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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回忆父亲李多奎(李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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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5 10:5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爽朗健谈、心胸宽广、善良活跃、疼爱子女又严于管教、在艺术上善于博采众长的人。要想完整全面地回忆父亲,就要从我儿时的点滴小事说起。

    先说说父亲的“严肃”的一面吧!

    小时候我和弟弟调皮时谁也管不了,但只要父亲咳嗽一声,我们就全老实了。一次我捅了娄子,父亲很生气,拿起扫坑笤帚要打我,我赶紧跑到后院小楼,躲在大铁床的紧里边,这时,母亲、姑妈全跑上来拦阻父亲,这顿打算没挨上,但把我吓得够呛。后来,姑妈对我说:你爸爸不会真打你,那是吓唬你呢!还给我举例说:你小时候娇得不得了,他每天晚上都削好一盘水果放在你枕头旁边,你夜里醒了也不睁眼,抬手拿起水果放在嘴里就又睡着了。有一次忘记放了,你醒了什么也没模着,坐起来就哭,我赶紧把你抱到你爸爸屋里,他也起来了,哄着你吃了两块,又把果盘放在你枕头边上,你才睡了。

    我小时候爱养蛐蛐。师哥李志君见我有如此爱好,就常送来一些好蛐蛐,我高兴得不得了,每天下午在廊子下边喂蛐蛐。父亲怕荒废我的学业,一天在屋里故意和母亲说:“别叫他学戏了,叫他卖蛐蛐吧!”声音虽然不大,但我如奉“圣命”!第二天赶紧叫师哥把心爱的蛐蛐拿走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看小说,父亲走过来严肃地说:“看什么书呢?拿来我瞧瞧!”我赶紧把书递过去,父亲一看是武侠小说,说:“看这书干什么?拿贼去呀!”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怕我看色情小说。平时看来,父亲在家里任事不管,但对这些关系孩子成长的细微小事却一点儿也不放过。

    说起“拿贼”,不是没来由的。1949年年初,北京刚解放不久,我家后院小楼上被偷盗一空。除了几袋大米白面外,最值钱的是两盒翡翠螃蟹,1盒12只,各有铜钱大小,各式各样,各种颜色,此外还有不少名人字画和贵重衣物。父亲回忆说,当天夜里他听见有动静,就问母亲猫在屋里吗?母亲说:没有。父亲说:你妈没经验,夜里问猫是不是在屋里准是有事儿,就是没在也得说在。小偷一听有人惊醒就跑了。第二天早上我上楼一看,箱子盖儿全敞着,柜门儿也开着,全空了,当时我的腿就软了,一把抓住门框,差点儿没坐下。后来一想,这些东西全是自个儿挣来的,以后再挣去呗!可见父亲的心胸多么宽广。

    父亲豁达善良,从无贫富贵贱之分,略举两例以说明。我外祖父去世早,他有个“外家”老伴无子无女。一天来到我家,说是一个人住在城外无依无靠,上家讨口饭吃。当时母亲有点为难,就和父亲商量。母亲说:“她来吃两顿饭倒没什么,可孩子管她叫什么呀?”父亲毫不迟疑:“叫姥姥哇!”从此,这位姥姥就早来晚走,好吃好喝地在家呆一天。父亲知道姥姥爱喝两盅,就每顿饭叫母亲给她倒上一壶酒。我记得当时她老人家可高兴了。一喝酒话就特别多,父亲陪她说话,她总是:“多奎、多奎”地叫着,当时我还真怕父亲不愿听呢!可是父亲总乐呵呵的。

