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读张国涛《我的回忆》（单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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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担任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工作，有罪恶也有功绩，其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需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与他长期共事的徐向前元帅对他的评价是：“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徐向前，1987：159）在早期党的重要领导人中，只有张国焘写了长篇回忆录《我的回忆》，1980、1981年由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印行，后又由东方出版社数次印行，说明其真实性受到一定重视。


　　1、国际、苏俄和中国

　　1921年初，共产国际伊尔库次克局的代表威金斯基（即维经斯基）奉命来华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的会谈中，他特别介绍了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的关系。

　　在他看来，苏联政府不得不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而共产国际却是另外一回事，是由各国共产党共同组织起来的世界革命的大本营，但不能与苏俄政府混为一谈。拿中俄关系为例，苏俄政府的外交对象是北京政府，它有必要和北京建立关系，不过这并不表示苏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所不喜欢的北京政府。至于共产国际要联络的对象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苏俄政府自然不能干预，而共产国际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当然予以支持。……俄国共产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不过俄共在各兄弟党中，因为是革命获得胜利的惟一的一个，它的领袖列宁与托洛茨基又都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所以它在共产国际具有领导党的地位。（张国焘，2004上：114）

　　当时除北京政府外，还有一个以广州为中心、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革命政府。1921年，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1922年7月，越飞任苏俄政府驻华特使，“作为苏俄政府驻北京的代表，越飞积极贯彻苏俄政府的外交意图。要保证苏俄在远东国家的利益，首先必须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对苏俄完全采取敌视的态度，因此共产国际、苏俄便决定利用相互对抗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某种联盟，进而形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政府。”1922年4月以后，北京政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越飞转而促进孙中山与吴佩孚的合作以建立新的中央政府，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也与吴进行了联系，而吴一度也对中共示好，以至于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一度蓬勃起来。但不到半年，吴佩孚表现出与原北京政府一样的立场。越飞不得不建议苏俄政府以孙中山为主要合作对象。

　　苏俄与北京政府（包括后来的吴佩孚）的建交谈判之所以没有成功，原因是中国方面不愿在蒙古、中东路问题上让步，而苏俄也没有履行两次对华宣言中做出的承诺。越飞在华期间，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向苏俄政府建议在蒙古和中东路问题上作出让步，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以使苏俄的对华目标能够较易实现。越飞务实的、对中国相对友好的意见为托洛斯基和斯大林的严辞拒绝。当孙中山答应了苏俄的条件后，他成为苏俄政府全力支持的对象。国共合作也就顺理成章。（黄修荣，2002）

　　从20年代到30年代，苏共党内斗争频仍，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也不一致，带到中国的莫斯科指令也就前后矛盾。但总的规律是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共产国际越来越受苏联政府的外交部政策的制约；而苏联的���华政策，自始至终即具民族利已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它的所谓支持和援助，总是和干涉、控制、利用联系在一起。比如斯大林“通过大量杀害共产国际领导人和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在苏联的大批干部，几乎都被杀害。相反，那些被本国政府逮捕关押的共产党人大都活了下来。”（杨奎松，2001：384）不能因此说斯大林仇恨共产党人，其残忍行径的理由只能是出于苏联利益的考虑。

　　斯大林对此并不讳言。1927年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他就以对苏联的态度为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谁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国家。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不捍卫苏联，就不能捍卫并推进世界革命运动。要知道，谁想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的敌人阵营里去。”（斯大林，1954：47）意识形态要服从国家利益。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后，“联共（布）中央召开了一次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三二0事件在会上甚至都没有提到。会议仅对日英之间可能缔结的新的同盟感到恐慌，为了防止这种同盟对苏联的威胁，会议提议，在不损害苏联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同意‘南满暂时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李盛平： 1987年）

　　国际派出的代表对中共决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马林、鲍罗庭之于陈秀；罗明兹那之于瞿秋白；罗伯特之于李立三，米夫之于王明等都有很大权威性。从1921年到1935年，国际政策和中共路线经历了由“右”而“左”的转换。1927年之前，国��对中共力量估计不足，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即确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立之情况也。”1926年，围绕着“山西会议派”、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个事件上，国际都迫使中共对国民党作了大的让步。1927年7、8月间，斯大林连续发表文章和讲话，认为广州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到了武汉时期，蒋介石和��族资产阶级都转到反革命的阵营；汪精卫叛变后，小资产阶级也脱离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只剩下农民和城市贫民。由此认为中国革命已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苏维埃革命阶段”，把“苏维埃”制度引入中国。这就导致中共从极右迅速跳到极左，分别由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代表。

　　“左”“右”都有迹可寻。在“右”的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在东方寻找朋友以打破外交孤立，谁强就联合谁。吴佩孚、陈炯明都曾经是苏联要求中共与之联合的对象，后来是孙中山。在“左”的时期，斯大林正在苏共内部进行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中共也就因此越来越左。

