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1944年,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下简称《祭》文)。此文刊出后的第三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即发一社论抨击,而共产党方面则把此文印发给领导干部们学习,并由毛泽东在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加以推荐:“我党历史上曾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所以印发郭氏此文,“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时值抗战末期,胜利已经在望,抗日阵营内部的矛盾,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矛盾。如今两党对这么一篇“历史研究”文章作出了贬褒截然不同的反应,此文因此备受世人注目,成了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成功范例。随后出现的如吴晗的《朱元璋传》和《社会贤达钱牧斋》等,走的也都是这条路子。而这条路子的终极后果,却在二十余年后因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惨酷遭遇而震惊人世:这可是要命的事!
在《甲申三百年祭》中,郭氏“祭”的是李自成流星般的崛起和陨灭,同时也“回味”了明朝亡国的原因。郭氏不同意传统史学家认为崇祯“君非亡国之君”的说法,他说崇祯不仅应对明亡负责,而且还是“种族罪人”。至于一度攻破北京建立大顺王朝的李自成,郭氏的说法是:因为大顺军“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致使“李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忠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即因胜利冲昏了头脑,所以导致失败,并以某个李岩作为对照,表示大顺军内部也存在路线斗争,总之李自成不应“负主责”,罪魁倒是牛金星。
传统史学认为“君有君德”,亡国之君皆因“失德”,或他们荒淫奢侈,或昏庸懦弱,所以才会导致丢失政权。而崇祯似乎并无上述劣迹,因此颇有后人同情他。而他自己也把亡国原因说成是“诸臣误朕”。但他并不回避责任,自杀前在胸衣中藏着的“遗诏”上就写有“因失国,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不管怎么说,他既然做了皇帝,当然应对亡国负责,只是亡国之责和亡国之因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那么,也做了几天“大顺王朝”君主的李自成,为什么不该对他的大顺朝的灭亡负主责呢?郭氏对此避而不说,只是大谈崇祯和李自成的个人品格、思想作风、某些举措等问题,并以此解释明朝灭亡和大顺军失败的原因。郭氏认为李自成“在本质上和张献忠大不相同”,不好酒色,礼贤下士,与士卒同甘苦,敢作敢为,“和刘邦、朱元璋辈……比较起来,很有过之而不及的气概”。对崇祯则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军国大事……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说崇祯“是一位十分汲汲‘要誉’��专家,他是最爱下‘罪己诏’的,也时时爱闹减膳、撤乐的玩艺”。不过,郭氏对崇祯最重要的指责,则是说他对当时的腐败政治没有搞“彻底的改革”。这话当然很对,但该怎么改革又如何才算“彻底”呢?原来,郭氏心目中的“彻底改革”,而是实行了当年一位武生在奏折中建议的“请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郭氏对这个主张大加赞赏,一则说此人“很有政治的头脑”,再则说此人的见解“倒是十分的正确”,并发挥说,如果崇祯能采纳这一主张,强迫豪绅地主、权贵勋戚们掏腰包“助饷”,便能使“灾民得救,兵食有着,‘寇乱’决不会蔓延。结合明朝全力以对付外患,清朝入主的惨剧也决不会出现了”。——他一口气说了两个“决不会”,可见对这一看法的坚定与郑重其事。郭氏最后的结论则是:“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
牛金星是李自成大顺王朝的丞相。郭氏撇开李自成不说,却把大顺军败亡之责放到牛金星的身上,这样的说法可谓别出心裁。当然,在“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如果追究那位“农民革命领袖”的罪责,显然是太不合适了。郭氏在这方面是拿捏得很准的。只是他在崇祯身上所找出的那些导致明朝亡国的原因,如果用来讥刺当年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倒是堪称游刃有余,而把它当作历史研究的文本来看,那就不敢恭维了。
比如,他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随即嘲笑崇祯:“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放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来了。”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那么在这四百多年中,全国军卒、官吏、宫廷都得喝西北风过日子才成。试问这样的数字,不是天方夜谭又是什么?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李自成在放弃北京逃回陕西以前,确曾动员大批骡马运走大量金银。这么多金银是从何而来的呢?《明季北略》记载:李自居攻陷北京后,大批明朝的勋戚、官僚、富商都被关押、上刑、抄家、勒逼掏钱赎罪。而大顺军的这次“追赃运动”,据另一位野史作者彭孙贻记载:“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崇祯)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大顺军)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又说:“(李)自成……于宫中拘银铁诸工各数千,盘敛库金及拷讯所得,并金银诸器熔之,千两为一饼,中凿一窍,贯大铁棒,凡数万饼,(搜)括骡车数千辆,马骡橐驼数千,装载归陕。”
由此看来,郭氏向崇祯推荐的“搜刮巨室助饷”的主张,倒是由李自成的大顺军雷厉风行地贯彻执行了。搜括得来的金银不管是七千万两还是十八亿五千万两,总之很可观了。那么,效果如何呢?崇祯固然不曾实行,亡国亡身了;李自成努力实行了,同样也军败亡身了。可见把这个主张、这项措施,吹嘘成可以扭转一个大国或者一支百万大军命运,同样也是经不起推敲的。
顺便说说,认为大顺军失败的原因是由于它的领导人骄傲了、陶醉了,明朝覆亡的原因是由于崇祯的思想作风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种以领导者的个人品格和政治表现来解释历史事变的说法,恐怕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而郭氏在当年却偏偏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著称的。他不会不知道当年曾被当作经典奉读的观点:“领导人物的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种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是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那么,究竟有什么原因使得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既不顾史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不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一味在牛金星和崇祯身上去寻找历史事变的原因,并且把原因和责任等同起来加以责备呢?对此我们无意妄加推测,姑且存疑罢。 |
发表于 2007-5-25 10:1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