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正说鲁迅》的硬伤 (景迅)

东施

　　在百家讲坛讲鲁迅的孔庆东，最近将讲座成书《正说鲁迅》，其中难免即兴发挥以至信口开河之处，而出版时又缺乏认真的整理与校勘，编校粗疏，致使书 中存在引证错误，史料不实，语意不明，语法不通，错字连篇等诸多问题。本文试将其错误一一指出，以供作者及出版者参考，也希望于读者有所裨益。

引证错误

　　既是研究鲁迅的著作，自然免不了引用鲁迅的原文，但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在直接引用（间接引用除外）鲁迅作品以及其他有关人物的言论的段落或语句时，很少不出错误的，请看下面的例子：

　　病死多少也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务……（22页）应为：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

　　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话：“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28页）此系鲁迅七律《自嘲》中的两句，而后一句应为“管他冬夏与春秋”。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死了，然而从昏睡入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31页）原文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

　　我一个也不宽恕（67页）应为：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笑呵呵，善于催稿（81页）应为：笑嬉嬉……

　　手上是破芭蕉扇、铁索、算盘（87页）“芭蕉扇”、“铁索”后面，原文都是逗号。

　　剖物质而张灵明（112—113页）“剖”系“掊”之误。

　　“到底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这个‘希望’更可靠？还是闰土拿的那个神像更可靠？”（127—128页），闰土拿去的是香炉和烛台，而不是神像，此处可改为“闰土的那个偶像”。

　　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137页）“拥护”、“爱戴”之后均为逗号。

　　卖给洋鬼子（141页）原文无“洋”字。

　　哀其不幸，怒气不争（149页、150页）“气”系“其”之误。

　　这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160页）应为：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挤（163页）“排挤”系“排击”之误。

　　大胆地，无谓地（163页）“无谓”系“无畏”之误。

　　掀掉这宴席（165页）应为“筵席”。

　　我不过是个影（165页）“个”前缺“一”。

　　洪炉喷出的火焰（165页）“火焰”应为“烈焰”。

　　只有我被黑暗沉没，世界全属于我自己（165—166页）“世界”之前缺“那”字。

　　你不要这么感激，这对你没有好处（166页）“对”原文为“于”。

　　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167页）“旨归”系“指归”之误。

　　“杂感录”（170页）应为“随感录”。

　　终于在黑暗里，用我们同志的鲜血……（177页）“黑暗”前缺“最”字，“我们”后缺“的”字。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堂视之（182页）“同堂”系“同怀”之误。

　　《伪自由书·前言》（182页）“前言”应为“前记”。

　　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蔽常取类型（182页）“贬”系“砭”之误。

　　“愧则有之，悔却是从来没有的”（191页）原文为“……悔却从来没有过”。

　　“没命地去爱他”，“没命地去自己死掉”（192页）两句中的“地”原文均作“的”。

　　据《鲁迅日记》1932年1月26日（192页）当为1933年1月26日。

　　“破破烂烂地掩映于湖光山色之中”（193页）原文作“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

　　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里面（193页）“里”前缺“这”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193页）以下不是连续引用，故应以省略号隔开。

　　《华盖集·忽然想到》（193页）“忽然想到”之后应注明“一至四”。

　　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196页）原文“须”、“眉”之后无顿号，“颧骨”、“眼圈骨”之后为逗号。

　　“先前所憎恶、所反对为一切”，“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198页）原文两者中间俱为逗号，“反对”后面的“为”应改为“的”。

　　但同时就听得水沸声，炭火也正旺（200页）逗号应改为分号。

　　仗义、同情（200页）之间原为逗号。

　　正如该书封底所云，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鲁迅的顶礼膜拜之情”。确实如此，如作者在书中说，“读鲁迅的杂文或者小说，简直可以感觉到文中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更换，你试着改一个字看看？！就是不能改，改了就不行。”（125—126页）此诚可谓言之灼灼，斩钉截铁。然而为什么自己在引用鲁迅著作时却如此粗枝大叶，漫不经心呢？可见，言行一致是何等的不容易！

