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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 明史四百一十六卷【清·张廷玉等.清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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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7-31 11:43: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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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明史(四百一十六卷)
【作  者】[清]张廷玉等
【版  本】清钞本
【格  式】PDF
【清晰度】清晰
【大  小】328MB
【书  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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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2 13: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寸刂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後,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以後,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後,宣示纶,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礻┆。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右“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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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6-26 14:06:2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不是张廷玉的明史而是万斯同的《明史稿》,希望楼主改一下,应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定本明史的抄本
发表于 2009-9-30 16:47:39 | 显示全部楼层
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发表于 2009-9-30 16:53:11 | 显示全部楼层
《明史》稿本探研:從萬斯同《明史》稿到四庫本《明史》 報告人:衣若蘭

報告人:衣若蘭

校讀題目:《明史》稿本探研:從萬斯同《明史》稿到四庫本《明史》

時間與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勤大樓四樓歷史系會議室

參與人:

  于志嘉 王德毅 王鴻泰 朱    鴻 文仲瑄 何淑宜 呂士朋 宋惠中

  吳大昕 巫仁恕 林麗月 邱仲麟 邱炫煜 喻蓉蓉 徐    泓 張  璉

    張哲郎 陳怡行 陳啟鍾 鄭樑生 賴惠敏 吳振漢 張皓政 張繼瑩

 謝崇熙 唐立宗 吳惠雯 林修合 陳怡行 翁建鍾 姚瑞瑜

 

《明史》稿本探研:

從萬斯同《明史》稿到四庫本《明史》

衣若蘭



                               史局新開上苑中,一時名士走空同。

                               是非難下神宗後,底本誰搜烈廟終。

                               此世文章推婺女,定知忠義及韓通。

                                       憑君寄語書成日,糾謬須防在下風。[1]

康熙十八年(1679),萬斯同與姪兒萬言準備北上與修《明史》,臨行前至餘姚徵求其師黃宗羲的意見,黃賦詩點撥修史的困難,一方面指出晚明以來史料辨誣與缺漏的問題,再方面提醒身為史家的責任重大。他表示,明神宗以後的史事是非難論斷,崇禎朝又無實錄可資參考,是為修史之難;又告誡萬斯同要避免重演歐陽修未將反抗陳橋兵變而死的韓通立傳於《新五代史》,而為世人所譏。並將此世代褒貶的重責大任,全都託付予他們了。《明史》的編纂,至此進入嶄新的一頁。



清代史家趙翼(1727-1814)論諸朝正史之優劣曾曰:「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2]《明史》為官修史書之善本,殆為學界之公論,關於此書的編纂,從1920到30年代,一直為學界所關注,學者對此書多給予高度之肯定,也提出相當多的校勘與纂誤。[3]民初關於《明史》的討論熱烈,原因何在?筆者推測,一方面,民國以後清理故宮藏籍,引發注意《明史》版本諸問題,例如:四庫本《明史》中之本紀,乃是據重刻本繕錄而成,與今日通行的點校本之本紀不同;由於乾隆年間曾纂《明史本紀》24卷重刻本,但舊藏於清宮,絕少流傳,在野史家多不知悉;另一方面是可能是反滿民族情緒的殘留,展現在史學的研究上,即是對其耗費時力甚多的《明史》編修,加以質疑,對本書內容之考訂也接續不斷。再者,對於本書編纂的過程,外界並不十分瞭解,坊間流傳版本又眾多,於是引起民初史學研究者的重視。[4]



在這波討論的熱潮之後,對於《明史》纂修的問題,漸剩零星的研討,而且對《明史》的認識,基本上仍停留在舊說,未有突破,即使學者對此已有糾謬,也不為後學所重視。1999年,何冠彪指出:「踏入九十年代,研究者如仍不思進取,僅將既有的史料反覆抄錄,將現成的論說繼續流傳,豈能令人無憾?」[5]於是他為文對順治與康熙朝編纂《明史》的過程作一考述,[6]提供研究者新的觀點。由此可知,民初對編修《明史》的熱烈考研,雖為明史研究者奠下基礎,然其中仍有一些為人忽略或認識錯誤的環節有待疏通。



因此在探研《明史.列女傳》的編輯之前,我們應就《明史》編纂過程中諸家稿本作一釐清,以避免資料運用的不合理或不周延。[7]關於《明史》纂修的過程,學者已有討論,但是萬斯同、王鴻緒在《明史》纂修的貢獻、萬斯同《明史》稿本與王鴻緒《明史稿》的編纂狀況等等,也就是《明史》一書編纂的沿革,多被忽略。過去學者多從官方的立場、編纂之分期等方面來討論這部書的編修情形,[8]本節則特別著重在從萬斯同稿過渡到四庫本《明史》的源流,以作為下一節討論《明史.列女傳》編纂的基礎。



《明史》修纂的時間,一說從順治二年(1645)至雍正十三年底(1736)成書,達 91年之久,或曰至乾隆四年(1739)刻成止,歷時95年;[9]或推算由康熙十八年(1679)開史局,廣徵博學鴻儒科彭孫遹等五十人修《明史》起,至雍正十三年底(1736),歷經57年;又一說則自康熙十八年敕撰,至乾隆四年(1739)刊行止,歷時60年。[10]無論如何計算,《明史》皆堪稱為中國史上編修時日最長的一部正史。但也因為纂修時日漫長,許多與修史臣待館時間也相當短暫,以及各家意見不易整合,撰修的分配也頗有重複等等,使得今日難以確定《明史》大部分篇章的編者。



