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傅增湘(康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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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过民国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是四川省江安县人。他不仅是现代中国公立女学的创办者、著名的教育家、校勘学家、版本目录学家,而且是海内外闻名的大藏书家。

读书成材

傅增湘,字润沅,复字沅叔;别号双鉴楼主人,晚年别号为藏园老人、藏园居士;笔名有姜弇、书潜、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1872年旧历九月初八日诞生于江安县城内之傅家。其祖父傅诚,曾任河北通判;其父傅世榕,曾任河北藁城、怀安知县。傅增湘幼时,即被过继给叔父傅世鋆为子。
傅增湘幼年即随生父出川,9岁定居天津受学。后在其本家长兄的悉心指点下,博览群书,勤于研习,学业为之大进。17岁,在河北顺天府应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乡试,中举人,可谓英华初露。而当此之际,其生父却告诫他:“少年科第,非人生幸事。尝见人家子弟,英华早露而老大无成者,多矣!缘志得气骄,学不加进,习染又从而污之也。汝其戒之!”此一教诲,对傅增湘的成长乃至一生事业,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傅增湘后在其所写的《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以下简称《自述》)中写道:“余敬聆悚惕,深自刻励。其后六上春官,偃蹇十年,而志气弥奋,不敢有几微怨抑之萌者,盖不敢忘庭训耳!”
1891年,傅增湘入保定莲池书院,受业于著名古文家吴汝伦先生,学业因之精进。1898年,应清光绪二十四年会试,成二甲第六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年方27岁。尤令人称道的是,当时,江安傅家在12年中竟相继考中了三名进士:其本家长兄傅增淯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亦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次兄傅增濬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故傅家成为江安历史上鲜见的“一门三进士两翰林”之家(世称“江安三傅”),一时传为佳话。
1898年冬天,傅增湘请假回四川省亲。后因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动乱,在家乡住了4年。对此,他在其《自述》中写下了以下文字:“其秋乞假旋里。己亥春,乃得达寻童时游钓之所,招朋旧诗酒之会。更于其间西上锦城,南入黔中,得览西南山川之胜。庚子挈累北上,舟抵汉皋而京师拳匪之祸起。留滞武昌,北望燕蓟,忧心如焚。8月,先母率全家闲关而至。连舻上峡,重返里门。然千金散尽,囊空如洗矣!”

做官兴学

1902年春,傅增湘应袁世凯之聘,离川入保定新军幕府,时年31岁。当年秋袁任直隶总督,傅又随入直督幕府。傅增湘并非袁世凯故知,他之所以被袁选中,是因为此时袁正在保定操练新军,急需幕僚,便从莲池书院高材生中挑选人才。傅之博学多才时已名声在外,加之友人吴彭秋的举荐,故被选中。
1903年散馆考试,傅增湘以一等第一名授职翰林院编修。7月,任顺天乡试同考官。1905年,奉命在直隶创办女子学校,时年34岁。傅在其夫人凌氏等人的大力支持下,不久即在天津创建了女子公学、高等女学和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等三所学校,并任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总办,为我国公立女学的创办者。自此,傅增湘辞去幕职,专办教育。对创建女子师范学校事,傅在其《自述》中写道:在受袁世凯委托后,“适余大病匝月,强起治事。草订规制,先开简易班以蕲速成,嗣分文理科用资深造。学术主调和新旧,而训育则力趋严格。由是近而畿辅,远及江海岭峤,闻风负笈,不远千里而至。闺英百辈萃于一堂。……然余亦从茲舍幕职而专营学事矣。”
1907年,傅增湘奉命在北京筹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他说:“值张文襄(之洞)公管理学部,奉东朝旨将于京师辟女校以树模范。事属创举,颇慎其选。以余主津校粗有声绩,召入咨询,商定主旨,坚辞弗获,遂奏派为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定课颁章,三月而大备。……余复偕凌夫人躬往苏、鄂甄生徒,鸠集校金。”
1908年任直隶提学使。在其任此职的3年中,大力推广小学,尤其重视乡村小学。他逐年赴全省各地视察学校,旁听讲课,并亲自指授,评定优劣。使“风习得以周知,士气为之奋发。”“盖提学巡视之举全国莫先焉。”还在保定、天津、滦县、邢台四地创设初级师范学堂,为全省广储教师。
1911年,傅增湘参加以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代表团。和议未成,辞职返津。不久,因母亲去世,居家守制。1914年,任四川省选出的约法会议议员。1917年,任北洋政府王士珍内阁教育总长,时年46岁,并在下二届内阁中留任教育总长。在任职期间,他主持整顿全国各级学校,重视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重视为国培养专门人才,还支持主送徐悲鸿等有为青年出国留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傅增湘因反对镇压学生和拒绝副署罢免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的命令,在内阁会议上遭到围攻,愤而辞职,以示抗议。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他们在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的条件中就有以下内容: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挽留傅增湘、蔡元培,维持上海和议等。
愤然下野的著名教育家傅增湘,此后决心专力于藏书治学,或寄情山水了。1922年,却被友人坚邀入阁,经多次推拒无效后,不得已方避重就轻,又任了一年非阁员的财政整理委员会督办。51岁那年,傅增湘即坚决退隐。此后自号书潜,表示从此潜心典籍,退出官场。

