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简介 (张松斌)

东施

方志的名称

　　中国方志有一个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记述的内容、形式、名称是不尽相同的。方志名称的演变，反映着方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在方志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其名称有的因为当时史书名目变化的影响，把一些志书的名称叫做“记”、“书”、“史”、“典”、“考”、“鉴”、“览”等；有的则随志书的内容偏重某一方面而得名。偏重地理的以“地理”、“沿革”、“指南”等为名；偏重掌故的常名为“掌故”、“典”、“故”等；偏重文征的则以“备征志”、“足征录”、“文献备考”等取名。尚未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未定稿”相称。同一地域内多次修志的，往往以“新”、“旧”、“前”、“后”、“续”、“补、“重修”、“新纂”等加以区别。还有随历代建置的变迁，同一地方在历史上几易名称，其志名也就随之而别。如苏州有吴、吴地、吴州、吴郡、苏州、平江等不同称谓，还有姑苏、吴门、吴中等别名，因此，苏州的方志，也就有《吴地记》、《苏州图经》、《吴郡志》、《姑苏志》等多种不同的名称。也曾有一些志书的编修者，为了表现其崇高典雅，将其志书故意用地方的旧名或别名相称。如《齐乘》，实际上是山东志；卢镇的《琴川志》则是《常熟志》；汪中的《广陵通典》又是《扬州志》，等等。类别繁多，形形色色，难以尽述。但大多是名异而实同。进入近现代以后，一般都通称为志，只是据所记述的地域范围、专业范围及其内容而确定名称。
　　综合历代方志名称，大致有如下几类：
　　图、图经、图志、图记、图说、图考类
　　方志在魏、晋、南北朝时通称为图经。如北汉《河东水利图经》、唐《沙州图经》、《并州总管内诸州图》、《泽州图记》、《河东略图经》、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3卷、宋张津《四明图经》11卷、宋董弇《严州图经》8卷、明永乐十五年以前纂修的《山西五州图》1册、《汾州图志》2册、《泽州图志》2册、明永乐至正统年间纂修的《太原府图志》、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40卷、元郭荐《昌国州图志》7卷、清刘统勋光绪年间《皇舆西域图志》48卷、清刘文彻光绪年间《海县厅图志》20卷、清海沛翘光绪年间《西藏图考》8卷，还有陈明渊《练川图记》、清陆保善《望都县乡土图说》等。
　　志、志略、小志、志余、志遗、备志、补志类
　　汉魏有陈述《益州志》、吴韦《三吴郡国志》。现存最早以志为名的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唐李泰《括地志》8卷、清吴玉树《宝前两溪志略》11卷、清顾镇《支溪小志》、清庄毓鋐光绪年间《武阳志余》12卷、清吴玉搢《山西志遗》4卷(抄本)、明董斯张《吴兴备志》32卷、清周绍濂嘉庆年间《德清县续志》10卷、清钱泳《锡山补志》1卷等。
　　记、录类
　　“记”、“录”与志含义基本相同。如北魏的《三晋记》、北齐《赵记》、后赵《上党记》、《上党国记》、隋《代都略记》、晋王隐《王隐晋书地道记》、《太原事迹记》、唐陆广微《吴地记》、宋《河东记》、明沈谦《临平记》4卷、清阚风楼光绪年间《新疆大记》6卷、光绪年间《回疆风土记》1卷、宋史安之《剡录》10卷、清黄印光绪年间《锡金识小录》12卷、清陈廷桂同治年间《历阳典录》34卷、徐天璋民国《泰州征献录》(抄本)、郭克兴民国《黑龙江乡土录》等。
　　纪略、述略、要略、识略、辑要
　　这些名称均有简、要、略的内涵。如清杨宾《柳边纪略》5卷、清徐宗亮光绪年间《黑龙江述略》6卷、清祁韵士《西陲要略》4卷、清徐松原道光年间《新疆识略》12卷、清王志沂道光年间《陕西志辑要》6卷等。
　　旧闻、故、掌故、通览类
　　如民国魏兰民《龙城旧闻》4卷、明徐献忠《吴兴掌故集》17卷、清彭遵泗光绪年间《蜀故》27卷、清傅榘光绪年间《成都通览》等。
　　乘、考、系、表、鉴类
　　如元于钦《齐乘》6卷、明王齐《雄乘》1卷、明贵养性《历乘》(今济南)12卷、清侯宗海光绪年间《江浦埠乘》40卷、清周有壬《锡金考乘》14卷、钟镛民国《西疆备乘》3卷、清七十一(椿园)光绪《新疆舆图风土考》5卷、清师范嘉庆《滇系》40卷、清七十一(椿园)《军台道里表》1卷、卓宏谋民国《蒙古鉴》7卷等。

方志的种类

　　中国方志种类很多。科学地区分方志类型，无论是对于正确认识方志的性质、意义和内容，还是对发展方志科学都是十分必要的。
　　方志学界关于方志类型的划分有多种方法。有按纪年区分的，也有按文体、体例区分的，还有按繁简区分的，而按地域范围区分的为多。按地域范围区分者，一般有以下种类：
　　一统志或区域志、总志
　　记事范围包括全国内容者曰一统志，记事范围包括大行政区域者曰区域志，记事范围在两省以上者曰总志。如元、明、清三代均有《一统志》。清和坤等修《大清一统志》500卷、隋虞茂修《隋区域图志》、唐李泰修《括地志》、宋乐史修《太平寰宇记》、明徐学漠修《湖广总志》98卷(湖广包括湖南、湖北)。
　　通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省者曰通志。如《畿辅通志》、《山东通志)、《广西通志》、《山西通志》、《湖北通志》。但也有的通志超出了一省范围。例如两江总督监修的《江南通志》，其记载范围就包括了安徽、江苏两省。实际上属总志或区域志的范畴。
　　府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府者曰府志。宋代一府之志，往往不直称府志。例如《建安志》，即是建宁府之志，《临漳志》即是漳州府之志。到了明、清两代就直称府志厂。如正德《大同府志》、乾隆《太原府志》等。
　　州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州者曰州志。如《沁州志》、《辽州志》、《潞州志》、《汾州田志》。明清时期州的建制比较复杂，有的州领县，有的州不领县，有的州直隶于省，有的州隶属于府。清代又分直隶州与普通州，直隶州与府平级。通常直隶州之志，直接标明“直隶”二字，如《直隶绛州志》、光绪《通州直隶州志》等等。
　　厅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厅者曰厅志。如《雷波厅志》、《拉萨厅志》、《江北厅志》、《澎湖厅志》、余修风等修《定远厅志》26卷(光绪五年刊本)等。
　　合 志
　　记事范围在两县或两县以上者曰合志。如《武进阳湖县合志》、《常(熟)昭(文)合志》、《昆新合志》、萧鱼会等修《石罔广福合志》4卷(嘉庆十二年刊本)等。
　　县 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县者曰县志。如《壶关县志》、《潞城县志》、《沁源县志》、耿步蟾编修的《灵石县志》、杨韨田编修的《闻喜县志》、清康熙三十二年《平顺县志》(手抄本)等。县志占我国现存方志的大多数。
　　乡镇志
　　记事范围限于一乡一镇者曰乡镇志。如《南翔镇志》、《杏花村志》、《双林镇志》、《法华乡志》、《平顺乡志附录》等。宋代常棠《澉水志》是较早的乡镇志。明清以后乡镇志的编写日益增多。
　　乡土志
　　记事范围往往以州县为限，侧重地方经济情况者曰乡土志。如《双山县乡土志》、《宜川乡土志》、《辽中县乡土志》、《康平县乡土志》等。
　　都邑志
　　记事范围限于城市者曰都邑志。如《长安志》、《新安志》、《天津市概要》、《杭州市概要》、《杭州市新志稿》、《长治市志》、叶楚食、柳诒征主编的《首都志》16卷等。
　　边关志
　　记载边关、卫所等情况的志书为边关志（包括关志、卫志、兵备志等）。明代在军事要地设关和卫，清朝在地方设兵备道，有《兵备志》等。
　　此外，还有山水志(包括山志、水志、山水合志等)、名胜志(记载形胜、古迹、寺、观、庵、庙等有关风物之事)、岛屿志(记载河、湖：海洋中的岛屿的情况)、巷里志(唐代无为子撰《北里志》，专记长安城内平康里之事，这当是巷里志之始。明代吕兆祥撰《陋巷志》，专门记载曲阜孔庙东北颜回旧日之居处)。其它诸如墓志、书院志、地名志、游览志等等都是按记述的范围命名的。
　　按记载的内容区分，有以下三种：
　　一、通志。包括多种内容，天文、地理、人物兼俱。即所谓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应有尽有。全国性的一统志以及省、府、州、厅、县等志都属这一类。
　　二、专志。凡是专门或主要记述某一方面内容的志书属专志。如前举之山志、水志、寺庙、道观、书院、人物、艺文、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志》等均属专志类。