以上諸說之所以忽略順治朝修史的貢獻,乃因當時史料匱乏,加以《明史》之編纂不受重視,以致無重要成績使然。據學者研究,清軍入北京後的第四日,即順治元年五月初五,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1596-1666)便盡召故明翰林院與詹事府官員,準備修崇禎史書,但後無下文。清朝為整個明代修史,則始於順治二年四月十一日,御史趙繼鼎(1622年進士)「奏請纂修《明史》,並博選文行鴻儒充總裁、纂修等官。」[11]在同年五月二日之前,內三院大學士馮銓(1595-1672)、洪承疇(1593-1665)、李建泰、范文程、剛林與祁充格等已奉諭擔任修纂《明史》的總裁。[12]約於順治十(1653)至十三年(1656)左右編輯編年體之《明史》,[13]惜紀傳體《明史》因體例未定與史料缺乏,[14]加以後來明史館若存若亡,順治末年《明史》的修纂更陷於停頓,及至康熙四年(1665)史館復開,才逐漸恢復編纂的活動。也就是說,整個順治朝官方《明史》之編纂,仍處於準備的階段。



上述康熙四年重開史館至十八年這段期間,敕修《明史》的情形,迄今仍不詳,我們僅知四年八月聖祖曾下旨徵集史料,「將彼時所行事跡及奏疏、諭旨、舊案,俱著查送」,明確分派中央與地方的權責,並嚴加督促,其辦法如下:

  在內部院,委滿漢官員詳查,在外委該地方能幹官員詳查。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明季時事之書,亦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15]

四個月後,關於天啟、崇禎朝的史料,即收得案卷、簿冊、奏議、書籍共1980件。[16]當時康熙尚未親政,為鰲拜等四大臣輔政時期,朝中保守勢力仍盛,加以其後三藩之亂,以致政局尚不穩固,史館修史依舊不甚積極,僅以滿文翻譯《明實錄》為主。況且此編修活動亦歷時不久,根據館臣楊椿(1676-1753)所言,「康熙四年,史館復開,以國書譯《明實錄》,未數十卷,會修《世祖皇帝實錄》,遂罷。」[17]至於康熙初年何時罷廢《明史》的纂修活動,則尚難論斷。[18]總之,康熙初年《明史》的編纂仍然乏善可陳。



一、萬斯同《明史》稿本的編修

諸說主張《明史》之修纂始於康熙十八年(1679),主因此年乃是清廷大規模修史之開端。康熙十七年,清廷廣召博學鴻儒科,次年再度開史局,「命內閣學士徐元文(1634-1691)為《明史》監修總裁官,掌院學士葉方靄(1629-1682)、右庶子張玉書(1642-1711)為總裁官。」[19]如是,《明史》的修纂才算正式上了軌道。此次特開博學鴻儒科,乃是在平定三藩的背景下實施的,其目的在拉攏碩學之漢人(尤其江南士人),緩和明遺民的反滿情緒,[20]而這批修史的人才則為《明史》的編纂,奠下了深厚的基礎,尤其是萬斯同的參與刊修,更是本書問世的關鍵之一。



萬斯同「欲以遺民自居,以任故國之史事報故國」之心,[21]應當時監修徐元文、總裁葉方靄之徵,入京修史。康熙十九年,他請以布衣身份參與史局,在徐元文處所擔任刊修的工作。據聞是時「史官有纂撰,必伺斯同意,乃取下筆」,史館當中凡「建綱領、制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斯同典掌」[22],而且「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斯同]覆審。先生閱畢,謂侍者曰取某書某卷某葉有某事當補入,取某書某卷某葉某事當參校,侍者如言而至,無爽者。」[23]可惜萬斯同對《明史》的具體貢獻,由於清代官書罕有記載,往往為後人所忽略。張廷玉〈上明史表〉曾曰:「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闈,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24]此處的「名人」應指萬氏,卻隱而不書, 因此關於萬氏對《明史》的貢獻,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



萬斯同,生於崇禎十一年(1638),卒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浙東鄞縣人,字季野,號石園,學者稱為石園先生,卒後門人私諡其曰「貞文」。著有《歷代史表》、《紀元匯考》、《廟制圖考》、《石經考》、《歷代宰輔考》、《石園文集》與《明史》等。據載少時其父曾以其頑,閉之於空室中,斯同「竊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25],展現了對史學的興趣;後拜黃宗羲為師,熱衷史學,亦曾遊歷四方向故家耆老訪求遺書,考問往事。他熟諳「自兩漢以來數千年之制度沿革,人物出處」[26],更致力於明代歷史之研究,據黃百家云,他「于有明十五朝實錄幾能成誦,其外邸報、野史、家乘,無不遍覽熟悉,隨舉一人一事問之,即詳述其曲折始終,聽若懸河之瀉。」[27]可見其對於明代史料熟稔的程度。



康熙二十三年(1684),徐元文專任《明史》監修總裁官,當時史局已置五年而書猶未成,據韓菼〈徐公元文行狀〉稱:

[徐氏]不與政,專意史事,考據國史,參用諸家之說,年經月緯,手自編輯。客有熟於前朝典故者,公奉書幣延至賓館,遇有疑誤,輒通懷商榷,常至夜分。[28]

