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店出版社印行的《中国大文学史》是一部比较特殊的文学史著作,它是由民国时期出版的八部中国文学断代史旧著合成,包括柳存仁的《上古秦汉文学史》、陈中凡的《汉魏六朝文学》、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杨荫深的《五代文学》、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宋佩韦的《明文学史》和张宗祥的《清代文学》。这些书原来均是独立写作、分别出版的,完成的年代亦各不相同,如今合为一体,要说理论主张前后如一,各部分的关联自然而顺畅,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从这本书里得到很多益处,因为那八本断代文学史大抵都是民国年代的名家之作,在学术史上固然有一定的地位,作者们对各时期文学特点的认识与解析,也自具特色。从书中不仅可以获得相关的知识,而且能够体会到各家所持理论与方法的差异,对愿意思考的人来说,这应是一种颇有趣味的阅读。
《上古秦汉文学史》出版于1948年(商务印书馆),是柳存仁教授的早年之作。柳先生后来主要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工作,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首届院士、英国及北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他的学术研究工作的一些特点,在本书中就已开始呈现出来。
作为阐述中国早期文学的断代史,此书着重辨析中国文学萌生的过程和早期各种文体的主要特点,富于理论色彩是其一大特色。作者不仅广泛汲取了到那时为止国内各种专门研究的成果,对西方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状况也非常关注,书中从一开始论何为“文学”何为“历史”,及历史的价值观,到探讨文学的起源、诗歌的产生,均���大量中国古代文献与西方理论结合,显示了开阔的学术视野。总之,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到研究者在文学史理论阐释方面作出的努力。
陈中凡先生是文史研究方面一位有声望的前辈,曾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主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比较简略,却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汉魏六朝文学》出版于1929年(商务印书馆),也是国内最早的断代文学史之一。此书虽然年代很早,但至今读来,仍能感觉到陈先生富于开创性的学术风格和明快的见解。如书的《绪论》部分一开头就引苏轼称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名言,然后通过分析中国文学演进的基本过程,得出八代文学“是上承周楚,下启隋唐,中间的一个枢纽”的结论,虽是写断代文学史,全史的意识十分清楚。又像第五章论南朝文学,指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极盛时期”,这不仅与“八代之衰”的旧论相背,就是在新一代学者中恐怕也很少有人说得如此明确。而事实是,只要真正站在文学的立场看问题,就不能不承认陈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联想到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相当长时期中一般文学史对南朝文学总体上持否定态度,令人不禁生出许多感慨。
本书作者中我唯一有过交往的是陈子展先生,他是我们复旦中文系的老师,早年曾经做过系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段时期我经常到先生府上去,听他谈各种往事。他的经历非常丰富,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毛泽东等多位中共早期领导人有往还,曾经被敌人以重金悬赏购其头颅;后来作为左翼文化人,又与鲁迅夫妇、郭沫若等颇为熟悉。但因为脾气耿直,以其一向为赤色的历史居然也领回一顶“右派”帽子。陈先生喜欢谈他如何跟人“抬扛”,并得意于自己的经常获胜;好像曹聚仁的回忆录中对陈先生的这一爱好也有所描述。我曾经劝陈先生写回忆录,但后来先生身体差了,这事终于没有做成,想起来是很可惜的。
陈子展先生的《唐代文学史》(上海作家书店,1944)规模不大,属于简史式的,述唐代诗、文、小说、词的演变线索很清楚。不过他也并不总是均衡地花力气,个人的趣味与好恶还是很明显的。譬如说到陈子昂和他的文学主张,不过寥寥数行;而对喜用口语的王梵志诗、寒山诗,却不吝笔墨地加以介绍。包括王绩,书中也着重介绍其近于白话的诗作。这一方面与陈先生喜好畅达而富于谐趣的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和陈子展先生在当时文坛上的活动有关。1934年,他曾与陈望道等人一起,发起了一场“大众语运动”,倡导“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语言,与一批否定五四新文化、倡导所谓“文言复兴”的人相对抗。这一活动在他的文学史中留下了间接的痕迹。另外,像说李白的“游侠富贵”思想,以及“超世”与“颓废”相重合的性格,都点得很准。其实李白是非常赞赏富贵与享乐生活的,只是人们爱惜他是一位自由纵放的天才,不大愿意在这方面多加批评。
五代为时甚短而分裂割据状态严重,人们习惯上将它视为唐王朝崩溃后的余波或宋王朝建立的前奏,较少从独立的意义上分析这一时代的思想文化,在文学史的分期上,通常也是把“晚唐五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杨荫深先生的《五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5)一书就显得有些特别。其书叙北方五朝情况甚简略,但即使如此,有些内容仍然是一般文学史所忽略的。如后唐庄宗李存勖的风格纤柔的词,恐知之者甚少。至于花费笔墨较多的南方南唐、前蜀、后蜀的文学创作,也不局限于词,对诗亦有较系统的介绍。