    还有个亲戚是我表大爷,小名儿叫召儿,我们都管他叫召儿大爷。他会唱乡下小调:“葱丝儿,姜丝儿,胡萝卜丝儿……”。有段时间他也常来。他一来,姐姐就磨着他唱两段,还给他抹上胭脂,打上口红,系上花头巾。召儿大爷特随和特老实,扮上就连扭带跳地唱起来,父亲就站在廊子上哈哈大笑。这是我小时候听到父亲最爽朗最开心的笑声了。每次唱完一段,姐姐总要他接着唱,父亲就该发话了:“别缠着你召儿大爷了!来,召儿哥进屋喝茶吧。”唱完茶吃完饭还要给些零花钱,召儿大爷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更有甚者,我和邻居小孩儿去捡煤核儿父亲也不拦着。那时我们住在鞭子巷头条,临近的几家街坊没什么富裕人家,尤其是隔壁一家6个孩子,大人虽是个文墨人,但没有工作。我放了学就和他们一起玩儿。那时管穷人家的孩子都叫“野孩子”。一般教育子女都爱说:别和野孩子玩儿。可我从没听父母这样说过。一天他们照样去捡煤核儿,我非要跟着,他们就给我一个破筐子,一个小搂子。到了一个大宅门里,正好人家后院有一大堆垃圾,叫我们给清出去,这下可闹着了,整整清了一下午才清干净,每人筐里装满了煤核儿,人家还给了3块钱。我们去了6个人,每人分了5毛。我拿着5毛钱去看了十几本小人书,吃了两根冰棍儿还剩下两毛多,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到家母亲一看我满身是土,问我去哪儿了?我只能实话实说,母亲听完后说:“你分人家5毛钱干吗?”父亲也从屋里出来:“给他5毛钱,叫他给人家送去,连剩下的也给人家。以后因人家捡煤核儿可以,但不许分人家的钱!”

    每到年三十晚上,常有不少穷人家的孩子拿着印好的“财神”到门外喊:“送财神爷来了”。家里人就赶紧出去接“财神”,父亲总叮嘱:多给点儿。可见父亲对穷人是什么感情了。

    说到子女学戏,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姐姐维茵从小酷爱父亲的艺术。父亲高兴时也给她说几句,可就是反对她干这个。姐姐就偷着学。那时周文贵三叔每天来家给父亲吊嗓子,姐姐就在外屋用心听,小声跟着唱。每当屋里一说:文贵,受累了,就说明吊完了。姐姐就趁机进去叫三叔给吊两段。姐姐的嗓音、劲头、韵味特像父亲,但始终没有从事专业。

    我学戏伊始父亲也不同意。我小时候是1到10月就开始咳嗽,非到第二年开春儿才能好。父亲说:这哪儿成啊,赶明儿一到秋凉就歇工,这一冬天就甭唱了!可我不死心。

    1951年我小学毕业,正好中国戏校招生,我偷偷报了名,可又怕考不上,就没去考。第二天,刘子元师哥到我家,进门就嚷嚷:“小弟呢?师弟呢?”父亲问:“怎么了?”“他报了名怎么没去考呀?”我赶紧进屋:“我怕考不上。”“我把老师都留那儿了,等了你半小时,师哥是主考,你还能考不上?”接着又对父亲说:“您就让师弟干这个吧!我看他成!”父亲说:“先叫他喊喊嗓子再说!”于是我每天早上5点钟就去天坛喊嗓子。没想到这次都“封河”了,我还没咳嗽。父亲就叫世庆大哥(叔伯哥哥)给我找个老师。世庆大哥看我的模样说:“学小生吧。”父亲同意了。就找了朱少云先生教我。从此我每天早上到天坛喊嗓子练功。其间,侯喜瑞先也常到天坛遛弯儿,给我说了不少把子和起霸。我回家告诉父亲,父��说:这太难得了,你要用心学。