文中之「客」乃指萬斯同。徐元文私自出資聘萬斯同館於其家一同核定《明史》,其詩云:「杜門屏塵雜,一編究終始;靜漏伴宵吟,余星照晨起。」[29]為其討論《明史》編修的最佳寫照。後來「積年成傳十之六七,尋繕呈紀七卷、傳十五卷」[30],此時《明史》已有紀傳的雛形。據官方的記載,康熙二十六年(1686)徐元文上呈部分史稿請聖祖審閱時,史稿當中列傳的部分已刪訂約六七成,[31]當指此稿。而徐乾學(1631-1699)、元文昆仲對萬斯同的修史,評價很高,乾學曾在康熙二十七年(1687)萬氏離京南歸之前,贈詩一首曰:

          霜花醁酒送君還,邸舍相依十載閒。

      慣對卷編常病眼,與談忠孝即開顏。

      折衷三禮宗王鄭,泚筆千秋續馬班。

      蒲笨獨驅驚歲暮,凍雲寒雪滿江關。[32]

他稱萬氏的史學乃延續司馬遷與班固之志業,而萬斯同在徐邸十年間,雖十分辛苦,但每談到忠孝節義萬氏即展顏,生動地表達萬氏之好史。萬斯同為徐元文核訂《明史》,初時史稿尚「缺而不全,渙而不一」,所以「稿雖就而未敢以進」,「歷時十二年(按:約康熙二十九年左右)而史稿粗就,凡四百一十六卷」。[33]表示直到康熙二十九年(1689),萬氏為徐元文兄弟修訂的史稿(簡稱徐稿),還不完整,未能進呈朝廷。



徐乾學、元文昆仲被彈劾去官歸鄉後,總裁張玉書(1641-1711)、陳廷敬(?-1712)留萬斯同於京師江南會館,繼續修史。康熙三十三年(1694),萬又應總裁王鴻緒之邀,入其京邸為之修改審定。當時楊椿自言屢至館中,「見萬君作一傳,集書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與錢君商榷孰為是、孰為非,孰宜從、孰不宜從,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34]此時萬氏眼疾,史稿商訂後由錢名世執筆書之。但是王氏筆削與徐元文不同,於是曾有人勸萬斯同離去,萬氏卻曰:「吾習此三十餘年,今垂成而棄之,非吾志也,用不用,聽之而已。」[35]不願輕易離開他費盡約半生心血的《明史》修纂工作。此時萬氏眼力已急遽衰退,許多篇章皆由萬氏口述,錢名世筆錄、損益,[36]然而幾經修訂、又經錢氏點竄之明史稿,到底哪些是萬斯同所論之事,哪些是錢名世損益之後的結果,至今已斷難分辨了。[37]



關於萬斯同所修《明史》稿本的成果,自清代以來即眾說紛紜。萬氏去世前兩年,曾請王鴻緒聘李塨助修《明史》,由於李不願與王合作而作罷。李塨回憶道:「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尚缺表志,無助者。……王尚書來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辭謝不願也。無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尚書家,事遂寢。」[38] 看來,全本的《明史》至此似尚未成書。然斯同去世後,相關行狀與墓表對萬氏修《明史》的成果也都有不同記載。現存被視為是經萬氏審定之《明史》稿,主要有二:一為僅有紀傳二部的313卷本《明史紀傳》;[39]一為全本的416卷《明史》。[40]但值得注意的是,清初官私記載多未明言萬斯同在《明史》編纂的貢獻,反而提到熊賜履(1635-1709),如據王鴻緒言:

《明史》初纂時,將志、紀、傳各人分開,或一人撰一紀,或一人撰一志,或一人撰數傳,分纂者各務博采,重見疊出,絕少裁斷。交館以後,總裁並未通閱,後熊文端公為監修,雖加刪訂,然告竣甚速,料文端閣務殷繁,止能斧藻其文,未暇考核其事也。[41]

康熙年間任刑部尚書的王士禎(1634-1711)也曾言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後,總裁與纂修官屢易,及至熊賜履,「復求歸田,允之,遂自進《明史》若干卷,命付內閣參詳其書。」[42]他們指的應是熊賜履為監修兼總裁時,取萬斯同等修訂的416卷本《明史》稿稍加更正,於康熙四十一年冬進呈御覽,但「上覽之不悅,命交內閣細看」[43]的稿本,顯然此未獲得清廷的認可。然而,同年稍早,萬斯同已因長期過勞而卒,其所遺留下的史稿,迄今仍是《明史》編纂史上爭論不休的問題。



二、王鴻緒《明史稿》的進呈

王鴻緒編有《明史稿》一部,張廷玉主修《明史》時,「世宗憲皇帝命張廷玉等為總裁,即鴻緒本,選詞臣再加訂正。」[44]主要就是根據此本刪訂,因此王鴻緒在《明史》撰修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亦值得我們注意。



王鴻緒(1645-1723),字季友,號儼齋,別號橫雲山人,松江華亭人,出於官宦之家,其父王廣心為巡倉御史,兄為武英殿大學士王頊齡,弟為都御史王九齡。康熙十二年,鴻緒中進士榜眼,授予編修,先後曾任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贊善、翰林院檢討與侍講等。康熙十九年,明史館開館之初,王鴻緒在徐元文任監修總裁官的任內被引為纂修官,二十一年旋升為總裁,[45]時湯斌(1627-1687)、徐乾學同為總裁,李蔚為監修,隔年尋遷內閣大學士《大清會典》副總裁,進左都御史。二十三年,徐元文罷都御史,專領監修《明史》;二十五年張玉書為《明史》監修,王鴻緒以母喪回籍後,由陳廷敬、張英出任總裁。母憂服滿將赴京時,王鴻緒卻為左都御史郭琇所劾,次又被視與徐乾學等結黨,被江南巡撫鄭瑞彈劾,致仕居家。[46]及至康熙三十三年,王鴻緒因大學士王熙、張玉書之推薦,聖祖以為《明史》「自開局纂修以來,歲久未告竣,事預期速,蕆宜專責成」,特命與陳廷敬復召擔任總裁,[47]時張玉書、熊賜履為監修。三十八年王鴻緒又授工部尚書,調戶部。