史料不实

　　此因系讲座成书，其中难免即兴发挥以至信口开河之处，致使书中存留一些史料不实的情况。如作者说在谈到鲁迅的包办婚姻的“洞房花烛夜”“成亲的第二天早晨”，“鲁迅的眼睛是浮肿的，脸色是青的，枕巾都是湿的，他哭了一夜”（11页），这些描写大都是作者的想象之词，缺乏史料依据。而在当年鲁迅家的老工友王鹤照的回忆中只有“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先生的脸也染青了，他很不高兴”一句。再如作者说鲁迅“在40岁的时候找到精神上的知音许广平”，而实际上，即从1923年受聘女师大授课算起，鲁迅已是43岁；如果从1925年3月两人第一次通信算起，鲁迅就是45岁了。再如“鲁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文坛巨匠”（35页），也不确。鲁迅属于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他在属于近代的日本留学时期在文学上虽然也有重要建树，但他的正式文学生涯是在现代，即开始于“五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发表于1918年“五四”运动前夕的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又如作者还说“鲁迅自己曾是晚清时代的人，参加过科举考试”（80页）。“鲁迅参加过科举考试”！这真是天方夜谭式的无中生有，不知作者的依据是什么？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对鲁迅每个月拿“国民党的钱”，还“照骂不误”问题的陈述，与史实的出入是很大的。其实到后来鲁迅的“特约撰述员”待遇还是被国民党政府取消了。什么“表示政府很民主”，你“照骂不误”，我就不给钱了。至于当年办《越铎日报》时，对于报馆收受王金发政府送去的五百元钱以及由此认为政府是“股东”、钱是“股本”的意见和态度，鲁迅是不同意的。而且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所谓“骂”，在文化界历来是指批判、揭露，而鲁迅也早就指出“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见《南腔北调集》）。

表达不准

　　书中还有许多陈述不准确以及与原作事实不一致的语句和内容，如“槐树的毛毛虫掉到他的脖子里”（25页），鲁迅所说的“槐蚕”是槐树上的一种大型的青虫，类似于豆虫，无毛，不蛰人。而“毛毛虫”一般都有毒毛，蛰人。这种东西掉到脖子里，那还了得！再如“创造社说鲁迅是双重的反革命……”（56页），这是杜荃（郭沫若）的话，不能笼统地说成是“创造社”说的；“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子弟”（56页），杜荃的原话说“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法西斯谛”，《现代汉语词典》作“法西斯蒂”，释为“指法西斯主义的组织或成员”，也就是说杜荃把鲁迅污蔑为“法西斯分子”，而不是孔庆东所理解的“法西斯子弟”。再如作者说“并强行把她卖给整天喝酒的贺老六当媳妇”（92页），贺老六整天喝酒，这又是无中生有。

论述不严密

　　作者在讲授中，常常信口开河，胡侃神聊，嬉皮笑脸，油腔滑调，名曰“实说”，实为戏说，态度很不严肃，论述很不严密。如“周树人也明白，你是不是想向我直销什么东西，拉保险？”（28页），“就这样，鲁迅磨磨蹭蹭写了一篇小说，叫《狂人日记》”（32页）；“所以鲁迅跑着去领工资。这个时候鲁迅跑的是比较快的”（37页），“所以他非常看重钱”（38页），“看来鲁迅挣钱也是有一点点贪婪的”（39页）；“你到公共汽车站去看一看，你在马路天桥上往下看一看，你看看大多数人的表情，你就知道人生是苦的”（69页）；“人必须有罪恶感，才能自信，没有罪恶感，你怎么自信？”（75页）；“我们不能要求鲁四老爷就一定要看得起祥林嫂，能跟她谈一谈《呐喊》和《彷徨》”（92页）等等。

　　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对于一些严肃的学术性很强的问题，作者也敢于信口雌黄。如他说“鲁迅那代人在他们那个年代开始使用双音词，双音词都是从日本来的，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绝大多数双音词都是日本人的功劳”（158页）。而实际上，古代汉语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双音词，我们中国人也绝不是从鲁迅那代人才“开始使用双音词”的。至于双音词的来源，除来自古汉语的一部分之外，大都产生于现代汉语。而还有一部分双音词在古代就传入日本，近代又通过翻译从日本回到中国，只有少数双音词如作者所举“绍介、科学、干部、社会”等才是纯粹来自日语的。

