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城址新探

濡史东极

五国城址新探
于永奎

       徽钦二帝北狩使五国城留在史册中，其城址可谓千古之迷。三姓副都统治所三姓古城是有清一代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流域的核心城市。在皇家和学者的鼓吹下，五国城三姓说似成定论。然而，此说不论在文献记载和文物出土都不存在支撑性证据。随着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五国城址呼之欲出，集中指向汤原县桃温古城。
       一、五国城三姓说
     五国城及其前身五国盟城址至今未发现确定性文献记载。《辽史》对属国属部核心城址均未记载。徽钦二帝对于金国来说是重要的政治法码，其圈禁的具体地点严格保密，《金史•太宗纪》中寥寥一笔：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徙昏德公、重昏候于胡里改路”。南归宋俘迫于宋金两国和柄臣秦桧的压力以及寿命限制也守口如瓶[1]。
到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满洲源流考》认为：“五国城之说纷然不一，《辽史》各有国名，大约在宁古塔以东，东接大海。而五国城则为五国至辽总集之所，盖五国部节度使所治之城。”《盛京通志》确指：“谓五国头城在三姓地方。”
清末民初，五国城址众说纷纭。曹廷杰认为：“据《大金国志》：宋二帝自韩州徙五国城。五国城者，在西楼东北千里。查西楼为临潢府，即今锡伯城。云，在西楼东北千里实即三姓城。与《明一统志》所指为五国头城者相合。总之，三姓当为五国头城。”[2]《大金国志》原文为：“宋二帝自韩州徙五国城。五国城者，在金国所都西楼之东北千里。”引文遗漏“金国所都”四字。事实上，“金之上京即西楼也。乃延用旧习，其意当为金之上京，即金之本部旧土或都城也。”[3]
曹说进一步错误地指出，五国最上游是伊勒希（越里吉）国，核心城址是三姓古城。其证据是一个假设。《三朝北盟会编》载：“五国之东接大海，出海东青。”曹廷杰先将此条硬性理解为五国东部以外区域接大海，将伯力以东到黑龙江口区域划在五国部之外，这样剖阿里就在五国最下游。然后将《辽史•营卫志》所载：“五国部。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越里吉国。圣宗时来附，命居本土，以镇东北境，属黄龙府都部署司。”假设为五国递次沿江向上，又不能超出玛蜒河口，这样越里吉只能是三姓古城。
但是按此假设，盆奴里国就要搬到松花江口与乌苏里江口之间。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排序很难成立。《辽史•圣宗纪》载：“统和二十一年夏四月，兀惹、渤海、奥里米、越里笃、越里吉等五部遣使来贡。”“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秋七月，兀惹、蒲奴里、剖阿里、越里笃、奥里米等部来贡。”开泰七年“三月辛丑，命东北越里笃、剖阿里、奥里米、蒲奴里、铁骊[4]等五部岁贡貂皮六万五千张，马三百。”这三条与《营卫志》所列难寻吻合之处，可见五国部的顺序是随机记录。
曹说核心文献证据谬误，又没有考古发现支撑，论证过程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但一些五国城研究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奉为定论，而效仿《满洲源流考》，用“越里吉汉意为副，影射三姓地方副都统衙门”这样的论证方式，将注意力集中解说五国部国名汉意，或象摆积木一样随意在地理排序做文章，以附会曹说。如，有的认为越里吉汉意为浅滩，指松花江依兰县城段浅滩[5]；有的认为是上江，指五国最上游[6]；有的将盆奴里国搬到穆棱河流域，有的将剖阿里搬到三姓古城；甚至还有的凭想象在三姓古城制造坐井观天场景。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最终形成目前主流的五国城三姓说。
