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活着的袍哥史

东施

巴蜀长期偏安于西部，介于北方过于正统的儒家文化与江南过于软靡的士林文化之间，有文化的氤氲围绕，却不像齐鲁大地那般出所谓的圣人，从而多假正经；但文化又没深到像江南那样扼杀拥有野道的程度。所以巴蜀的人，介于文野之间，野道的身上有点文气，在文气的同时却有点野道，因之袍哥中不乏军师型的智取人物，也不乏绝不“拉稀摆带”的硬汉。
　　流沙河先生在回忆起1949年前袍哥的积极作用时曾说，袍哥监督政府，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不敢胡来。
　　
　　打入巴蜀袍哥的心脏
　　
　　袍哥们是一群有组织的特殊人物，他们像蜘蛛织网，先打大框架“地基”，再织幅，接着再织中间的圆心“休息室”，最后往外扩张，从而织成一幅让各类昆虫无处逃逸的大网。事实正是如此，袍哥正是利用“与子同袍”，以及“袍”与“胞”同音所带来的兄弟之感，织就了一张笼罩巴蜀人生活的大网。
　　袍哥入帮严格，要求严厉，不能出卖兄弟。告密于他们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罪恶行径，否则你不仅自身不保，而且连家人也命悬一线。像这样的组织当然很多，但我只说其中主产于巴蜀而蔓延于周边省份的袍哥。1949年前，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大到军队国家，小到家庭父子；左至打着为穷人旗号的革命家，右至彼时国民政府中的要员；内及国人，外至洋人（希腊人巴巴达就是个在重庆“嗨”了四十年的洋袍哥，在1949年前夕仓惶逃回希腊。此人最有意思的则为开巴蜀电影放映之先河，此是另题，以后再谈）；公开如军阀，暗行如土匪；通都大衢到边鄙小邑；公共场所如茶馆码头，运筹策划的密室等等，无不与袍哥有深刻的瓜葛。据1949年的统计，整个四川含重庆有职业及半职业袍哥1700万人，成渝两地的公口、分社、支社加起来1500多个，而重庆的职业袍哥多达10万之众，真可谓无处不“袍”，“袍势”无处不在。
　　彼时的中国是个人与人之间严重缺乏信任感的国家，民众特别是政府缺乏诚信——这当然不只是个道德问题，制度建设在其中所体现的作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所以整个社会特别强调诚信之重要。一个著名的悖论：我们说得越多的问题，越表明我们对它缺少了解；我们强调得越多的东西，越表明它的稀缺。袍哥作为一种黑社会组织，也是彼时畸形的社会现实生活的缩影与反应，无论他们怎么强调诚信，强调不准“放水”与“反水”，强调不准“放黄”以及“不认黄”，也明令禁止出卖自己的兄弟，倘有犯规者，其惩罚也可谓严厉到歹毒的程度，但这类事情总是层出不穷。这些层出不穷的违犯事件，便是不按袍哥规矩办事，便是“不依教”。“不依教”当然可谓不按教规办事，亦可谓不依教化，意义双关。按袍哥规矩办事谓之“落教”，也可以反过来说明，一“落”了“教”，你就得按规矩办事，不可胡乱来。“落教”与“不依教”，在今天依然是我们巴蜀地区的人评价一个人可不可交的一个直接标准。
　　与此同时，巴蜀长期偏安于西部，介于北方过于正统的儒家文化与江南过于软靡的士林文化之间，有文化的氤氲围绕，却不像齐鲁大地那般出所谓的圣人，从而多假正经；但文化又没深到像江南那样扼杀拥有野道的程度。所以巴蜀的人，介于文野之间，野道的身上有点文气，在文气的同时却有点野道，因之袍哥中不乏军师型的智取人物，也不乏绝不“拉稀摆带”的硬汉。
　　陈原在《语言社会学》（我怀疑尘元《在语词的秘林里》也是他的续作）里曾非常精到地探讨到语言的社会属性，语言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载体，其间的演变，以及语言对我们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认为巴蜀的俗语、谚语、口头禅中都不乏与袍哥切口相关的语汇，而这些语言的意义依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运用不断。这便是袍哥在巴蜀人文地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袍哥的介绍性著作如赵清的《袍哥与土匪》、王纯五的《袍哥探秘》等，可谓不少，但纯粹从社会语言学乃至巴蜀人文地理来研究袍哥的著述却不多见。但王纯五的《袍哥探秘》对袍哥的语言及切口已有一定涉及，如参加袍哥谓之“嗨”，而如今操老大者也可谓之“嗨老大”。今之“天棒”、“抽底火”、“绷劲仗”、“捡脚子”、“扎起”、“跑滩”、“打平伙”、“吃欺头”、“镇堂子”、“下粑蛋”、“搁得平”、“结梁子”等，都还流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为大家所熟知。总体说来，这些语言非常口语化，非常有野气，自然不是“语文体”，更不是印刷体，堪称活着的“袍哥史”。现在我以“水”与“黄”二字在袍哥语境中的意义，来作个小麻雀之解剖，以见袍哥对巴蜀地区文化影响之一斑。
　　
　　“放水”与“反水”
　　