颠三倒四，错字连篇

　　该书中很多句子颠三倒四，而全书更是错字连篇。

　　有的句子中，文字颠倒，读来莫名其妙，如“但是因为说革命胜利了，革命胜利了应该宽容，所以王金发放就把坏蛋掉了”（65页），再如“虽然大家都活在大众社会，又却都想要生活在别处”（148页）。

　　错别字更是随处可见，如“不知疲倦、不知休息、不尽人情，写呀写”（36页），“‘左联’的金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55页），“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义的判徒”（58页），“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那么下劣，还没有下做到用小说来攻击自己的私敌”（82页），“‘我’是世界的见证人”（94页，“世界”应系“事件”之误），“曾经有一个作家苏雪玲，她就天天骂鲁迅变态”（109页），“我们还讲不讲战争的正义心”（110页，“正义心”当系“正义性”之误），“比如现在有很多人攻击鲁迅，说鲁迅前期好，后期就坠落了。他们为什么认为后期坠落了呢？”，（133页），“我们今天使用的这套标注的汉语，主要是朱自清、叶圣陶、冰心他们这套体系下来的”（159页，“标注”当系“标准”之误），“我们两眼一摸黑”（147页），“是哪个数量级上的贡献”（159页“数量级”当为“重量级”），“展现的是一个‘人间至爱者’对与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167页，“对与”应为“对于”），“在夜里第二次遇见实之敖者时……”（“实”系“宴”之误），“鲁迅还有许多诸如……这类这字上有意的红、黑对照”（“这字”应为“文字”之误），“这已不再是《孤独者》那凄论悲婉的安魂曲”（202页，“凄论”当系“凄怆”之误）等等。

　　以上所举错别字，均属常识，一般读者一看便知，故不再一一指出。

　　此外，还有掉字现象，如“鲁迅对妇女问思考恰恰是从这里开始”（162页，大概是“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再如“当然了，播出的这6集是已经被审了很多遍的，凡是‘成人不宜’的都已经被剪掉啦”（104页，疑为“未成年人不宜”）。

语法不通，语意不明

　　该书中还存在一些用词不当，语法不通，语意不明，虚词误用等错误。

　　用词不当的如“他……不能考科举”（8页），“在浙江期间他也参加了当地的教育风潮”（24页），“但是你被你要救的那个人害掉了”（59页），“人只要不自由就是一个吃人的状态，你或者吃别人，或者被别人吃，这是鲁迅的一大发明”（74页），“任何一套体制它都有消耗怠尽的时候”（78页），“我们长期的革命教育，使我们觉得‘彷徨’好像是坏人的态度”（101页），“增加国民经济”（112页），“小品文是自古就有的文字”（“文字”应改为“文体”），“现在已经好像有两百多年了”（118页）等等。

　　语法不通。有的缺动词，如“他看周大哥在家里抄一些古碑，字写得很好，很古雅，炉火纯青的感觉”（28页，“炉火纯青”前面缺动词）；有的人称混乱，如“鲁迅威望太大了，政府为了表示自己能够笼络大知识分子，表示政府很民主，即使像鲁迅这样的人天天骂我们，但还是每月白送给他300大洋”（40页），“对于那些支持反动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人……他们是毫不留情的”（64页）；有的语意不明，不知所云，如“鲁迅的这个作风，实际上是在辛亥革命的时候就这样学做过了”（40页），“这是和他深刻的感觉到来自群众的麻木这个是有关系的”（59页），“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并且勾结官府把他拉上了法场相逼”（81页），“鲁迅就能本能把握这种东西”（126页），“躯体往往追求现实的满足，指向的天堂、地狱抑或黄金世界”（165页），“侵略者探入中国的刀已响”（184页），“宴之敖者要求眉间尺交出宝剑和头颅的话语浓黑如药酒、冰冷如剑芒”（200页）等等。

　　而虚词使用不当的例子就更多了，如“鲁迅曾经在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便充分表达了他的金钱观”（38页），“鲁迅怎么回事啊，怎么每个月拿人家国民党的钱，然后每个月还骂人家国民党呢？！”（40页），“你怎么还在人家这拿着人家的钱，然后还不老实，随便骂人家”（40页），“这个报纸骂政府，然后这个政府不愿意报纸骂他”（40页），“但他所谈的，其实不仅仅是连环画有何用的问题，却更是文学本身有何用的问题”（187页）等等。

