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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年底，在朋友们鼎力支持下，在《北星出版社》的努力下，《王力反思录》终于出版了。当我拿到这部书时，不由感慨万分，热泪盈眶，因为父亲“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愿望终于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由于种种原因，《王力反思录》低调出版、悄然上市了。没料到这部书引起了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在香港地区的评书活动中，获“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五百种优质图书奖”。在报道此消息的文中说：“据报道，外电评论此书有两大价值：第一，该书是迄今为止最有权威、最真实、最详实地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至今还弄不清楚的重大事件，如‘七．二０武汉事件’，‘八七讲话’—‘打倒陈毅，炮轰周恩来’事件等等，该书都说清楚了）；王力是邓小平思想的理论提供者、支持者和阐述者，因为该书披露了的王力上书文献《探索》、《历史捉弄人》等，其中一些思想和提法，后来被邓小平所采纳。王力既是毛泽东制造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参与者之一，又是邓小平理论的提供者之一。所以，从理论影响来说，王力对于毛泽东、邓小平都有作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丁东的书评说：“《王力反思录》之所以能够引起高层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它独家披露了中共高层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使读者对了解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有极大的帮助。这些决策过程和决策机制，在当时是秘而不宣的。”
这部书传到内地，同样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著名画家周志龙说：“原来我一直认为中央文革中没有一个好人，都是祸国殃民的坏人。看了这部书才了解到一个真实的王力。看来我的一些看法要改变。”不少党内的老同志看书后才明白“王力不过是个秀才，书生。是为毛主席、党中央起草文件、写文章的。只是奉命行事，他本人并没有参加什么中央专案组，没有参与文革中迫害老干部、整群众的坏事，这些我们过去都不知道。”“我们党应当为王力这样的同志恢复名誉。”一位革命老前辈的后代看完书后说：“⒈诗如其人，王力同志是为真正的共产党人；⒉原来因为‘八七讲话’，一直对王力耿耿于怀。看了书，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可惜，王力在世的时候未能登门拜访，当面聊聊；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王力同志表示敬意。请务必转达给王力之子。”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年一评论说：“我和一些朋友读了，都说很好。好在材料非常丰富，王力淋漓尽致地写出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思（其中有不少重要细节）；好在他夹叙夹议，其中不乏卓越的见解，更好在全书洋溢着对毛泽东的推崇，对邓小平的敬重，对***和中共中央的拥护，洋溢着老革命家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王老在书中为自己辨诬，有理有力，也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我感谢广大读者能如此认真地阅读《王力反思录》，并能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对《王力反思录》提出不同见解的读者们。不少读者在肯定这部书的同时也提出“王力仍未能跳出毛泽东的框框”、“对毛泽东的错误看得不透，仍在为毛泽东辩护”，也有的提出“此书为自己洗刷的痕迹过于明显”等等。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也是中肯的，所以我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但我认为，王力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党的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作为党中央常委和毛主席的笔杆子，作为终身信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要他完全跳出“毛泽东思想的框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吧！但他不会像李志绥那样，昨天还在喊“毛主席万岁”，今天就可以任意谩骂毛泽东，甚至靠编造绯闻逸事来取悦读者。这是我父亲的弱点，也是他人品高尚之处。至于说“为自己洗刷”，我认为，我父亲从被打倒之日到去世２９年多，其中被非法关押就达１４年半之久，他自我辩护的权力、甚至核对事实的权力都被剥夺，他只有写《回忆录》，通过详尽的历史事实来为自己辩白，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怎样，他坚持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的态度，客观地反映历史真相，分析评价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贡献，以及所犯的错误和过失。这是他写作的原则，也是他做人的原则。