　　三、杂志。片断和零星记载某地域内政治、经济、人物、文化等情况，而无一定的系统和中心的志书属杂志。这一类志书最大的特点在于“杂”。如《平江记事》和《苏州杂志》等。
　　按纪年区分，可归纳为两类：
　　一是“通纪类”，内容从古通今，如宋乐史修《太平寰宇记》；二是“断代类”，内容仅述某个朝代或某些年代，如宋王存修《元丰九域志》，还有各种“续编”也多属此类。
　　按文体区分，也可分为三种：
　　一是“编纂体”，按一定体例分门别类汇编有关材料；二是“著述体”，由编者按照一定内容自行撰述，不旁征博引其它材料。三是编纂和著述相结合的类型。当今已出版的一些新志书多采用这一类型。
　　按编写形式区分，还有纪传体、门目体、“三宝”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类书体等多种类型。
　　不论按哪种方法和形式区分方志种类，都必须讲求科学性。现今许多人往往把我国现存的八千多部(套)方志称为八千多种，是不确切的。数量是方志存在的总和，种类则是在现存方志总和的基础上按其表现形态的分并归属。方志的数量和方志的表现形态是不能同义而语的。

方志的源流及其发展

    方志的源流
　　我国方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悠久的历史到底何为之源，可谓人人殊异，各执一端。据刘纬毅先生初步统计就有十七种说法：
　　“商代甲骨文”说。邸富生和方致在《试论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安徽史志通讯》1982年第四期)一文中说：“商代官吏对当时现状进行记录，这些现状的记录，便是方志的源”。“殷人卜辞已包含有时、地、人三要素……是方志中大事记的直接渊源”。
　　《九丘》说。元代集贤殿大学士许有壬说：“九州之志，谓之《九丘》。……志之由来尚矣”（《元一统志·序》、《中国古方志考》第115页）。明代陈霖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称：“古者，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聚此书。《九丘》亡，而后岁时记于荆楚，风土述于周处，方舆载于祝氏，虞衡笔于石湖。与夫名贤有录，花石有谱，斯各具丘之一也。而外史之遗意，今志之大凡也”（正德《新市镇志·序》）。
　　《山海经》说。近人王以忠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仅为 中国原始之地志，亦可谓中国最古地图之残迹矣”。（转引自黄苇《方志渊源考辨》）史继忠亦认为“方志的渊源……源于《山海经》”（史继忠《方志浅谈》）。
　　《禹贡》说。元代至正《金陵新志》的修纂者张铉，在其《修 志本末》中指出：“古有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候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清人邹汉员在《黄阳山水图记·叙》中也说：“《禹贡》一书，为千古地志之祖”。
　　《周官》说。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最早提出这种说法。他在《河南志》序中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历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司马温公集》卷六十六），赞同此说者很多，清人任兆麟曾在《同里志·序》中指出：“地方曷昉乎?《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诵训掌道方志，此即后世郡县志之权舆”。
　　“百国春秋”说。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在《湖北方志叙例》中断定：“百国春秋，实称方志。”梁启超就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国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比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土地之图”说。靳生禾认为：“我国始有方志之作，可溯之于先秦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图”（勒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
　　《国语》、《战国策》说。金毓蔽认为：“中国地方志”启于《国语》、《国策》以国别为史，继于《华阳国志》，大成于各省州县方志”（金毓蔽《＜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期)。
　　《汉书》说。清人李世祐《襄陵县志·序》称：“班固《汉书》有地理、沟洫等志，为史中之体，与表、传分刻，此则郡县志之滥觞”。
　　《南阳风俗传》说。《隋书·经籍志》载：“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传，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先贤之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清人张学都在《太平县志·序》中说：“东汉以还，有南阳风俗、襄阳耆旧之纪，而志郡邑者始备”。
　　《越绝书》、《吴越春秋》说。清儒洪亮吉《重修澄城县志·序》称：“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亦说：“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典故，开方志之先例”。
　　“汉代图经”说。谭其骧先生在《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一文中指出：“地方志的渊源，确乎也可以追溯到汉朝。从《华阳国志·巴志》里可以看到，东汉桓帝时，巴郡太守但望的疏文里提到《巴郡图经》，可见在此以前已有图经。图经就是一方的地图加上说明，这就是方志的滥觞”（谭其骧《中国地方史志论丛》）。
　　《畿服经》说。清人谢启昆《广西通志·叙例》谓：“晋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实后世方志之祖”。
　　《华阳国志》说。清代方志学家刘光谟称：“方志之书，始于吾蜀。《华阳国志》其鼻祖也。”（刘光谟《章石斋文钞·县志分篇议》）梁启超亦赞同此说，称“晋常璩《华阳国志》，为方志之祖”。
　　六朝说。清儒顾千里《广陵通典·序》称：“郡邑志乘，滥觞晋宋。”现代方志学家王葆心也说：“盖宋元明以来之方志，源于六朝唐人之图经”（王葆心《方志学发展》）。
　　唐宋说。现代山西学者郭象升，在其《山西各县志书凡例》中指出：“方志之书，肇于唐宋。”甚至还有入主张宋说。如蒋彤《武进阳湖新志·序》谓：“方志之作尚矣，肇之宋，侈于明而极盛于本朝”。
　　多源说。黄苇先生在《方志渊源考辨》一文中写道：“方志源头较多，不仅有《周官》、《禹贡》和《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
　　除此以外，还有其它一些说法。上述种种说法，大都限于从有文字记载以后的某一历史时期的文字记载或某一本书讲起，殊不知某一本书，作为一种文字载体，它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至于《周官》(又称《周官经》、《周礼》)记载的“外交掌四方之志，小史掌邦国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于近现代意义上的方志是大不相同的。周代诵训所掌的方志是指关于王畿及王畿内外侯国的文字记载。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是指关于王畿以外侯国的文字记载。而小史所掌的“邦国之志”，乃指关于周王国本身及王畿内侯国的文字记载（参见吕思勉《先秦史》谓：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盖指内诸侯言。外史掌四方之志，指外诸侯）。这种文字记载只能是方志的流，而不能认为是源。这里的“志”还没有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指方志这种记述性的文字载体使用，只作代词“记录”。在此之前，作为方志初级形态或作为方志主流的只称为图或图经等其它一些名称。所以《周官》所载和某一文字记载作为方志之源是不会令人信服的。