目前而言，五国城址正确的研究方向有两个：一是城址指向辽代五国盟城，二是城址指向徽钦二帝圈禁地。虽然两城为一地，但是两个研究方向的起点不同，论据不同，论证过程不同，是一个完整历史过程的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没有时间上的交叉，所以不能混合论证。沿着这个方向要独立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五国部的源流、地望；二是金代胡里改路的行政建制变迁；三是松花江下游辽金沿用城址的形制、自然环境、出土文物。在上述研究方向和核心问题上学界已经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只要综合分析，得出较为清晰的框架，就会使五国城址研究取得质的飞跃。
二、五国部联盟
当前探讨五国部的渊源，要从渤海国在松花江黑龙江下游流域以汉语为名的建制开始。在三江平原腹地的虞娄故地为定理府、安边府，在乌苏里江以东的越喜故地为怀远府、安远府。在松黑三角洲的“拂涅故地为东平府，领伊、蒙、沱、黑、比五州。”[7]
辽圣宗时期，“统和二年（984年）二月，五国乌隈于厥节度使耶律隗以所辖诸部难治，乞赐诏给剑，便宜行事，从之。”五国字样首次出现。统和末年，五国联盟组建，但成员还不稳定，而且各自为政，互有冲突。“开泰七年秋七月，蒲奴里部来贡。九月，蒲昵（盆奴里）国使奏，本国与乌里国（兀惹）封壤相接，数侵掠不宁，赐诏谕之。”[8]到“重熙元年十一月辛卯，五国酋长来贡。”[9此后再未出现五国成员单独朝贡的记载，五国部正式形成。
    五国部源自黑水靺鞨。黑水靺鞨整体上是一个地缘组织，不是血缘氏族，为考察五国部地望提供了可信的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越里笃竞为靺鞨中的虞娄部，亦即汉晋的挹娄人；越里吉竟为靺鞨中的越喜或越熹；盆奴里竟为靺鞨中的拂涅；铁骊则是靺鞨中的铁利。”[10]
在五国部具体地望上，奥里米之绥滨县敖来密古城、盆奴里之汤原县桃温古城、越里笃之桦川县瓦里霍吞古城，均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剖阿里在伯力。此四国城址争议较小。越里吉的争议最大，也是解决五国盟城址的核心问题。
越里吉源自越喜，在乌苏里江以东到海是可信的。辽国在松黑下游流域分封于厥、越离睹、阿里、袄里、鼻国德、噪温、徒睹古、蒲昵、乌里九个国王府，乌隈于厥部大王府，兀惹、蒲奴里两个部族节度使[11]。而且这些国和部在《金史》中都可以找到后续线索。唯缺越里吉，但疑似指向黑龙江下游没有被金国征服的野人部落吉里迷。辽圣宗开泰年间命五部贡貂皮、马匹时，越里吉也不在其列。为此，《文献通考》将“女真外有五国”列为：“曰铁勒[12]、曰喷钠、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没。”排除了越里吉。而《辽史•营卫志》载：“以越里吉国人尚海等诉酋帅浑敝贪污，罢五国酋帅，设节度使领之。”《元史•地理志》载：“有俊禽曰海东青，由海外飞来至奴儿干，土人罗之，以为土贡。”《元一统志》载：奴儿干、哈州等城“皆辽金之旧。”奴儿干是海东青的供应地和主产区。所以，景爱认为，越里吉城址在奴儿干[13]。这说明越里吉在联盟中存在的价值就是障鹰供鹰。
三、五国盟主
五国部既然是一个军政联盟，自然就会有盟主，但无记载。只能就现有文献进行综合分析。