我欣慰地看到，不少读者在读过这部书，了解到历史真相之后，开始改变对王力的看法。正如王年一同志给我的信中所说：“此书一出王老留得清白在人间了。”但我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父亲“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愿望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要真正实现他的愿望还有很长、很艰难的道路要走。一是此书是海外版，内地真正能看到此书的人不多，而一些社会传闻还被当作是历史真相；二是内地发行的《回忆录》，党史研究还有种种限制；除了史料不丰富、不确切外，还有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正如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在《党史研究“十忌”》中所说的：“把一些较多站在正确方面的党史人物说得处处正确。对他们过去做错了的，今天看来依然是错误的事情，极力回避，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甚至还有文过饰非，颠倒是非的”，而“把党内的罪人，包括一些做过错事的人说得一无是处。”因此，王力作为“党内罪人”，人们很难对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就是我父亲写的这部《回忆录》，也没能完全避免“为尊者讳，为正确者藏”的问题，为维护毛主席和一些革命老前辈的威信，他也回避了一些问题和看法。借《反思录》再版之际，我想把父亲亲自同我谈到的几个重大事件的情况和他的看法如实告诉广大读者们。我这样做是为父亲的《反思录》做点补充，使《反思录》更客观、更真实地反映历史原貌，这样有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总结历史的教训。
一．“七．二０武汉事件”及其历史教训
现在社会一般流传的《回忆录》，包括党史研究人员都认为是“林”、“江”集团阴谋策划的，王力传达的“四点指示”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其实并非如此。
６７年６月下旬，党中央毛主席认为文革已进入“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的阶段，并决定采取“就地解决”的方针。按中央分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是派往西南解决西南问题。而武汉问题是由党中央直接处理，并且毛主席坚持要亲自“坐镇武汉”就地解决问题。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在北京就已经确定了的。
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十三日周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立刻赶到武汉“接受紧急重要任务”。经谢富治要求，总理同意谢富治带王力、余立金等一行人一齐到武汉。在到达武汉之前，谢、王、余谁都不知道“紧急重要任务”是什么。总理十四日一大早到达武汉。总理一到武汉首先把东湖宾馆的属于“百万雄师”的服务员换成对立派的人，并不让武汉军区负责东湖宾馆的警卫工作，改由武汉空军担任。十四日中午谢、王、余到达武汉，总理随即接见了他们，传达了党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布置了保卫毛主席的任务。主席是十四日晚上到达武汉的。十五日上午主席找谢富治、王力听取西南汇报，并传达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错误，要公开检讨；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它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主席和总理传达的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王力都有原始记录。中央专案组在查到王力的原始记录后，早已认定王力在武汉事件中没有责。）十五日下午，总理主持军区党委扩大会，听取汇报，并传达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精神。陈再道同志一听就火了，当场顶撞总理：“周大胡子你了解武汉的情况吗？……”公开表示不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会议气氛顿时紧张，陷入僵局。一直到十七日王力找到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交底解决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定的，主席就在武汉“坐镇就地解决问题”。陈再道同志一听是主席亲自定的方针，马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并表示军区要做深刻检讨。（党内、军内象陈再道这样对党对毛主席忠心耿耿，只服从主席一人的同志不只一个。）十八日晚主席召集总理、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杨成武、陈再道、钟汉华开会，再次重申了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四点指示精神。十九日凌晨谢、王、余到水院，被群众认出。谢、王、余等人都讲了话，但都没超出主席、总理讲的范围。只是王力把中央定的“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改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要团结实现大联合”。十九日军区把要发表的声明送到王力住处，军区做了检讨。王力看了后说：“错误没有那么严重。”就把它修改得轻了。军区负责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说：“改轻了，军区很满意。”但是百万雄师的群众并不知道军区已接受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和做检讨的事，于是二十日凌晨便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七．二０武汉事件”。
在谈到“武汉事件”的教训时，我父亲说：１，“武汉事件”是党中央、毛主席的错误决策引起的。即武汉军区支左犯了方向性错误、百万雄师是保守派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群众性大规模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很了不起。这说明只要是违背了广大群众意愿的错误决策，无论是打着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旗号，还是伟大领袖亲自坐镇都没用，都会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可惜当时党中央，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毛主席到晚年也没认识到。更可惜的是，至今人们包括研究党史的人也没认识到这一点。还在纠缠“武汉事件”是不是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的。其实，当时两个反革命集团都还未形成，他们之间当时不过是既互相勾心斗角，又互相利用而已；２，总理一到武汉就撤换了百万雄师的服务员，并把东湖宾馆的警卫任务由军区改为武空的措施也是不妥的。