　　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诞生，往往不会突然出现，而是在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同时也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趋于定型和完善。如果从方志是记事、状物、传人、述程这些方面去认识不错的话，那么探寻方志的渊源，则应从远古文化说起。人类社会出现之际，人们为着生存和生产斗争的需要，首先必须认识周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上自天文气象，下至山川河流、动植、飞禽等等。都是人们所必须认识和了解的。特别是在传承经验、指导实践中，从简单的打绳结、刻划、图绘、口头传说人手，以帮助记忆和认识客观世界。这种原始的记事方式和表示社会各种形态的符号，应该说才是方志真正的源。
　　说方志源于远古社会原始的记事方式和表示社会各种形态的符号，而不是说那时的打绳结、刻划、图绘的任何标记就是方志。正象我们探求长江的源一样，必须寻找最长最远的注入长江的陆地水流。这条水流只能认为是长江的源，而它本身切不能认为是完整意义上的长江。方志也是如此。
　　如果按照完整意义上的方志认识，《周官》说也好，“百国春秋”说也好，还是先秦的“土地之图”说、《汉书》说、“汉代图经”说等等，只能是方志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不同的流。
　　方志的流有综合性和单项性之分。中国方志初期的表现形式是图和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图经。最早的图经是以图为主，以经为辅的。图表示地方的疆域、山川、关隘，经是对图的说明。随着频发的战争，土地的兼并与拓展，统治阶级需要掌握更多、更具体的人文地理情况，渐渐扩大了文字部分。相形之下，图的篇幅也就日渐缩小了。
　　现存的唐代《沙州图经》残卷，记载了沙州的水渠、濠泽、堰堤、咸卤、盐池、驿站、州学、县学、社稷坛、杂神祠、异情、殿庙、古城、祥瑞、歌谣、名臣名将之所至等。它已经具有了很大的综合性。这一类图经是我国方志的主流。
　　主流之外还有一重要的支流，那就是以专记一地之人物、风俗、异物、轶闻的单项性的文字记述。如现存最早的《南阳风俗传》等。它虽为支流，但对我国方志的专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方志的初级形态
　　如前所述，中国方志源于远古时期的人们的打绳结、刻划、图绘。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与其它著述同源异流，互为影响，而又各自独立发展。方志的萌芽时期，可能是记述单一或单项事物的。由于文字导源于刻划图绘，因此方志的表达形式是由图到图经，再向以文字记述为主，以图为辅过渡的；方志的体式则是由单一或单项记述向综合性记述发展的。这是由中国社会的发展、土地的吞并与拓展以及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决定的。
　　中国方志在秦以前，自由地、缓慢地生长着，只是到公元前221年，由秦国完成了攻灭六国的事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后，秦王朝推行郡县制度，在全国设置了三十六郡。为了了解各地情况，颁令全国，要求地方将舆地详情上报，便于朝廷掌握全国各地的情况，作为统治的参考。这样，促使中国方志有了长足的进展。
　　据《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记载，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初入咸阳的时候，诸将争抢金帛美女，唯萧何独有远见卓识，他不贪金爱财，不被美女所动，却“收秦丞相御史令图书藏之”，因而“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由此可以看出，各地上报给秦中央政府的舆地详情，既有图，又有文字记载，较之《周官》、《禹贡》、《山海经》记述地理，已有了较大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后，鉴于秦置郡县太大，于是便分开析置，并且建立了诸侯王国。到西汉末年，总计全国有郡国一百零二个，县邑一千三百一十四个，道三十二个，侯国二百四十一个；另一方面，汉帝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地理和地方向朝廷输运贡赋情况，命令各地方政府把记载当地物产、贡赋和交通等资料随同“计书”上送太史保存。这一时期，撰述的人很多，书名也很多，如《巴郡图经》、《三辅黄经》、《三秦记》、《上党国记》、《上党记》、《代都略记》、《三晋记》等。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武帝时，计书上于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其后刘向略言地域，丞相张禹，使属朱赣条记风俗，班固因之作地理志。其州国郡县山川夷险时俗之异，经星之分，风气所生，区域之广，户口之数，各有攸叙，与古《禹贡》、《周官》所记相埒”。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史记·河渠书》和《汉书·地理志》资料的来源，多是利用郡国地志的。
　　班固的“地理志”记载的内容，翔实明晰。范哗在《后汉书·郡国志序》里曾赞曰“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自“地理志”问世之后，不但正史以其为规范，地方志也都仿此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对地方志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到了东汉时期，刘秀为了光耀乡里，下令撰修了《南阳风俗传》。因而仿效之风而起，各种“耆旧传”、“先贤传”、“风土记”、“风俗记”以及“异物志”、“水道记”、“山水记”等纷纷而出。可以说这一时期对于促进方志的发展是有所裨益的。这些著述之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方面甚广。到了魏晋六朝尤为繁多。这些“地记”的内容，一般都各有其侧重的方面而显出彼此的相异之外，因此又有郡书、地理书、都邑簿的称谓之别。郡书就是郡国之书，所记多为乡邦先贤、耆旧节士的事迹，用来表彰功德，以利风教并传之久远的，实际上就是一方的人物志。地理书所记，多为一方风土。诸如疆界区域、山川土地、道里户口、民情风俗，一一载录。都邑簿便是后来的城市志，多载城郭、宫阙、苑囿、观阁、仓厩、陵庙、坊市之类。这些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为后世地方志所取法，影响很深。可以认定，此之前的各种注重地理也好，人物也好，还是都邑簿及其它为史所取的记述之作，是方志的初级形态。
　　方志的基本定型
　　在中国方志发展的历史上，有一部书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这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以志命名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常璩，字道将，出生于蜀郡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的一个世家大族。曾在成汉李势时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调查研究的方便，为完成《华阳国志》等著作创造了条件。
