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不反鲁迅

东施

胡适为何不反鲁迅
作者：朱健国



鲁迅与胡适,双峰并立,相反相成,相依共生,同为“五四”新文化精神导航的“路标性人物”,代表着“五四” 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两个方面:胡适倡导以“白话文运动”进行“文学革命”,终结国人以文言文运思和构思而产生与经验世界相脱离的意型,以“历史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 之“科学方法” 启蒙新学术研究和新社会秩序,进而从体制内“和平地人功促进”自由主义;鲁迅则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与弱势群体血肉相连,奋勇呐喊,以“为人生的”新小说、新杂文永远“对权力说不”,通过文化批判、社会批判、政治批判深入到人性批判,从体制外激烈地推动国民性改良与体制变革。鲁迅与胡适的共同点是:厉行“文学革命”,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专制,否认“上帝”,追求民主自由,提倡对社会对人生存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其不同之处在于,鲁迅乃“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性情激进的“体制外”思想家战士,胡适是“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包罗“充分西化”(“充分世界化”)或“根本西化”的秉性宽容的“体制内”学者型战士。鲁迅着力人性彻底改良,胡适着眼社会秩序渐进。“以硬碰硬”与“以柔克刚”,“惊涛裂岸”与“滴水穿石”,“体制内引导”与“体制外推动”,“性情激进的思想家战士”与“秉性宽容的学者型战士”,人性彻底改良与社会秩序渐进,这都是古今中外任何成功的社会运动所必须的两面,缺一不可,相得益彰,共生则共荣,伤一则双失,亦如大自然之亿万物种,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多少之平衡——无所谓孰优孰次,谁先谁后。“扬鲁批胡”是贬损“五四”,“抬胡贬鲁”亦是贬损“五四”,“鲁、胡并进”才是光大“五四”。

胡适常常“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

如果有人认为,说鲁迅是战士,众所周知;称胡适为战士,有何依据?那么请想一想,胡适常常“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
1919年6月,胡适在《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成为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是不是战士?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对“以党治国”的国民党进行“评判”:“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并尖锐指出:在对待“文化革命”的立场上,“国民党居然维持古文、骈文的寿命,连北洋政府都不如”——这可是非战士者之论?
1930年,胡适脾气又“偶尔见峥嵘”——《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给陈布雷写信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意负责任。但不读我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这是不是战士的一击?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此说是不是勇敢的战士之言?
胡适后来又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又批评蒋介石破坏言论自由关押雷震……这些战斗难道都不能说明,胡适也常常是一个以学术为武器的批判专制的战士?难道胡适的这些“偶尔见峥嵘”的战斗姿态没有在客观上支持鲁迅“永远对权力说不”之精神?
正因为胡适与鲁迅虽然目标不同,路径不一,但皆有战士本性,共生则共荣,伤一则双失,所以尽管鲁迅对胡适一再激烈地批评,但胡适从不反驳鲁迅,仍要客观地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鲁迅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是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鲁迅逝世后,胡适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许广平的推荐,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并积极为《鲁迅全集》的出版而奔波效力——如果胡适真的与鲁迅不属“物以类聚”,许广平会请胡适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
当胡适的学生苏雪林无所顾忌地往鲁迅身上泼脏水,并自以为得意地认为其“指斥鲁迅罪恶,自问尚属切当”时,胡适毫不留情地对苏予以批评说,“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适大约深知,他与鲁迅从“和而不同”走向“相反相成”,于国于己,皆是有利的“共生”。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却始终将胡适与鲁迅“分而治之”,先是“扬鲁批胡”,如1980年以前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一致声讨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劳”。后来则“翻烧饼”而“抬胡贬鲁”,说鲁迅“尖刻多疑”,“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出过中国传统宗教神道单向维度的圣战思维与圣战圈套”。
事实呢?全出于这种不知“共生大道”的俗套之外。

