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讀《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杜應國）

hory

一

　　毛澤東當年的「五大秘書」中，江青、葉子龍主要負責照顧他的日常起居、安全警衛和機要事務，在政務與著述上，他倚重最多的卻是陳伯達、胡喬木和田家英。三人之中，陳伯達最長（1904年生），資歷最老，到毛身邊最早（1939年），職務也攀得最高（一度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排名于毛、林、周之後）；胡喬木次之（1912年生），1941年到毛身邊，1961年因病離開，整整呆了二十年。田家英最晚也最年輕，1948年到毛身邊時年僅26歲，直到文革爆發的1966年，因「篡改毛主席講話」的滔天大罪自殺身亡，跟毛跟了十八年。不過，由於陳、胡兩位在解放後身兼多職，地位日顯，真正作為毛的貼身秘書，與毛接觸最多，往來也最密切的卻是田家英。所以，才有作為「大理論家」的陳伯達常向田打聽「主席最近又讀了甚麼書？」「注意甚麼問題？」之類的笑談。當然，三人都是當時黨內公認的「秀才」。但與陳、胡都曾進過大學的門檻不同，田家英卻連中學也沒讀完。陳、胡皆被毛委以重任，田家英卻長期被毛留在身邊。1958年，中央號召幹部下放，據說還有幾位省委書記找毛說項，希望把田下放到他們那兒，毛則答曰：「田家英我不能放。在這個問題上我是理論與實際不一致的。」（見逄先知《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說到底，田家英是個書生，酷愛讀書，少年時代就寫過這樣一幅對聯：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據說，毛公閑之余，也常喜歡與他談天，話題多在讀書一路，並曾戲言，若田死後，當立一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也常以書生自命，曾托人刻有一枚閒章：京兆書生。應該說，在這三大秘書中，田家英恐怕是最具書生本色，也最富文人情趣的一位。手邊這本輯錄了田氏「小莽蒼蒼齋」部分文人墨蹟藏品的書，或可為之證。

二

　　1949年建國後，雅好文玩收藏的領導幹部頗不少，其中有些也曾是琉璃廠的常客，如艾思奇、胡繩、鄧拓、陳伯達、康生等。在當時身居高位的人物中，康生可算是個「異數」。此人既陰險奸詐，又心狠手辣，不意在骨董文玩方面卻也堪稱行家裏手，具有很高的鑒賞力，可稱有才無德。他向以嗜硯、集硯著稱，還寫得一手好章草，人稱「康體」。小莽蒼蒼齋就收有他的幾件墨蹟。其中，康贈田一本明刻《醒世恒言》有脫漏，康氏以筆代刀，仿宋刻體補寫脫漏，居然寫得酷肖神似，很見功力。不過，與時人多著意于名家字畫，珍稀版刻的收藏不同，田家英或許因有志于清史研究的緣故，多喜收清人墨蹟。清人之中，除去一些名家的對聯、條幅、手卷之外，更著意于收集反映文人學者間往來關係及心性情趣的書簡、手劄等。他采人棄我取原則，一反收藏家們重字畫、輕書簡；重名氣、年代，而對相距較近的清人墨蹟多不看重的流俗，專注於自己的收藏。他認為，書簡涉及的範圍廣，時代特徵鮮明，能夠真實反映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學術狀況，往往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他將收集到的清人書簡分冊裝訂，得《清代學者手簡》幾厚冊；有的則按專題或交往關係裝訂，如《平津館同人尺牘》、《梅華溪同人手劄》等。久而久之，所收書簡達到兩百餘人四百多通，幾占整個小莽蒼蒼齋藏品的三分之一。今天來看，他對清人墨蹟的重視確是很有眼光的。在他所收的1500餘件墨蹟中，我們看到的竟是這樣一些收藏價值其實都很��的如雷貫耳的名字：傅山、朱耷、陳洪綬、孫奇逢、朱彝尊、孔尚任、錢謙益、吳偉業、李光地、金農、包世臣、毛奇齡、冒辟疆、李漁、錢大昕、王士禛、萬壽祺、錢南園、孫星衍、曹寅、趙翼、汪中、阮元、方苞、姚鼐、袁枚、章學誠、沈德潛、何紹基、鄭板橋、蒲松齡、李慈銘、趙之謙、劉墉等等，等等。餘外，也還有晚清時候的吳昌碩、鄧石如、汪康年、梁啟超、王國維、羅振玉等諸大家的墨蹟，實在可說是蔚為大觀，琳琅滿目了。無怪有人稱小莽蒼蒼齋所收羅的清代翰墨為「海內第一家」。時間證明了田家英的遠見。