然而，尽管国际的政策常常反映苏联的利益，但对中国革命的仍有许多正确指导。如“西安事变”发生后，政治局于12月13日上午立即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的主张，意在实现“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的斗争目标，但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认为应和平解决，党内的意见并不一致。争论之际，国际于13日来电表示和平解决的意向；16日季米特洛夫明确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国际的观点体现了苏联想争取国民党抵制日本以解除苏联后顾之忧的考虑，但和解方案对中共能够生存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再如夺取政权后的政府组成问题，毛泽东1947年11月曾致电斯大林：一旦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根据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所有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会加强中国的革命势力。1948年4月，斯大林回电：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杨奎松，2001：60—61、263—265）在斯大林看来，中共的军事胜利，就其政策而言是民族革命的胜利，它的政府也只是民主的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所以要与其他党派联合。这种观点隐含着对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怀疑，但民主党派与党“风雨同舟”的传统因此确立。



　　2、男女

　　革命者有性别之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时，12名代表之一陈公博“带着他的漂亮妻子住在大东旅社，终日料理私事，对于大会的一切似乎不甚关心。”（张国焘，2004上：128）他也许把参加党的成立大会当作是一次旅游。会后，由于陈独秀远在广东，周佛海暂代陈任党的总书记。万事开头难，但党的领导人之一却没有全身降地投身革命：周本是一个有家庭的人，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闹恋爱，女方的父亲找上门来。张介绍：“他的同志们多认为他身负重责，竟卷入这样的恋爱纠纷里，对党对个人���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那位杨小姐富家闺阁气味很重，与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合”。（张国焘，2004上：145）张猜测，一方面由于周与那个富商家庭来往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不满意党内同志对其恋爱采取过分严峻的态度，终至于革命热情消失，最后成为汪伪政权的一员。

　　如果说在向往革命的同时还追求性的满足是陈、周后来转向的契机之一的话，那么，坚定的革命者也并不拒绝性。郑超麟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叫《恋爱与革命》，叙写革命者的恋爱形态。一个要砸碎旧世界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在恋爱婚姻上刻板守旧的；时刻面临的失踪和牺牲，也使婚姻家庭难以稳定。私生活不妨碍政治生涯，无法无天的革命者也应当在个人生活中有所体现，但当革命成为一种有组织的行为时，与性满足俱生的个人主义则成为革命的天敌。

　　1925年1月的“四大”，选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五人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即常委会）。时任彭述之秘书的郑超麟记得：“主席团大约每星期开一次会，讨论大大小小问题，从组织国民政府问题到同志恋爱纠纷。”（郑超麟，2004上：217）同志间的恋爱也要拿到中央常委会上讨论，这是因为恋爱可能发生在党的领导人之间。1926年初，中共中央在蔡和森寓所开会。

　　在会议上蔡和森的太太向警予首先报告在其丈夫蔡和森离沪期间，她与彭述之发生了恋爱，其经过情形已在和森返沪的当天，就向他坦率说明了。她表明她陷于痛苦的境地，因为她与和森共患难多年，彼此互相敬爱，现在仍然爱他，不愿使和森受到创伤；但同时对彭述之也发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因为他的风趣确是动人的。她要求中央准她离沪，派她到莫斯科去进修。……经过一度沉默后，陈独秀先生开始赞许蔡向的结合，表示不愿见他们因此而离异。继而他批评彭述之不能自我节制，有伤同志的亲爱关系。他准许向警予的请求。（张国焘，2004上：445）

　　中央常委开会讨论男女关系，当然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情感纠葛就发生在两个常委之间。男女之情是人之常情，革命者在这方面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向警予在处理个人感情上是光明磊落的。1926年，蔡、向夫妻关系在莫斯科破裂，蔡后来与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纯结婚，向警予192年回国，次年牺牲。据郑超麟说，彭述之后来与另一位领导人罗亦农的妻子陈碧兰交好。有一次罗向彭汇报工作，“彭述之躺在床上听他汇报，给他指示。陈碧兰睡在旁边，罗亦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失去妻子的罗亦农后与贺昌的妻子诸有伦恋爱。在郑超麟看来，这些都“不是个人私事，而是政治斗争，党内的政治斗争，罗亦农从此不能和彭述之合作，而贺昌也成为罗亦农的仇人。”（郑超麟，2004下：62—65）因此也应当成为革命史研究的课题之一。

两性关系的政治化与庸俗化，是1966年5月14日，针对陆定一夫人严慰冰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不好的匿名信，林彪特意在中央会议上作证：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3、转折

　　中国革命导源于自强的要求，但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对内夺权而不是对外反抗，革命者多以为通过内部革命转换政治制度，可以遏止列强欺侮。党一向认为社会革命是它的主要任务，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只是一个附带的要求。（张国焘，2004上：194）时人的共识是，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可以避免列强侵略的。

　　1921年年底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确立了应该立即开始反帝国主义的目标。这是党史上一个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估计的转向。第一，只有反帝国主义这个主题确定之后，中共才真正赞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中国革命才真正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其无产阶级性质才能得到确认；第二，既然是反帝国主义，国共两党才有合作的前提，联合阵线才可能形成。抗战后国共两党二度合作再次证明了之一点。

