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四库底本”漫谈 (刘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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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代乾隆年间开“四库馆”，征天下藏书，修成七部《四库全书》，至今仍被视为珍品。而修《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底本”，也成了特别为人珍爱的古籍，在各种版本的古籍中独标一帜。

　　提起“四库底本”，首先应澄清概念。当时全国各地送到四库馆的书很多，除了极罕见的书外，大都有很多重本，而馆臣只选用一种本子来抄录，这才是“底本”。其余的只是“四库采进本”。

　　当时采书办法，一是征诸故家，一是购于坊间。而藏书之盛，莫过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是征集的重点地区。如浙江的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的马裕，皆进书五、七百种之多；江苏的周厚堉、蒋曾莹，浙江的吴玉墀、孙仰曾等，皆进书百种以上。在京官员，也是征借对象，如黄登贤、纪昀、励守谦、汪如藻等，亦交出百种之多。惟各王府未闻交书者。如当时怡亲王府藏书甚富，有元刻本《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四库馆无此书，而怡府之书不出，只好从《永乐大典》中辑之，弄得面目全非。

　　各省征购的书，都在每册的背面书皮上加木记。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刻本《说类》二十册，每册背面钤“安徽巡抚采购备选书籍”木记。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载嘉靖刻本《雍录》十卷，每册底封面有“江苏巡抚采购备进书籍”木记。这些书筛选以后，列出书单，一并送京。四库馆臣再按书单造成档册，并在封皮正面再加木记。如上述之《雍录》，封面木记云“乾隆三十九年正月江苏巡抚萨载送到蒋曾莹家藏雍录壹部计书肆本”。京官交出的书，封面也加木记。如北京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图”）所藏抄本《读史蒙拾》一册，木记是“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黄登贤交出家藏读史蒙拾壹部计书壹本”。书名、部数、册数，皆用墨笔填写。只是书皮易损，也容易被抽换，保存至今的不多。四库馆臣所加的另一标志，却不易去掉，就是在每部书的首册首页，序文或目录上，加汉满文“翰林院印”大方印。这是四库采进本的最重要的标记。一般即笼统地称钤有“翰林院印”的书为“四库底本”。有时也押另一种“翰林院典籍厅关防”汉满文长方印。典籍厅是翰林院附属单位，故用长方印，即俗称之“半印”。有时也和翰林院大方印同押在一书上。但采进本上加这种印的并不多，因为它还有个主要的加盖对象，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底本。四库修书期间，发现可刊的书，或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逸书，选送武英殿用活字排印，总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防止原书的污损，必须另录副本付排。乾隆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永瑆等专为此事上了奏折。由国子监拣派肄业贡生，用《四库全书》稿纸抄写，字体不如正本工整，首页加典籍厅长方印。这种底本，自不同于四库采进本，更不同于四库底本。

　　这些加“翰林院印”或偶尔加“翰林院典籍厅关防”的四库采进本，如果被选作底本，书上还会留下更多的痕迹，如飞签、抄写格式和其他批语。

　　飞签也叫夹签，是四库馆臣校阅底本的重要方式。底本选定，先由分校官校勘，校出的错讹字句或其他意见，书之于签，贴于卷中，呈纂修官审阅。纂修官同意的，即可用朱笔径改原文，不从就不改动，然后再送总纂官复审。纂修的意见，总纂仍可驳复，而用分校意见。最后再呈御览。北图所藏四库底本影宋抄《乐全先生文集》四十卷附录一卷，共十八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这种夹签及其使用程序。卷内有分校陈木的校签，也有纂修改动的朱笔，也标出了抄写格式。卷十六的后封面还批着“八月初六日发纸一百一十五页，本月二十五日准要”。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有详细的著录。《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的四库底本《元音》十二卷，有姚鼐手书夹签。还有一种印好的夹签，印着处理意见，贴于卷首。如北图的明抄本《诗意》，卷首夹签印有“总办处阅定拟存目”字样，上面写“诗意”二字，下面押长方朱印“臣昀臣锡熊恭阅”。实际上此书连“存目”也未收，大概总办处的意见，又被皇帝改变了。像这种已经多种程序的书，虽终未用，也应视为四库底本了。再者，清朝修书，是“寓禁于征”的，除了整部书被禁毁外，很多书又遭删改，夷狄胡虏诸字，皆在删改之列。至于大���改移增补，勾行删段，便径落笔于书上了。　　





二



　　这些大量的四库采进本，事后如何处理？原来的打算是这样的，从采进的所有版本中，查出的大批“禁书”，皆即行销毁。其他已经选作底本的书，继续保存在翰林院。一是为了随时抽查，用来与库书对勘；二是为了方便士子，不能进文渊、文源、文津三阁读书，可以进翰林院阅读底本。这是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内阁两奉上谕规定的。余下的采进本，包括藏书家的书、地方官自行购进或借抄的书全部归还各省。各省领回后，再清理出哪些是购买和借抄的书，仍送还翰林院保存。这是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上谕规定的。但其实并未发还，一因馆臣办事不力，二因道远疲于运取，即偶有办、理的，也未办到底。如周永年在四库馆任纂修兼分校，家有借书园，藏书既精且富；乾隆帝按目借索，多至千余种。发还时被和珅借留不还，殆和珅抄家，书又入官。所以四库采进之书仍长期贮存翰林院．直到民��。

