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何典》

东施

毛泽东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反映在读书方面也是如此。对自己偏爱的作品，他总是反复玩味，以致随手拈来即成文章，而对有些古人的作品，即便有人推荐，他也不一定有阅读的兴趣，在心情不顺的时候尤其如此。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解读，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代伟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延安时期，他曾两次寄书给远在苏联求学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１９３９年，他托林伯渠买了一批书寄去，但中途丢失了。１９４１年１月，他写信说：“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细心的毛泽东随信附上一张书单，并注明了册数，具体内容如下：“精忠岳传２，官场现形记４，子不语正续３，三国志４，高中外国史３，高中本国史２，中国经济地理１，大众哲学１，中国历史教程１，兰花梦奇传１，峨眉剑侠传４，小五义６，续小五义６，聊斋志异４，水浒４，薛刚反唐１，儒林外史２，何典１，清史演义２，洪秀全２，侠义江湖６。”

　　这张书单共列２０多种书，其中许多属于大家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小说，如《精忠岳传》即清人钱彩编著的《说岳全传》，《洪秀全》即清末黄小配写的《洪秀全演义》，章太炎写有序。但也有一些书显得比较冷僻，一般人别说没有读过，恐怕闻所未闻，如《子不语》、《何典》等。《子不语》的作者乃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大才子袁枚，写的都是怪异的民间故事，书名取自《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至于《何典》，如今知道的人就更少了。

　　《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共十回，十二万字左右。张南庄书法欧阳，诗宗范陆，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梓。咸丰初年太平军占上海时，张南庄的其他著作尽付一炬，独《何典》一本幸存，为后世留一抹书香。虽是吉光片羽，但亦足显其才情。《何典》的语言独树一帜，全书用吴语方言写成，原生态的俚语村言活泼俏皮，有的甚至失之油滑，读来饶有兴味。至于题材构思，更是匠心独运。全书写的全是鬼的世界。作者主要通过三家村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际遇和祸福，嘲笑了阴曹地府中的阎罗王以及妖魔鬼怪的嘴脸。在那里，到处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杀人不怕血腥气”。举凡敲诈、贪污、淫乱、造反等人间上演的事情，在鬼的世界里照样应有尽有。作者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作品中塑造了活鬼、雌鬼、活死人、形容鬼、六事鬼、饿杀鬼、催命鬼、刘打鬼、黑漆大头鬼、青胖大头鬼等形象，还有什么赶茶娘、臭花娘、醋八姐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让人读着欢天喜地，差点笑断肚肠根。张南庄以“过路人”的化名在自序中述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构思方法，称《何典》是逢场作戏，随口喷蛆；见景生情，凭空捣鬼；“新翻腾使出花斧头，老话头箍成旧马桶”；“天壳地盖，讲来七缠八丫叉；神出鬼没，闹得六缸水净浑”。其风趣幽默于此可见一斑。现在人们听到不着边际的话，爱问语出何典，殊不知原因就与张南庄有关。

　　《何典》一书虽然在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由上海申报馆出版过，但真正流传开来却是在民国时期。而这主要归功于刘半农、鲁迅等的全力推介。１９２６年，时局混乱，身为教授的刘半农生活陷于窘境。他无意中得到四十七年前的《何典》印本，当即决定标点刊印，期望卖书赚钱以解燃眉之急。他做了颇具煽动性的广告，居然一年之内印制了两版。应刘半农之请，鲁迅于１９２６年５月２５日一天内写下了《题记》和《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两篇文字，足见他对《何典》之推崇。在《题记》中，鲁迅自认对《何典》“向来也曾访求，但到底得不到。现在半农加以校点，先示我印成的样本，这实在使我很喜欢”。他认为《何典》的情节既然从世相的种子出，开的也一定是世相的花，正所谓“谈鬼物正像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１９３２年，日本编印《世界幽默全集》，鲁迅应日本友人增田涉之托，把《何典》作为中国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他，并在５月２２日致增田涉信中说：《何典》一书“近来当作滑稽本，颇有名声”。

　　二

　　毛泽东读的《何典》版本很可能就是刘半农点校、鲁迅作序的版本，因为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在１９２６年前都无缘得见《何典》，想必毛泽东也不大容易看到。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何典》对毛泽东言行的影响。

　　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化用或者直接引用过《何典》里的言辞。这在“林彪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林彪出逃时，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所谓“娘要嫁人”，便可从《何典》中找到出处。