这引起百万雄师群众不满，也引起军区和陈再道同志的不满；３，作为陈再道将军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作为军区和地方负责人对中央决策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而且在得知这个决策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后，马上表示接受和支持。要说陈再道将军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不应该当众顶撞总理，这让林彪抓住了把柄。因为林彪早就认为：“全国只有北京、武汉、成都三个大军区不听中央的。”林彪也正是抓住陈再道当面顶撞总理的事，说成陈再道武汉军区要搞兵变，使局势更加复杂紧张。４，人们都忽略了“武汉事件”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钟汉华老将军。钟汉华同志经历了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主席、总理传达中央指示精神他全在场，清楚了解整个事件的过程和内幕。但钟汉华将军始终抱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从没有做过什么回忆录。在病危去世前还特意嘱咐家属和办公室给王力发讣告，请王力同志参加追悼会。５，“武汉事件”的严重后果，林彪、江青利用“武汉事件”煽风点火，掀起“抓军内一小撮”的风波。特别是林彪借机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到处抓陈再道，达到在军内排除异己，扶植亲信，为逐步形成的“林彪集团”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二月逆流”问题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怀仁堂会议，也被称为“二月抗争”。目前社会广为流传的说法，甚至有些党史研究人员也这么描述：“会议室内，两方阵营分明。周恩来坐在会议中间，右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这象征着‘右派’，还有余秋里、谷牧。坐在左边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关峰、戚本禹。象征着‘左派’。”_
我父亲说：“其实，这完全是臆想出来的。政治局会议是严肃的，坐位都是按在政治局的地位排列的，怎么可能象小孩过家家似的，意见相同的坐一边，反之坐另一边。当时会议实际坐位情况是这样的，周恩来居中主持会议，右边按政治局地位排序：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谭震林；左边是列席政治局会议人员的座次，依次是谢富治、余秋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上面传闻所说的聂荣臻、谷牧、关锋、戚本禹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关于座位问题还有一段有趣插曲。陈伯达原应该坐在右边第一个位置，但当时他正受到主席批评做检查，所以陈伯达迟迟不敢落座，想坐到后面去，他迟疑地问总理：‘我还能坐这里吗？’总理回答：‘你当然应该坐在这里。’陈伯达才敢坐下。象这种缺乏基本政治常识、有损党中央形象的传闻竟能广为流传，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我父亲还说：“会上也没有出现外边传说的两军对垒、激烈斗争的场面。这次政治局会议原本是讨论经济问题。因为事前主席指示文革小组要开会批评陈伯达，所以，陈毅、谭震林、徐向前都发表很强烈的言辞，批评陈伯达和文革小组的一些错误作法。会上并没有反对意见，只是谢富治不断地说：‘谭老板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陈老总别发火嘛！’我出席这次会议是正常列席。因为我从６０年起就列席政治局会议，６４年起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任务就是做会议记录并形成文件。我的这次会议记录后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核实。别人都没有提出异议，只有陈毅提出希望删除他关于延安整风和赫鲁晓夫的二段话。总理说：‘这些话确实是你当时说过的，实事求是，就不要删除了吧！’也正因为保留了陈老总这二段话，在史料上才更显示出了陈毅的光明磊落，人格伟大。这份会议记录经当事人核实，总理签字后存中央党史馆。”（中央专案组后来查到了这份原始记录，排除了我父亲在二月逆流中的责任。）
而揭发江青、林彪利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到主席那里告黑状的正是我父亲。“四人帮”一倒台，我父亲就提出要揭发“二月逆流”的真相。但中央专案组坚持不让揭发，说：“二月逆流是中央早定的案，十一中全会再次肯定的，不能揭发。”在我父亲一再坚持下，才让我父亲写了有关材料。这份揭发材料在“公审两案”时起了重要作用。中纪委当时认为：“王力有重大立功表现。”我父亲在“免于起诉”出秦城监狱时，“七．二０武汉事件”、“二月逆流”等都没列入“免于起诉书”。我父亲和我都认为那时的中央专案组（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的。
三．关于所谓“王、关、戚”和“五一六”问题：
目前社会还广为流传毛主席的一句话：“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我父亲认为，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１９６７年９月６日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捏造定性的。９月中旬我父亲还亲眼见到主席的亲笔批示，称王力、关锋为同志，批示说：“犯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王力从中央宣布“请假检查”起，被关押了１４年半，这么漫长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任何办案人员向他询问过“五一六”问题，他自己也从来不知道有个“王、关、戚”的词，更不知道自己何时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中央任何文件中也没有这么个提法。只是他在出秦城后才听到这一说法，弄得他莫名其妙。他说：“即便毛主席真这么说过，也不一定是真理。”文革中所谓“彭罗陆杨”、“刘邓陶”、“杨余付”反党集团不都是莫须有的吗？怎么‘王、关、戚’就成了真的？其实‘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之说也是林彪、江青一伙捏造出来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说法，全国抓‘五一六’分子达一千多万人。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７５年第一次复出时就提出‘五一六’是文革中全国最大的冤案，要平反。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江苏等少数省委正式宣布为‘五一六’平反，全国范围内还未正式为‘五一六’平反。这是极不正常的。