《鲁迅日记》中有四十处纪录与胡适的交往

胡适从不反驳鲁迅,也许首先是他忘不了与鲁迅共同推进“文学革命”的“五四”情谊。细读《鲁迅日记》,鲁迅支持胡适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史”,推进“白话文运动”的“共生”友谊,历历在目。
现存《鲁迅日记》中,有四十处纪录与胡适的交往——从1918年8月12日至1926年8月4日,鲁迅收胡适信17封,回复16封,具体时间为:
1918年8月12日“收胡适之与二弟信”;
1920年11月27日下午“得青木正儿信,由胡适之转来”;
1921年1月3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
1921年1月25日 “夜得胡适之信”;
1921年2月7日“夜得胡适之信”;
1922年2月1日“上午得胡适之信”;
1922年2月2日“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2年3月6日“晚得胡适之信”;
1923年1月6日“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3年2月5日“胡适之寄《读书杂志》数枚”;
1923年3月14日“午后得胡适之信并还教育部之《大名县志》”;
1923年3月18日“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3年4月17日“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
1923年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丸山及寄胡适之”;
1923年12月22日“赠玄同、幼渔、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部,吉轩《呐喊》一部”;
1923年12月28日“得胡适之笺”;
1923年12月29日“寄胡适之信”;
1924年1月1日“上午得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
1924年1月5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西游补》两本”;
1924年1月21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边雪鸿泥记》稿本一部十二册”;
1924年2月9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
1924年2月11日“晚得胡适之信”;
1924年2月16日“晚寄胡适之信并百卅?眼廿?演回本《水浒传》一部”;
1924年2月26日“寄胡适之信”;
1924年4月12日“得胡适之信并书泉四十五元”;
1924年5月3日“晨寄胡适之信”;
1924年5月27日“下午寄李庸倩信,附与胡适之函”;
1924年6月2日“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
1924年6月7日“寄胡适之信”;
1924年6月26日“赠胡适之《小说史略》下一本”;
1924年8月12日“理积存信件,中有胡适之信,七月十三日发”;
1924年8月13日“下午寄胡适之信”;
1924年9月2日“夜得胡适之信”;
1926年8月4日“得凤举信,附胡适之信”。
从这些信函来往中可知,当年是胡适主动与鲁迅交往。胡适第一次与鲁迅信函联系,时为1918年8月12日,虽是请鲁迅转交其二弟周作人之信,但仍算是胡适婉转先与鲁迅写信联络;直到一年半后, 1921年1月3日,鲁迅于午后“得胡适之信”——如果《鲁迅全集》的史料没有遗失、隐瞒或篡改,这是胡适正式直接与鲁迅书信联系的“胡适第一信”。
《鲁迅日记》又透露,胡适在与鲁迅直接写信前,先与鲁迅有两次聚会,一次是1919年5月23日——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同坐十人”;一次是1919年6月19日,“晚与二弟(周作人)至(北京大学)第一舞台观学生演剧,计《终身大事》一幕,胡适之作,《新村正》四幕,南开学校本也,夜半归。”(《新村正》 五幕新剧(话剧),天津南开新剧团集体创作,北京大学新剧团排演时将原有五幕压缩为四幕)。此后,胡适专程拜访过鲁迅一次:1923年2月27日,“午后胡适之至部,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酒半即归”;鲁迅亦回访过胡适:1924年6月5日,“访胡适之不见”。
总结起来,胡适与鲁迅的交往细节有,喝酒2次(其中一次“酒半即归”),看戏1次,拜访一次,信函33封(胡信17封,鲁信16封);相互赠书9次:胡适3次赠书鲁迅: 1923年2月5日,“胡适之寄《读书杂志》数枚”; 1923年4月17日,“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1924年6月2日,“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还《说库》二本”;鲁迅回赠胡适书6次(其中有一次代购):1923年9月1日,“下午以《呐喊》各一册丸山及寄胡适之”;1923年12月22日,“赠玄同、幼渔、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部,吉轩《呐喊》一部”;1924年1月5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西游补》两本”;1924年1月21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边雪鸿泥记》稿本一部十二册”;1924年2月16日“晚寄胡适之信并百卅?眼廿?演回本《水浒传》一部”(此次为代购:1924年4月12日“得胡适之信并书泉四十五元”); 1924年6月26日“赠胡适之《小说史略》下一本”。
从胡、鲁相互赠书发生在1923年2月5日至1924年6月26日,可想胡适、鲁迅的友情高峰是在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上半年的一年里。这一信息可见,虽然“五四运动”期间,因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鲁意见并不一致(鲁迅接到的“胡适第一信”就是述说“政见不合”——1921年1月3日,鲁迅“午后得胡适之信,即复”,1921年1月25日 “夜得胡适之信”——两次得到的内容都是“胡适写信给《新青年》同人,指责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过于鲜明’,提出‘不谈政治’,改变编辑方针”,“1月3日,鲁迅收到他第一封信,即复函反对;25日得第二封信,又签注反对意见,转钱玄同”。)但是这一重大政见分岐,不但没有影响鲁迅与胡适的友谊发展,反而在后来的两年里有了加强——因为在1923年2月5日至1924年6月26日发生的“胡、鲁相互赠书热”就是明证。
然而“胡、鲁友谊高峰”却在1924年6月26日之后骤然冷却,戛然而止。所以者何?
一种原因,可能和鲁迅与周作人绝交有关。鲁迅与胡适的来往本因替周作人转信而起,而据“鲁迅大事记”:1924年6月11日,鲁迅往八道湾十一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1924年6月14日,鲁迅“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7月19日,鲁迅“又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8月2日,鲁迅“搬出八道湾十一号的寓所,与朱安一起,迁至西城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居住”。这一事件,让胡、鲁交往少了一个媒介,失去了一个从中缓和矛盾的协调者。
更深层的一种原因,可能与鲁迅彻底走出体制,从体制内(教育部)走到体制外有关——到了体制外的鲁迅,与坚持留在体制内并不断受到“青睐”重用的胡适,其生态差距和思想距离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

