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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盛名之下的《湘军志》(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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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5-23 13:25: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清同治三年,曾老九曾国荃率湘军打下金陵,标志着太平天国的覆灭。不久,曾国藩奏请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开乡试,把中断了十二年的江南乡试延续起来。一时间江南士子纷纷涌向南京这座被太平军占据了十余年的古城。

战后的南京城残破不堪,加之当时的湘军因为欠饷等问题而军纪不好,这引起了江南一些士人的不满。有些士人甚至流露出来对湖南等外省人的不屑。本来,江南特别是江苏确实人文荟萃,在有清帝国一代举行过的一百一十二届殿试中,共有一百一十四名状元,这些状元中,江苏籍就占了四十名,所以江苏士人有瞧不起外省士人的本钱。

然而,一个正在南京游玩的湖南士人,叫做王闿运的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这副对联一时传遍江南,对联中透露出来的大气,让人不得不承认是事实。此联后来还挂到了岳麓书院,成为传诵一时的天下名联。

王闿运是何许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是也。

他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33年,字壬秋,号湘绮。早年贪玩,后来一旦醒悟,便发愤苦学,1857年也就是咸丰七年中举人,人称湘中五子。但他的功名也就止于此,以后数次进京会试都以落第告终。

说他狂,因为他是专门研究帝王之学的。他的弟子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人物,也是湖南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就大肆赞颂他的老师: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

所谓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说的就是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劝他做皇帝。曾国藩自然没有听他的。因此,他晚年写了一副自挽联:

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韵满江山

说他狂,还因为他目无余子。曾国藩在衡阳训练湘军,准备出征,特作《讨粤匪檄》,这时在衡阳东洲书院读书的秀才王闿运来到曾国藩的军中,径直对曾国藩所做的《讨粤匪檄》没有针对洪秀全的《奉天讨胡檄》中提出的民族大义进行批驳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曾国藩自然没有理睬这一不谙世事的狂生的意见。

不过,曾国藩倒颇为欣赏他的狂,这个时候的曾国藩也是目无余子、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很欣赏王的胆量和才智,便把他收留在自己的幕府中。但王闿运却耐不得军营里的清苦,他跟着曾国藩到了岳阳后,便打道回府,借口说自己是独子,家有老母,无人奉养,老母不同意他去打仗。曾国藩倒也不怪他,为人尽孝,也是曾国藩所主张的。因此,后来,曾国藩经江西战场的不顺而复出之后,王闿运从北京会考不第绕道江西来看曾国藩时,曾对他仍然礼遇有加,天天和他谈话,兴味无穷。虽然王闿运算不得是曾国藩的幕僚,但王闿运和曾国藩的感情却由此而加深了。

说他是无双国士,也一点不虚。清帝退位以后,人人都以剪掉辫子为荣,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坚决不剪辫子,成为所谓的遗老。嬉笑怒骂,讥弹嘲讽,无所不至。袁世凯想称帝,欲借重他的名望,聘请他做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本来非常留恋清朝的王闿运却看不起袁世凯,又拟了一副对联:

顾我则笑

问道于盲

但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不得已,八十高龄的王闿运只好屈就国史馆长一职,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史馆馆长。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瞧不起袁世凯,有一次他和袁世凯一起来到了新华门,突然冒出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门吗?新莽与繁体字的新华初看是有些混淆,但王闿运意思是借西汉末年的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来骂袁世凯窃国。他做国史馆长时,还在馆门上书了一副为时人津津乐道的对联: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旁观者清。

嬉笑怒骂,分外传神。后来他又借故要回乡,写信并诗给袁世凯劝他不必称帝,谁知窃国人,征书到沧州,借典故来警告他。王闿运在当时全国上下反袁声潮中的做法,更使他赢得了无双国士的美名。

然而,曾老九曾国荃等人却对王闿运十分不满,原因在于他写了部《湘军志》。这部《湘军志》本来是应曾国荃和曾纪泽的请求写的,王闿运也很乐意写,尽管他自觉写志不是件易事,还是咬牙发愤写成了,一来这正是显示自己才学的绝好机会,二来也能为后人留一部历史。