四．真正接受文革的教训就不应沿用文革的办法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事。
我父亲多次同我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现在在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事中仍然沿用的是文革中的办法。即以人划线，以路线（实际是派性）划线。一个人倒台，他用的人就成了他的死党。象３０１医院的老院长靳来川同志是红小鬼出身，参加过长征。就因为他是四野的人，是林彪的部下，就被当成林彪死党。罪名之一是谋害陈毅（说给陈毅做手术时故意不切除干净，致使陈毅癌症复发）。其实，陈毅做手术时，靳来川院长正巧出差，不在北京。陈毅的手术方案和手术过程，靳来川根本不知道。林彪一倒台，四野受牵连的军以上干部达上千人之多，象原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原空军军长、军政委米加农等。可以说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没做到的事，可是我们自己就整掉自己一个野战军。为此我特意上书邓小平要‘对原四野和其他老干部从宽处理。’其实，我党历次重大路线斗争，只处理为首一人。张国焘路线只解决张国焘，外加半个陈昌浩；王明路线只解决王明一人，而且还是党内处理的办法。而对追随张国焘、王明路线的人，采取团结大多数的原则。而文革中党的这个好传统被打破，犯了惨痛的错误。要真正接受了文革的痛苦教训，就不应再沿用文革的办法去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和事。我的问题也是如此。”
以上几个问题是父亲生前认为社会流传甚广，以至有的被当为正史来对待，实为误导的历史，不可能得出深刻、正确的历史教训。而且这些历史误导也有损于党中央、毛主席的形象，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不利，有必要加以澄清。所以我父亲在这几个问题上同我谈得最多最细。我父亲还和我谈过一些其它重大问题，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
我父亲写《反思录》或与他人谈文革中的问题都是从对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出发，而很少考虑个人的得失。他出秦城之后，中央先安排他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有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找到他说：“中央对文革中的一些问题还不太清楚，希望你能谈一谈。”为此，我父亲征求他的老领导、老上级刘格平同志的意见。当时刘格平同志劝他说：“你的问题还未最后解决，最好现在什么都不要讲。你说的越多、越详细，将来给你安的罪名就越多，不利于你问题的解决。”我父亲开始还是听从刘格平的劝告，尽量少说。但后来经不住他们一再保证会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讲的内容，我父亲越说越多，越说越细。后来，果然在开除我父亲党籍的决定中，“武汉事件”、“二月逆流”、“八．七讲话”、“为二挺翻案”等早被中央专案组否定了的“罪名”又重新加在了他头上。我父亲在谈到这时，不无遗憾自嘲地说：“真没想到，刘格平的话不幸而言中了。说得越多，越实事求是，罪过越大。立功不仅没受奖，反而成了罪。”但对此他并不后悔。他认为留下客观真实的历史史料既是对党、对历史负责，也是人格和党性的体现。因为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历史教训，为了保全自己误导历史才是真正的犯罪行为。他“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愿望是强烈的，他坚信刘少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的正确，他坚信人们在了解了历史真相后会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他对党也充满了信心。他不只一次说过：“‘曾子杀人’，流传得多了，连曾母也不得不信。党是我再生的母亲，我永远不会埋怨党的误解，我相信党终会有一天对我做出公正客观的评价。”为此他生前曾１０３次向党中央提出申诉。
为送申诉书给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信：
小平、紫阳、乔石、宋平、家宝同志：
今天是１９８８年８月３０日。我是１９６７年８月３０日被打倒的，到今天正好２１年。２１年了，我没有写过正式的申诉书。现在，把写好了的申诉书送上。请审阅批示。我参加“文革”只有一年，确实犯有政治错误。我检讨了２１年，还要终生检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错误实在太大了，我虽然是执行的错误，但因为当时我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又主管了半年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所以不能推卸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更不能认为自己就没有错误了。这一点要向党中央讲清楚，并做出保证。我的申诉，只是实事求是，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证明所有重大问题并不是王力决定的，我个人没有违反组织纪律，更没有犯法，不应列入“两案”，因而要求在这一方面给予平反，但绝不是推翻我过去在政治思想方面所做的检讨。我过去的检讨，凡是合乎实际的都算数，而且还要做进一步的深刻检讨。只是有些问题，例如过去要我检讨的什么反林彪、反江青、反康生、反陈伯达、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以及什么同刘邓划不清界限，为刘邓效劳之类，当然不应当检讨了。
王力 １９８８年８月３０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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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6-5 16:5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