倾力藏书

傅增湘是继吴兴陆心源(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清末四大藏书家之后的又一位大藏书家。他藏书不是为炫奇斗富,而是为了校勘典籍,治版本目录之学。傅家原有少量藏书。傅增湘于1911年后,即开始倾力于藏书。他勤于搜求,经常流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等著名书肆,对荒摊冷肆也加以注意。不时还专程赴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宁波等地访书;除书肆外,兼及藏家。甚至专程赴高邮、宝应、常熟、绍兴等著名文化兴盛之区访书。他所得薪金,除去生活费等必需的开支外,全部用于购书,有时甚至举债收书。虽然限于资金,傅增湘无力多收那些传世的善本古籍,但由于他学识渊博,独具只眼,故常能从不为人所取的旧书中发现一些沉晦多年的精椠秘集。如著名的景祐本《史记集解》,书商收自山西,持示京津诸藏书名家,都认为属于不值得重视的明朝南京国子监印的三朝本。辗转数年,无人过问,后竟被傅增湘以平价收得,价值连城,使很多藏书家为之后悔不迭。有些因无人识得而行将毁灭的珍籍,也因他的赏拔而重获珍视。如此日积月累,收藏日渐宏富。1916年,傅增湘收得端方旧藏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将其与祖遗之元刊本《资治通鉴音注》相配,号其藏书之所为“双鉴楼”。1918年,傅增湘定居北京后,贮书于宅旁园中,并取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诗意,自号为“藏园居士”(藏园位于北京西四北五条,明称石老娘胡同,后曾为军阀张宗昌的官邸)。1928年,他又收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洪范政鉴》。该书是仅存的孤本书和传世唯一完整的宋代写本,宋时钞录此本之事载于宋朝的《会要》中,是极为珍贵的善本古籍。于是,傅增湘改以《洪范政鉴》和宋绍兴本《资治通鉴》相配,合成“双鉴”,名重一时。
经过数十年的专意搜求,傅增湘共收藏了古籍20余万卷。计有宋刊本100余种3400余卷,金、元刊本60种3500余卷,明、清精刻本、名钞本、名校本则更多。他因此成为海内外闻名的现代大藏书家。

