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札记（李牧之）

东施

《吴宓日记续编》己经由北京三联书店在3月份印行了，但仅限于口口相传，市面上并没有大规模宣传。部分发行商认为这套日记的对象应该是图书馆等研究机构，因为吴宓日记续编涉及的年份是1949-1974，这不可避免涉及到建国后知识分子的处境及当时大环境的描写。吴宓本身恰恰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新出版的这套日记则保留了所有的内容没有增删，这总会有一些当政者不愿意看到的字眼。充斥谎言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所以今天的异象我们反而见怪不怪，大家都会心照不宣地收藏一本列于禁书名单的书籍，因此会有不少作家愿意自己的书被禁掉的怪事出现，这似乎很讽刺，因为书被禁了以后，销量会更多。

中国自古就有记日记这个传统，春秋就有《论语》这样的口述记录，而自唐以下，宋元明清几朝，中国保存了大量的文人笔记，中华书局就曾择要出版了好几个系列，这些可算是记日记者的先驱，时至近现代写日记的人更比比皆是，其中各行各业出类拔萃的名人更是多不胜数。近代最有名的无疑是“晚清四大日记”：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翁同龢的《翁同龢日记》、王湘绮的《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出于各人偏好不同，评价非常多元，但《越缦堂日记》的名声总会稍著一些。此外有名的则如郭嵩焘的《使西纪行》是出使欧洲时写的，总理衙门大臣那桐的《那桐日记》则历经了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京、辛亥革命、溥仪退位等重要阶段，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也很重要，它记载了晚清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的见行……

现代人物当中，记日记的就更多了，除了叶公超这样不记日记的人外，其它的名人或多或少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连蒋介石也曾记过一些日记。在目前出版的日记中，被研究最多的无疑是胡适的日记。2001年由曹伯言整理成《胡适日记全编》八大册，但此全编却不全，因为以胡适对中共的立场，不可能在日记中没有体现的。但无论如何，曹伯言先生整理之功非比寻常，令人尊敬。

而周作人前半生的日记因为晚年境遇艰难而卖给鲁迅博物馆，因此能被大象出版社影印成三卷本。因为不是排印本，读起来很是费劲，后半部分目前可能还在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手中，香港的鲍耀明在整理与周作人的通信时曾向丰一借过。鲁迅的日记则整合在全集中，但相比之下，鲁迅日记的篇幅甚少，并且以流水账为主，偶尔会有“濯足”这样的典故让人琢磨。吴虞的日记也早由四川的出版社印出来，吴虞一生多变，早年反叛父亲，晚年他的子女也反叛他，让人发叹。

而篇幅较长的日记当属吴宓和竺可桢二人所记，可巧两人还是准同窗。据竺可桢全集的整理者樊洪业考证，竺可桢最早应该从1913年开始记日记，但经过东南大学的一次火灾和抗战转移中遗失两次劫难，目前仅留存1936年到1974年这部分，但这己经有1000万字之巨。早先中国科学院直属的科学出版社曾出版过300万字的竺可桢日记摘编本，其后所有日记原稿交由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室保管，主要由樊洪业负责整理。或许是国内外的通病，往往占有史料本身就意味着占了学术研究的先机，因此竺可桢日记也没有面向公众，只能等着樊编整完毕才能让其他研究人员窥得全貌。自1993年移交日记到现在，竺可桢日记的研究也停顿了十年多，而去年刘海军著得《束星北档案》的时候，樊洪业又可以借竺可桢日记之独有，反驳书中的部分观点。幸好《竺可桢全集》正由与中科院关系甚深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次第印行，其中就包括13卷的竺可桢日记全本。与此同时日记被毁掉的也不胜其数，如现代报业巨子王芸生著有大篇幅的日记，但建国以后怕惹火上身，不得不将其烧掉，王芸生是《大公报》主编，交游广泛，日记如此烧掉，十分可惜。

回头再来谈吴宓的日记吧。全部的日记共二套，北京三联书店分别于1998年印行的前十卷（1910-1948）和2006年新印行的后十卷（1949-1974），都是由吴宓的三女儿吴学昭整理的，那么我们可以先从吴宓与吴学昭讲起。