　　《华阳国志》最初也叫《华阳国记》，成书于永和四年秋(公元348年)至永和十年(公元354年)之间。《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意即梁州东至华山之阳，西极黑水之滨。该志所记地区属(禹贡)九州之梁州，故取“华阳”以为名。《华阳国志》全书十二卷，附录一卷，包括巴、汉中、蜀、南中等十二志。记述远古到东晋穆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间巴蜀之事，约十一万字。其内容大体上是由三部分组成，一至四卷主要记载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地理，而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九卷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公孙、刘焉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四个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但记述稍详；十至十二卷记载三州自汉至东晋初年的“贤士列女”，相当于“正史”中的列传。
　　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说，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两个三结合构成了《华阳国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国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首创。
　　特别值得注意和称道的，是作者常璩对方志的价值和作用的论述，在《序志》中讲得很清楚，胜过了其它志书的作者。他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在他看来，地方志可以在封建的思想道德教育、法禁的宣传影响和对古今事势的了解认识以及表彰功勋贤能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现有材料中所能见到的对方志的价值和作用最早的阐述。这“五善”，虽然宣扬的是封建时代地方志传述忠孝节义，维护纲常礼仪，巩固封建统治，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说教，但同时也说明了方志的部分价值和作用，对于后世方志的发展和兴盛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在中国方志学形成和发展历史上应占有相应的重要地位。
　　《华阳国志》之后，中历南北朝、隋、唐，这种综合性的体裁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绝大多数的方志著作仍沿袭东汉魏晋的余结——史、地、人分家，极少综合之作。明清以来的方志，虽浩如烟海，但象《华阳国志》那样规模宏大、内容广博、体例简括、取材精审的并不为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一书所录，宋元以前的古方志多达二千一百七十五部，现存者已不到七十部。其中有的真伪杂糅，有的残缺不全，有的内容狭窄，其价值远逊于《华阳国志》。因此，《华阳国志》可说是我国隋以前古方志中硕果仅存者，是我国方志基本定型的一个显著历程碑。
　　方志的鼎盛时期及方志学的产生
　　《华阳国志》后，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这种综合性的方志体裁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极少综合之作。这里有传统的影响，材料的限制(自九品中正制废，对乡里的人物、历史不再象过去那样重视)，也与作者的学识有关。只是到了宋代，方志的编纂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不少著述取材更为广泛，分类更为详密，从而奠定明清以来一般方志的体例。但究其内容，基本上还是历史、地理、人物三个方面，终未跳出《华阳国志》体例之窠臼。
　　两宋时期，地方志盛兴。不仅官修方志，私家著述也相当发达，成就十分显著。这与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和外族的频繁进击是分不开的。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曾三令五申，要各个州郡编造图经，纂修志书。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后不久，就下令规定：“凡土地所分，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图，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后来，又命令大臣卢多逊等人重修天下图经。真宗在位时，也下诏由李宗谔等负责，纂修了《详符州县图经》一千五百六十六卷。徽宗时，朝廷还设置了“九域图志局”，开了后世官方修志的先河。南宋时期，虽然偏安于一方，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军事上已为金兵所迫，但在纂修地方志方面，却做出了成绩。由于外族进击，许多有识之士借纂修方志来表达对邦国之爱，纷纷私家修志，产生了大量的私人著述。
　　两宋时期的上乘志书很多。如李宗谔《详符州县图经》、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和欧阳志的《舆地广记》、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宋敏求的《长安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潜说友的《临安志》、范成大的《吴郡志》等等，都是著称于世、很有影响的志书。正如张国淦在《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指出的“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伎、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不象隋唐以前那样“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门类只限于“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了。
　　地方志在宋代能有这样的发展，不但同统治者重视修志，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也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所提供的条件相联系。同时汉唐以来地方志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宋代方志的发展准备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
　　宋代由于方志盛行，便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这些经验，经过总结便成了方志理论。宋代方志理论的研究风气是比较浓厚的，许多纂修方志的人，都在志书的“序”和“跋”里阐述了各自的修志主张和见解。他们谈论的内容一是关于修志的目的和意义，二是如何编写方志问题。许多人都认为，方志在“资政”方面，“有补于世”，可以“告后之为政”，能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为统治阶级服务；在“教化”方面，则可以借先哲往事使后人砥砺名节，正风定俗，有楷模和警策的作用，便于向人们灌输封建道德思想。