康熙四十一年,《明史》列傳甫脫稿,尚未訂正,[48]萬斯同即卒於王鴻緒京寓,《明史》的編纂進入了另一個階段。不過,四十四年以後,史館主要人物相繼凋零,史事之編修遲滯不前,明史館呈現暫歇的狀態。康熙四十八年,王鴻緒因附和內大臣阿靈阿等議立皇太子一事被免職,以原官解任回籍,他私下攜去史稿,經過五年的刪改潤色,於康熙五十二年史稿初成,次年進呈,他奏曰:

自蒙恩歸田,欲圖報稱,稍盡臣職。因重理舊編,搜殘補缺,薈萃其全,復經五載,使得告竣,共大小列傳二百八卷。其間是非邪正,悉據已成之公論,不敢稍任私心臆見。但年代久遠,傳聞異辭,臣未敢自信為是。……《明史》之成,端在今日,臣本乏文采第矣,祇承簡命,前後編纂三十餘年,幸遘昌期,不辭蕪陋,謹繕寫列傳全稿,裝成六套,令臣子現任戶部四川司員外郎臣王圖煒恭齎進呈。[49]

他先後在史館三十餘年,為居館時間最長者,此次趁回籍之際,謄寫了《明史列傳稿》208卷,希望康熙皇帝能將之「宣付史館以備參考」。[50]此次進呈的稿本只有列傳,志、紀、表未具。



        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鴻緒特召還朝,御纂《詩經》,並充省方盛典承修總裁官。此時原本擔任總裁的陳廷敬與張玉書皆已去世,其他纂修官也先後亡故,《明史》仍暫缺本紀、志與表,於是王鴻緒乃將舊稿作一調整,「或筆削乎舊文,或補綴其未備,或就正於明季之老儒,或咨訪於當代之博雅」,[51]取徐乾學稿舊志〈河渠〉、〈食貨〉、〈藝文〉、〈地理〉刪改之,其他仍舊,又刪去〈功臣〉、〈戚臣〉、〈宦幸〉表,而改〈大臣表上〉為〈宰輔表〉,〈大臣表〉中、下為〈七卿表〉,而〈諸王表〉則照舊。康熙六十一年(1722),又刪改徐稿而十六朝本紀乃成。[52]後彙整為本紀、志、表、列傳俱全的《明史稿》。[53]終於雍正元年四月史稿告竣,六月十七日進呈,七月十八日內閣將之交明史館收藏。[54]同年八月十五日,王鴻緒即卒於京邸,享年79。



值得說明的是,王鴻緒《明史稿》的列傳部分,實有二刻本,多數學者論及王鴻緒《明史稿》時,往往以為康熙五十三年所呈之列傳與雍正元年《明史稿》中的列傳完全相同,雍正元年進呈之《明史稿》只是增加本紀、志、表而已。[55]其實不然,這兩個刻本,一刻於康熙末年,只有列傳共208卷,故又稱為《橫雲山人集明史列傳稿》(以下簡稱康熙本);另一為雍正元年進呈之《明史稿》,有本紀19卷、志77、表9、列傳205卷,[56]共310卷,體例均備,為全本之《明史稿》(以下簡稱雍正本)。筆者推測,大多對《明史稿》列傳卷數的錯誤認識,或因根據雍正進呈本《明史稿》卷首所附的康熙五十三年奏疏曰:「始得告竣,共大小列傳二百五卷」,以為康熙本的列傳共為205卷。[57]事實上,康熙本為列傳208卷,該本所附奏摺原稱「共大小列傳二百八卷」,但不知何因,於雍正元年進呈全本《明史稿》時,卻將其文改為符合進呈本列傳數目的「共大小列傳二百五卷」。[58]而和刻本《明史稿》為共310卷,亦被誤認為是王氏康熙五十三年成書之本。[59]康熙本與雍正本列傳相差的三卷即是:雍正本將康熙本列傳173與174〈孝義〉上、下兩卷合為傳173〈孝義〉一卷;又合傳176-178〈列女傳〉三卷,為傳175〈列女傳〉一卷。除了傳目併卷以外,各傳所錄人物也作過些許調整。關於〈列女傳〉的刪略,詳見下節。



此外,萬斯同與王鴻緒的筆削差異何在?以南明史事的記載為例,康熙朝編纂《明史》時,原批准將福王、唐王、魯王、桂王附在明思宗的本紀,而康熙五十年爆發「南山案」後則禁止之。[60]王鴻緒的康熙本《明史列傳稿》並未立〈三王傳〉,有關三王之事蹟皆曰「事別載」,[61]是否準備將之列入本紀或不入《明史》,不得而知,但已有「僭號永曆」[62]之語,對桂王的政權似未承認。雍正元年的進呈本《明史稿》,不稱弘光、隆武、永曆三帝而稱三王,而於〈列傳六.諸王四〉下附〈列傳六下.三王傳〉。學者以為,雍正本將南明諸王降於藩封之列,王鴻緒阿附清政權之意已明;[63]而且王氏曾表示,甲申以後《明史》的紀年,應以「大清順治」記之,「明季諸王年號,止一見於傳中,而不以紀年,史體當如此」,[64]由其體例的建置與紀年方式,可知王鴻緒對南明政權的看法。相對於此,萬斯同則以為:

《明史》福、唐、桂、魯附入懷宗,記載寥寥,遺缺者多,倘專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時故老猶存,遺文尚在,可網羅也。逡巡數十年,遺老盡矣,野史無刊本,日就零落,後之人有舉隆、永之號而茫然者矣,我儕可聽之乎?[65]

他指的是康熙朝初修《明史》時,原準備將南明四王編入思宗紀,但萬斯同對此並不滿意,建議於明朝遺老尚存之時,應成一外史,後溫睿臨承萬氏之意,特為弘光、隆武、永曆三朝撰著《南疆逸史》。兩相比較,王鴻緒雍正元年六月上呈之《明史稿》將三帝降於藩封之列,無怪乎是為「敕修明史稿」。



歷來對王鴻緒的評價,多以其盜竊萬稿而撻伐之,梁啟超就曾批評王鴻緒是「白晝行竊的偷書賊」[66]。然而清人對王氏的編修《明史》雖亦有微詞,[67]但卻非一味詆毀。曾參與史館纂修之楊椿即言,王稿不一定全出於萬稿,他說:

萬稿與王稿頗有異同,是王稿亦不盡出萬稿,且時預修《明史》者,多博學宏詞,如湯斌、倪燦、尤侗、黃虞稷、朱彝尊、潘耒、吳任臣等亦皆有所著述,如湯斌文集中亦有明史稿若干篇,朱彝尊有史館上總裁書多通,究修史義例,是稿亦不必盡出萬氏,惟稿悉經刪定,蓋不容否認。[68]

所以王稿可能還參考了諸家關於《明史》之著錄。曾入史館的汪由敦(1692-1758)則說:「王本列傳,聚數十輩之精華,費數十年之心力,後來何能追躅萬一,若存詆誹之見,非愚則妄。」[69]他肯定王鴻緒對編纂列傳所做的努力,稱王稿勝於明末諸書,不過也擔心當時外界對王稿推崇太過,他舉出王稿之〈張居正傳〉乃是據《弇州史料》的〈首輔傳〉刪節而成,而且:

其中描寫熱鬧處,皆弇州筆,弇州逞才使氣,抑揚軒輊之間,往往過情,平心觀之自見,且私書不妨裝點,而乃據為信史,即令弇州知之,恐亦未免失笑,神、光以後此類甚多。[70]

他以為王鴻緒稿擷取王世貞逞才過情之處,以為信史,實令人訕笑。晚清魏源則批評其列傳之繁冗,認為「可刪去十分之三」,而且指出「食貨、兵政諸志隨文鈔錄,全不貫串」。[71]再者,論者謂王鴻緒歸鄉後,《明史》紀傳的草稿皆為王鴻緒所有,批評其囊竊之,[72]其實初期史館編修即有分工拈鬮,而熊賜履任監修時,建議議張玉書任志書,陳廷敬任本紀,王鴻緒任列傳,各專一類,然後會校。[73]王鴻緒既負責刪定列傳,故列傳部分的纂修,他應盡有心力,而非全竊取他人之成果。加以魏源指出《明史稿》的若干缺點,否定此書出自萬斯同之手,[74]何以本書缺點全責鴻緒,而優點皆歸斯同?《明史稿》在相當程度當為王鴻緒所纂輯。近代學者討論《明史》之編修過程,往往對王鴻緒持有剽竊之成見,未能翔實論之。惟有侯仁之由《明史列傳殘稿》之考訂,發現此本為《明史列傳稿》之過渡本,其筆跡亦為王氏所親手刪訂,以為「兩百年來王氏所蒙誣妄,從此可以釋然矣。」[75]黃彰健亦曾比對各種稿本之《明史》,認為修史十分不易,由《明史列傳殘稿》看來,之前留下繁冗之史文待考訂、刪除,「王氏之能編成一書,其功亦不在萬氏之下」。[76]可惜的是,此後對於王鴻緒修訂《明史》的研究,還是罕有問津者,[77]王鴻緒對《明史》纂修的貢獻也就隱沒不聞了。



由以上的討論可知,王鴻緒的《明史稿》為下一階段《明史》之刊行,提供了重要的條件,過去許多相關《明史》的討論,無論是史學史或人物傳記的研究,都忽略了王鴻緒的《明史稿》或之前的416卷本《明史》,使得關於《明史》的編纂說明得不夠完整,[78]人物研究中的史料運用也顯得不夠周延。



三、武英殿本《明史》的刊行

雍正元年六月,王鴻緒進呈《明史稿》,接著七月,政府三度開明史館,以隆科多、王頊齡為監修,徐元夢(1655-1741)、張廷玉、朱軾等為總裁,楊椿、汪由敦、吳麟等人為纂修,著手重修《明史》。雍正以「史書務紀其真,而史才古稱難得。蓋彰善癉惡,傳信去疑,苟非存心忠厚,學識淹通,未能定得失於一時,垂鑒戒于久遠也」[79],來評論私行記載的不可靠,要求謹慎續修《明史》。雍正元年到館的楊椿,說明當時史館的情形:

雍正元年秋特命重修,舊時草卷不可復得。館中所有,惟累朝實錄及名人傳記,而傳記亦十不存一二。名為重修,閣下所委者,僅於紀傳後綴以贊辭,及以意更其目次或點竄字句,未能將現存之書與王公史稿細加討論,且或改µ王稿者有之。[80]

看來,此時史局中的草稿不復見,史料又殘缺,史臣連王鴻緒的稿子與其他相關史料都沒有細加討論,僅是點竄舊稿,未進一步考核。足見經康熙末年史館的停歇至雍正年間重開史館敕修《明史》之際,史料匱乏又紛亂,[81]增加重修《明史》之困難。



其時張廷玉為主事者,領銜重修《明史》。張廷玉(1672-1755),安徽桐城人,張英之子,曾任內閣學士、禮部尚書、雍正元年至乾隆元年任明史總裁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乾隆四年(1739)又任明紀綱目總裁。雍正六年,楊椿與汪由敦為此階段主要修史者,但由於汪事繁忙,又請吳麟加入,將纂史之工作重新分配,楊椿負責草擬永樂至正德九朝列傳,胡宗緒擬嘉、隆、萬三朝列傳,汪由敦與吳麟則負責12朝本紀與后妃、諸王和洪武、建文、天啟、崇禎各朝列傳,同年七月,楊椿已向史館繳九朝列傳50卷。[82]總裁張廷玉上奏論其與館臣編輯之方式,曰:

臣等於時奉敕充總裁官,率同纂修諸臣開館排緝。聚官私之紀載,核新舊之見聞,籤帙雖多,牴牾互見。惟舊臣王鴻緒之史稿,經名人三十載之用心,進在彤闈,頒來秘閣,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在昔《漢書》取裁於馬遷,《唐書》起本於劉昫,苟是非之不謬,詎因襲之為嫌,爰即成編,用為初稿。發凡起例,首尚謹嚴;據事直書,要歸忠厚。曰紀、曰志、曰表、曰傳,悉仍前史之體裁;或詳、或略、或合、或分,務覈當時之心跡。文期共喻,掃艱深鄙穢之言;事必可稽,黜荒誕奇約之說。[83]

基本上,史館先生們以為《明史》的相關見聞與記載,真偽難辨,只有王鴻緒的史稿,「首尾略具、事實頗詳」值得參照,於是根據王鴻緒之稿重新加以審定。此階段修史「十有五年之內,幾經同事遷流;三百餘卷之書,以次隨時告竣。勝國君臣之靈爽,實式憑之;累朝興替之事端,庶幾備矣。」[84]經過十五年的努力,欽定的前朝歷史,終於完成。雖說此部《明史》是因襲王鴻緒《明史稿》而成,但我們由清內閣大庫所存《明史》列傳殘稿中(尚未繕寫成殿本),看到修纂時的增刪與批改,比較明顯的即是增添論贊的部分,可知此階段修史者斟酌考核也費不少心力。



關於武英殿本《明史》成書與頒行的時間,各家說法不一。官私著錄皆以張廷玉〈進明史表〉之日作為《明史》正式纂成的時日,張廷玉表曰:

謹將纂成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目錄四卷,共三百三十六卷,刊刻告成,裝成一十二函,謹奉表隨進以聞。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85]

看來乾隆四年似為全書完成之時,但今人李晉華指出,《明史》成於雍正末,非乾隆四年,乾隆四年乃是武英殿刊刻《明史》告成之時,非成書之日。[86]實際上,雍正十三年十二月(1736),全書基本告成,但是高宗認為《明史》「卷帙繁多,恐其中尚有舛訛之處,著展半年之期,該總裁率同纂修官,再加校閱,有應改正者,即行改正,交武英殿刊刻,陸續進呈」。[87]結果直到乾隆元年九月(1736)《明史》才修訂完畢,[88]主要的原因應與解決建文帝的謚號有關,幾經商議,乾隆元年七月追諡「恭閔惠皇帝」,本紀的修訂也就往後延了。此外,《明史》修訂後是「陸續進呈」,並非都等全部刊成才進呈的,所以雖然整部《明史》由武英殿刊完是在乾隆四年七月(故又稱武英殿本),但何冠彪仍強調真正修成的時間是在乾隆元年,[89]糾正《明史》修成於雍正十三年或乾隆四年、乾隆元年「進呈」、或乾隆四年「詔刻」等諸說。至於,《明史》的頒行方式,大學士鄂爾泰(1680-1745)等人建議頒賞給四品京堂以上、翰林院講官、《明紀綱目》纂修官,以及各衙門、學宮,並准坊間自行刊刻,[90]乾隆五年正月,《明史》終告頒行,其後運抵閩、廣、貴、雲等地,[91]正式以「欽定」之名頒行天下。



至於王稿與武英殿本《明史》之孰優孰劣,嘉慶年間的昭槤以為,「向聞王橫雲《明史 稿》筆法精善,有勝於館臣改錄者,近日讀之,其大端與《明史》無甚出入,其不及史館定者有數端焉。」[92]顯示嘉慶以前常有人肯定王鴻緒的「筆法精善」,但昭槤認為王氏力斷而不存疑(指刪削惠帝遜國事[93])、以成敗論人(永樂以藩臣奪國)、分傳不當(將李廷機與沈一貫等同傳),皆不如後來史臣之改正。[94]民初陳守實以為清代諸家(如趙翼、章學誠)言及《明史》,往往以《明史稿》為彈射之的,對於《明史》本身則不敢多所論列,乃與政治勢力的梏束學術有關。[95]雖然近代重武英殿本《明史》而輕王鴻緒史稿,並多以為王鴻緒是剽竊者,但傅斯年對王鴻緒的明史稿則多所肯定,他比較二稿之優劣說:

世之論《橫雲史稿》與此書(《明史》)優劣者多矣,以文詞整潔,排比有方,言之此勝于《史稿》。但此書去原來史料愈遠,忌諱更深,就史論史,此不如也。差掌成于乾隆初年耳,為入中年以後更弗逮矣,為成于康熙時當較善也。《橫雲史稿》或謂全襲萬氏,此必不然,前人論之詳矣。然橫雲此刻書之異乎萬氏者,由觀點異而異之文也,此必無多,字句篇章細審其史例,可得大校矣。[96]

傅斯年認為武英殿本《明史》的纂修,距離原來史料時間較遠,且此時政治忌諱更深,應不如王鴻緒的史稿;加以他並不認為王鴻緒全抄襲自萬斯同稿,相當肯定王鴻緒的個人努力。也有學者認為武英殿本更修的《明史》,「多異其褒貶抑揚之事言,少易其史事之真偽」,僅在紀傳之後加贊辭,隨己意更易目次、名目及少事改編字義,[97]並無多大貢獻。下一節我們將以〈列女傳〉為例,一一檢諸稿《明史》之優劣。

  

四、餘音—四庫本《明史》的修訂

《明史》被稱為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前四史的佳作,相關的討論前文已提及,但尚有一稿本--四庫全書本《明史》(以下簡稱四庫本),[98]值得重視。無論是明史領域或史學史的研究者,皆多忽略點校本《明史》(也就是乾隆初年刊行的通行本)之外,尚有一經過考證、勘修的四庫本《明史》,[99]才是官修《明史》的最後定本。由於武英殿本《明史》在乾隆五年頒行天下後,官私刊刻者眾,而乾隆中末期修訂之四庫本《明史》一直藏於宮中,並未通行,閱者不多;加以1970年代出版的點校本《明史》也未就四庫本《明史》互校,[100]造成研究者對四庫本《明史》的忽略。



《四庫全書》的編輯始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101]官修之殿本《明史》當然也是史部收錄的對象之一。然乾隆四十年(1775),高宗覺得《明紀綱目》[102]考核不夠精當,引發要求對《明史》的內容也作一清查。敕曰:

  《明史》內於元時人、地名,對音訛舛,譯字鄙俚,尚沿舊時陋習,如「圖」作「兔」之類,既於字義無當,而垂之史冊,殊不雅馴。……《明史》乃本朝撰定之書,豈可轉聽其訛謬,現改辦《明紀綱目》,著將《明史》一併查改,以昭傳信。……所有原頒《明史》及《綱目》三編,俟改正時,並著查繳。[103]

四十二年(1777)五月,他又見《明史》中蒙古人名地名音譯未真,以及〈英宗本紀〉記載疏漏,如「土木之敗,由於王振挾主親征,違眾輕出,……致英宗……陷身漠北。乃紀中於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疏略。」更加深其重修《明史》本紀的念頭。他解釋道,本紀雖然為全史之綱領,體尚嚴謹,但是「帝王刑政征伐之大端,關繫國家隆替者,豈可拘泥書法,闕而不備,致讀者無以考鏡其得失?」乃諭協辦大學士英廉等人,「將原本逐一考覈添修,務令首尾詳明,辭義精當」。[104]約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訂《明史本紀》24卷成,被稱為「明史本紀新刊本」,藏於宮中,世罕知之,後四庫全書本《明史》之本紀即據此本繕錄。乾隆五十四年(1789)經過勘定,部分修訂的新本《明史》才收入《四庫全書》中。



        其實,在此之前,擔任明鑑綱目館纂修官的楊椿即一直強調,要編《明鑑》應先論《明史》之是非,校《明史》之異同,然後才可以取材於《明史》。[105]他以為綱鑑體《明史》與修一般史不同,縱不能像以前一樣重立草卷,也該「將現存之書參訂《明史》,何事為真?何事為偽?闕者補之,µ  者正之。」他發現《明史》中「紀、表、志、傳互相矛盾,µ  事之舛,字之差脫,不可枚舉」,[106]應當仔細查考之,惜當時未受重視,直至乾隆中末葉才加以勘修,四十七年四月,《明史》考證終告完成。[107]



四庫本《明史》與通行本《明史》的差異,除了譯音改字以外,又對全書詳加考證,變動最大的部分當屬新修之本紀,它較通行本增補了史事、補充史實原委、將史事記述也略作潤色鋪陳,另又修改了論贊。[108]列傳部分之考證也是十分繁複,辨別許多年代、地名、人名、史實之謬誤,又加上按語說明;這些考證的結果,有些詳於卷末考證之中,有些則直接在正文中加以改訂,尤其是年代、地名、人名的部分。光緒年間,王頌蔚於直樞院得《明史》列傳的「考證本」,於是據之寫成《明史考證捃逸》一書,王氏所見幾個版本之《明史》列傳的考證本,提供我們瞭解當初館臣考證過程之縝密,本書雖然與四庫本《明史》考證多所重出,然將之與四庫本相互比較,發現部分考訂較四庫本豐富,如本書〈后妃傳〉附有考證,四庫本《明史》的〈后妃傳〉卻略之,足見《四庫全書》謄錄之時亦有疏漏之處,使用時應兩相對照。