确定五国盟主首先要规避五国城是五国节度使治所的误区。节度使源于唐代，不都是实职，也不都有实体治所。辽国的节度使一样也分为军政长官、荣誉封号、都部署司内专职负责某地事物的内设官员。《辽史•兴宗纪》载：重熙六年 (1037年），“北枢密院言越棘部民苦，其酋帅坤长不法，多流亡，诏罢越棘等五国酋帅，以契丹节度使一员领之。”就此，有人引申为节度使驻在国即为盟主。三姓说拥趸理所当然地认为驻越里吉。张博泉认为最初驻剖阿里。
但是“辽制，属国、属部官，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14]《满洲源流考》也载：“辽国沿边置东京、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分隶之。谓之羁縻道。”怀柔、羁縻的核心是“树其酋长”，就是朝廷不派主官到其辖地具体治理。因而五国节度使是黄龙府都部署司内专职负责五国事务的内设官员。五国节度使耶律仙童、萧陶苏斡先后加升彰国军节度使、静江军节度使都可以充分证明。
除了羁縻政策这一先决条件，证明五国节度使不驻五国部的证据还有很多。如，辽国在五国部设障鹰官、派遣银牌使者；罢五国酋帅后，陶得里仍是蒲奴里酋、拔乙门仍是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阻鹰路完颜乌古乃“畏辽兵之入其境也，故自以为功。”；辽国“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真发甲马千馀人入五国界”；咸雍五年（1069年）“五国剖阿里部叛，命萧素飒讨之。”[15]此后辽主私封乌古乃为生女真节度使，再无辽军进入五国的记载等。至于以“领之”作为驻地依据，是误读。“领”确有治理、领地之意。但此处是其另一释义：“统领，居上领导指挥。”所谓的上，就是黄龙府兵马都部署司。
对于辽国来说，五国联盟意在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盟主的主要作用就是组织成员统一向辽国朝贡。从历史地理角度来说，五国鹰路是以旱路为主。位于三江平原与松嫩平原连接处的依兰松花江段右岸紧靠完达山、张广才岭，没有通道。左岸为小兴安岭缓坡，小河流众多，形成贯通的平地。因此，鹰路不可能经过位于左岸的三姓古城，自然不可能“为五国至辽总集之所”。而地处其下游对岸60余公里的桃温古城的地理位置则可以毫不困难地承担其这项任务。
而对于五国联盟自身来说，也是联合抗辽的组织。从对抗辽国、完颜部上考量，盆奴里国及后续在五次战役中发动四次，凸显了盟主的地位。重熙十六年（1047年）蒲奴里酋陶得里叛，辽军出动 33100人军队，历时近半年这压下去。这是五国部最大的一次战役[16]。继咸雍五年剖阿里叛之后，“五国蒲聂部节度使拔乙门叛辽，鹰路不通。”“辽咸雍八年（1072年），五国没拈部谢野勃堇叛辽，鹰路不通。”盈歌三年（1096年）：“会陶温水、徒笼古水纥石烈部阿合版及石鲁阻五国鹰路，执杀辽捕鹰使者。”[17]而越里吉国实力弱，内部不稳定，身处最上游却在战斗一名不闻，认定为盟主显然是说不通的。因此，程妮娜说：“一般认为五国头城为蒲奴里。”[18]
需要指出的是，程妮娜以及下文张博泉所谓五国头城要表述的是五国盟城，这种表述是学术盲点。辽代五国盟城等同于金代五国城，但并不等同于金元明三代的五国头城。五国部区域并非只有联盟的五国，也并非只有五座城池。目前从牡丹江口至乌苏里江口河道附近就发现规模类似三姓古城的辽代城址十处。文献中的五国头城只是当时人们对沿松花江进入辽代五国部地界头一座城池的称呼，并无头领之城、盟城的选项。