　　王象之对方志的。功用，认识上超越了“资政”和“教化”的局限，提出了自己的创辟新见：“收拾山川之精华，以借助于笔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使骚人才士，于一寓目之顷，而山川俱若效奇于左右。”（王象之《舆地纪胜·序》）就是说方志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提供素材，启发灵感的作用。关于如何编写方志问题，周应合在撰成《景定建康志》后写的《修志本末》里，提出在纂修方志过程中，必须做好四件事，就是“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关于怎样编排志书的内容，也有不少人作了探索。南宋罗愿在《新安志》序里讲的比较明确，也极具代表性，他说：“若直抄取计簿以为书，则凡吏之善书者，足以次之矣。其施于事亦然。若直据令甲以为治，则凡吏之毋害者足以听之。盖世常以为此无事平儒，而儒亦卒不可废于世也，岂特此哉。”这段话的意思表明他反对把志书简单地变成资料大汇抄，而主张经过编修者加工；这种加工，又必须是有观点有取舍，“必使涉于学者纂之”，没有学术水平的人是难以执笔编纂的。宋代志家们的这些方志理论，对后来方志学的形成，起到了先驱的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不少见解仍闪耀着光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宋代在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内容和理论等方面都超过了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是我国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为后世的方志编纂和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发挥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的时期。《元史·地理志》记载，元封建王朝统治的疆域，“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广袤辽阔。但是这个强大王朝的显著成就只限于军事征战。从历史上看，元朝残暴、落后的统治，不但使社会生产的发展迟滞，甚至出现部分逆转，而且思想文化领域也受到严厉的统治。因而，给地方志也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元统治的九十年中，纂修的州县志数量很少，见于著录的不超过一百六十部；方志理论的研究之风也极不景气。
　　明代由于最高统治者大力倡导修志，所以编纂志书成风，出现了“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张邦政《<万历满城县志>序》）的盛况。全国性一统志就有：《大明志书》、《寰宇记通衢书》、《大明一统志》等。全国十三个布政司都有志书，只不过名目不一罢了。除通志之外，有称总志的，如万历《湖广总志》、《四川总志》；有单称为志的，如成化《陕西志》；有称为书的，如何乔远《闽书》。在众多的方志中，县志为多。“郡邑莫不有志”，此不赘列。
　　明代众多的地方志中，有一部分是边关志书。如嘉靖年间职方主事郑晓编纂的《九边图志》、詹荣的《山海关志》。此外，还编写了许多专志。象衙署、书院、古迹、水道、山岳、战功、外藩等，都各有专门志书。总而言之，明代方志数量众多，品种繁杂，传世之作并不太多。
　　明代对于方志理论的研究甚少，因此也就无法形成完整的方志学。但也曾有人慎独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向社会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嘉靖《曲沃县志》主修者刘鲁生，在这部县志的序文里明确指出：一部好的地方志，应该“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还认为，要编好一部志书，“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这些关于广泛调查采访，认真考订资料，正确行文表述，合理安排内容的修志主张，是很有价值的。
　　清代方志不仅在数量、品种上，而且质量上是之前历代所不及的，是我国方志发展的全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方志学形成时期。
　　早在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清廷就开始命令河南巡抚贾汉复督修方志了，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进奏，建议各省纂修通志，以备编纂《大清一统志》需用。康熙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诏令各地设局修志，并责成由学正负责检查志书的质量优劣，后来又限期成书。雍正元年(公元1728年)，又严谕各省县修志。不久，更授例明令各地六十年一修志书。清初对于纂修地方志的要求，是既严厉又明确的。康熙帝在下令修志的同时，还把贾汉复主修的《河南通志》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范式。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河南巡抚曾通令所属府、州县编修志书。同时还颁发了牌照，提出凡例二十三条，对时代断限、材料取舍、文字详略、史实考订、叙事先后，以及地图绘制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雍正帝也根据编纂一统志总裁官大学士蒋廷锡等所奏，针对修志当中出现的问题，对各省志书采录人物事迹这桩事在上谕中作了详明的论说，指出：“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录，至公至当”，“今若以一年为期，恐时日太促，或不免草率从事”。因此他明确了要求，“名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为了切实把志书修好，他还采取比较实际的态度，准许宽限成书时间，表示：“如年未能竣事，或宽至二三年内纂成。”乾隆帝对于修志事宜尤为关切，凡进呈的稿本，他都要亲自过目，认真审核。发现有认为不够妥当的地方，就提出修改的意见。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上谕中，就对进呈的一统志内松江府人物不载张照一事提出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修改意见。他认为，张照这个人，虽然从前曾经有过失获罪，但是“文采风流”，“资学明敏，书法精工”，是一个“海内所共推重”的人物。如果“不登志乘”，而使“一代文人学士，不数十年竟归泯没”，那将是一种损失。在他看来，“瑕瑜不掩，公论自在”对这样的历史人物略而不载，是不恰当的，因此，他不但在上谕饬令“即将张照官秩出处事迹，一并载人”一统志，而且要求：“各省志或有似此者，纂修诸臣皆宜查明奏闻补入。”乾隆帝以天下之尊，而竟如此具体切实地对待修志，这是历代帝王中所少有的。
　　由于最高统治者极力倡导修志，地方疆吏各各遵命而行，并且在各地成立了修志局，各级政府都普遍地纂修地方志。省有通志，府有府志，市、县、镇也无不有志。还有山水、古迹、寺观、盐井、土司等专志，方志的编纂达到前代的最高峰。据1961年《史学年报》第四期统计，从清初到清末，官修和私修志书即达4302部，75216卷。其中，著名的有顾炎武等修的《邹平县志》、章学诚修的《永清县志》、《和州志》、《詹州志》、《天门县志》、《大名县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广济县志》和《湖北通志》，康基田修的《晋乘搜略》，谢蕴山的《广西通志》、郑子尹等的《遵义府志》、董立方的《长安县志》、洪亮吉的《泾县志》，戴震的《汾州府志》、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浙江吴兴《双林镇志》，广东《佛山忠义乡志》等都是驰誉全国的佳作。
　　清代不仅是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而且也是方志学形成的重要时期。
　　清代修志工作的盛兴和长期持续，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而文人学者参与修志，为总结修志经验，进行方志理论研究创设了良好的人才条件。中国方志学是在乾嘉时期通过继承历代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的宝贵遗产，积累现实经验和具备修志人才这些有利条件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的。