　　不過，文玩收藏除了體現一個人的眼界、興趣、學識和鑒賞水準外，往往也還能折射出一個人的胸襟、氣度，以至性格與志向。就書中所見，有幾件藏品及其幕後故事頗值得注意。

　　一件是鄧石如以篆隸筆法書行草對聯：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此聯為田家英自杭州某古玩店中無意得之，高興異常，迫不急待找人同賞，後又送給毛澤東鑒覽，毛亦甚喜之，曾長時間借掛在書房中欣賞。陳伯達聞之，不免心生忌妒，頓起橫刀奪愛之想，數次找田商量，要其拱手轉讓，均遭田回絕，不得已悻悻而罷。這樁小事，不僅說明了田家英的鑒賞水準，而且更說明了他不懼官階，不媚上邀寵（陳為政治研究室主任，系田的頂頭上司）的個性與品格。

　　田家英除收有魯迅、周作人、李大釗等人的墨蹟外，還十分留意收藏毛澤東的手跡。他常將毛練字丟棄的墨蹟小心收藏，稱之為「廢紙簍裏撿來的國寶」。據說，毛當年即興所書「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詩稿，寫後隨手放在一邊，日久即忘，幸得田家英小心收存，後來編《毛澤東詩詞》時，田將詩稿拿出，請毛復核，毛方想起此詩，言：忘了還有這一首。遂補上。作為毛的貼身秘書──猶如李銳所言，他們對毛的不同凡響，棋高一著處，常有著比一般人不同的感受。因此，田對毛極敬仰，背地裏稱之為「主公」。但對毛的一些缺點特別是其晚年錯誤，也並非沒有清醒的認識。據李銳回憶，大躍進時期，他與田常在一起「議論時政」，「臧否人物」，在這種「危險的交心」中，也包括議論過毛的一些「短處」。田認為，毛「任性」，「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高深莫測，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許明天挨批，還喜歡讓人寫檢討。」（《廬山會議實錄》）並表示，如果有一天離開中南海，當向毛提三條意見：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後讓人來議論；三是聽不得批評，別人很難進言。他還認為，經濟非毛所長，如其從中央一線退下來，埋頭於理論著述，貢獻當更大。他曾向李銳談起這樣一幅對聯：「隱身免留千載笑，成書還待十年閑。」(同上)顯是對毛而發。

　　一件是林則徐的「觀操守」立軸。林公所書內容為：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精力在饑疲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存養在紛華時，觀鎮定在震驚時。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從善，如緣無枝之木，才住
            腳，  便下墜。

田家英自幼就很崇拜岳飛、文天祥一類的民族英雄。他收藏林則徐、鄧廷楨等人的字，除了仰慕之外，似還有引為表率，激勵自身之意。據說，他極敬重林公的人品、風骨，境界、操守。他請篆刻家陳巨來刻的兩枚對章：「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印文就取自林詩（林詩「敢」作「豈」）。顯然，他對林公這種以天下蒼生為已任的精神，確乎是深會於心而又溢於言表了。廬山會議初期，毛明顯趨向反「左」，弄得田家英等一幫秀才大感鼓舞，及至彭德懷的信被批發討論，猶不知是欲擒故縱之計，冒冒失失地跟著「談問題」，卻不想風雲突變，雷霆震怒，引來的是一頓劈頭蓋腦的「機關槍、迫擊炮及其它」。這一回的「莫測高深」，才真把幾位秀才弄得目瞪口呆，手足無措。就在正式宣佈批判彭德懷那天，李銳回憶到，他與田家英等一行四人，沿山漫步，一路無語。行至一座半山亭前，但見亭內巨石一方，上鐫王陽明詩一首，亭柱卻無聯刻，遂有人提議該寫幅對聯；李銳拾起半截燒焦的松枝，欲書未得之時，田搶過松枝，寫出一聯：

            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其滿腹曲委，茫然無緒，既憂心忡忡又無可奈何的心思，盡在其中矣。