关于这部《湘军志》,时人与后人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王闿运也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部著作。后世则有学者更是拼命抬举它,说它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果真有如此高的成就吗?在曾国荃等人看来,却是一部胡说八道的作品。此说当然有情绪在里面,但在我看来,这部书实在只能算得上一部平庸之作。

首先,王闿运的《湘军志》就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不仅曾国荃等人骂他,甚至还扬言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就连当时的湘籍将领和湘籍士绅看了也都认为不当之处太多。应该说,当时的舆论压力都是指向王闿运的,迫使王不得不于光绪八年将原版交给郭嵩焘毁掉,这才平息众怒。

如果撇开一切成见,客观地说,王闿运的《湘军志》功过两半。它既保存了一部湘军的历史,同时也忽略了许多内容。后人说他文笔高朗,这高朗二字,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今天看来,这部书的文笔并不怎么样,只能算是流畅,与太史公《史记》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平淡寡味,完全看不出一个一代才子、无双国士应有的水平。

王闿运着重写出了湘军从成军到募饷、从水师到营制的大概历史,这些史实大都来自曾国藩的书信以及曾家提供的大量资料。王闿运对湘军其实并不太熟悉,他长年呆在湖南,虽然与曾国藩有过深谈,而且掌握了一批可靠的资料,但对于湘军历史之了解,远不如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其价值也无法与赵烈文的日记相提并论。《湘军志》只能说是给那些刚刚开始了解湘军历史的人提供了一部入门的资料,作为一个诗人气质浓于学者气质的人来说,王闿运写《湘军志》是把它视为一部叙事作品来写的,看不出有什么史识和史见。

最为湘军将领所不领情的就在于王闿运过分渲染了湘军的败阵,又夸大了湘军的劣迹,同时他在书中名士气息也很浓,比如他不管对谁都是称人的名,如国藩、国荃。现在看来,他既没有分析湘军为什么会打败阵,也没有交代湘军为什么会哗变,会去抢粮。给人一看,这哪是一支军队,简直和土匪一般。后人也正是根据《湘军志》而认定湘军后期迅速腐败,而不去管它为什么会这么腐败?这对于一部史志来说,显然是一个最大的缺失,难怪曾国荃等人会十分恼火了。

举几个例子。

一是如王氏在《湘军志·营制篇》中说:故将军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这既是被认为湘军腐败的证据,也是被后人视为秉笔直书的例证。其实,这也是不了解实情所致。湘军的军饷固然要高于国家经制之师,因为这是一支雇佣军,人家出来卖命,就是冲着那点钱而来的,所以曾国藩募兵之时,就把士兵的报酬定得要比绿营高出好几倍。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湘军中固然有不少人在打仗的时候趁火打劫,破坏了军纪,但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比较廉洁的。曾国藩自不用说了,包括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杨岳斌、塔齐布、江忠义兄弟等在内,都是饱尝艰辛而不贪钱的。真正贪钱的也就李鸿章、郭松林等少数几个,就连出身四川的鲍超,他的军队纪律最差,但他本人也只好女人。再说,那时的军饷从数额上看确实很大,但这个饷并不仅仅就是指士兵的工资,还包括每天要吃的粮食、行军打仗所必需的军需物资甚至部分枪炮在内,实际上分到士兵手上的并不多,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欠饷问题格外突出,由于欠饷,士兵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并导致湘军将士纷纷为索饷而哗变。筹兵较易,筹饷则万分艰难。曾国藩多次这样表明,甚至因此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欠饷的时候有时多者欠十几个月,少者一月,这些记载见诸湖南巡抚毛鸿宾、赵烈文等人的日记,不是曾国藩夸大的。而赵烈文在日记中还说,当时的米粮百物昂贵异常,勇丁每月所需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啜粥度日,困苦万状。同治元年,长江南岸各军疠疫繁兴,其中鲍超军中勇夫病死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左宗棠军中病者亦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而因为欠饷,这些死者,包括战死者都得不到应有的抚恤,一度欠饷达五百万。同治三年,在攻打金陵的最后关头,曾国荃手下一营士兵因为欠饷哗变,合军鼓噪,缚营官闭营拒守。同时祁门曾国藩老营也发生抢粮大案,曾国藩非常理智地进行处理了,认为这是实因饥生变,别无他故。这些问题都是王闿运躲在湖南所无法知道的。

