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元刊杂剧三十种》(徐沁君)

东施

《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元人杂剧的唯一元代刊本，它保存了元杂剧文学剧本的原始风貌，是研究元人杂剧的第一手资料，因之它具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元刊杂剧三十种，其中十四种是孤本，十六种有明刻或明抄本。据隋树森先生编《元曲选外编》附录《现存全部元人杂剧目录》，共计有杂剧一百六十二种。在这一百六十二种中，就有孤本十四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九，端赖元刊本留传下来，这就大大丰富了现存元人杂剧剧目，为文学史、戏剧史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其余十六种元刊本，同时存有明刻、明抄本，只要将元本和明本一加比勘，便显示出两者的差异，有的差异还很大，简直是同名异实的两部作品。这种版本上的价值，是值得我们予以重视的。

    这三十种元刊杂剧，被结集成为一部书，一直是研究者感到兴趣的问题。我们只要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这部书投以最粗略的一瞥，就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三十种杂剧，行款疏密不一致，字体大小不一律，刊刻者也非一地，原来该是各自独立成册的单行本。也不知最初将它们辑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书是出于谁氏之手。它不象是总集，也不象是选集，原编者似乎是陆续收集，凑足了三十种，便合订成书。各杂剧都不署剧作家姓名，原编者似乎也未暇加以考证。如关汉卿杂剧元刊本中计有四种：《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调风月》，原书顺序是第六、第十三、第十一、第七。直到１９１５年，王国维作《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才初步“为之厘定时代，考订撰人”（《序录》语）。其中有二种（《紫云亭》、《东窗事犯》），作者各有二人，疑未能定，还是后来研究元曲的学者最后考定的。这部书的书名原来也并不固定，清藏书家黄丕烈题为《元刻古今杂剧》，日本覆刻本题为《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中国书店影印日本覆刻本题为《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王国维《序录》题为《元刊杂剧三十种》，《古本戏曲丛刊》四集珂罗版印本沿用《元刊杂剧三十种》之称。其实这三十种全是元代作品，无所谓“古今”，王国维氏的题名是正确的。

    《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的保存和流通，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部书的最早的收藏者，我们只能上溯到明嘉靖间藏书家剧作家李开先。李氏藏书有“词山曲海”之称，他热心收藏元刊及元抄杂剧，真是不朽之功德。清初校勘家何煌曾藏有此书，用以校勘明刻本元杂剧者五种。后来为大藏书家黄丕烈“士礼居”中物，书匣上刻黄氏楷书“元刻古今杂剧乙编士礼居藏”十二字，为本书得名之始。至近代，此书展转为上虞罗振玉所有，今藏于北京图书馆。１９１４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从罗氏借以覆刻，这部书就有了第二个版本。１９２４年，上海中国书店用日本覆刻本影印，此书才得以流传国内，和广大读者见面。１９３５一１９３６年，卢前编《元人杂剧全集》，出至八集而止，内收元刊孤本十一种；１９５８年，隋树森先生编《元曲选外编》，内收元刊孤本十四种：两书都经过初步校勘，并加以断句，以便利于读者。同在１９５８年，《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出版，收全了各种版本（《元曲选》除外）的元人杂剧（包括部分明人作品），其第一种即为《元刊杂剧三十种》，珂罗版印，对原书不失毫厘，与真本无二，读者才得以窥见庐山真面。七百年来，上述收藏家、校勘家、编辑家、出版家，对本书的保存和流通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在这三十种元刊杂剧中，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十四种孤本。孤本剧目是：《关张双赴西蜀梦》、《闺怨佳人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以上关汉卿）、《尉迟恭三夺槊》（尚仲贤）、《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石君宝》、《李太白贬夜郎》（王伯成）、《晋文公火烧介子推》（狄君厚）、《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孔文卿）、《承明殿霍光鬼谏》（杨梓）、《严子陵垂钓七里滩》（宫天挺）、《辅成王周公摄政》（郑光祖）、《萧何月夜追韩信》（金仁杰）、《鲠直张千替杀妻》、《小张屠焚儿救母》（以上无名氏）。在这十四种孤本中，有的剧作家虽作剧多种，可是仅存此一种孤本：如王伯成今传剧目三种，仅存《贬夜郎》一种；金仁杰今传剧目七种，仅存《追韩信》一种；有的剧作家仅存剧目一种，幸赖元刊本得以传世：如狄君厚的《介子推》，孔文卿的《东窗事犯》。这四位剧作家，如果没有《元刊杂剧三十种》留传到现在，他们就会和其他作品失传的作家一样，在文学史、戏剧史上永远失去他们的名字。更有甚者，《小张屠焚儿救母》一剧，作者姓名，迄无可考，已可谓不幸；就连剧目，元明以来各家戏曲书目，亦从来未见著录，如果没有元刊本的话，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天壤间有此一种杂剧了。我们真无从设想，不知有多少元杂剧家的剧作，因为没有得到元刊本给他们保存剧本的幸运，就永远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这十四种孤本杂剧之所以可贵，不仅因为它是孤本，而是因为其中有许多是珍品。在这十四种里面，写历史题材的特别多，共有九种。人们总觉得元人杂剧中悲剧较少，而在这些孤本历史剧中却有著名的悲剧作品。如：《西蜀梦》写张飞关羽死后要求除奸复仇，《介子推》写晋献公昏庸杀子、晋文公亏待功臣，《东窗事犯》为爱国英雄岳飞被害鸣冤，《霍光鬼谏》写老臣霍光死后揭发叛乱，大义灭亲。这几个剧本，气势磅礴，爱憎分明，悲剧气氛都极为浓重，为研究元人悲剧提供了例证。此外，《贬夜郎》写大诗人李白因揭破杨贵妃与安禄山的秽行，遭到贬谪，捉月落水，水府龙王为他举行欢迎盛会，在悲剧题材中杂以喜剧风趣，突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给人以别开生面的感觉。《三夺槊》从一个侧面，写唐王朝开国之初，围绕王位权力之争而展开的兄弟之间的残杀；《周公摄政》写周武王死后的王室内部矛盾；《追韩信》写英雄不遇；《七里滩》写鄙弃功名富贵。这些重大历史事件，都奔赴剧作家的笔下而供其驱遣，显示出元代杂剧作家驾驭历史素材的强大力量。其中如《东窗事犯》的疯僧扫秦，《追韩信》的萧何追亡，一直是后代舞台上盛演不衰的剧目。在这十四种孤本中，还有令人无法忘记的三个杰出的喜剧：《拜月亭》、《调风月》和《紫云亭》。剧中女主人公通过不同的斗争道路来展开反封建斗争，各自取得爱情和婚姻生活中的胜利，从而鼓舞了青年男女的斗志。