　　1922年6月党的“二大”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从此，中共也由一个共产主义研究性质的团体进入政治活动的性质。”但“二届二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压力下作出国共合作的政策的，党内实际赞成者不多，马林因此严厉批评了张国焘。内在的转向是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以后。本来中共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在北方发动工人运动，“中共是以北方铁路工人运动起家的。”（张国焘，2004上：208）“二• 七”事件后，中共意识到在北方已难有作为，反对国共合作的张再也没有工人运动的实力基础向马林叫板。“二大路线”因此被真正认同，从此工作重心转向南方的上海、广州等地，主要任务是与国民党合作，莫斯科派驻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庭及广东区委的重要性开始突出。

　　这一转向又暗含了第二次转折。国共合作完成了北伐。1927年蒋介石的清共，共产党被迫转向武装革命和暴力革命，由此建立了红军，走上以枪杆子夺取政权这一历代农民起义的老路。

　　第一次转向是社会革命向政治革命转折。共产党人要经历一次变化：“我的同志们多数是些初出茅庐的书生，脑海中总有些乌托邦思想和无政府观点。他们瞧不起现实政治，甚至认为不够清洁或者充满罪恶，也不喜欢纪律、严密组织、思想行动一致这类东西。”（张国焘，2004上：201） 早期共产党人抱有较为纯正的社会理想，抽象的理想为具体的现实否定之后，才与国民党一起开始了具体的政治行动。

第二次是政治革命向武装夺权的转折，结果是推翻国民党单独掌权。



　　4、“1905”与“1917”

　　1924年年底，中央就国共合作问题召开扩大会议，会后陈独秀告诉张国焘：

　　前几天吴稚晖曾来造访，慎重其事的问他，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约在甚么时候可以成功，他答以大约需要三十年。

　　吴稚晖听了这句话，惊骇的说：“那么，国民党的寿命只有三十年了！”吴说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是五百年以后的事，因此无政府主义者与国共两党都无现实的利害冲突。他向吴稚晖解释，所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三十年后可望成功，并不等于说三十年后国民党就会寿终正寝。但吴对这种解释仍表不满。（张国焘，2004上：306）

　　1922年党的二大确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策略，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它们分别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二月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但列宁的创举又启示中国共产党，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的方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两次革命性质有别而又重叠，以此来确定革命的策略殊为困难。1923年的“三大”上，陈独秀、毛泽东等占上风的意见认为，目前中国离资本主义尚远，必须发展一段资本主义，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只能获得部分政权。这就是陈独秀说“30”年的意思。而张国焘、蔡和森却认为，无论社会发展程度如何，��产阶级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阶段，中国无需经过1905年就可以进入1917年。

　　纯理论的争论意义不大，革命究竟多少年可以成功取决于力量对比：1925年国共合作后，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在掌握农民运动方面发展迅速，张等人的主张在“四大”上占了上风，它强调中国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有力参与并取得领导的社会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三•二０事件”发生，共产党人被赶出国民党中央，陈独秀等人因此怀疑“四大”决议，认为它忽视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根据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的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1917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还提不上日程，“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在党的政治历史上，1927年“四一二”事变“使历史倒退二十年”。（李一氓，2001：81）

　　但共产国际不同意这个判断。1926年年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中，断定中国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理由是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期，其目标只能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的国家。斯大林认为1927年的失败不是俄国1905年的失败，而是1917年7月的失败。所以由他派到中国来的罗明那滋就提出“无间断的革命”的口号。这一认识导致激进的政策：以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暴动，担负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集权制的“苏维埃”制度的建立。

过去的合作者成为今天的敌人，统一战线转变为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转变成土地革命也就顺理成章，这在形式上，确实与俄国1917年相似。但土地革命并不就是社会革命，工农民主专政也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实的中国还不是1917年的俄国。1928年党的“六大”上，布哈林纠正了罗明滋那的说法，强调中国革命只相当于俄国的1905年。但此时布哈林正遭受斯大林的攻击，他的讲话精神并没有写进六大政治决议，中共国内的宣传仍认为两次革命之间没有万里长城，这就为李立三的中国革命必须迅速从1905年转变为1917年的观点提供了可能。李立三的失败唤醒了斯大林，共产国际制定了十多个中国苏维埃政策的文件，既承认中国革命包含着某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又指出物质与经济的条件决定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必然是漫长的，革命后的中国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这就是后来毛“新民主主义”的雏形，但《新民主主义论》没有研究这个过渡时期，49年以后，毛越来越快地省略了这个过渡期，意欲“毕其功于一役”。



