的注本。它保存了汉和三国几位注家所作注文的片断。通行刻本是宋代的明道本和公序补音本。1978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则是我们最易找到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