    三十种元刊本中，除了十四种孤本外，其余十六种都有明刻本或明抄本。元刊本科白极为简略，甚至只存曲词，全无科白，人们称之为“简本”。明刻、明抄本都是曲白科齐全的，可称为“全本”。一般读者，欢迎明人留传下来的“全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我们将元本和明本对读一过，便发现它们无论在剧本的总体结构上，或是在剧情细节和曲文字句上，都有许多的不同。当然对明人润改的积极成果，应该肯定；但有许多地方被改坏了，改错了，或者被删去了一些好曲子，我们就有必要依据元刊本恢复元人的原状。

    日本学人青木正儿著《元人杂剧概说》（隋树森译），曾将元刊本和明臧懋循编《元曲选》中十三种杂剧相比较，列为《异同一览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元曲选》本对元刊本的“厉害的改窜的痕迹”，而这种“改窜是与岁月俱增的”，不过“《元曲选》改窜得比较厉害”罢了，也就是说《元曲选》成为“改窜”的定本了。郑廷玉《疏者下船》一剧，是改动最大的一例。《疏者下船》除元刊本外，有明赵琦美脉望馆抄本和《元曲选》刻本，两个明本内容相同，而与元刊本大异。脉望馆抄本后有一则短跋：“经俗改坏，与元刻迥异，不可读。”前人已经指出明改本的“不可读”了。今人严敦易《元剧斟疑》四十五《疏者下船》篇，更作了详细的剖析，指出明本实为明代中期前后教坊中人另撰的同名异实的剧本。元刊本结尾是一个悲剧，而明本则是大团圆的俗套。至于明本增饰的一些情节，如吴王索剑、昭公观战、秦国送嫁等等，都属于明代教坊编剧的惯用手法。今查南戏《杀狗记》第十七出《看书苦谏》所叙述的《疏者下船》的情节，即据元刊本而言。只有元刊本才是郑廷玉的真品。元刊本杂剧部分情节被改动的，可举张国宾的《薛仁贵》为例。第四折，元刊本写薛仁贵征辽有功，做了唐王朝驸马。《元曲选》将它改成：薛仁贵杀退辽兵，加为兵马大元帅，做了军师徐茂功的女婿。这样一改动，既论功行赏，又不失皇家体面。

