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真史-评《戊戌变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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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在该领域权威学术刊物《近代史研究》发表《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最后定论道：“近来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越说越高，以至认为戊戌变法根本不是改良主义，而是一场革命。新的研究、新材料的发现，使得情况进一步明朗化了。认真考查一下当事者所推行的政策、实际主张，一些不合实际的溢美之论，固然站不住脚，那场运动中，以前被认为具有光泽的部分，现在看来，也未免黯然失色。”这是一个定性式地揭去戊戌变法承载的“不合实际”的光辉而打回历史原位的论断。刘大年的依据主要来自于几个年轻人的新努力，此前大约一两年间，孔祥吉等逐渐形成一种学术习惯——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故宫等处翻检戊戌变法的有关档案材料，由此“新材料”中陆续有所新说。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的“档案传统”大约与此同步，并以此为重镇，这种传统今日已成经典范式。而并不为大众所知的是，新时期经由档案重新考察戊戌变法史的“新研究”路向与一位台湾学者的启发密不可分，这个人叫做黄彰健，他的研究报告已于１９７０年结集为《戊戌变法史研究》列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四付梓。今天，三十七年后，这部大书终于在大陆出版。

因为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的特殊“光泽”，这个过程值得大书特书。我们熟知这样的历史叙述：“瓜分大祸，迫在眉睫”的民族存亡关头，来自民间的青年才俊从组织举子上书开始，推动近代中国第一场政治层面的变革，它以设议院、开国会而染上进步色彩，以帝后之争、衣带诏、围园杀后、袁世凯告密、六君子死难、海外保皇而愈演愈奇。近代史是大变局，但如此节奏明快、情节跌宕、险象环生、慷慨悲壮的活剧也绝无仅有。革命党是戊戌维新派的第一个进步的对立面，从它开始，更新的政派人士即使人前对维新派及其变法主张攻讦有加，内心实则无不受其影响。毛泽东更将康有为与洪秀全、严复和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代表人物。而维新派与戊戌年之前之后中国政、学、商各界史事和人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使得这种“光泽”不仅是字面的，还缠绕于整个历史记忆之中，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大的“迷思”。

１９７０年，黄彰健第一个系统地、几近全面地告诉世人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所载奏折二十篇和进呈编书序五篇中，只有两篇是真的，其余二十三篇都是假的。刘大年所说的“溢美”和“光泽”主要指设议院、开国会、立宪法等，凡此都在这一番实事求是中灰飞烟灭或者至多是潜为伏流了。据黄彰健的研究，戊戌年四月光绪召见康有为之后，康已改取尊君权、“假君权以雷厉风行”之道，对立宪开国会等近代物事则认为“今非其时”。“设议院以通下情”，“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定宪法公私之分”，这些“光泽”都是不存在的；代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拟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干脆就是伪折。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差距如此之大，但造伪的动机并不难解。康的《戊戌奏稿》刊行于宣统三年五月，胡汉民在光绪三十一年攻击康有为在光绪召见后即主张议院可以不开，康的作伪正是应对革命党人的攻击；光绪三十四年上谕立宪，康作伪的用意也在于使人相信“康的这种主张已蒙光绪欣赏，现在光绪虽已死，清廷不应违背光绪意旨”，从而突显自己的地位，推行自己的主张。实际上造伪在变法时已经开展，“康上皇帝书，进呈给皇帝看的，自成一系统；给民间看的，宣传民权，另成一系统。这是我们应仔细分别的。为了应付当时的政治环境，他需玩弄两面手法。说穿了，并无甚深道理。”政变后，与保皇救国密切相关的两道光绪密诏也有改篡的成分，并且是康梁两位大人物协同作案，系列作案，康不仅改篡密诏，还伪造《谢奉到衣带密诏折》，“用来招摇，并以此欺骗他的党徒，使人相信他所奉求救密诏是真的”，梁启超则在具有历史性质的《戊戌政变记》中予以呼应。

这些简洁有力的揭示是建立在档案等历史的原初材料基础之上的，其解读手法是传统的排比、考证，在不同版本、不同文献间寻找可疑的缝隙。年代久远，埋伏深重，艰难可想而知。书前自序中，黄彰健提出工作面对的四个困难：康梁玩弄两面手法，政治活动与对外发布文件内容不一致；康梁思想复杂善变，主张缺乏固定性；传世著作多凭记忆撰就，史实年月及先后次序多有错误；康梁洞悉话语权之重要，被他们攻击的旧党则少有所述。这些有意或无意的造伪中，有追记失忆的因素，不算过错；有应付复杂政治局势的考虑，可以理解；但也有某些政治人物以“圣人”自居、藐天下苍生以为己裁、藐天下道德准绳以为己设的自大，他们不仅在自己参与的历史中如此行事，还要改篡身后留下的历史，以宏大正义掩盖小人之行。尽管不作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已成为风尚，但读书至此，我们似乎也不能没有掷笔几上、夫复何言的愤慨。“本书则意在揭发被忽略的真历史”，“诚实的政治家将得到历史学家的欣赏”。黄彰健先生的专业本是先秦史，他客串近代史著此书时，必兼怀史家的冷静和赤诚，不见真实即不罢休，求一个解决。

书成之后，黄彰健进而“想起治民国史，特别是治现当代的历史，在史料鉴别与诠释方面，恐将遭遇到较上述更多的困难。只要文献足征，这些困难应仍可逐渐克服”。推而广之一切历史，因为历史发展的复杂，历史的逻辑被观念的逻辑、政治的逻辑或光泽或晦暗地遮掩了，以致历史越是合乎某种逻辑，我们越是心生疑窦；越是看来天衣无缝、连续展开的好看的、有启发的历史，可能越是另起炉灶，连续为表、断裂为里的假历史。黄彰健的感想再发求真的迫切。“文献足征”是有限度的，史料往往残存不全，求索真史除了说真话的勇气，也要有在大胆假设和小心求证之间谨慎搭设浮桥的勇气，字字确凿的实证当然最佳，但未必事事如此顺意。黄彰健作戊戌变法研究时，不能看到大陆所藏档案，而就是他的谨慎假设打开了孔祥吉等后学叩关之门，这是勇气接力的学术系谱。当然这种谨慎假设并非人人可为，所以本文并无鼓励泛泛为之的意思。

历史真实的旅程是史实重建的过程。同样以史实重建著称的史家茅海建曾直揭这个过程的重要：“就我从事的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今天，年轻学生经常告诉我，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史实’经不起查证，往往是一考即错。对此我也有同感。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这番话恰是在其所著《戊戌变法史事考》的自序中谈到的，为什么一桩史事会引发三十几年间两位史家相同的感慨？除了政变本身的激烈、复杂与影响深远，似乎还如茅海建所言，关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与理解的基本语境，尽管这是阅读和思考一切历史时段时都要特别予以注意的。由此说起，茅海建对黄彰健的“致敬”尤其郑重而感深：“我在这里还要向黄彰健先生表示个人的敬意。这一方面是他提出的政变非袁世凯告密而起、袁告密加剧了政变激烈程度的判断，具有经典性，且是在未看到北京所藏档案的情况下作出的，３０多年过去了，依然光芒不灭；另一方面是我于２０００年初在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查档，企图有所斩获，一个多星期的工作后，我意识到，有关戊戌政变的档案已被黄先生悉数扫尽，一点汤都没有给我留下。”

史实重建，求一份真历史，需要勇气、智慧，也需要辛劳。其间，可能更多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孜孜以求，而少有凌空跳越的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