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钱钟书由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56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给文化界带来了春天的气息,一时间文化界显得异常活跃。这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准备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它属于中国文学普及性的通俗读物,面向青年读者群,主要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们编写。丛书中有一本为《宋诗选注》,正在寻找合适的作者人选。时任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认为,若编写《宋诗选注》,钱钟书是最合适的名家了。经他提议,这个任务便决定由钱钟书承担。
钱钟书是一位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学者。对于他来说,编选这样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可谓轻车熟路。他曾受前辈诗人陈衍的赏识、指导,而陈衍是“同光体”代表人物,他喜爱宋诗,并对宋诗有所研究,曾编《宋诗精华录》行世。早在解放前,钱钟书在写作《谈艺录》时,就有许多地方谈到了宋诗。虽然宋诗零散,不像唐诗一样有《全唐诗》这类总集可资凭借,但钱钟书掌握宋诗的材料也非常全面。他博闻强识,随手选些诗、写些注释即完全可以应付,但钱钟书做学问向来都是严肃、认真的,从选本到评注都下了相当的工夫。清代厉鹗的《宋诗纪事》和吴之振等的《宋诗钞》是两部卷帙浩繁的著作,再加上管庭芬的《宋诗钞补》、陆心源的《宋诗钞续补》、曹庭栋的《宋百家诗存》以及陈衍的《宋诗精华录》,宋诗的数量总和就有几万首了。只须从中选出二三百首诗即可。然而,钱钟书没有仅靠这几套大书来敷衍了事。他将这些书仔细地再读了一遍,仍不放心,又把《宋诗纪事》、《宋诗钞》等书一一和本集善本核对,把这些书里的错误都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钱钟书又查阅了大量的宋人笔记、诗话、文集、方志,进行严格地筛选,甚至对名不见经传、仅仅有三五首诗流传的诗人也不轻易地放过,并且从中选了一些历代被遗忘而在宋诗中确有艺术创新的诗作来。
钱钟书接受任务后,首先确定诗歌取舍的严格标准,除了思想上的健康和先进性之外,还在艺术上提出“六不选”的原则:“即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意思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颂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因为这类作品仿佛走了电的电池,读者的心灵好像电线,跟它们接触,却不能使它们发出旧时的光焰来。
钱钟书为诗歌的评注倾注了很高的热情,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一般地说,编写者只要把诗歌中的难点如用典、字义、中心内容,至多是章法上的起承转合等等注出来,使读者能够读懂就算是一部成功的诗歌选本了。钱钟书做到了这些,但他的诗注更具有特色。他不仅注出用典、字词,更着重在诗注的品藻、鉴赏、穷源、溯流等。从把握总体方面入手,开拓出了一条诗歌注解的新路径。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群众大胆地向党提意见,参加大鸣大放。政治运动给习惯于书斋中做学问的钱钟书带来了无穷的烦恼。他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任教,因在运动中上书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人,阐明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不料,竟被划为右派分子,不久便病重住院。钱钟书得此不幸的消息,即告假急匆匆地前往武汉探望。在途中他以诗寓情,写下了《赴鄂道中》诗组,共五首,其中有一首诗说:
驻车清旷小徘徊,
隐隐遥空振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
啼鸠忽噤雨将来。
钱钟书对于政治斗争云谲波诡的严重性有了强烈的感受。
随着反右派运动的发展,社会上“左”倾思潮逐渐地走向高峰,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动向抓得更紧。文学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被提高到了吓人的高度,对报刊的审查制度越来越严格,这无疑给一些书稿的出版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样,钱钟书为《宋诗选注》定下的选目必须经过集体讨论。按照一般常规来说,既然要钱钟书编著,从选目到评析、注释就应由他一个人负总责。可是,由于社会政治压力太大,郑振铎也没有能力抵挡得住。他无可奈何,只得把钱钟书提出的选目交由集体讨论确定取舍。而这种讨论的目的,又仅仅是从政治上着眼,要求入选的诗不仅能反映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反映劳动人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现实生活,而且反映对统治阶级的批判,等等。忽视艺术标准,以政治标准代替艺术标准的现象成为一种通例。
1957年《宋诗选注》脱稿。它选了81家诗,共计297首。钱钟书又从中选出十篇诗人短论,以《宋代诗人短论十篇》发表在《文学研究》1957年第一期上,接着,又在《文学研究》第三期上发表了《“宋诗选注”序》。
1958年9月《宋诗选注》第一版问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钱钟书抚摸着案头还散发出油墨清香的新书,心情却很沉重。因为伴随着社会上铺天盖地的“插红旗、拔白旗”口号的呼叫声,他的一些朋友、同事被视为“白旗”,正在遭受群众大字报的揭发批判的煎熬。人世间的那种不祥的“华盖运”也正在向他逼近。《宋诗选注》刚出版,他就受到一些文章的围攻,被指责为“白旗”,带有“资产阶级观点”,崇尚“形式主义”、“艺术至上主义”,等等。
一位批评者在题为《评“宋诗选注”》中断言,“这个选本,应该说仍是今天古典文学选本中的一面白旗,我们应该把它拔掉。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有责任把红旗插上去。”他对钱钟书的选诗六条标准提出批评,“从这六条标准看来,显然不是按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来选择去取,而是抽象地、孤立地强调艺术标准,用艺术标准来抹煞人民性、现实性强的而选者认为艺术性比较粗糙的作品。”从钱钟书确定的选择标准这点来看,“说明作者在抽象的艺术标准和应酬式的政治标准的帽子下面,偷运资产阶级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说明作者是割断文学和现实的联系,以便不受限制地任意雌黄,冲淡作品的现实性,在‘反模仿’的幌子下反对他所要反对的并非模仿的作品。”他认为:钱钟书在“序言”中,对宋代的阶级历史背景分析是支离破碎的,更无系统性,“因此,看不出宋诗是宋朝时代的产物。作者抛开这些主要的方面不谈,却南腔北调用很长的篇幅谈了一些是不重要的而且有政治性错误的话。”
这位批评者认为,从《宋诗选注》的内容来看,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正统思想”,选注者往往是少谈内容,或不谈内容,只是点评式的谈诗法,纯粹是应酬式的选法。而“一切想从作品中抹杀作家的阶级意识,或抽掉他的思想内容只谈艺术特征的做法,正是目前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反映在文艺思想中的一股逆流。《宋诗选注》的选注者,就是这一类型。”
钱钟书编订《宋诗选注》后,还写了一篇序。主要谈三个问题,一、宋诗的时代背景和它的思想内容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二、宋诗的艺术表现和对宋诗的整体估价;三、选诗的标准和材料问题等。
《宋诗选注•序》是钱钟书多年来研究宋诗心得的经验总结。他在“序”中对宋诗进行总体性的评价,把宋诗的历史背景、宋诗的优缺点分析得相当精到,它既是一篇深奥的学术研究的文章,又是一篇优美的文学评论作品。语言流畅、风趣,读起来令人在开怀大笑中接受许多知识。例如,他分析宋诗风格形成时说:“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就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长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 |
发表于 2007-6-9 10:5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