潜心治学

傅增湘藏书的目的,全在于校勘古籍、治版本目录之学并传播所藏之书,以造福于社会。他少年读书时,即痛感古籍流传讹误颇多,深知校勘古籍于学术研究之重要。辛亥革命以后,他通过在上海与著名校勘学家杨守敬、沈曾植、缪荃孙的交往,更深感校勘学之重要。自此即决心以毕生之力校雠古籍,剪伐榛楛,为后人创造条件,以校书为日课。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校书30页,白天时间不够用,就熬到深夜。以致校书成癖,“数十年来曾无经旬之辍。”到了晚年,则更加勤奋,天天伏案校书,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在30余年中,共校书16000余卷,并撰有题跋500余篇、校记若干种。其致力之精勤,在古今校勘学家中都是少见的。傅增湘的校勘态度严谨,他总是选佳本中的精洁者为底本,再依据难得的善本,而且“必兼采数本,一本或复勘再三”。他“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真面目”。在校勘过程中,他总要反复推求诸本之优劣及嬗递源流,并工笔楷书,详记校勘所得。他所校古籍质量之高,颇得学术界之好评。如著名目录学家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写道:“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指傅增湘)专门名家。……其于向、歆父子虽未知如何,至于宋之刘原父、岳倦翁,清之何义门,顾千里,未能或之先也。”在195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傅增湘校手之书已全部录入。由此亦可见学术界对其校勘成果的高度重视。
傅增湘在版本目录学方面成果卓著,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故学术界有“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之说。为校勘群书和治版本目录之学,他博览群籍,除自藏诸书多经点校或披阅外,闻有善本古籍,常不惜崎岖跋涉,务求一见一校而后快。在其退隐后的近30年中,国内各著名图书馆和南北藏书家的珍藏,他大多看过。他外出访书时,必携带笔记册和一部莫友芝撰写的《亭知见传本书目》。所见善本均详记在笔记册上,题名为《藏园瞥录》(以下简称《瞥录》)或《藏园经眼录》。又把各书的行款、牌记、序跋摘要记在《亭知见传本书目》上,以便检索核对,并题名为《双鉴楼主人补记亭知见本书目》(以下简称《书目》)。数十年来,他阅书100万卷左右,且大都择优作了记录。《瞥录》已积至40余册(后小有散佚,现存38册),《书目》也批注殆满。值得指出的是,其中的二册《瞥录》,是傅增湘为搜访中国古籍,于1929年秋东渡日本访书时写下的。当时,他到了京都、东京、日光、箱根、叶山等地,观阅了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其藏书多为中国原皕宋楼旧藏)、内藤氏恭仁山庄、前田氏尊经阁和西京诸古刹所藏重要宋元善本,记下了所见所闻。他在静嘉堂观书时,还勘出了不少伪书。回国后,他撰写了《藏园东游别录》4卷,并发表了自己的校勘见解。他的这些意见和著作,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他的观书笔记《瞥录》,基本上包括了近代中国流传的重要善本,除记录外,多有比较和评价的按语。晚年的傅增湘因病未能编定此书,后由其孙傅熹年(古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整理编定,以《藏园群书经眼录》名之,1983年9月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5册,约有100余万字,共收录各种善本古籍约4500种。近代流传国内外的重要中国善本古籍,均已记述于内。该书实为傅增湘毕生精力所聚,也是近代研究目录版刻的重要典籍,故颇为当代学者推重。
作为著名校勘学家、版本目录学家的傅增湘,其著述颇丰,大致可分为校勘、版本目录学类、游记类和其他撰述等三大类。其校勘、版本目录学类著作约有300万言,主要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校书录》、《藏园订补亭知见传本书目》、《双鉴楼善本书目》、《双鉴楼藏书续记》、《藏园续收善本书目》、《藏园序跋集录》、《双鉴楼藏书杂咏》、《藏园东游别录》、《藏园日记钞》等;游记类有《藏园游记》(含游记和游山日记,共33篇);其他撰述主要有《清代殿试考略》、《宋代蜀文辑存》、《绥远通志》(傅为总纂者)等。通计其平生著作近450万言(不含其辑录之作)。其中的多数著作已公开行世。少量存稿,尚待刊行。