    有一种现象值得提出一谈，元刊杂剧中牵涉到帝王事迹的情节，明刻明抄本往往不免要做些手脚，把它改掉。上举《薛仁贵》是一例，此外也还有。如关汉卿的《单刀会》，元刊本第一折写的是“乔国老谏吴帝”。剧一开场，孙权鲁肃定计向蜀将关羽讨取荆州。乔国老闻知，即向吴帝进谏，说“荆州不可取”，往复辩论。明抄本根本无孙权出场，乔国老辩论的对手是鲁肃一人。明本这一改动，讨荆州的责任全由鲁肃承担，后来鲁肃理屈智穷，咎由自取，而吴帝孙权却成了事外人了。又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第一折，元刊本“是将赵盾一家冤案的酿成，直接归咎于朝廷与晋灵公的”，“谴责的矛头是如此的尖锐”。《元曲选》本“则凡是人物口中直接指斥朝廷与晋灵公的唱词，都被改成单独指向奸佞屠岸贾个人”。这“就是把造成赵家冤案的罪责，只推到屠岸贾个人身上，为朝廷和晋灵公开脱”。“两两相较，不能不承认元刊本的思想性是更高一些的”（引自李大珂《元刊杂剧的价值》，载《戏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二辑）。为了迴护戏台上的帝王形象，不惜付出降低思想性的代价，这在元刊孤本杂剧被移植为传奇剧本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伊兵《也谈〈扫秦〉》一文（载所著《在戏剧战线上》文集），曾指出明传奇《岳飞破虏东窗记》和《精忠记》中的《扫秦》，“冲淡了元曲里悲壮激昂的情绪，如在元曲《东窗事犯》里，岳飞在会审公堂上忿然说出‘我不合扶立一人为帝，教万民失望’之类对赵构的抗议控诉的言词，在以后的本子里再也看不到了”。明代人创作、演出、编辑、出版戏剧作品时，为什么对戏中帝王的处理，如此小心翼翼，谨慎从事，避之唯恐不及呢？我们可从《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资料》一书（王利器辑录）中找到答案。明太祖、成祖屡下禁令，搬演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如此禁令，明代人当然要当作一个敏感的问题了。

    明人对于元刊杂剧，除了改以外，还有删。所以要删，可能是出于演出时的考虑。北曲遣辞驰骋，以豪放见长，遇到曲词过多的剧本，演唱者如力不胜任，唯有删繁就简之一法。如武汉臣的《老生儿》，《元曲选》本第一、二折各删二曲，第三、四折各删三曲，全剧共删去十曲，但对剧情开展并无影响。又如马致远的《任风子》第二折〔煞尾〕，《元曲选》本就删去二十四句，但此剧原为全真教的宣传品，虽删去再多，也不必计较。如果元刊本杂剧之被删，都属于上述情况，我们是丝毫也不必为之惋惜的。所可惋惜的并不都是如此，而是有很多好曲子被删掉了。例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元刊本第四折是个长套，共有二十五支曲子；《元曲选》本删去了十二曲，还剩十三曲。仍然保持相当的长度。问题不在长短，而在质量。这一折中被删去的〔六煞〕，有句云：“臣若得五日权了头厅相，我敢两观下诛了少卯，九鼎内烹杀弘羊。”这分明是用历史上的少正卯、桑弘羊来喻指当代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聚敛权奸的。又如被删去的〔四煞〕：“受了人情金子搀越定夺，要了人亲女儿分付勾当，谁的几桩儿买金珠打银器诸般上。去时节载着两三船月眉星眼钱塘女，天呵，知他怎生过那四十里雪浪风涛的扬子江。”这对元王朝官员掠夺江浙财富和美女的罪行是多么强烈的谴责呵！这一折里正不知有多少现实性很强的曲子被删去了，实在是十分可惜的事。又如郑廷玉的《看钱奴》，其中第二折〔煞尾〕一曲写了卖亲生子的难民对为富不仁的剥削者的责骂和诅咒，战斗性很强。这一曲子元刊本共有四十句，《元曲选》本删去二十三句，留下十七句。仍然不短。这和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煞尾〕的原长度和被删句数，可说是完全相同，但是性质两样。《看钱奴》一曲，作者把满腔的愤怒倾注在曲子的长度和重量里面，删去一句就削弱一分力量，何况删去的是二十三句。这一曲战斗性很强的曲子被删去半数以上的句子，岂不又是十分可惜的事！

    今天我们在整理和评论元人杂剧时，对于这十六种明代复本，必须细心校勘，凡是有损于元刊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地方，无论是被删削还是被改窜，都不能轻易放过，都要恢复元人原著的本来面目。《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刻印得特别粗糙，是一部很难读的书。今者曲海通航，乘风破浪，我们要把元刊杂剧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