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八大胡同(洪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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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之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二万五千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是,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则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次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而“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现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其中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十八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此外,晚清还出过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她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是非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八百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八百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四十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人,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三百九十一家,妓女三千五百人;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增至四百零六家,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七千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四十五家,妓女三百二十八人;二等妓院(茶室)有六十家,妓女五百二十八人;三等妓院(下处)一百九十家,妓女一千八百九十五人;四等妓院(小下处)三十四家,妓女三百零一人。以上共计妓院三百二十九家,妓女三千零五十二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九号,那里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茶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四十五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五间房,楼上也是五间房,每间房约九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七间房,每间房只有六平方米,后来改成五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而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四十九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四间房,楼上共十六间,楼下也是十六间,每间房均十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象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二十七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四间,楼下四间,两面共十六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十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芥子园,恐怕可能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者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和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的民间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八大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式、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内容是这样的: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中国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那妓院的照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表情尴尬的女性,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而此时,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而且更顾不上照料首都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郛国夫人的诗句,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主人公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巨痛,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一样。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他们常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自己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