　　在方志学形成的过程中，清初学者起了承上启下的积极作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整理地方志的基础上，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城志》，开创了一条综合研究和利用地方志的广阔道路。他还在《营平二州史事序》里，总结了前人的修志经验，指出对修志的五个方面的要求。即：修志的人要有一定的学识；要网罗天下志书作参考；要实地调查研究，反复勘对；要有充裕的时间；文字要通俗易懂。这些很实际的卓越见解，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康熙时期的卫周祚，根据作史有才、学、识“三长”的说法，在《曲沃县志》序言中提出：“修志亦有三长，曰：“正、虚、公”。所谓“正”，就是说修志者必须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所谓“虚”，就是说修志者要虚己受人，广泛集纳众人的意见，不要主观和武断；所谓“公”，就是说修志者要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这“三长”实际上就是对修志者提出的“志德”要求。卫周祚的见解集中反映了史学理论和“史德”观念对方志理论的影响。雍正时的方苞不仅是清代的大散文家，而且还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方志理论家。他在《与一统志公馆诸翰林书》中，阐明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力主修志务必体例统一，反复校勘，由博返约，以简明为贵，以冗杂为戒。他的主张切合实际，值得今人借鉴。
　　乾嘉时期，志家辈出，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地方封建士绅派编修的志书，数量最多，但没有一定的共同章法，在方志理论方面未曾有引人注目的成就。以钱大昕、戴震、毕源、孙星衍、洪亮吉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考据学派，把地方志看作是地理沿革的考证，“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是他们坚持的信条，考证方法以水系辨山脉，以山水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是一个突出的特征。然而章学诚对后世的影响最大。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间进士，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方志学家。一生著述颇丰，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理论著作。《文史通义》是他最主要的著作。全书分内篇外篇，内篇五卷，泛论文史；外篇三卷，都是方志理论文章。《校雠通义》三卷，也是一部重要的考究史志学术渊源的理论著作。他在把自己的史学理论创见用于编修方志，并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融合自己的经验体会，写出《方志立三书议》、《修志十议》、《州县请立志科议》等方志理论著作，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方志理论，创立了方志学。为我国方志的纂修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章学诚建立的方志理论体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明确“志为史体”，“方志乃一方之全史”，论定了地方志的性质，改变了历来把方志归于地理书类的旧观念，辨明了方志在史学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系统地阐明义例和方法等方志编纂学的主要问题。提出方志乘“二便”，立“三书”，定“四体”，修志“当规史法”的主张。他认为，志应当包有史的体例，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修志的人必须有“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地方志也要如《史记》、《汉书》那样，严名分，别尊卑，谨守《春秋》家法，讲究义理，应当“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并以“志”为主体：“皇恩庆典宜作记，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撰写则要克服“五难”：“清浙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济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排除“八忌”：“忌条例混杂，忌略详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化，忌贪载传奇”。达到“四要”、“要简、要严、要核、要雅”。还要重调查访问，注意序次编排，详近略远，立论谨严，“据事直书”，认真辨体等等。第三，建议州县设立志科，“登载有一定之法，典守有一定之人”，搜集贮备资料，以为“异日开局纂修”之需。这些内容，既全面又很有系统，具有相当的科学性，不但充实了我国历史文化的宝库，而且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奉为修志的圭臬和准绳。正如梁启超所说：“能认识方志价值，说明其真义者，莫如章实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这个看法是确切和客观的。

方志的特征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特征，地方志更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方志的地域性
　　方志的地域性，亦即广称的地方性。它是决定方志性质的一个重要因素。方志记述的是一定地域之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没有这个地域性不能成为方志。称地域性比地方性更准确一些，因为地方性容易受到行政区划甚至国界的囿制。如写长江志、太行山志就牵涉到数个省份，要写黑龙江志还可能述及俄罗斯地域范围的一些情况。因此，方志具有地域性。
　　方志的客观性
　　方志所记述的人、事、物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臆断的、编造的、展望的而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客观实在是方志记述的基础；是区别于任何一种著撰之文字载体的根本特征；是“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先决条件。
　　方志的倾向性
　　倾向性是方志阶级性的集中体现。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编修的方志就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那么方志也必然具有阶级属性。旧志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出发，强调“经世致用”。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修志为“资治、教化、存史”，把志书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实行统治的工具，倾向性是十分鲜明的。而今修志，强调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服务，为各级党政领导正确决策提供历史的借鉴，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服务，为科研服务，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这是新方志倾向性的集中体现。方志失去了倾向性，就失去了方志的阶级性，所修志书就成了无用之书。况且，没有倾向性纯客观的照录是不存在的，非此即彼，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方志的资料性