    1952年,陈盛泰先生又给我说了一年多的戏。后来陈先生学校功课太忙,没时间教了。父亲说:“这时候哪能在家闲着?你自己找个先生吧!”一天,我去看《群英会·借东风》,其中的周瑜是茹富华先生扮演的。当时我感觉茹先生的艺术无一处不规范,无一处不细致。我回家便和父亲说了,父亲很满意地说:“嗯,还有点儿眼力。”正起上罗世保大哥在我家,听我一说,他马上说:“这好办,明儿就给你说去。”第二天茹先生来到家里,很高兴地答应了。茹先生对父亲说:“二哥,您甭管了,把孩子交给我吧!”从此,我就潜心学习,刻苦练劝。只几个月,茹先生就把我这个“生虎子”扒拉出点儿模样来了。

    1956年,我加入荀慧生京剧团,父亲叮嘱我:好好用功,别拉帮结派的。当时我不懂,为什么单提“拉帮结派”?后来才知道,这是戏班中最大的弊病。1957年“大鸣大放”,我给慧生二叔贴了大字报,因为内容不实,激怒了慧生二叔。过了几天,有人告诉我:你被开除了!我不得不告诉父亲。父亲很生气但没做声。第二天,父亲把茹富华先生请到家,不知老哥俩儿在屋中商量些什么。几天后,慧生二叔派人到家里请父亲去吃饭。下午四五点钟父亲拄着拐杖气哼哼地回来了。我盯着父亲等待“答案”,父亲很生气地说:你在家呆着吧!我想这下没希望了。不想过了几天,团里通知我去上班。我才知道,父亲也会讲“策略”。不然,我又会“有恃无恐”,不去吸取教训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父亲的业余爱好很多。最喜欢玩儿珠宝玉器。高兴时就拿出来一件一件给我们看、给我们讲:这叫什么玉、怎么好法儿,怎么值钱。在我印象中,父亲最喜欢的是一个羊脂玉佛,有拳头大小,雕的是大肚子弥勒佛,真是洁白滋润。还有一串玉件怀表链,是各种小玉件(玉石、玛瑙、翡翠雕成的小玩意儿)组成的。父亲属狗,上面各种玉石的小狗就有三四个,全是父亲逛古玩店买的,然后用金丝串起来的。

    父亲喜欢养花,每到春节就叫我去买碧桃、迎春等花卉,总要两盆一对儿的,摆在屋里确实令人心旷神怡。可是花开之后,没多少日子就死了,平时买的时令花也是如此。当时也不知是何原因?现在想起来才明白,父亲那时总在后院里拿着小瓷缸子,一会儿结这盆儿浇点儿水,一会儿结那盆儿浇点儿水,敢情全是水大烂根儿了。此外,父亲还喜欢听音乐,尤其是西洋歌曲。父亲说,你听人家底气多足!音一直从丹田贯到脑门儿,里头就像一条胡同。后来我才理解,父亲听西洋歌曲是在研究他们的发声方法。父亲也跟我讲过“三节音”,就是什么时候用“丹田”、什么时候用“胸腔”、什么时候用“脑腔”,怎样把这三者贯穿起来,所以父亲的很多唱腔都是一气呵成的。父亲在修改、编创《哭灵》、《三进士》等剧的唱腔时,自己在屋里边拉胡琴边哼唱腔,我听见有的腔就是从老生及其它艺术形式中借鉴变化来的。

    父亲说,我小时候,你爷爷对我要求可严了。一次,陆五爷(陆彦庭先生,父亲早年的老师兼琴师)结我吊嗓子,那会儿我还学老生哪。吊《辕门斩子》,我当时正在仓门上,嘎调唱不上去,干张嘴没音儿。你爷爷还对陆先生说:拉、拉!你爷爷说话有口音,管“拉”叫la(二声)。我说,别la(二声)了,再la(二声)就流血了。你爷爷就一个大嘴巴,把我从门里打到门外去了!父亲说完哈哈大笑。父亲当时是讲笑话给我听,但言外之意是叫我如何下工夫,怎样刻苦。