贻惠国人

傅增湘不仅以其高质量的校勘学、版本目录学成果奉献社会和后世学人,还以其宏富的藏书造福国人。
傅增湘作为现代海内外闻名的藏书家,其立身行事较过去及同时代的不少藏书家,有明显的不同:不是藏之密室,秘不示人,而是以传播文献典籍,贻惠国人为宗旨。他认为:“夫文章公器,非可自私。聚万卷之奇秘,归之一人;经累代之堙沉,显于一旦。此其付畀之意,非徒诩鸿富、饰观美而已。必发扬昌大,使光气精神藉吾手而被于天下,庶几上无负于古人,而下亦自慰其辛苦。若徒严扃深鐍,秘惜不观,与贾竖宝货贝何异。……故余之藏书,手校者十居八九,传播者十居四五,职是故也。”(见《六十自述》)。他于1916年收得宋刊《资治通鉴》后,立即影印流传。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辑印《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得到了傅增湘的鼎力相助,从双鉴楼藏书中采用了数十种之多。他为了传播,有时甚至举债收书。如著名的宋绍兴监本《周易正义》,宋以后学者未见过其全本,原书沉晦数百年。当年为临清徐氏收藏,秘不示人,更别说借阅或刊印了。傅增湘为传播此书,于1934年借贷一万三千元巨款购得,影印行世,然后售去原书抵债。为表达他深切的恋乡之情,他自以“生为蜀人,宜于故乡薄有建树”,为此而多方搜寻,而后整理编辑了《宋代蜀文辑存》100卷,共辑录文集已佚或零落不传之宋代文人的文章2600余篇,作者达450余人。而为筹措印费,他忍痛售去所藏之宋元及明刊钞校本100种,加上友人的资助,该书方得以印成流布。数十年中,他自行影印的重要善本古籍还有:《龙龛手鉴》、《方言》、《困学纪闻》、《永乐大典》台字韵、《太平广记》、《双鉴楼丛书》(12种)等。此外,他还向很多学者慷慨提供藏书借阅。据了解,王国维、章钰、张森楷、吴廷燮、朱希祖、陈垣、王献唐、刘文典、胡适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
到了晚年,傅增湘一家的生活日渐窘迫。他的藏书,除为更新流通时少量出售外,也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出售一部分。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藏书不能终守,自古已然。吾辈际此乱世,此等身外物为累已甚。兼以负债日深,势非斥去一部分不可。”1944年春,傅增湘又因患脑血栓而半身偏瘫,以后长期卧病在床。1947年以后,不得已出让了最著名的景祐刊本《史记》与宋蜀本《南华真经》,后又出让近百种明刊善本和名家钞校本给北京图书馆。但其藏书的精华部分仍基本保存着。晚年的傅增湘已深知私人藏书不利于书籍的长期保护,他在其《双鉴楼藏书续记》序中写道:“物之聚散,速于转轮,举吾辈耽翫之资,咸昔贤保藏之力,又焉知今日矜为帐秘者,他日宁不委之覆瓿耶!天一(阁)散若云烟,海源(阁)躏于戎马,神物护持殆成虚语。而天禄旧藏重光黎火(指故宫图书馆),液池新筑突起岑楼(指北京图书馆),瑶函玉笈,富埒嫏,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因此,他于偏瘫后不久,即把手校群书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逝世前,又遗命其长子傅晋生,把他最著名的“双鉴”捐献给国家。……简而言之,傅增湘藏书中的宋元刊本、名家钞校本精粹数百种及其手校之书16000余卷,均已贡献国家,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其明、清以来之普通善本3万册及自刻书版数十种,其后人已遵照他的遗愿捐赠给四川省,分藏于四川各地的图书馆(多数收藏于四川大学)。
1948年秋,北平即将解放。胡适曾先后两次到傅增湘寓所拜访,称当局愿以专机安全护送他和眷属及全部书籍去台湾,保证他在台的一切生活费用无虞。但均被他坚决拒绝。
1949年10月中旬,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挚友张元济于两次看望病榻上的傅增湘之后,曾以面告和函呈两种方式求告于陈毅:希望政府及时救援贫病中的傅增湘。周恩来总理最后过问了此事。当专人持陈毅原信及周总理批示前往探视时,傅增湘已于10月20日在藏园病逝,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