前辈学人之德往往让人高山仰止，但英雄的儿女并不一定是英雄，吴宓和吴学昭可堪此言，老子英雄儿混蛋的结果更让人感叹吴宓的悲剧。吴宓1916年入清华，1918年入哈佛，这得益于清华当时还是留美预备学校的身份，他师从白璧德，1921年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当时之势，哈佛有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影响中国的人物数不胜数，如1920年2月吴宓患病，病床的右面就是一代科学大师竺可桢。当时，在哈佛留学回国的很多人首先去了东南大学，如胡刚复、竺可桢、梅光迪、郭斌龢等。刚回国不久，吴宓便参与《学衡》杂志的组建，在中华书局发行。这个杂志当时被认为是反新文化运动的，如胡先骕就曾撰文攻击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吴宓生性比较保守，最起码，他认为文化变革应该循序渐进而不是突变，在他的日记中，不只一次的反感《学衡》刊登胡适的诗文。

而吴学昭和他父亲的观点则很不相同，虽然吴学昭是在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毕业，但建国前期她转而信服共产主义，《吴宓日记》第十卷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中就写道，吴学昭对他说，大变革后，学问资力统统无用，所以自己准备不再读书，要直接去做政治工作。加之从吴学昭后来的行径佐证，她也没有十分信仰共产主义，“投机分子”的嫌疑似乎很难洗刷。吴学昭与他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大半时间自称“萧光”，这有多方面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是吴宓而立之年的抛妻弃女。吴宓的第一任妻子是他28岁时娶的陈心一，次年即生大女儿吴学淑，在老三吴学昭周岁的时候，陈心一和吴宓离婚，因为吴宓一直都喜欢一个叫“彦”的女人（后详述）。吴学昭在建国后加入***，参加共青团的革命工作，更到中共西南局工作，萧光在动乱年代的“行为”知晓的人是颇多的，因此她在文革恢复本名的时候曾试图掩盖萧光这个名字。

无疑吴宓坚守的东西是与吴学昭信仰的理念格格不入的，身为党员的吴学昭自然也不会客气，领导般地对她父亲进行训话，吴宓只能颔首垂听。幸好父女见面次数并不多，用小时就可以数得清楚。更广为人知的是，吴学昭是著名***员、建国后清华大学的校长蒋南翔的续弦，蒋南翔是老党员了，早年曾是韦君宜等人的上司，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文革后期，吴宓行将去世，时吴宓的所在高校西南师范学院要吴氏姐妹来照顾她们的父亲，但回复说，解放前我们母亲就与他离婚了，我们没有赡养他的义务！最后由吴宓的妹妹吴须曼（吴宓本名为陀曼）接回老家，没过多久就离世了。吴宓死时，连葬礼也拒赴，这时己经是1978年，离改革开放一步之遥。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吴学昭的行为和顾准子女是一模一样。顾准去世前极希望见子女一面，但他们并没有满足顾，随后顾准含恨而亡。恰恰顾准死后成名时，顾准的儿女返回来要和陈敏之等人抢父亲的名誉权、著作出版权等等，自然吴学昭也不例外。才几年功夫，当民国人物热门起来的时候，吴宓这样的重要人物自然也逐渐进入公众视角，作为吴宓遗产的继承人，吴学昭自然垄断了大量吴宓的资料，不仅如此，从1992年及1997年底至1999年初吴学昭曾和几个研究吴宓的学者产生过节。其一是吴宓晚年的学生周锡光1973年前后从宓处取得了一些文稿、讲义等，92年吴学昭起诉说周骗取了她父亲的文稿，要求归还，最后周出示吴宓手迹：让周“永久保存”、“完全不须归还”的字条，才算了事。其二是1997年广州出版社出版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这惹起吴学昭的怒火，因为此前她己经警告过张不准写吴宓，事后除了在《光明日报》上对张讨伐外，还准备对簿公堂，这段公案至今未了。1997年至1999年重庆的《红岩》曾经连续报道过这些事情的前后经过。同样的遭遇还有研究过胡适等人、2000年写下《吴宓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的沈卫威。

这不禁让我们有些心寒，就这么一个搞政工出身的人，现在摇身一变成为学者，再加之钱钟书是吴宓的学生，而吴学昭和钱家自然关系深厚，互相吹捧，钱钟书被邀为《吴宓日记》作序，吴学昭也配合杨绛回忆钱媛，博闻强识等语谄媚之极。陈寅恪生前和吴宓交好，陈的子女又托吴学昭著得《陈寅恪与吴宓》，当下吴学昭俨然己成吴宓研究的专家，思之她与吴宓曾经的关系，让人感到其中的讽刺，更觉吴宓身后之不幸。