　　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这些令人垂涎的名抄佳椠，除被外敌掠夺而外，还曾不断地被窃。也正因如此，所谓“四库底本”，才得为民间所珍藏。那些偷书的人物，大都是“近水楼台”的翰林院里的嗜书行家，也许还有宫内太监。赵万里先生《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说：“《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归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都是不告而取的健者。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书家收得。我见过的此类天一阁书，约有五十余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８卷１号）其实，窃书的人，是无法统计的，而且多数没留下名字。

　　四库馆的存书，可以说自建馆之初，就开始流失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馆成立，馆中采进之书，馆臣可以借回家中阅读或抄录；甚至《永乐大典》原本，也可借出。周永年趁在馆之便，雇十余人日夜借抄，然后交桂馥撰写《四部考》。此类事自不在少数，因此便不免丢失。逐渐发展，便惊动了皇帝，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就因篡修黄寿龄丢失《大典》六册而下了严禁借书外出的圣旨，接着七月十八日又谕。这样严旨相禁，当然可以收效一时，但时间一长，老病复发，乾隆四十五年又有更严重的陆费墀事件。陆费墀身为武英殿提调，却遗失各书底本四五百种之多。结果被罚出资，将南三阁书的面页、装订、木匣、刻字的费用，全拿出来。同时又发觉，原先将底本发出缮写时，就有人向坊间买普通的本子，来抵换原底本。于是又派六阿哥阿桂清查底本，有否未押翰林院印的冒牌货。直到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纪晓岚还查出库书《性理大全》，本来是按明刻旧本抄录的，而底本却变成康熙刻本了。这些事到底是谁干的呢？不知道。

　　尽管书籍的流失，伴随着四库馆的成立就发生了，但乾隆皇帝还是比较认真，能严加禁止的。自嘉庆往后就不然了，像赵万里所说的“不告而取的健者”出现了，首先一个知名的，就是法式善，其后，道光时有路慎庄、钱桂森、袁芳英、周星誉，光绪时有盛昱、缪荃孙等。

　　



三



　　从流传下来的四库采进本及四库底本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从采进各书中，可以看出自征书到最后誊写，有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已见上文。尤其是用人方面，颇有可借鉴处。四库馆臣，多以翰林院官充当，尤其是分校、纂修、总纂这三级作具体校阅工作的人，更是翰苑中的饱学之士。而翰苑之外，确有真才实学者，亦破格录用。如四库馆臣中有被人艳称的“四布衣”，即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加上杨昌霖，又称“五征君”，都是由大学士刘统勋所荐，五人同时入馆。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接任以后，又不拘资历地优待提拔。如纂修邵晋涵是二甲三十名进士，周永年是二甲三十一名进士，都应归部铨选，因入四库馆，特旨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戴震四十岁中举人，五十一岁特召入四库馆，五十三岁考进士又不中，仍命一体殿试，列入三甲，也选为庶吉士。还有举人张羲年，在馆八年，考进士不中，也特奏一体殿试。这些被优待的人，也确实学有专长，作出了贡献。分校以下官，不当参与编校，而果有胜任者，也不被排斥。如宁汝，是一誊录，但在北图所藏四库底本《云村先生文集》中，有他校记的夹签。这么多学人儒士，兢兢业业地工作，校出来的书，应是可靠的善本。但统治者征中有禁的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终不免向古籍开刀纵火，大削大砍，结果功不抵过。

　　馆臣选择底本，当然还是慎重的。每书选出底本，首先认真校勘。有时先选的底本，确是错字太多，后来又发现了较好的本子，虽己校改过了，也不惜重换底本。如北图藏抄本《乐府杂录》一册，为国子监学正汪如藻所交书，校出错字极多，每签上均钤“分校牛稔文”长方印，抄写格式也已标出。但终未用，四库所据实为编修程晋芳家藏者。

　　但馆臣的粗疏，也严重地表现在选择底本的失误上。如宋车垓的《双峰先生内外服制通释》，全书九卷，四库所据为七卷残本，底本现藏北图。而《藏园群书经眼录》另记一旧抄本，为九卷全书，也有“翰林院印”，而馆臣不见。明许相卿有《云村文集》十四卷，四库总目云“是集为相卿所自定，简择颇精”。但许集尚有身后所出的《黄门集》十二卷附录一卷，不仅内容完备，前集中的错字，也皆更正。正因其晚出，故胜前本甚多。而此《黄门集》当时也有采进本，却未被用。

　　如果四库所用底本，是海内孤本，那么这部底本，就更具重要的价值。如宋杨冠卿撰《客亭类稿》，世极罕见，只《永乐大典》中有之，而浙江采进了南宋原刊巾箱本，四库据之为底本，复从《大典》中增补，编成库本十五卷。不但卷次增减大异原本，而且删削也极惨重。如卷七杂著编“蔽毡毳于陈梁，扇腥风于嵩少”二句，全被删落。今天这个底本还在，是唯一能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