　　5、亲属

　　1927年春夏之间，农民运动的热烈和无序举世震惊。“四• 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支持者主要是唐生智和张发奎。唐部军官多系湘藉，“因为家属受到农运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以至于鲍罗廷不得不“主张中共应更加约束工农运动的过激行动”，并特别强调“农运和土地革命应不侵犯革命军人家属及其土地财产为前提。”这在策略上是正确的，但“有的因身为军官，有钱有势，便在乡村买田置地，成为暴发的地主。有的军官的亲属，因为家中有人带兵，也就倚势在乡村中作威作福。所谓‘国民革命军，士兵多数是农民，军官多数是地主’这句当时在武汉流行的话，确是切合当时的实情。”如果鲍罗廷的建议得到实施，“如果将军人家属算在土豪劣绅以外，而且又采用广义的解释，则在湖南就根本没有土豪劣绅可以反对了。尤其重要的是有些军人家属已经被农协侵犯了，要想补救更为棘手。农协的负责人觉得如果一一翻案，农协将要垮台。”（张国焘，2004：559─560）这是一个死结：打土豪遭到革命军官的反对，不打土豪革命又无从落实。武汉国民政府后来也效仿蒋介石“分共”，维护农村现状，保护军官利益。国民政府之所以一直搞不了土改，可能也与此相关。

　　共产党人没有这个麻烦，它要求革命者大公无私、大义灭亲，许多革命者也真正做到了。1926─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一样展开。1927年1月，时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李立三的父亲来到武汉：

　　他不否认他是逃到武汉来避难的。他也表示他愿跟着他儿子的主张走，不反对农协会的一切。不久，他拿着儿子亲笔致湖南负责同志的信，担保这位老人不会有反对农协的态度和行为。高高兴兴地回湖南去了，不料后来消息传来，李立三的保证并无任何效力，这位老人仍被他本乡的农协“乱干”掉了。……这不特显示出中共湖南区委会对于农协控制力的薄弱，也证明反土豪劣绅的风气已到了疯狂的程度。（张国焘，2004上：556）

　　当时领导湖南党和农运的是毛泽东，张的意思是说毛泽东要为李立三父亲之死负责。这一说法后来有专文反驳。（唐纯良，1981）但革命者不重亲情重原则却是事实。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军长王树声的妹妹、师长李先念的二哥陈有元等均被方面军保卫局杀害。（朱玉，1999：87）张国焘既不因他们而不杀害他们的亲属；也不因他们的亲属是“反革命”就怀疑他们。徐、王、李三人均受到张国焘信用，他们没有因为亲人被杀就埋怨组织和领导。党史上形象不好的王明也有大义灭亲的举措。他的叔父陈云溪原为地方保安团长，1949年9月投降中共军队，不久又因两支枪没有交而被捕，因为他与王明的关系，且又是主动投降，地方不敢做主，金寨县、皖北行署、华东军政委员会，层层上报直至王明，王批了“依法处理”四字，陈云溪不久被处决。（李仲彬、戴茂林，1991：387—389）

　　革命组织纪律严明，革命者信仰坚定，其亲属原则上不会受到特殊照顾。1949年后潘汉年高居上海市副市长，却从未回过近在咫尺的老家宜兴，从未关照过那些因为他参加革命而受到歧视的亲属，包括从未与其正式离婚的前妻许玉文。甚至当许玉文提出潘在离家时取走的存款也应分给她的一部分时，经济上相当富裕的潘也一口回绝。感受到潘的无情的亲属们，对潘却关心备至，包括许玉文。在全上海都在声讨“反革命分子潘汉年”的1955年，许玉文却说：“老潘做了这许多年革命工作，做些错事是难免的，哪里��算反革命。他做情报工作本来容易得罪人。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反面无情，没有调查清楚，便大张旗鼓不惜牺牲人，虽多年老同志也不在乎。”（尹骐：1996：251）50年代初，广东土改时，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的母亲被斗；广东“反地方主义”时，彭的儿子被害死。彭湃的地位没有能够保护他的家人，这或许与地方力量的矛盾有关，但有时是因为受到党内斗争的牵连。1973年，周恩来在与他的表妹王去病谈话时，王说：“倘若犯了错误，会连累总理的���”周则说：“我也会连累你们啊。”（金冲及，1998：2088）

毛泽东为革命牺牲了六位亲人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他们都是被真正的敌人害死的。毛也有子们女享受到革命的成果：被他称为“疯了”的毛岸青退休前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他的女儿李呐做到北京市委书记（实为副书记，正书记当时叫第一书记）。



　　6、日本人

　　从20年代开始，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日益强大。1931年1月张国焘从东北回国时，发现各个车站几乎都布满了日本暗探。在大连上船后，“一个日本暗探竟麻烦了我们约两个钟头。不知怎样，他似知道了不少我们的旅行经过，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国际列车上坐头等，而此时竟改坐统舱的事，表示奇怪。……他拿着我们的护照，详细检视，似对护照的真实性有些怀疑。最后，他跟我讲：在大连和日本的船上，你们是安全的，放心好了，可是你们在上海上岸时，得特别留心！”

　　我觉得在大连和日本船上不会有危险的那句话，大致不会是假的。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提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张国焘，1980B：457）