吴宓日记面世，读者最关心是该日记是否保存原貌，一来吴学昭让人不放心，二来当政者的态度也是影响因素。在前半生日记中，省略号出现的次数并不少，尤其是靠后的几卷省略号随处可见。而后半生的日记中吴学昭的名字出现的很少，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吴学昭是不是动了手脚。另外，张紫葛在《心香泪酒祭吴宓》中认为：吴宓在1951年、1955年曾修改过日记，或者销毁，或者重改替换。但总体来说，即使是稍有改动，己出版的吴宓日记可以参考的价值也是相当大的，如1957年8月18日记：“自悔昔在燕京时仰望***之非，而今则无术远遁，宁愿原子弹从天而下，毁灭此无人性、不合理之中国，亦所乐矣。”（日记续编第三卷第153页）。这样刺骨的字眼都可以出现，那么可以相信即有所删，也不会太多。

我读近人日记，往往注重是花边韵事，或者是我无聊之兴，但我往往是想从这些事揣摩出日记主人真正的个性来，如余英时等人尚且在胡适日记中考证胡适在任中国驻美大使曾有外遇，何论吾等后辈？鲁迅曾说，胡适这些人写日记就是为了身后发表的，所以在日记中也带着一副面具，但胡适也并没有全篇这样，他就曾在日记里失态，大骂李石曾和吴稚晖。相比之下，吴宓更是真性情之人，日记中充满心理活动的描述，流水账的叙述很少，或感叹、或议论褒贬而又胸无城府，表现的极为真实，这是和胡适日记中满纸政治极为不同的。同时吴宓比较文学出身，日记行文优美，语意七分，总似有三分不尽的情趣和忧思阐而未发。这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环境心驰神往，也为吴宓纯真的品格和深邃的见解而折服。

毛彦文是我读吴宓日记后第一个关注的人，可以说，这也是吴宓心中久久不能忘怀之人。在吴宓前半生的日记中，从第四卷开始“彦”的称号就处处可见。吴宓和毛彦文关系复杂，互为媒人，而后吴宓爱上了彦，这导致了吴宓一生的痛苦，因为彦并不喜欢他。这在沈卫威的《吴宓传》有详细的说明，在此我们叙述一二原始材料，以小见大，窥视吴宓的性格。

1919年10月11日，吴宓在日记中写到“昨接爹谕，陈女（陈心一）之事，亦命即允诺……”，他十分苦恼，但他通过好朋友朱君毅的女朋友、也是陈心一的同学彦来了解陈心一的情况。10月18日，彦复函，19日，吴宓就决计允诺，其后更认为陈心一的来函“立意诚恳，措辞大方，书法秀整，殊为欣慰”。虽1920年初仍有反复，但最终于8月23日结婚。但正是这种反复，使得陈与吴的婚姻并没有维持多久。此前好友朱君毅经常主动给吴宓看他和彦的往来书信，从那字里行间吴宓己经渐渐喜欢上了彦。这种喜欢是刻骨铭心的，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在朱、毛因近亲结婚而解除婚约后开始追求彦，并且在1929年9月12日与心一离婚。这些在吴宓日记中有详细的描述，吴宓自谓“感情多而思想杂”，此段时间的日记中不断的自责、怨悔复又萌发希望。

但彦是不可能接受吴宓的追求的，除开他们复杂的朋友关系，彦更是胡适的信徒，是和陈衡哲一样的新潮女性，热衷于政治和公益事业，而吴宓虽然留美，本质上却是一个旧派文人，写旧体诗，其1920年4月28日的日记更写到“凡礼教法制，皆中含至理，积千百年经验，以为人群之便利幸福计耳。”他能喜欢上彦就己经是一个奇迹，而彦喜欢他则更是不可能。1935年2月9日彦嫁给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吴宓彻底失去希望，1936年7月4日，“未晓，梦见彦，情形甚为悲凄，醒后犹泪涔涔也。”而复好友张敬信函时云，“世人犹责宓负心一而又负及彦，与心一仳离，而对彦舍弃不婚。不知宓之伤心，非人所晓……决迟早自杀。”

