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与《唐宋词人年谱》（边家珍）

东施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浙江温州人，著名词学家、教育家。夏承焘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词集整理方面，夏承焘著有《姜白石词编年笺校》、《龙川词校笺》（与牟家宽合著）、《放翁词编年笺注》（与吴熊和合著）、《韦庄词校注》（与刘金城合著）及《词源》的笺校，功力深厚，成绩卓异。夏承焘还以其出色的诗词创作印证并丰富其词学理论，著有《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诗集》、《天风阁词集》。程千帆先生称道夏先生说：“精于词学者，或不工于作词，工于词者又往往不以词学之研究为意，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能兼之。”

    夏承焘词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了词人年谱之学。二十世纪以前，词学界对词人生平事迹不予重视，史籍、词集中有关词人的传记多简约不详，各类杂书、笔记又往往传闻异辞，互相9牾，或以讹传讹，不加考辨，以致许多词人身世茫然，无可究诘，不少作品亦因此隐晦不显。夏承焘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数年的精力旁搜远绍，匡谬决疑，在《词学季刊》上发表了《张子野年谱》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了《唐宋词人年谱》，辑入唐宋词人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张先、晏殊、晏几道、贺铸、周密、温庭筠、姜夔、吴文英的年谱十种十二家。

    《唐宋词人年谱》所收集的材料相当丰富，除了官史、杂史、通鉴、四库提要等常见之书以外，还参考了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各代著述共三百余种；近现代人的许多考证成果和重要的论点，如朱祖谋、陈思、刘毓盘、张尔田、杨铁夫、陈寅恪、顾学颉等的著作，都搜罗颇备，兼采众长。

    《年谱》使不少词人的生平、史实得以廓清。如在《韦端己年谱》中，夏承焘先生根据《镊白诗》“新年过半百，犹叹未休兵”句，考订出韦庄的生年应为开成元年（836），并驳正了英人纪尔斯（今译翟理斯）推论之非。

    《年谱》在辨别词作真伪上有突出的贡献。夏承焘在《自序》中云：“……早年尝读蔡上翔所为《王荆公年谱》，见其考订荆公事迹，但以年月比勘，辨诬征实，判然无疑，因知年谱一体，不特可校核事迹发生之先后，并可鉴定其流传之真伪，诚史学一长术也。”例如《南唐二主年谱》中提到，马令《南唐书》《江南野史》都说李后主亡国时渡江赋诗有“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这么两句，夏承焘对此发生怀疑，因为后主亡国时尚有兄弟六人，不应说“兄弟四人”；诗又有“广陵台殿已荒芜”句，南唐都金陵，不应说广陵。广陵是杨行密的都城，杨行密有四个儿子，夏承焘因此疑为杨溥之作，后查《江南余载》《江表志》以及《全唐诗》（李煜诗附注），正说此诗是杨溥在泰州时作，证实此说。

    《年谱》可以使人们认清词人作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作品的内涵。例如宋末词家王沂孙、张炎、仇远、唐珏等十余人咏物词的合集《乐府补题》，其中有咏龙涎香、白莲、蝉、莼、蟹等题。乍看起来，好像是玩物丧志，无关宏旨的文字游戏。夏承焘先生作了全面的考查，指出这些词实际上是为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杨琏真伽发掘宋陵墓有感而作，这些词家们借着这样的题目抒发他们怀念故国的感情。

    《年谱》对于词学批评亦有重要意义。如《人间词话》说：“冯正中堂庑特大，与中、后二主皆在《花间》范围之外，宜《花间集》中不登其只字也。”夏承焘以年月推算，指出《花间》结集的时候冯正中未显，后主才四岁，与《花间集》时代并不相及，王国维的自然论断也就难以成立了。另外，《年谱》也不乏史学的价值。如《韦端己年谱》中据韦庄长安兵中遇弟妹诸诗，否定了《资治通鉴》“……（黄巢）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给贱役，凡杀三千余人”的谬说。此类考辨还有不少，对于治史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