鲁迅对胡适的批评

“《春秋》之法,常责备于贤者。”胡适不能不明白,鲁迅对他的批评,既是有理有据的思想批评与人性审视,又是代表弱势阶层对强权者的监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胡适如何能失去理性反驳鲁迅对他的批评?
鲁迅文集中涉及胡适共20处,分为批评与学术引证,从1921年1月3日到1936年1月5日。从中可见,鲁迅涉及胡适的文字,学术引证有3次,批评有17次,可分为思想批评(9次)、政治批评(2次)、文化学术争鸣(2次)、意气批评(4次)。
多年以来,一些人常常模糊地以偏概全说:鲁迅的批评太刻薄太尖刻。现在通过对鲁迅批评胡适的精确量化分析,可知:在鲁迅对胡适的批评中,涉嫌意气批评只占总批评量的23.5%。而“鲁迅批胡适”这个模型,足以代表鲁迅的整个批评范式。也就是说,鲁迅的批评只有23.5%涉嫌“刻薄尖刻”,而其批评主体,则是理性而公道的。
鲁迅对胡适的思想批评共9次,发生在1921年1月3日至1935年3月28日期间,批评的主要问题是:“不谈政治”(1次),“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3次),“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 (1次),建议日本人“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3次),“灰色��思想批评(1次)。
鲁迅对胡适的“政治批评”,发生在“思想批评”之后,一共2次,一是关于胡适“攻击民权同盟”,一是批胡适“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先后在1933年3月1日,1936年1月5日。
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有些也带有明显的意气,如说胡适“用惊叹符号”多,讽刺胡适作序常常有“博士般角色”,迁怒胡适的信徒弟子。鲁迅对胡适的这类“意气批评”有4次,时间先后是:1924年9月28日,1926年5月25日,1926年9月20日,1933年3月20日。