二是在《湘军志·浙江篇》中,王闿运写道:五年正月甲申,宗棠还师,诸军皆凯还,而广东军将犹不知兵……这显然是一个外行人所说的话。事实上,此时负责广东军务的正是郭嵩焘,广东的军情正是左宗棠自恃功高、不肯听从郭的建议去救广东而退回上海所造成的。说广东军将犹不知兵,只是听了左宗棠的一面之词。

三是关于曾国荃打下金陵之后,湘军大肆抢掠的问题。直到如今,人们都一致公认,太平天国在南京城里有一座金库,其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富可敌国。曾国荃要打南京就是看中了那笔财宝,因而攻下南京就把这批金银财宝运回湘乡去了。《湘军志》也采信了这种说法。事实上,传说毕竟是传说,谁也没有看见过太平天国的金库,更不知里面到底有多少数目。忠王李秀成在供词中也没提到有一座什么金库。湘乡也最终没看见这笔财富。曾国藩一家也没有因此而大富起来,直到现在也没看见湘乡曾府哪里埋了金银财宝。湘乡曾府的房子早在打下金陵之前就建好了,不存在用这笔钱建房子的问题。曾家后代也没看到什么享受这笔金银财宝的迹象。很多湘军士兵回去之后大肆建房买地,也看不出有多富。无非是买些田,建了些房,而这些又能花多少钱呢? 湘军在金陵城里违法乱纪的事确实时有发生,这一方面是士兵胜利之后的放纵,另一方面也是对多年忍苦受饥的报复。但要说把一座什么金库都给挪回了家,至少没有可信的证据。后来,朝廷也在追究这笔钱的下落,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以后捕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料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这里曾国藩的解释,历来被视为是他在为掠夺金陵作掩盖。问题是,这么大的问题怎么��仅凭他几句话掩盖得了?朝廷不是吃素的。有人说,朝廷是怕激变了湘军,不敢深究。此说未必能够成立。以慈禧的精明和才干,她难道就没有办法查清此事?况且当时人心都是向着朝廷的,要查清楚并不难。况且,她对权倾一时的八大臣都下得了手,更何况一介督抚,只需一纸谕旨免去其兵权和地方实职即可,或者把曾氏兄弟调到京城就行。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洪秀全本没有什么金库,正如曾国藩所言,是事实。试想,早年的洪秀全固然搜刮到了一笔财富,但这笔财富也差不多被他的奢侈荒淫所消耗殆尽了,只须看看当时的天王府、东王府甚至忠王府就知道其奢侈的程度有多大,哪里还剩得下一座如海的金库呢?尤其是到了后期,内讧加上清兵、湘淮军八面围堵,洪秀全搜刮财货的余地所剩无多,这从当时的安徽、江苏境况就可明白。安徽已经到了人食人的地步,人肉明码标价一斤一百二十文;江苏更是惨不忍睹,南京城内剩下的军民加起来都不过区区几万人了。从李秀成的供词中可知,洪秀全后来根本无心理政,什么事都不管了。不管他是病死的还是服毒自杀的,都表明他是走投无路所致。倘若他还真有一座金库在,他不会甘心就此失败的。

为什么很少有人相信曾国藩的说法呢?中国人是宁愿相信耳边的风声,也不愿去认真探求事情的真相。当时湖南民间流传着一句打开南京了!的话,许多人便据此认为,是湘军发大财了。唐浩明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是我远离了当时说话的情境吧,仅从这句话来看,并看不出有发大财了的意思。无非是表达一种惊喜:南京终于打下了,胜利了。

曾老九其实并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人们因为他打仗以蛮字出头,而误以为他就是一介武夫。其实这是一大误解。若不是王闿运确实有让人着恼的地方,曾老九不会如此恼恨他,以至于对《湘军志》不毁版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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