　　资料性是方志的根本属性，是方志生命力所在。资料是客观存在和客观反映，资料性是客观存在规律性的反映，二者是有区别的。胡乔木在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的“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是科学的资料”，正是强调了方志的资料性。我们从方志记述的前提来看，必须是依据文字的、实物的、口传的资料，离开了资料，方志就成了无源之水；从记述的内容看，无一不是依据历史的、现实的资料；从记述的形式来看，无一不是依据掌握的资料进行表现的。方志的记述从内容到形式都离不开资料。由此说来，是否可以认为方志是“综合资料总编”了?否!资料总编无一定体例，把原始资料堆起来进行展示即可。而赞料性则是对资料进行严格筛选考辨，为表示一定的倾向性对资料进行严谨的取舍。资料性决定了记述的规范，并对科学性、综合性、实用性、倾向性起延伸和制约作用。资料性、综合性、记述性是互相制约的。资料性决定了方志必须具有综合性，只有综合得法，才能记述得体，更好地体现资料性，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
　　方志的综合性
　　方志记述一定地域之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范围之广，容量之大，时间之长是任何一种书所不能比拟的。它的记述涉及到各学科，从内容到形式既要纵向反映历史演变的连续性，又要横向反映各个类目的联系性，没有高超的综合艺术，就不能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所谓“纵不断线，横不缺项”正是方志综合性的具体要求。所以，综合性是方志区别于其它著述的鲜明标记。反过来说，地方志独立于其它学科也在于它的综合性，综合性决定了方志的思想性、连续性、广泛性、科学性，综合不得要领，文笔再好也不可能记述得体，只能是相互割裂的、支离破碎的。就会影响到方志的整体功能。
　　方志的记述性
　　我国历史上曾有编辑派和著作派之分，编辑派主张“无语不出于人”，著作派主张“无语不出于己”，各自走向了极端。弘治《无锡县志·序》中谓：“志者，一邑之实录也。”张秀熟在重印嘉庆《四川通志·序》中谓方志“是在一国版图内某一方域中所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千态万状事物发生发展的事实记录。”陈明猷先生则认为是“综合性资料总编”。而来新夏先生提出：“方志，或称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或行政区划、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先生强调了“著述”，是对方志性质的发展。我们认为“实录”、“记录”是平面照像式没有立体感，反映不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体现不出方志的倾向性，自然不可认同。而“综合性资料总编”，立的标杆过低，似乎突出了资料性，降低了方志水平。只有记述性才是方志这种文字载体区别与其它文字载体唯一标志。
　　来新夏先生的“著述”尽管较之其他诸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也尚有商榷之必要。首先从概念上讲，“著述”也是不确切的，它可以表示名词“著作”，又可以表示动词“写作”。更重要的是“著述以引为据，以征为辩，以述为由，以论为主”，可以评头论足发表议论，熔著者的观点和倾向性于字里行间，以致推断往古，预测未来；可以据所述之史事给以定论，以著者的观点和倾向性为主，这种倾向性可以尽于言表。“记述”则是立体摄影式，是广集各种资料，考辨真伪，反映摄取人、事、物的客观存在，以客观存在反映人、事、物自身发展规律。“记述”寓褒贬于叙述之中，欲言之意由所记述之人、事、物去反映。“记述”以社会的、阶级的倾向性为主，而这种倾向性不露于言表。既不能发议论，推断往古，预测未来，也不是“以他人之言代己之言”，更不是照录资料。“记述”最能体现客观性、倾向性和资料性。

方志的功能与作用

　　方志的功能与作用，众多的先哲显达和当今的方志学家以及从事地方志编修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极具见底的论述。诸如：旧称的“资治、存史、教化”。章学诚提出的方志功能和作用在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夫史之大用，在于以古传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寿鹏飞把方志的功用总结为“正人心，敦风尚，明正道，垂治规。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斫求民生之荣枯。”黎锦熙在《方志今议》中认为方志作用有四：“一、科学资源；二、地方年鉴；三、乡土教材；四、旅行指导。”陈存广在《试论方志及其对地方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一文中从建设“四化”的角度论述为：提供历史经验，可掌握发展规律；备载厚生资源，可擘划建设模式；评说一方人物，可激发千秋爱憎；保存地方文献，可延续文化命脉；介绍风土景物，可促进文化交流。其他各家还有很多新的表述，虽然语言上有所不同，本质却没有什么区别。概莫能超越“资治、存史、教化”的范围。“资治、存史、教化”这种提法，带有明显的陈旧色彩，俱缺乏科学性和逻辑性。这六个字只有“存史”才是对功能而言。其它种种论述，既没有区分功能和作用，也不甚全面，完整。方志的功能与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对待世间一切事物，必须从本质人手，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而不被一般现象所迷惑。因比，我们分析和研究方志的功能和作用也应从方志这个静态的文字载体所载述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这个运动的形态去探求。一般来说，方志载述运动形态的内容越广泛，功能越全，其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它们之间成正比关系。
　　方志的功能
　　考察古今方志，它的功能在于：
　　保存资料 李岳忠在《浅议新方志的功能与特点》一文中说：“志书不是史料书，而是记述性、资料性的历史著作，史料性强，有纵有横，各种资料印证，而且范围广、时间长，不是史书材料可以代替的，史书是地情资料的百科全书。”（《山西地方志学习参考资料》1986年第六期）李岳忠这一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志书不是史料书，但志书这个文字载体所具有的史料价值是任何一种文字载体所不能比拟的。当然认为志书是历史著作也是不全面的，它既是历史著作，也可以认为是人文著作，还可以认为是经济著作等等。这是志书的广泛性所决定的。志书记载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各方面的资料无一不能为历史和专门史研究提供资料。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其价值在于能提供科学的资料，失去资料性，方志也就失去了编纂的价值。当然保存资料并不仅仅是为进行历史研究提供史料，还有“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和利用资料展示地情、传播信息、体现规律等功效。保存资料是方志的首要功能。
　　储藏信息 信息是自然与社会各方面情报、资料、数据、技术知识的传递和交流活动。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方志汇集一定地域内各种情况，提供各种信息资料，是一种有形的文字信息载体。志书中各门类可向社会输出潜在的信息流，而且这种信息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持续输出的。方志储藏的信息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横向型，一部方志所包括的内容从建置、疆域、地形、地貌、山川、水文、天气、星野、物候、灾害、生物、矿藏，到农业、工业、交通、邮电、商业、财政、金融、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社会、宗教、民族、人口、人物、民俗等几十个门类。方志学作用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并孚各学科制约与影响。如方志学作用于人口学，产生人口志，作用于语言学，产生方言志，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产生各种专业志和部类志，使这些学科产生了新的理论、新的内容和新的成果。这种受作用于方志学的各学科的发展，又促使方志向网络化、多元化、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其二是纵向型，中国志书有完整的体系。