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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从钱穆论陈寅恪的文章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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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3 15:51:0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闲暇中乱翻手头“杂(杂乱堆放)书”,偶见钱宾四致高足余英时论学长函(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一节论及近代学者之文章,颇足以易己一时之观听。

宾四先生讲到,“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由此,逐一论及章(太炎)、梁(任公)、陈(援庵)、王(静庵,应为静安)、陈(寅恪)、胡(适之)诸公文章之得失利弊所在。如讲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缺憾在“多用僻字古字”;讲任公,其于论学内容多有疏忽,但文字如长江大河,一气之下;讲援庵,文章朴直无华,语语在题,不矜才使气;静安之文,精洁胜于梁,显朗胜于章,唯病在“不尽不实”;论适之文,清朗且精劲有力,无芜词,只是多尖刻处。很有意思的是,对以上诸公均褒多于刺,惟对寅恪则下语严苛:



“又如陈寅恪,则文不如王,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方可成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曳,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

联系后文“……弟文之芜累枝节,牵缠反复,颇近陈君”云云,初疑宾四似因余氏文章多寅公味道,故有意刺多于褒,以示训导之意。但转念一想,此处明确说是就近人论学文字著论,即便余氏文章因学步寅公而染有后者文章之缺憾,也应明白点出寅公文章之优劣二端,何以十贬而一褒,有失公允若此。当然,宾四紧接在此段文字后,也提及寅公《论再生缘》一文有“回环往复之情味”,不过仍坚持认为,用寅公此种文字“以为严正之学术论文”则“殊觉不适”。而且,若再联系前文对章梁诸公的评断,也多有显诸公之长而批点寅公之意。再仔细想来,宾四赞寅公惟一《再生缘》而已,而又将此文置于“严正之学术论文”之外。那么,此下之意就是,寅公无一篇可称道之“严正学术论文”。

尽管宾四下文也注意提及,“穆此条只论文字,不论内容,弟谅不致误会”,但是,若再看该书简后文“未有深于学而不长于文者”,这就更不免让人感到,钱宾四或是无意间思绪不周以致前后论调不一,要么是在潜意识中即对寅公文章怀有不��意。以钱宾四之学识,应该不会属于后者,否则,钱宾四自身之“学术眼光”自成问题。但若联系宾四一再强调文章须“可诵”一点来看,则又有此种可能。

宾四由传统文章学观点,突出“可诵”一节,原也属自然。这对今日不少学人专写别人看不懂、更谈不上“可诵”的文章,也的确有其深远意义。但以此论寅公文章,似未认识到“严正之学术论文”的写作特点。在现代学人中,寅公文章或可称之为最具有“论证”意识者。其西学背景虽未直接发为文章,但内底之方法却深受近代西学重论证解析特点的影响。

直至今日,西方不少学人批评国人“论文”无“论证”,而多以材料、事例代替,并非无的放矢。而寅公文章,看似材料满眼,但背后充斥的是极具现代色彩的逻辑论证意识。他著《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从佛经文本比对入手,看似考证莲花��尼出家之“七种咒誓恶报”何以误为“六种”,引证多种经论史料,一一论证致误之缘由,而此缘由背后则是佛教来华后教义的更迭演变。《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考证《三国志》二传何以窜入佛教故事,既有推论,更有文本实证,论证佛教来华后对中土社会的快速而有力的冲击。《支敏度学说考》由排比支敏度事迹、著述入手,论证“心无义”之由来,由此,论证“心无义”传播与中古“格义”、“合本”二问题的关联,在论述支敏度其人在中古思想史之地位的同时,细致剖析中古思想之实际状况。此类论述不一而足,多是由一看似不起眼的材料切入,而层层递进,转证一涉及文化传统之大论题。看似芜曼枝节,实有其清晰的内在逻辑。

昔人也曾论析寅公与德国兰克史学的关联(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版),亦多有不满其运用此类“长编考异法”并指斥其文章有芜累之病者(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仔细想来,寅公文章恐非那些垒迭材料和例证并以此替代“论证”的文章所可望背,而其细密的论证正可为今日著文者所当留意再三。因而,宾四不满寅恪之文章,未免受限旧日衡文标准,而未能欣赏“严正之学术论文”所应有之程式和风格。同以史家名世,宾四此论不免未达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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