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

经过一番细致核查史料,可知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大多是有理有利的,胡适根本无法反驳。如“思想批评”中的“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问题,“政治批评”中的“胡博士有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都是无可反驳的铁案——胡适1933年2月29日发表讲话,反对中国民权同盟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说什么“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反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这是完全越过自由主义底线,鼓吹“强迫的自由”的蠢话,估计事后胡适也自觉失言失态。由此可以推想,胡适当年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与坚持,其实已滑到了犬儒主义的边缘,与御用文人已相去无几,是鲁迅的这一系列尖锐批评,使胡适受到棒喝震撼而没有继续下滑。
只要想想胡适后来对国民党的几次尖锐批评,都是发生在鲁迅对他的批评之后,鲁迅对胡适的思想监督与鞭策,就是显而易见的。
请回顾,鲁迅在1929年前曾三批胡适“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1925年3月29日,在《通讯》(《华盖集》)——致徐炳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的主编)信中,鲁迅批胡适“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1925年10月30日,在《从胡须说到牙齿》(《坟》)中,鲁迅二批胡适“救出自己”论;
1927年6月1日,在《〈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译文序跋集》)中,鲁迅三批胡适“躲进书斋去”“救出自己”。
结果,一言不驳鲁迅的胡适,开始用行动回答鲁迅——
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说“以党治国”的国民党“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
1930年,胡适又给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写信,批评国民党:“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
但鲁迅仍然要以更高标准“责备贤者”,继续猛批胡适——
1933年3月1日, 在致台静农(《书信》)信中,鲁迅批胡适“攻击民权同盟”,反对“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
1934年3月,在三月号日本《改造》月刊《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且介亭杂文》)中,鲁迅批胡适“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论;
1933年3月5日,鲁迅在《王道诗话》(《伪自由书》)中批胡适“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
1936年1月5日,在致曹靖华(《书信》)信中,鲁迅批胡适“和官僚一鼻孔出气”。
在这样激烈的批评压力下,胡适虽然痛苦,但思想却更加清醒了。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他欣然接受许广平邀请,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出力,制止对鲁迅的偏见批评,后来更是走上了直接批评蒋介石的自由主义勇敢大道(鲁迅生前也从未直接批评蒋介石)——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不久,又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再次批评蒋介石破坏言论自由关押雷震……
可以说,鲁迅与胡适,相反相成,相依共生的过程是:“胡先催鲁,鲁后促胡”——1919年“五四”之前发起新文化运动时,是胡适催生鲁迅——如果没有胡适1917年提出“文学改良”的纲领,掀起“白话文运动”的“文学革命”浪潮,鲁迅能否在1918年就写出《狂人日记》等“呐喊”名篇,实在很难说;若是鲁迅不在1925年接连尖锐地批评胡适,胡适能否坚持自由主义终生,也是很难说的。任何伟人都是在压力与监督之下成长的,除了社会制度的压力,鲁迅与胡适也互为思想压力,在相互监督鞭策中,共同生长,共同伟大。
鲁迅与胡适都不是神仙圣人,他们单个人的精神能力是有限的,理性也是有限的,只有当他们互为压力,互相监督时,他们才有了伟大的业绩。
王元化先生转引过一段哲理之言:“承认人的精神能力的有限性,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是一种难得的思想品行。我们总希望自己能知道一切,重视断言和肯定,却未必能够理解怀疑的意义,不愿意象苏格拉底那样说‘我知我之不知’。相反,一旦认为绝对或终极真理可知,就会很容易宣称终极已经达到,那么剩下可做的事情当然不会是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而是对异己的讨伐了。”如果“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或干脆是真理的代表,以真理自居,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余地”,就必然“从而无形地限制了自由思想的空间,给专制主义预备了必要的精神土壤”。
今天的“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皆是想破坏鲁迅与胡适的共生态。承认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也是有限的,是鲁迅与胡适能够互为共生因素的前提——中国近五十年来,再也没有出现鲁迅与胡适,就是这种以为某一个伟人、哲人可以拥有绝对可靠和足够的精神能力和理性的“抬胡贬鲁”或“扬鲁批胡”思潮在作怪。

“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鲁迅没有了,胡适也见不着真影,只有焦大似的假鲁迅,只有强令人们都进行“公民写作”的伪胡适!
也许探明鲁、胡共生态的产生基础,才能再生胡、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