　　颠覆一个国家的办法之一是支持这个国家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难分难解的1917年4月，德国政府用“享有治外法权”的火车把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送回俄国，不久，列宁等人发动“十月革命”，宣布退出战争，并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 ─ 立托夫斯克条约》，把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乌克兰割让给德国。德国从获得喘息而在西线继续抗衡英法。研究中国革命，必须高度重视日本因素。康有为等人的变法、孙中山国民革命等都得到过日本的支持，其中的真诚的同情，更多是基于日本国家利益的阴谋。

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最大“帮助”，是它发动的侵华战争促成“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与中共合作抗日。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后，贫瘠的陕北一时大军云集，吃饭就是难题。向北是沙漠；向西、向南都可能与已经建立了统战关系的���学良、杨虎城发生冲突，政治上不利；向东进入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山西本是理想的出路，但1936年2月的“东征”到4月就被蒋、阎联合压迫回来，再度东征也不可能。时在陕甘宁省委工作的李一氓记得：“毛泽东在给省委的的一份电报上，最后写上两句口号，一是‘中国共产党万岁！’一是‘共产主义万岁！’可见当时的局面已经困扰得毛泽东忧心忡忡了。”（李一氓，2001：235）抗战帮助中共走出这一困境。



　　7、苏维埃

　　张国焘曾被定为“右倾逃跑主义”，根据一是1932年8月撤离鄂豫皖苏区，二是进入四川后抛弃“苏维埃”。但前者不符合事实，徐向前、李先念等已有陈述。后者则比较复杂。

　　放弃“苏维埃运动”的口号基于对鄂豫皖失败的反省。

　　苏维埃的基础过于窄隘，土地革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威力。事实证明，目前的土地革命并不足以壮大红军，不过使红军得到暂时的、局部的胜利，鼓舞为数甚少的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而已。苏维埃运动的致命弱点，是不能与全国反帝和反日联系起来，而被孤立在偏僻的乡村之中，失去了与各大城市广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系。（张国焘，2004下：335）

　　其实，张1931年4月到鄂豫皖后，就已经作了一些变通；入川后又放弃“苏维埃”而打出“四川人民政府”的旗号，制定了与苏维埃运动不同的“入川纲领”，收到了一定效果，后来在中央的压力下又建立“苏维埃政府”，但其实际政策已明显收敛。当中央批评张时，他们也没有料到，1935年夏，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已经放弃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的口号，代之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延安后不久，中央也放弃了苏维埃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先是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把“工农苏维埃”改为“人民苏维埃”，全面修正阶级政策；后是1936年8月10日中央会议明确提出可以与国民党讨论苏维埃与红军的改制改编问题。

　　据瞿秋白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性报告，张早在1928、1929年之交就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涨已经推迟了”，可见他放弃“苏维埃”运动有相当的思想基础。但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党内左焰狂热，所以无论是瞿秋白、李立三还是王明、毛泽东都因此把张视为“右倾”。

　　“苏维埃运动”是斯大林推向中国的，与中国现实有很大距离。比如在鄂豫皖苏区：“这个区域的人们大多不知什么是苏维埃政府，他们的了解是相当可笑的。”“有的说苏维埃政论府是共产国际创立起来的，总机关在莫斯科，中国的总机��在江西，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只是一个分机关。更可笑的，当我和一些普通同志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猜测着说：‘苏维埃就是苏兆征的别号，苏兆征是广州暴动中苏维埃政府主席，因而我们的政府是苏兆征的别号来命名。’另一位则反驳说：‘苏兆征同志已经死了，鄂豫皖乃苏兆征的儿子。皇帝死了，便由儿子继承；现在我们的苏兆征主席死了，也由他的儿子“苏维埃”继承，因此我们的政府叫做苏维埃政府。’”（张国焘，2004下：254）

　　在江西苏区，群众也普遍不知苏维埃为何物，很多人称之为“苏先生”。1931年1月，闽西苏区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的大会，因为缺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常识，红20军吴拙哉等十几个人激动地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苏维埃政府由此断定闽西出现了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第三党的活动，大肆捕杀“社党分子”。

对“苏维埃”的种种误解，客观原因是革命者与群众多是文盲。然而共产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正在于它具有种种俄化的概念和符号。一方面是革命少不了这些洋口号，另一方面是农民革命者又不懂，那就要有一种嫁接的功夫，这就是把一些日常事件上升到“政治高度”。1932年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不久，11师33团的团长邹开盛、政委曾宪洪，错误地撤销董宏图连指导员的职务，让董到团部当司务长。一天晚上，“政委又搞到一只兔子，要烧着吃，派勤务兵来向司务长取盐巴，董说：‘同志，我这里哪里有盐巴呢？’政委认为他故意刁难，有盐巴不给，又叫去大骂一通，给扣上‘不满分子’、‘反革命’、‘改组派’的帽子，将他关押在一间草棚里，听候处理。”（朱玉，1999：）曾宪洪肯定不知“改组派”为何物，但董宏图既然得罪了他，现成的帽子就可以套上。



