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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胡适与冯友兰(谢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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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3 15:42:3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忽然想到写一篇关于胡适和冯友兰关系的文章,是因为看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胡适比冯友兰大四岁,可以说是同代人,但在胡适和冯友兰之间,这4岁不仅是年龄的距离,还是师生的差别。1917年,胡适到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时候,冯友兰还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也就是说,胡适是他的教师。胡适一生中和冯友兰的直接交往并不多,虽然因了北大和清华的关系,他们不可能有较密切的来往,但事实上,胡冯二人,也许是个性,也许是思想不同,在同时代的知名学者中,他们的交往是很少的。

  应该说20年代,胡冯二人有过交往,关系也还比较融洽。1931年9月3日,为了能到教育部将要设立的国立编译馆中谋事,冯友兰曾给胡适写过一封非常恳切的信,他在信中说:“前在京畅谈甚快。出京后以人事匆匆,曾未与先生一信,歉厌何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346页)冯友兰这封信是求胡适帮忙的,写得很客气,信末署“学生冯友兰鞠躬”,可以想见当时胡冯二人的关系。

  1931年,冯友兰出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由此引出了他与胡适的一段学术争论,即关于老子和孔子谁前谁后的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前,而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前。为此当时学术界曾发生过争论,梁启超也站在冯友兰一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冯友兰的结论最终没有能说服胡适。1930年3月20日夜,胡适曾给冯友兰写信,申说自己的看法,其中说:“你把《老子》归到战国时的作品,自有见地,然你的《中国哲学史》讲义中所举三项证据,则殊不足推翻旧说。”(《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38页)1931年胡适在给钱穆的信中还说:“我并不否认‘老子晚出之论’的可能性。但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冯芝生与先生诸人之论证无一可使我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同上968页)尽管论争中的双方谁都未能说服对方,但学术之争还是平和的,胡冯之间的关系也很正常。胡适和冯友兰的关系进入4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这变化可能确有当年学术分歧中积下的怨气,但这时胡冯之间的分歧主要不表现在学术上,而是思想和人格上了。当年在学术上和胡适有不同观点的人很多,比如顾颉刚、钱穆等人,但学术的分歧并未影响他们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只有在对冯友兰的关系上,胡适显得很偏激,这其中肯定夹杂了许多非学术的因素。1943年12月12日,胡适读到了在贵州印行的由张其昀主编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他的评价是:“此中很少好文章。”(《日记》第15册)而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冯友兰。胡适接着说:“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国门的苦学者;冯友兰虽曾出国门,而实无所见。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同上)1950年初胡适见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本,他的评价是“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日记》第16册)可以说,从50年代以后,胡适对冯友兰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他已很难平静地看待冯友兰和他的著述,凡提到冯友兰几乎都带有鄙意,一反胡适固有的宽厚态度。195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说:“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要我写此书英译本《TheDeikBodel》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日记》第17册)在日记的最后又说“陈寅恪(审查报告——笔者注)说得比他清楚……”这里胡适引了陈寅恪给冯友兰所写审查报告中的一段话,从语气上说是借陈的话来否定冯友兰。陈寅恪先后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都写过审查报告,而且评价很高,胡适也许是有成见,所以评价不够客观。从学术分歧的角度说,胡适对冯友兰的态度是偏激了。人们也许会说,一向主张宽容的胡适,为什么对冯友兰这样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种评价中有胡适对冯友兰人格的认识。50年代末,胡适在给严耕望的一封信中,再说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反而平静了,他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最为无识!”(《长编》第8册3102页)

  从根本上说,胡适对冯友兰的评价,是随冯友兰的变化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愈往后评价愈低,而且是愈到后来愈从人格上加以评价。1961年胡适和钱思亮聊天,谈到大陆许多朋友的近况,对冯友兰的评价就很苛刻,他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一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3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长编》第10册2556页)胡适的这些话是和朋友聊天时说的,只能说表达了一种情绪,并不一定准确,查《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50年冯友兰没出国,他是1948年2月由美返国的,胡适显然���说错了。可见胡适是道听途说,再有说冯友兰想回国做买卖发财,也太离谱了。公平地说,离开大陆以后,由于冯友兰的一些变化,使胡适对他的评价多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反过来说,80年代初冯友兰写《三松堂自序》的时候,说到胡适,评价却很客观,他说:“胡适的这部书,还有一种更广泛的影响——胡适是在哲学方面用那个指头比较早的一个成功的人。”(该书216-217页,三联版)他还说:“陈寅恪和金岳霖的两篇审查报告都把我的《中国哲��史大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做比较。这是因为在当时,这一类的书,只有这两部。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无论如何,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同上228页)

  从胡适和冯友兰的相互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学术史上,因偏激造成的失误也许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应当尽可能在一切问题上都尽量发挥理性的力量,以便能使偏见少一点,冯友兰晚年说到胡适时,基本上没有偏见了。当然,胡适与冯友兰关系和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评价失当的责任并不全在个人身上。
发表于 2008-4-7 18:56:3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认为其书对我了解中国哲学很有帮助。深入浅出。胡适说"冯书最便检查,但不列原书所举僧名"我没有明白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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