　　林彪曾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中共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逐步加深。１９７０年８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把他的名字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还是加紧了篡权的步伐。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不可救药了。在１９７２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谈到林彪时，直接引用了《何典》中的许多言辞。首先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这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犯实了症候，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然后，毛泽东又引用了《何典》中的两句：“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江湖郎中信口雌黄，嘴上说得好听，口袋里却没有好药。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面讲好话，背后下毒手”，不啻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至于他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正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用在林彪身上，既形象又贴切，在座的人听了感到很新奇，就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说，他是从一部小说里面看来的，鲁迅写过一篇序文，推荐了它，这部小说叫做《何典》，作者是乾隆嘉庆年间上海人张南庄。于是当时政治局就要求把《何典》找来，用大字体重印了一次，１６开本，政治局委员每人发了一本，连中央委员都没有资格分到，郭沫若还是后来多方想办法才弄到一本。

　　毛泽东不仅化用和引用过《何典》中的言辞，而且还在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上受到《何典》潜移默化的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并不完全否认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作用，认为革命或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但在许多场合又毫不掩饰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的轻视。早在延安时期，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便说过：“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反复强调空洞的、抽象的理论和知识是无用的，知识分子绝对不能停止在现成书本的字句上。从上世纪５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也有不少，从而表现出明显的重经验、轻知识的思想倾向。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历史渊源，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开始，中国知识界就有一股自疑自罪的思潮绵延不绝，以至到民国时期，大知识分子丁文江发出了书生是“乱世之饭桶”的怪论。颜元、李塨把宋、明王朝灭亡的责任归结为书生清谈误国，因此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毛泽东早年是非常崇拜颜李学派的，这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便有充分的体现。

　　《何典》一书对知识分子和书本知识也多有讽刺。活鬼的儿子活死人，天资聪颖，很会读书，但在父死母再嫁之后，竟沦落到乞讨为生的地步。一日碰到一个老道士，老道士声称他有大力子、辟谷丸，还有益智仁。活死人吃了他送的辟谷丸和大力子，顿觉精神百倍，只是对益智仁瞧不上眼，自吹自己：“已有过目不忘的资质，博古通今的学问，还要益他什么？”老道士听了哈哈大笑道：“你只晓得读了几句死书，会咬文嚼字，弄弄笔头，靠托那'之''乎''者''也''焉’几个虚字眼搬来搬去，写些纸上空言，就道是绝世聪明了。若讲究实际功夫，只怕就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倒算做弃物了。我这药是使人足智多谋的第一等妙药，如何倒不要吃？”活死人见他说得有理，只得乖乖地吃了。熟读《何典》的毛泽东不仅不会忽略这些文字，而且可能会心一笑。翻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特别“讲究实际功夫”，念念不忘告诫知识分子要参与到生活和实际中去，否则仅有点书本知识，头脑里仅装些教条，就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这样对革命事业不仅无用，甚至还会有害。

　　《何典》一书是用地道的吴语方言写成的，俚语土言随处可见，甚至极土极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张南庄自称全书：“全凭插科打诨，用不着子曰诗云；讵能嚼字咬文，又何须之乎者也。”如此行文，在读者并不觉得蠢俗讨厌，反而感到别有风趣。比如书中写活鬼临死的一节：“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雌鬼见他死在头上转，好不着急！就像热煎盘上蚂蚁一般，忙忙的到鬼庙里去请香火，做野团子谢灶……忙得头臭。看这活鬼时，渐渐的一面弗是一面，眼睛插了骷颅头里去，牙齿咬得锈钉断。到得临死，还撒了一个狗臭屁，把后脚一伸，已去做鬼里鬼了。”张南庄作为一个文人，擅长运用生动的地方语言展开叙事，处处闪耀着民间的智慧。他的风格对毛泽东的审美趣味有深刻的影响。

　　延安整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党八股”。毛泽东所列“党八股”的其中一条罪状便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表现为文章或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么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或者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总而言之，就是缺乏生动活泼的语言，看上去面目可憎，读者或听众厌恶得很。鉴于此，毛泽东强调宣传和文艺工作者“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的确，民间的语言有如天籁自鸣，自抒胸臆，又似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张南庄深谙文章之道，知晓一切风雅之奥皆出于谣谚之途，所以对民间的语言精研深讨，发而为文便雅俗共赏。在毛泽东看来，《何典》正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典范。他对《何典》语言的化用和引用，实际上表达了对这种审美取向的认同与欣赏。“俗为雅用”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便构成了毛泽东完整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