　　8、时机

　　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争夺领导权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对过去路线的检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主要批评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路线，没有触动政治路线。这样做的原因，一是非常时期，军事第一，没有从容的时间和环境争论党内的是非得失；另一方面，也是团结博古等人，维持中央的统一。这一策略为此后不久毛与国际派一致对付张国焘奠定了基础。

　　张显然不具备这一政治家的深谋远虑。两军会师后不久就要讨论政治问题，毛儿盖会议上：

　　我指出这次会议，也许不宜冒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了也不能当作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张国焘，2004下：409）

　　会师之后，军事优势在张，政治优势在毛。张身为政治局委员，不能完全置中央于不顾。但无论他是基于现实的考虑纠正极左路线，还是想借此削弱中央权威，总之此论一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不高兴，毛也不会高兴。如果政治路线错了，中央权威降低，就很难约束张国焘。

　　从后来毛泽东发动整风来批判王明路线来看，他同样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苏区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丧失百分之百是批评王明、博古、周恩来等人的主要根据。但在1935年10月，毛在军内、党内的地位和力量还不足以与博古等人最后摊牌，在与张的对立中更需要王明路线的几员大将的配合支持。张不明白这一点，犯了众怒。

所以在苏维埃运动、王明路线问题上，张的认识并非全无道理，但他提早公开了，加速了自己的覆灭。



　　9、政委

　　军队的政治工作源自苏联，首先把它引入中国的是国民党人。1926年6月2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北伐部队的政治工作会议。与会的李一氓认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中国近代武装仿效苏联红军所建立的政治工作机构。后来，中国工农红军把它认真地继续下来了。”“我们看见，两三次邓演达说陈公博的好话，说陈公博开辟了部队的政治工作。而邓演达是在这个基础上把政治工作这个机构接受了下来的。这也是事实。”（李一��，2001：51、53）

　　不过，尽管开辟部队政治工作的是陈公博、邓演达，但将作用发挥到最大限度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体现是政委制。红军时期，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据张国焘说：

　　中共军中的政治委员，有监督同级军官的特权，同级军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员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时，政治委员并可撤换或逮捕同级军官。但在红四方面军中，军官都是同志，我们认为政治委员的监督特权，只能适用于那些非同志的军官，因而改采同级军官与政治委员，分负军事与政治责任的平等制度。（张国焘，2004下：277）

　　“军官都是同志”，所以政委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军官之上。这一说法的前提是有的军官不是同志，即是从敌对阵营中起义、俘虏、投诚过来的。政委制来自苏联，俄共本来没有军队，十月革命后，为了镇压白军叛乱，临时组织红军，军官大都是沙皇时代的，所以要用政委去监督他们。中国军队的主体是起义农民，军官也主要来自国民党军队，包括朱德、彭德怀、贺龙、叶挺、林彪、刘伯承、叶剑英等元帅原先都是“旧军队”的军官，政委制势在必须。抗战开始后，敌后的八路军收容了大量民团、地方武装、土匪，改造他们的主要办法之一，是派驻政委。

　　政委制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之一。“贺龙那时也钦佩中共，认为中共的作法，比他过去做土匪的作风要高明些。他认为做土匪的时候，只有一些铲富济贫，和为穷人打抱不平的简单想法。中共有主义、有政纲，又会组织工农民众，显然有一套完整的办法。”（张国焘，2004下：22）湘鄂西根据主要是贺龙开辟出来的，红二军是贺的队伍，但夏曦去后却可以乱杀一气，搞得红二军只剩下三个半党员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政委的权威。但尽管夏的行径天怨人怒，政委的权威却怀疑不得。后来成立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长征中张发现“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

但政委的权力要有一整套政治军事制度的支持。北伐时共产党在几个军都派有党代表，但军队不是共产党的，政治人员也就指挥不了部队。“情况一变，政治工作人员就没有立足的余地了。”“可见掌握部队只有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行的，必须有从上到下的军事指挥员。”（李一氓，2001：83）军官听政委的话，前提是这支军队是党军，军官与政委同属党的干部，双方才能接受党为他们作出的安排。不过既然军官也是党员，政委的重要性就要打些折扣。在这种情况下，谁有最后决定权，关键看上面信任���。红一方面军的两个主力军团，都是军团长（林彪和彭德怀）的权大。在红一军团35军，也是军长邓毅刚制约政委罗贵波并最终剥夺了政委的权力，原因在于邓是井冈山下来的人，与上面关系特殊。（罗贵波，1994：65—67）



　　10、警卫员

　　“皖南事变”后，项英被其警卫副官所害，一般认为，这与凶手眼红项英随身携带的黄金有关。但警卫员杀首长有时不是为了金钱。

　　长征中一、四主面军会合后，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找张国焘谈四方面军建立政治保卫局工作制度的事：