但1937年12月25日，熊希龄病逝于香港，31日吴宓得知此消息，“深为彦悲痛。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于枕上得诗‘忏情己醒浮生梦’。”随后吴宓再次开始追求彦，但无论吴宓怎么表白，彦不再回信，此后亦未嫁人。吴宓到处寻问彦的信息，1941年2月4日记，“刘夫人为彦之湖郡同学，去冬在沪曾见彦。宓因求刘夫人他日有缘使宓得见彦一次。”至诚之意，让人感叹，而郭斌龢、志岳等好友则希望吴宓和陈心一复合，但吴宓复函“历述宓不受心一，不能复合，及厚待心一各项。而深叹诸友不能为宓慰助，且苦宓实甚。”此时浙大相邀执教，因为竺可桢、胡刚复、梅光迪等同窗都在浙大，更因他想离开旧地，几欲成行，己经荐钱钟书任浙大外文系主任，自往为教授，并作诗《辞清华，赴浙大，将离昆明，感成一律》：“叶落归根十五年，藏舟负壑土亦迁。忏情久自哀心死，破国何能恋世缘。呴沫相从犹有地，穷通由命渐知天。假车旅伴同高谊，回首昆明一泫然。”浓浓情伤之语遍布全诗，“忏情”一词再现，可见彦之一事对他的影响有多大。然而，陆逵等人反对吴宓去浙大，并历述浙大内部文理相争的内幕，指出是郭斌龢和费巩等人为了让文学院可以抗衡理学院的侵略，才邀吴宓去的，如此反复劝说，吴宓最终未能成行。

同吴宓遭遇相似的还有徐志摩，只是林徽因才貌远高过彦，但最终男主角的结局都是十分黯淡的。反而来看竺可桢，1920年，宓见证了竺订婚结婚的全程。在《吴宓自编年谱》他回忆到，“张默君（张侠魂的姐姐，后任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来波城（波士顿），为妹择婿，得竺君‘年少美才’，甚喜。商谈结果，竺君与张妹订婚。竺君今年回国，任国立东南大学地理系教授兼主任，与张妹结婚。虽未见面而订婚、结婚，结果亦甚圆满。”竺、张之婚何只圆满，竺可桢的功就，张侠魂功不可没，张家的政治实力也为竺可桢治理浙大添了一把力，浙大更在西迁中筚路蓝缕，七年后一跃成为世界名校。而也是在在浙大西迁的日子里，张侠魂去世，同去的还有儿子竺衡，竺痛苦异常，在日记中写下《挽侠魂》等诗多首。

遥想当年，陈心一也得“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非始非内地女子中之卓卓人才”的评价，如果就此安稳，吴宓一生难道不也会很美满吗？岂知吴宓以保守学者的面貌示人，反而会喜欢彦这样追求新潮的女性，很多人大叫奇怪。但仔细说来也不是很怪，毕竟吴宓在哈佛受过多年教育，其后30年代又游欧两年，欧风美雨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区别的不仅仅是为学理念，更是品行。吴宓虽然和梅光迪学术观点相似，但梅光迪好逸乐、重虚荣、讲排扬，加之其它原因，吴宓离开东南大学前去东北大学。其后在1925年吴宓又被请为筹建清华国学院，并任主任，时清华校长允其全权负责此事。最后吴宓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人，而他又特荐陈寅恪，史称“国学院四大导师”。但时间不长，吴宓无法忍受同事的勾心斗角，加之后来成为词学大师的吴其昌等学生面呈吴宓逼其离职的信函，吴宓在1926年3月11日记，“宓见此函后，立即决定辞职。”而此时他力荐的好友陈寅恪尚因故没有到任，让人振腕。二三十年代的学生被以往罢课等学生运动养坏的脾气，以至于连涵养很好的蔡元培也要愤怒地和闹事学生“公开决斗”，胡适日记中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大部分的学生都去运动了，唯独周一良在独自学习，而一二•九运动的诸学生或者成为韦君宜这样的年轻干部，或者湮没无闻，而周一良则成了一代名师。在这些细节中，我们不难窥视吴宓的个性：刚性而决绝，单纯而正直。这贯穿了他的一生，同彦的交往的悲剧何曾不也是因为这个呢？

吴宓和陈寅恪骨子里都是一路人，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权谋及政治，所以陈寅恪才会质问周扬，“新华社你管不管？”1971年9月8日，吴宓向陈寅恪最后所在的大学发函，询问陈氏夫妇的近况，不改传统文人习性。抬头便写道“国立中山大学惠鉴”，介绍自己则为“宓，1894年生，在美国哈佛大学与陈寅恪先生同学”，并问陈氏夫妇可“安在人世”，在当时极易授人以柄。但其实陈寅恪夫妇己去世两年。六年半后，吴宓也随老友而去，远在北京尚健在的陈心一对比此一无所知。吴宓一生挂记的毛彦文至今仍然在世。往事如云，旧日湮没，但我们如何能无视这些书生傲骨的历史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