清初詔修前代史,其實就意味著前朝國祚已終,本朝繼大統的地位。不同於元代蒙古人對修《金史》的觀念只為瞭解其祖先的歷史,並藉此加強民族意識,重構蒙古征服中原的較好形象,[109]清代前期對於《明史》的不斷修正,反映了帝王對修史之高度重視與控制。《明史》之所以在康熙朝修了四十餘年還不能成書,康熙的過份監管或許是重要因素之一,至乾隆朝對史載更提出了歷史編纂是史官的專業,而筆削褒貶需由君主定奪的論點,[110]並期藉此達到「以史御漢」的目的。[111]《明史》的編修,從清代開國之初至乾隆末葉的更訂,清朝官方對明代的態度,有所轉變,四庫本《明史》修正了史館編修時之謬誤,而從贊語的修改,亦可窺見清代官方史觀的變化,有待我們將來進一步探研。



附帶一提的是,《古今圖書集成》中的《明外史》,由於徵引明人傳記達七百萬字,從中加以考覈,亦能幫助我們釐清《明史》編纂的過程。楊家駱以為,其文多與王鴻緒據萬斯同稿改撰之『明史稿』先後二本合,而往往加詳。且陳夢雷於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完成《古今圖書集成》,當時王鴻緒史稿尚未成書,所以陳夢雷所據之《明外史》,當為萬斯同的明史稿。[112]先是,黃彰健即曾研考《明外史》一書,認為本書有新、舊兩本,新本乃是王鴻緒康熙時所上之《明史列傳稿》,舊本則為《明史列傳稿》的稿本,因尚未經朝廷正式頒佈,所以《集成》名之為《明外史》,他又採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明史稿殘存列傳》做比對,發現此殘稿介於舊本與新本之間;[113]再配合李晉華〈明史纂修考〉的考訂,313卷本萬斯同《明史稿》(《明史紀傳》)早於416卷本《明史》,[114]則可得出《明史》各稿撰著之先後次序如下:

1.      313卷本萬斯同《明史紀傳》

2.      416卷本《明史》

3.      王鴻緒《明史列傳稿》的稿本(即《明外史》舊本)

4.      《明史稿殘存列傳》(可能為康熙48年王鴻緒歸田後的改稿)

5.      王鴻緒《明史列傳稿》康熙本(即《明外史》新本)

6.      王鴻緒《明史稿》雍正本

7.      武英殿本《明史》

8.      四庫本《明史》



要之,《明史》自順治二年(1645)首次下詔纂修,乾隆四年刊行,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訂《明史本紀》成,經歷了百餘年才告編訂完畢。其間無論史料之徵集、史體之討論、義例之定奪,都經過眾人長時間接續地努力,因此在書法、體例、考證方面,皆較其他官修史書為謹慎,堪稱僅次於前四史的佳作。《明史》是館臣集體努力的成果,萬斯同與王鴻緒等人在修史各階段的貢獻,由於部分史稿尚留於世,提供我們檢視《明史》編纂成績的根據,也給予今日明史研究者多方參照各稿《明史》以資考核的機會,本文在此期望藉由諸稿本之間關係的釐清,作為日後闡釋史料之基礎。



表1《明史》諸稿一覽表

書名
《明史紀傳》
《明史》
《橫雲山明史列傳稿》
《橫雲山人集.明史稿》(進呈本)
《明史》

(武英殿本)
《明史》

(四庫本)

編纂者
萬斯同
傳萬斯同
王鴻緒
王鴻緒
張廷玉
張廷玉

時間
康熙年間
康熙年間
康熙53年
雍正元年
乾隆元年
乾隆47-54年

體例
313卷

本紀19卷

列傳294卷

現存309卷
共416卷

本紀26卷

志110卷

表12卷

列傳267卷
列傳208卷

目錄2卷
共310卷

本紀19卷

志77卷

表9卷

列傳205卷

史例議上下
共336卷

本紀24卷

志75卷

表13卷

列傳220卷

目錄4卷
共336卷

本紀24卷

志75卷

表13卷

列傳220卷

目錄4卷

附考證

版本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抄本印。


北京圖書館藏。

目錄題有「嘉慶乙亥人日購於都門書肆之西文盛堂小輈識」
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藏,康熙敬慎堂刻本。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清雍正元年進呈刊本(橫雲山人集敬慎堂藏版)。


中華書局點校本。
《文淵閣四庫全書》
发表于 2009-10-7 21:42:4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家伙,楼主辛苦了
发表于 2010-4-21 15: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介绍得很清楚,楼主辛苦了
发表于 2010-8-9 00:40:26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东西,谢谢楼主
发表于 2010-8-9 07:39:0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抄本的字好漂亮,不过这本书的价值更大了!
发表于 2010-9-13 18:26:09 | 显示全部楼层
好东西啊
不过不知道这是明史还是<明史稿>
个人觉得明史稿更可信
发表于 2010-10-12 22:29:04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辛苦了
发表于 2010-10-13 10:57:24 | 显示全部楼层
辛苦了辛苦了
发表于 2011-3-15 17:45:22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套书就是续修四库全书所收的万斯同《明史》,一摸一样的。
发表于 2011-12-11 22:55:03 | 显示全部楼层
介绍得很清楚,楼主辛苦了
发表于 2015-4-29 20:06:16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四部分下不了。请处理一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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