　　他说政治保卫局的军中任务是严防奸细、制裁反革命反党言行及维护军纪党纪。因此，中央政治保卫局在一方面军建立了直属中央的独立工作系统，从军师各高级指挥部直到连队，每级都暗中派有政治保卫局人员，名义上隶属各级政治部，实际上由中央政治保卫局指挥工作。此个对干部还实行监视制度，各级干部的警卫员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训练的，平时保卫长官的安全，附带监督长官的言行，如遇长官有反动行为，警卫员得紧急制裁。邓发夸耀他的工作成绩，达成了巩固党对军队的领导的任务，特别提到第七军军长李明瑞在江西苏区企图逃亡，就是由他所训练并派到李明瑞身边的警卫员枪杀的。（张国焘，2004下：395）

　　政治保卫局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对高级将领的控制。李明瑞原是广西绥靖司令，1929年与邓小平等人发动南宁兵变，后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1931年率部历尽艰辛到达江西苏区，对革命贡献极大，但不久却被认为是“改组派”首领而遭到杀害。李明瑞原是起义将领，很难得到充分信任。但即使是自己的干部，也要受到监控，比如给他们配秘书的就不是组织部而是由政治保卫局演化而来的“社会部”。（福贝，1993）1957年，海南革命领袖冯白驹等人被打成“冯古反党集团”的起因之一，是他的秘书把林克泽写他的信在冯还没有看到之前就上交了。（杨立，1997：152）

　　警卫员对首长的监控在和平时期也没有彻底废除。1957年苏共中央6月会议之前，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政治较量正趋激烈。“有一天，我们使馆有位参赞驱车到列宁山上散步，正巧遇上卡冈诺维奇也在列宁山上散步。他看到中国使馆的汽车和中国同志，就上前招呼。不料旁边的警卫人员很快提出要卡冈诺维奇乘车回去。卡冈诺维奇地说，难道他连跟中国同志谈论都不可以了吗？”（刘晓，1986：45）

政治保卫局或社会部不但权力极大，生活待遇也比较好。1933年除夕，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在日记中记载：“请吃饭的不下四、五起，我只参加了警备司令部及保卫局的会餐。以保卫局的一餐为最佳。”（陈伯钧，1987：5）1938年6月，阎锡山晋军的军长张醒因交代康生被捕后参加托派一事而被周兴任处长的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窑洞外的院子里。”（高华，2000：442）1955年，路翎因胡风案被捕后，他的一件蓝皮大衣不久就披在他的领导、剧协创作室支书贾克夫人的肩上。（李辉：2001）



　　11、评毛

　　革命的叛徒对革命的领袖不会有好的印象：“毛泽东一生盗用共产党的招牌，满脑都是帝王梦。他把《矛盾论》当作运用权术的字典，他成功在于动用一切矛盾；他失败也在于玩弄矛盾。在他以下所有干部，都是他的随时任意取舍的工具，人民在他心目中，一如草芥。”（蔡孟坚，1977）但张国焘是有身份的大叛徒，其对毛泽东议论也就不全是攻击。在党的一大上，张注意到：“毛泽东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张国焘，2004上：128）善于为对手设计陷阱，确是毛的斗争策略之一。张这样说时，并不含有贬义。

　　事实是，张国焘对毛泽东有一些的评价。比如农民运动问题。1923年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当时对于彭湃的这种活动也是毫无所知的。但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张国焘，2004上：273—274）瞿秋白推行盲动路线时，毛正领导着秋收起义的部队。“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去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当这些部队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曾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人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张国焘，2004下：51—52）

张与毛分别掌握着两支革命大军，他们在长征途中发生冲突有一定必然性。其实，他们的冲突是被向忠发推迟了。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加强苏区工作，远东局代表曾提出派张国焘到江西苏区任中央局书记，当时总书记向忠发以张对苏区不熟悉、与毛过去有过一些矛盾难以合作等理由否定了。这是向忠发的一个贡献。后来的事实是：一方面中央派到江西苏区的项英等有都与毛合作得不好，另一方面张到鄂豫皖中央局任书记后，把原来的主要领导如曾中生等杀掉了。如果张、毛在一起，江西苏区、中国革命又会是怎样？



　　12、叛徒

　　像张国焘这样参与创建党、后来又参与核心领导的人投降国民党并发表“告国人书”，确实是令人惊讶的。如果暂不考虑张在党内斗争失败等政治因素，而从张的内在思想的“合理发展”来看，他的叛党有两个因素。一是对革命能否解决中��问题的怀疑。1924年5月，他在北京被捕，狱中思考了自己的选择：

　　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究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或民主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设想，认为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30年”也未可知。我的怀疑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的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共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我也了解马林对我使用的种种手段，在共产党内发生，是毫不奇怪的。（张国焘，2004上：331）