　　可见作者对时下泛滥成灾的“然后”和狗屁不通的“两百”也颇赶时髦，毫不落后。

　　而最严重的是“的”、“地”、“得”三个助词使用的混乱情况。

　　上世纪80年代初，语言学界曾有人主张“的、地”合并，但这种倒退观点在语言实践中行不通，大家还是分辨运用，“的”仍作定语的标志，“地”仍作状语的标志。而《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这样规定的。在《正说鲁迅》中，“的”、“地”、“得”三个助词使用的混乱状况实在惊人。如（为节省篇幅，这里只列举，不予订正）“鲁迅的确是夜以继日的、年复一年地战斗着”（36页），“这个时候鲁迅跑的是比较快的”（37页），“鲁迅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到位、非常深刻的”（46页），“狂人就是疯子，说的很文雅就是狂人”，（71页），“找不到一个具体地可以负责任的人”（99页），“但又仿佛说得就是昨天、就是今天”（108页），“每天写一篇文章，而且评论的要好”（128页），“他虽自己过的很好……”（128页），“总得说来”（130页），“带动整个语文教学能整体的前进”（130页），“我没有过多地结论”（146页），“胡适都很难拿的出来”（160页），“他一路踉跄的走来”（166页），“聪明人……慷慨大方的给予自己廉价的同情与理解”（167页）等等。

　　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不少，有的该用逗号而用了句号，如“他—一面在那些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者‘零余者’的来客中寻觅着共鸣和慰藉。另一面……”（198页），“另一面”之前应该用逗号；但“他”字后面的短横是什么意思，可就莫名其妙了。再如“如果说《孤独者》中的黑色透出阴冷。寂闷，那么……”（200页），“阴冷”后面应该用顿号或逗号。有的该用分号而用了句号，如“吻那献身者的热唇，说明他有一颗滚热的心。但同时又冷冷地笑，说明他不是一般的豪侠义士”，中间的句号改为分号更合理。再如“生存的小品文……不是“小摆设”，更不是……”（184页），“小摆设”系引文中的引文，故应用单引号。有的前半个引号的方向搞错了，如：总是像阿Q说”总算被儿子打了”一样（82页）。

　　但在标点符号方面更多的是在陈述句末误用了问号，如“《孔乙己》则是具体地讲是怎么样吃人？”（80页），“他把他平常见到的女人挨个想了一遍……假洋鬼子的老婆怎么怎么样？谁家的女儿怎么怎么样？”（85页），“他们只研究鲁迅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的朋友关系如何等等？”（104页）。作者只要遇到诸如“怎么样”、“如何”之类疑问代词，一般都用用问号，岂不知这些都是陈述语气，应该用逗号或句号。

　　看了书中资料、观点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这许多错误，我想，此书既在讲座的基础上出版，那么讲授时难免即兴发挥、急不择言之处，所以上述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类不恰当、不准确的内容在当时已难免产生负面效应，而成书之后，白纸黑字，面向全社会，其消极影响更不可低估，所以又是不可原谅的。如果说讲授中难免急不择言，则成书时就该认真修订，仔细斟酌，否则何以面对读者，面对社会？何以面对你所崇拜的研究对象鲁迅先生？你作为一位为人师表的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又在哪里？

　　在此，我自然又联想到作者在本书中关于现在书籍质量的一番陈述：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并没有像大家今天这么好的读书环境，我们读的书不多，当然也没有读到今天那么多的垃圾书。即使在文字上，起码在排版印刷上是很难找到错的。我小时候读的书没有一个错别字，没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106页）

　　作者既然对今昔出版物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为什么自己出书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了呢？可见要实践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些中国人传统的做人美德是何等地不容易！尤其是在教授、学者也难以免俗的商品时代的今天！

　　当然，这些错误不能全怪作者，出版部门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多年来，人们对报刊及各种出版物中的错误深恶痛绝，有的议论起来简直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然而错误之多，硬伤之巨如《正说鲁迅》者，尚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