　　四川人用“水”来指称人事时，便是指这人说话办事不严肃，不守信用，不值得信赖。不按时到达指定地点，说话不算数，乃至物品的质量很次等等，都是四川人对“水”的理解。在这里，“水”已经脱离自然层面，进入人文社会生活层面。现在通行的《成都话方言词典》（罗韵希等编）和《四川方言词语汇释》（缪树晟编著）二书里，与“水”有关的词汇，有不少是对为人做事不守信用的道德评判，如“水起”、“水垮垮”、“放水”等等。看来水这种流到何处便是何处，随物赋形的至柔特点，被我们借用为对社会生活中一般人事的评说了。事实上，水是至柔至刚的混合物，它对生命可谓作用双重，既可滋润亦可毁灭。换言之，一定摸透水至柔至刚的脾性，才能造福于人类
　　 “放飞鸽”、“放黄”、“放筏子”、“放水”固然不对，因为这些都违背人类生活中要讲信用的普遍原则而“自绝”于人民，“放水”固不好，是不是就要逆着来“反”它亦即“反水”呢？恐怕未必。对四川人的社会生活深有影响的袍哥组织在自己的行规中，最重的惩处就是针对“反水者”。反水便是背叛、告密，投靠仇家，这是为袍哥者的大忌，更常用的切口叫“点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要是被组织内的兄弟拿住，一定是万劫不复的，最具道德性的肉体消灭法，便是自己挖坑自己跳。如果你连死的勇气都没有，不敢挖坑活埋自己，那就是袍哥们最瞧不起的人，是“拉稀摆带”的草包怂人。你要当真死了也就罢了，要是“拉稀摆带”后尚且苟全于世，那么你自绝于你的袍泽便是确凿无疑的了。
　　 现在我们明了，四川人的社会生活中对“水”的态度，是既不能“放水”，也不能“反水”。那么四川人对“水”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那就是一个“顺”字，亦即四川俗语中说的“顺着毛毛抹”。“顺着毛毛抹”，当然是一种无为的态度。“顺”并不是说，纯任自然之力，完全放弃人为的努力。顺当然是前提，但“抹”也是很重要的。这就体现人在自然中既非奴仆亦非征服者的特殊地位。这是个讲究分寸和把握尺度的特殊位置，纵观古今中外，凡是错位者，无不终将遭致天谴。
　　
　　“放黄”与“不认黄”
　　
　　尽管袍哥已远离我们半个世纪，但不仅从四川方言中未脱尽其间的气息，就是我们现在流行之“雄起”、“假打”、“踩扁”、“挨球”等体育运动中的词汇，与袍哥的语汇也是一脉相承的。“踩扁”有时也只是“绷劲仗”，“挨球”当然不是真挨球之打，而是“傻×”的代名词。“假打”就类同于“放黄”，“不认黄”则有点“雄起”的意思，当然更近于“不依教”。与“黄”字组词，而又与“放黄”与“不认黄”有点关系的，即有“黄的”、“喊黄”、“黄话”、“黄帮”、“黄腔黄调”、“开黄腔”等等。著名作家李 人是活用四川语言的大师，比如他在《死水微澜》里就用过“我看你们都是黄的”。
　　查《现代汉语词典》里有关“黄”字及相关词语之释，非常之多，但与“放黄”、“不认黄”有点瓜葛的，也就只有两个条目，一为“黄账”，也是作方言用的，即收不回来的账，这在巴蜀地区流传也较普遍；二为“黄鱼”，其中一义为轮船水手、汽车司机为捞外快私下带的人。此即不系正规旅客，大抵也没有正规座位，故名曰“黄鱼”。“放黄”近乎“喊黄”和“放水”，都是不守信用，故意爽约之意，这就是不“落教”，也是“不依教”，不依教当然会受到相应的惩处。一为袍哥内部的惩处，二为在江湖上行走缺少信用可言，在声名可以传播的圈子内便失去相应的信用。失去信用，哪怕在江湖上有过硬的“响片”，买账的也可能不多。而“不认黄”则是变相的“雄起”，不踩事，不怕事。不认黄既是来硬的，也是“不依教”，不按规矩办的意思。四川话中的“黄”故有黄颜色之意，间亦涉及到性之所谓“二黄二黄”的一说。所谓“二黄二黄的”即系少儿不宜，但与真正的毛片尚有一定的距离的，也就是黄得不够正宗。所以川语中的“黄”字的普遍用义，大抵多是由不够正宗演化而来。由不够正宗，则变为不守规矩，不守信用。
　　此“水”非常水，此“黄”非常黄。“放水”与“放黄”相对，“反水”与“不认黄”相应，都表明不守诚信，不守规矩，是袍哥组织中会被重处的恶习。其实一个社会性组织，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人群合作都存在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倘使没有规矩，大家胡来，必然乱套，增加扯皮的成本，便无法使大家获益。一个组织如果缺乏继续存在下去的获利机制，并且没有前进的动力，更没有健康良好的诚信激励机制，不管他使用什么样的好词丽句，大言欺世，都无法维持太久。
　　巴蜀地区的人对一个人的最高奖赏，便是说这个人耿直，落教，不耍花花肠子，这些都是袍哥带给我们遗产。袍哥有浑、清之别，前者与打家劫舍的土匪一般无二，这当然应该鄙弃；而后者则扮演着乡绅的社会角色，扶危济困，维持乡村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乡绅相当于在小民百姓与常常疯狂暴怒、容易出错的国家机器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力量，不至于让小老百姓不通过臭氧层而遭太阳的直接烤晒。流沙河先生在回忆起1949年前袍哥的积极作用时曾说，袍哥监督政府，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不敢胡来。虽然用袍哥监督政府并不是一种一劳永逸的制度力量，但在没有良好的制度制衡的情况下，也不失为一种几得其便的权宜之计。

[ 本帖最后由 东施 于 2007-5-28 11:5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