　　還有一件顧貞觀書《金鏤曲》扇面（五首），似也頗堪玩味。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夠？……」

在這情深意切，如泣如訴，幾讓人聲淚可聞的《金鏤曲》背後，牽出的卻是一段「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的千古佳話。說的是江南才子吳兆騫（季子），不意被牽進清初一場科場大案，無辜蒙冤被發往關外甯古塔充苦役，一去十八年，含垢忍辱，備受煎熬。苦寒絕地，冰刀雪箭，兆騫恐難再有生還機會，乃修書托老友顧貞觀施以援手。貞觀接信，憂憤難抑，一氣寫下兩首《金鏤曲》，名篇佳構，傳誦一時。貞觀後又找到滿族貴公子，素有「清初第一詞人」之稱的納蘭性德。風流倜儻的性德讀了貞觀詞，既感其不避時嫌救友心切的高義，又憐才華過人的兆騫枉受冤屈遭此大厄，乃一諾千金，許以五年為期，救出兆騫。後經性德多方奔走，又求助於其父──當朝權相明珠，終在五年之後救兆騫出水火。此段佳話，當年就曾是天下爭頌的義薄雲天之舉。田家英有心存此墨蹟，能不有會於心，為之神仰麼？

三

　　廬山會議後，作為毛澤東兼職秘書的李銳，被劃為「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發配北大荒勞動。對此，田家英內心是頗為不平的。他非但未象其他人那樣避而遠之，反在暗中施以援手，將李銳從條件較差的農村調到條件較好的場部。李銳事後知曉，有詩記之：「打起精神學打場，忽然意外轉西崗，長安故舊多關切，不忍其人葬大荒。」1961年，李銳因身體原因調回北京，田曾數次與其相邀於背靜的小飯館內對飲長談；六三年李銳被再度遣往大別山區某電站充任文化教員，臨行與田相約於某小酒館話別。田對好友的遭遇頗多感慨，又再次說起了吳季子（李銳《懷念田家英》）。不意此後，活下來的是李而非田。

　　最值一說的，是田家英對戊戌六君子的仰慕。他不僅收有楊銳、劉光第、康廣仁的字，而且尤其留意搜求譚嗣同墨蹟。無奈譚氏死得壯烈，其案也牽絆極大，以至連存有其墨蹟的人，也多因怕受連累而暗將毀之，致使嗣同墨蹟傳世極少，久覓不得。因此，當田家英有次從浙江地方捎來的幾件墨蹟中，偶然發現了一幅譚氏所書「酬宋燕生七言律詩」的扇面時，簡直是欣喜若狂。這是他唯一收到的一幅譚氏墨蹟。

　　據說，在田家英崇拜的歷史人物中，譚嗣同是最令他敬服且終生推崇的一個。他的齋名就取自譚氏的齋名，加一「小」字，既示高山仰止，又暗含服膺追隨之意。本書編者、田家英的女婿陳烈認為，田氏在文革初的慨然赴死，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譚嗣同的影響。細想田家英在廬山會議後的幾番行狀，此說似不無道理。他有一首小詩：

           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
           一飯膏梁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

就中不難看出其心系萬家，以百姓憂樂為憂樂的襟抱,情懷。沒有這情懷，就不會有廬山會議上差點掉進漩渦的驚險，不會有1962年在大量調查瞭解了農村現狀後向毛進諫包產到戶可行而遭致的呵斥和漸失信任，更不會有1966年為刪掉幾句只是順帶提及的海瑞罷官談話而引來的大禍（據胡繩回憶，毛的那次杭州談話，主題是講讀書讀馬列，海瑞罷官只是順帶提及，而且僅有一句，並未稍加發揮。事見胡繩《憶家英二三事》）。據說，田家英死前曾說過士可殺不可辱的話。看來，他的最後抉擇，是偶然，也是必然。一介書生，別無所恃，唯可恃者，一已之命耳。到了退無可退逃無可逃，唯有一死的地步，則這死，既是抗爭，也是完節；是為了一已的尊嚴不得已而為之的引刀一快，慷慨訣別！其大悲大苦，大哀大痛的了斷與超脫，非勇者、志士而何？正是：

            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　　

信然。

[ 本帖最后由 hory 于 2007-5-28 20: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