五代实际上是一个文学发展变化相当丰富的时期。此书虽是一部旧著,仍然使人注意到长期以来对这一阶段文学研究的不够充分。作者杨荫深先生除了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又是编辑界的元老,是《辞源》、《辞海》编纂的重要成员。
柯敦伯先生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是最早的宋代文学断代史,以分体方式叙说,散文、四六文(骈文)、诗、词、戏曲、小说各一章。《宋文学史》总共约12万字,是本书所收八部著作中规模较大的一种;作者的研究态度倾向于平允,虽不以见解特异见长,然善于折衷各家意见,因此各部分引用的材料堪称丰富,介绍分析较为系统和细致。书中宋词一章篇幅超过宋诗,在当时来说,这是对宋词表现了很大的重视,对后人有一定的影响;书中对宋词的一些提法,如“辛派词人”、“姜派词人”之类,亦常为后人所袭用。另外,关于“四六文”的一章也值得注意。通常人们容易有一种误解,以为宋代已经是散体文流行的天下,其实并非如此,骈文的应用仍然相当广泛。
《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的作者吴梅,是一代曲学大师,北京大学全盛时期的名教授之一。其书以辽、金、元各为一章,每章下分列文家、诗家、词家、曲家诸类。全书总体上以作家述评为主,对每一作家先叙仕履及著作情况,然后略言其写作风格与得失,并举例评论。这是一种看上去很简单的写法,带有旧式学问的味道。但作者学问根底深厚,其征引之恰当,议论之切,皆非易至。在中国文学史各阶段中,辽、金、元文学研究相对薄弱一些,而吴梅先生此书差不多涉及了这三个朝代所有有成就的作家,虽并不展开评说,但要言不烦,各人名下举例的作品都很出色,体现了吴先生的兴趣,至今读起来还是能够津津有味的。
《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的作者宋佩韦,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影响广泛的开明书店印行之《中学生》杂志的主编。其书历述明代诗文的发展变化,于戏曲、小说并无涉及。但作者的态度并非特意排除后者,而只是由于后者“另有郑振铎的专篇叙述”。但正是因此,书中对明诗文作家的介绍和评述显得较有系统也比较充分,后来通行的文学史在明代部分特重戏曲、小说而忽略诗文,反而衬托出此书的一种特色。
此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以末章专门介绍了明代的八股文。八股文是否应该写到文学史中去,在理论上可能会有许多争议;但八股文与明、清士人的人生道路关系极大,对文学的影响甚深,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作为一种文化知识,人们有必要了解它。就此而言,本书的写法还是值得称许的。尤其到今日,已经极少有人知道八股文是什么玩艺,这又增添了本书的阅读价值。
《清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0)作者张宗祥,是一位经历很丰富的学人。他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举人,后任浙江高等学堂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倡导新学。曾与鲁迅、许寿裳等一起反对思想顽固的校长——夏震武(外号夏木瓜),号称“木瓜之役”。民国初赴京任教育部视学,兼京师图书馆主任。 解放后做过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和西泠印社社长。其书规模较小,实为概略性质,唯于各时代中选择若干对象重点评述,则稍为展开。作者目光所关注者,主要在清代文化变化之大势,所谈问题,亦不以狭义的“文学”为限。如第七章《光宣文学概述》,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至王国维而终,实际是描述了整个清末思想文化的变迁,而及于受此影响的文学的情况。对许多重要问题,作者常有独特的看法。如论王国维在辛亥革命前提出的文学见解与主张,认为实与“后此十余年间胡适之、陈仲甫辈所提倡之文学革命论不谋而合”,此说极有见地。
以上分别简述了组合成《中国大文学史》的八部中国文学断代史旧著各自的特点。毋须多说,学术研究是不断发展的,在这些旧著出版之后出现的研究成果当然不可能被它们吸收,所以比起新出的文学史著作来,本书难免有些缺陷。但也要看到,中国古代文学是极为丰富和复杂的存在,对它的理解和阐释也绝不可能是单一的。后出之作尽管具有某种必然的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完全取代前人之作。甚至,另一种事实也确实是存在的: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后出之作有时并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迈进,而是向后倒退。当我们拿新旧文学史著作来对照时,会发现人们在这一领域内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以及曾经遭遇或仍在遭遇的挫折。
而名家之作不能够被取消,不仅仅因为它代表了学术史的历程,更因为它体现着研究者的个性与才情,而这恰恰是最不可能重复的。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读这类著作,都是与智者的对话,而收获之多寡,每视叩问之深浅。 |
发表于 2007-5-28 16:2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