如一统志，对全国讲是大系统，对省讲各省属于子系统。一部省志以省为大系统，各地(市)、县则是子系统。再如专业志和部类志还可以打破行政区域界限，自上而下贯通于本专业和本部门。某一事物或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地方志可以不间断地对其进行循迹记述，而对其循迹记述的资料不间断地产生信息，这是中国方志分层次和贯通式纵向信息流。通过不断发展的科学研究方法，使历史资料为现实服务，这是方志纵向型信息持续发挥作用之所在。其三是综合型，编纂环境生态志要应用生物学、化学、物理学、地学、工程学、医学和社会学多门科学来进行研究和编纂。农业志要应用农业学、植物学、土壤学、管理学、机械学多门学科的综合研究。这样一方面对旧志书的有关记述进行科学的新的改造和利用，另一方面使新志书贯彻了“三新”(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观点。使志书成为多学科交融与共的综合型信息库。因此，现代方志包含了信息的搜集、信息的分析整理、信息的储存和信息反馈四个过程。但是这些活动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进行的。自然没有一个方志编修者说编修地方志就是搜集、整理、储存信息，然而储藏于志书中的信息却在自觉与不自觉的活动中进行，并在为自觉的信息反馈持续发挥着作用。
　　我们说方志对信息是储藏而不是储存，就包含了人们对方志信息的自觉与不自觉的行动。方志信息不同于其它的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如电脑、电台、电视、报刊等，是人们直接输入和发布的，而方志中所蕴藏的信息还要依靠人们去挖掘，它的持续作用性也在于此。
　　展示地情 地方志综合记述一定地域的实体、实物、实情、实况而形成一定地域内的“百科全书”、“一方之全史”，成为“地方国情的载体”或“国情的地方载体”。这些均是就它的功能而言。同时也说明地方志必须全面、系统、准确、完整地认识地情，载述地情。这是一部方志起码的要求。如果不能展示一地地情，就失去了编修方志实在意义和方志的价值。认识地情，载述地情是方志编修者的基本功，是方志最根本的功能所在。
　　体现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方志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反映一定地域内基本情况的综合性的文字载体。因此，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是由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程度所决定的。就它记述的客体来看，是一定地域内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系统、全面、完整、准确地志事、状物、传人、考辨历史，从纷纭复杂的历史风云、自然变迁中探索出一条关于天下之命脉、前世之盛衰、往日之变革的社会历史及自然的发展脉络，本身就必然地要体现客观规律性。当然体现客观规律的基本条件，必须是“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记述。这是方志的根本任务。
　　有人认为，地方志是资料性的，它“述而不论”，“寓观点于事实记述之中”，只是“将广泛搜集来的资料，经过整理、鉴别，分门别类地进行综述，以反映本地域内自然与社会生活状况”，所以它“难以担负总结经验，揭示规律的功能”，“只能是在资料的排比中反映规律”认为只有史书才是“通过历史现象的分析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事实上，不论反映规律和揭示规律，实质是一样的。只是记述的重点、记述的角度及记述的方式有所不同。不论是在资料的排比中反映规律，还是在记述事实的基础上因事而论提示客观规律，都不过是实现史志功能的不同的表现方法。志同史一样具有也应该具有体现规律的功能。
　　方志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于汉元年(公元前2跖年)率军攻克咸阳，许多将领被秦都的繁华所震惊，纷纷攘攘争抢金银、美女，唯丞相萧何例外，首先进入相府、御史府第，收集秦国的公文、图籍档案资料。刘邦集团因此知道了天下的地理山川、形势险要、户口赋税、财力强弱以及各地的民情风俗。这对刘邦的统一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还有明代朱熹莅任南康，下车首以《南康郡志》为问，以及清代新官上任必览志书等佳话。这些都说明方志是“经世致用”之书。而今，时势大变，各项事业发展以至经济建设的决策，不一定非利用方志莫属。领导上任也不一定象旧日新官上任先览方志，以了解和掌握地情。通过调查研究和现代化科技手段也可获得了解和掌握地情的目的。但地方志作为一种迅速、便捷、全面、正确地展示一地地情的特殊工具，其根本作用在于它的服务性。其功能越大越广泛，提供的服务也就越周全，地方志的读者群和利用率也就越大。因此，地方志的作用归根结底只有两个字，就是“服务”。
　　地方志可为地方各级政府迅速、便捷、正确、全面了解和掌握地方各方面情况以正确决策施政提供服务。旧日新官上任先读当地地方志，已成为惯例，足以说明旧志的服务作用。地方政府清楚地掌握地方情况是施政的前提，不准确掌握地方情况就会犯瞎指挥的错误。我们长期以来受“左”的影响很深，“左倾”特点之一就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新的地方志包容百科，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对地方情况具有准确全面的反映，因此如能通览一地方志，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就可作出正确的决策。可见，地方志是地方各级政府了解和掌握情况以及正确施政的辅助工具之一。
　　地方志不仅追述当地历史，而且载述当地现状。今天称为现状者，明天就会成为历史。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其本源和发展过程，通过方志认识历史可增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探寻历史的发展趋势，用丰富的历史知识武装头脑，“博古通今”，就会聪明俊杰。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借“述往事”而“思来者”，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世之师，有益于处理当今出现的纷繁复杂的事宜。可避免走弯路，受曲折。
　　方志可为科学研究、科技发展提供参考和信息，可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方志中存在着广泛的、丰富的、历史的、现今的资料，新方志尤其如此。如其中的矿产资料、物产资源、生产技术、自然灾害、天文地理、民族宗教、社会问题、风俗习惯、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名胜古迹、山川河流、文学艺术、人物传记、革命斗争、历史风云等，涉及到许多科学，它是基础性资料。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研究所提供的翔实可靠的资料是其它文字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在推动科研、科特和生产的发展、触发作家灵感提供文学创作素材等方面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方志可为中外经济、科技、文化交流服务。地方志记述一定地域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方志向国内外发行，可增进世界人民对我国的了解，促进世界各国同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可推动旅游事业的发展，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
　　方志为社会提供的服务是多方面的，可以涉及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此不赘述。总而言之，方志作为一种服务的工具，提供服务的作用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