　　这一段反省相当重要。第一，从自然实学转向革命，与瞿秋白从文艺转向革命相同，但他们对科学和文艺只是一知半解，不可能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选择革命有无可奈何之意。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革命，又显然可见时代的压力，革命是时代的主题。第二，革命是非常手段，早年的毛泽东、后期的陈独秀和瞿秋白也有类似认识，革命者对革命的后果是有所认识的，甚至正是因为有此认识，行动起来反而没有顾忌：革命本来就不是绣花么！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都经受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民主自由思想没有因残酷斗争而完全褪色。

另一个因素是民族主义。张是“五四”运动的学生健将，民族主义也是他思想的底色之一，1925年“五卅运动”再度唤醒了这一点：“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来说，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张国焘，2004上：386—387）这不是虚的，此后张一反原来反对国共合作转为积极开展合作工作，以至于被认为是由“极左”转向“极右”。至于张脱党后在《告国人书》中指责毛泽东等人在“国家民族至上”的时期“保存实力，保持边区政府与某些��击区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图书室发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战合作不过是为达此目的之宣传手段。”（张国焘，2004下：571）则是在概括某些事实的同时为自己的叛变所做的托词。



　　13、惊人的预言

　　从总书记（向忠发）到政治局常委（卢福坦），从总司令部代总参谋长（龚楚）到抗大副校长（何畏），高级领导中也有叛徒。但只有张国焘与林彪两个叛徒最为突出，因为他们都有雄厚的资本和显赫的功勋。

　　在他们成为叛徒之前，都有人作过预言：

　　1937年11月28日至24日，延安召开批判张国焘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张闻天在会上说：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坚持自己的错误，结果必然会走到叛徒的道路上去。（程中原，1993：409）此前，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上，张闻天就预言张的“右倾分裂主义”的“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

　　1966年10月28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陈毅邀请几个老部下在家中吃饭时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有人把毛主席子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么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刘树发，1995：1168—1169）

　　预言张当叛徒相对容易。第一，张在历史上有过分裂行为。1928年2月下旬，因不同意瞿秋白的盲动政策，张向瞿“摊牌”：“如果再不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张国焘，2004下：58）不久又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张国焘，2004下：68）同年５月，因为共产国际已有纠正随便暴动的政策并邀张到莫斯科参加“六大”，他才不再有另立中央之说。第二，国共争雄，张既在共产党内挨批而又不愿自我改正，转向国民党似有可能。

但林彪当叛徒确实难以预料。张之后，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已没有当叛徒的风气，高岗自杀；彭德怀至少一度指望有一天能平反；刘少奇至死还寄望于历史还他的清白。这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即使有人想当叛徒，在国内也已没有投降的对象。要做叛徒只能叛国，而像林彪这样的大国副统帅叛国的现象全世界罕见。陈毅此论究竟是兴到愤激之语还是有什么根据，不得而知。也许，“叛徒”云云不过是反党反革命的同义词，陈毅当然明白，“文革”展开之后，几乎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成为反党反革命分子，林彪当然也没有豁免权。



　　14、幸运

　　几个大叛徒中，向忠发被国民党所杀，卢福坦被共产党处决，林彪折戟沉沙。比较而言，张国焘的结局较为平安。尽管延安的批张大会上义愤填膺口号震天，四方面军有不少人或终生受压或被秘密杀害。（陈湖生，1992：28）但张本人始终是安全的。

　　1938年张到武汉后，曾电告中央：“不辞而别，歉甚，愿在武汉做些工作。”周恩来、王明、博古找到他，代表中央正式向向提出三种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希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的党藉。（博古，1997：338—239）张选择的是第三条，中央也践行诺言。

　　一个大叛徒也可以几种出路可供选择，这在后来是不可能的。仅仅因为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彭德怀、刘少奇等就屈死监中。原因之一，可能是1938年张事件之前，毛泽东还没有通过整风审干建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党内高层还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在毛彻底掌握了全党之后，任何一个“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没有权利和中央达成这样的协议了。

原因之二，四方面军虽然大部阵亡，但仍有一批将士生存下来，此时正活跃在抗日前线，如果仍然保留张的政治地位，他就还有一种象征意义，不利于党的一体化；如果把张“肃掉”，又会引起四方面军将士的严重不安。所以张的“脱党”不但是“送瘟神”的最好方法，也充分证明长征中一、四方面军分裂的责任在张；几年来批判张国焘的运动是正确的。不管四方面军将士曾经对中央有什么怨言和不满，他们也不会对“叛徒”有什么同情。可以说，张的叛逃帮助了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回到革命怀抱。所以不但张的生命没有危险，还让他的妻子杨子烈离开延安与之会合。如此说来，张国焘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对毛泽东不满，毛泽东也没有必要肃掉这个叛徒。



　　张国焘简历：

　　1897年生于江西萍乡。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

　　1920年参与筹备共产党；1921年参加“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因反对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在“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1925年，在“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7年在“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28年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1931年初回国，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后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长征与中央红军会师后，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1935年7月，任红军总政委。

　　1937后任陕甘宁边区代理主席。1938年擅自离开延安赴武汉，声明脱离共产党。

　　1949年后隐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