    若要记述父亲的生活趣事,恐怕再写10篇也写不完。现在该说说“文革”了。1966年8月,当时我正在湖南湘潭京剧团工作。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病重"的电报,连夜赶回北京。进家一看,父亲胎朝里躺在光板儿床上,后背全是紫的,肿起老高,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儿。母亲躺在另一张光板儿床上,头发也被剃掉了一半儿。当时我就愣住了。只听父亲说了一句:瞧这孩子回来的。意思是:正起上家里遭劫,遇上这种惨像儿(原来是庆爹偷着给我打的电报)。我忙问:怎么回事儿?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前天下午3点多,突然来了二十多个红卫兵,进门就问:有没有“四旧”,有没有枪。你父亲说:没有“四旧”,没有枪。他们不信就到处乱翻,但什么也没找到。然后就叫我和你爸、你姐姐站到院里,让你爸把上衣脱了,用皮带抽,还把香烟揉碎了往你爸嘴里填,叫吃下去,那哪儿吃得下去呀?他们就用墨水往你父亲嘴里倒,说是“冲冲”。同时几个人用皮带抽我和你姐姐,还把我的头按在水缸里,半天不叫起来,说是让“清醒清醒”。这时一个红卫兵从屋里拿出一条我平时用的免毛围巾,嚷着:这不是四旧吗?于是又用皮带抽。我当时真想一头扎在水缸里死了算了。这时候有人说:他闺女就住在南桥湾,到她家看看藏着什么东西没有?于是几个人就押着你姐姐去了南桥湾。一会儿,拿回来一支小保险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珠宝钻戒。这一下炸窝了:“为什么把值钱的东西藏在闺女家?”你父亲解释说,这是上午叫闺女送到团里的,她还没来得及送。他们当然不信,又是一通猛抽。就这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把家里所有的东西全抄走了。除了留下一间堂屋外,其它屋子全贴了封条,还叫你爸爸从第二天起扫大街。不想第二天下午,北京京剧团的刘桂欣带着团里的红卫兵来了,找街道交涉:李多奎是我们团里的人,我们���发现他有什么问题,要管也得由我们团里的红卫兵组织管!于是不叫扫街了,把封条也撕了……也确实是父亲的人缘好,“文革”闹得这么凶,团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却没有一张写父亲的,更不用说有政治问题了。

    1968年崇文区革委会军代表上家给父亲赔礼道歉,并进行了退赔。但所赔的折价金额不足实物的1%。父亲说:“别的东西倒没什么,就是那个小保险箱里有一支三克拉的钻石戒指,我有点心疼。”军代表说:“您得找个有地位的人出个证明。”父亲想了想对我说:“君秋看见你妈戴过。”军代表说:“那就叫张君秋出个证明吧。”第二天,我陪母亲去找君秋二哥写了个证明,大意是在广州演出时看见二舅妈戴过。第二天我去区革委会交给了军代表。后来又补赔了两干元(按当时的价格,一克拉要六七千元)。所谓“退赔”至此算画了个句号。

    不管怎么说,父亲挺过来了,没听他说过什么豪言壮语,“革命的言论”。人被打了,家被抄了,在他心里好像过去就过去了,从没听他埋怨过一句,他也没因此而颓废、耿耿于怀。我想:父亲的心胸太宽阔了,真像大海一样,经得起任何风浪,能行百艘大船!但是通过这次摧残,父亲的高血压病更重了,半身不遂的症状更显著了。他就这样拖了8年,于1974年7月25日21时25分在友谊医院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住院后已不能说话,但在“咽气”前突然大喊一声,特别响亮,震得其他病房的人和医生出来看了半天,不知是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声音……7月30日遗体火化,8月3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到会的除了父亲在京的弟子外,还有尚小云、侯喜瑞、陈喜兴、张君秋、梁小鸾、高盛麟、吴素秋、谭元寿、马长礼等失生。

    值得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李派”艺术通过各位师哥师弟、师姐师妹,各位再传弟子和爱好者的共同努力,正在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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