最早作为地理标识记录五国头城的洪皓在《松漠纪闻》写到：“其俗刳木为舟，长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桨，止以捕鱼。至渡车则方舟、或三舟。后悟室得南人，始造船。如中国运粮者，多自国都往五国头城载鱼。”而《三朝北盟会编》载：“两宫蒙尘五国城，（洪皓）尝遣私人奏书，并献胡桃、梨修、栗面诸物，两宫始知赵氏中兴。”这是一个哑谜。胡桃谐音胡逃。胡字九划，也指九皇子赵构。梨修为长梨，谐音长立。栗面为南瓜的一种，喻南渡瓜州。连一起就是“金兵退去。九皇子逃离，南渡瓜州，自立称帝，站稳脚跟。”这说明洪皓确知五国城所在。惜墨如金的古人只会把五国头城写作五国城，而不会反之。因此，二者并不在一地。
元明文献明确把五国头城指向三姓古城。《元一统志》同样作为地标记载：“混同江......经故上京，下达五国头城北，又东北注于海。”到《明一统志》：“五国头城，在三万卫北一千里。自北而东分为五国。旧传宋徽宗葬于此。”才用一种猜测将五国头城与五国盟城联系在一起，是不足采信的。
四、五国盟城
五国盟主蒲奴里部即盆奴里国的核心区域在汤旺河流域，这不仅有桃温古城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历史遗存作为支撑，而且在文献研究上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屠寄认为：盆奴里国上至蚂蜒河口，桃温古城是其核心聚落。“玛颜河，即《金史》仆燕水，辽时五国蒲聂部即盆奴里部所居也。”“其城（固木纳城）亦即辽五国部盆奴里国，一作蒲奴里，金史所谓五国蒲聂部者也。”[19]张博泉也认为：“蒲奴里，唐为拂涅，渤海为东平府，《金史》为蒲聂，即五国头城。”[20]但他没有注意到汤旺河与拂涅部联系，而后缀一句：“杨宾《柳边纪略》谓：在今依兰县城。”确定拂涅部在三水两山、水患不断，地狭物薄、聚落空旷，纵深不足、易攻难守的牡丹江下游地区。使其前论述遭到否定。
其实早在勿吉靺鞨时期拂涅部就占据着汤旺河流域。“拂涅部，在伯咄东。”“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21]而拂涅与女真语“西、西方（furilə）”发音极其相似。这并不是巧合，对于松黑下游流域平原来说，小兴安岭东部群山就是西方尽头。从地理角度看，渤海在拂涅故地设东平府可以解释为东方平坦，东方平静也可。汤旺河下游以东是广阔的平原。牡丹江下游以东是群山阻路，途经汤旺河才能进入三江平原。特别是东平府设有沱州。沱为形声字，意为蛇一样游走的水。《正韵》读为汤何切。《说文》：沱，“江之别流也。出东山。”汤旺河东出小兴安岭入松花江，而且辽金时期称陶温、土温、涛温、屯，都与沱发音相近。汤旺河出山口左侧山峰上还发现了勿吉靺鞨时期的陶家湾古堡地穴群，距离桃温古城隔河五里余。
盆奴里国在汤旺河流域有一条直接证据。《金史•太祖纪》载：“初，温都部跋忒杀唐括部跋葛，穆宗命太祖伐之。太祖入辞，谓穆宗曰：‘昨夕见赤祥，此行必克敌。’遂行。是岁大雪，寒甚。与乌古论部兵沿土温水过末邻乡，追及跋忒于阿斯温山北泺之间，杀之。军还，穆宗亲迓太祖于霭建村。”清人景方昶认为：“诃邻乡亦作末邻乡。磨棱即末邻之异文也，沿此水而过末邻乡，则土温水亦在磨棱山之西，又可知已。”“桃温即陶温之异文，明曰脑温江，又桃温之音转，盖即唐书之那河也。”[22]这种说法对后世也产生了误导。研究表明，土温水为汤旺河，诃邻为铁骊转音。也有人认为《金史》为蒙古人修撰，蒙古语“末邻”汉意马，而且女真语、赫哲语（morin），鄂伦春语、鄂温克语 （moren），汉意均为马。正亦如此，末邻乡与五国部的直接联系未引起重视。
但以张博泉为代表大部分学者认为盆奴里、蒲奴里、蒲聂、抹捻、没拈、没撚、末延为同一概念。按照这个逻辑“末邻”（可读morin，moren）应为抹捻的转音异写。在《金史》中，乡、村在建国前多次提及，按照语言环境，把乡理解为管辖村的上一级机构并没有障碍，但辖区要大得多。“沿土温水过末邻乡”，无论是顺逆土温水到达北泺即绥滨县斐尔法泊[23]，都必须经过目前汤旺河沿岸唯一的辽金城址桃温古城即五国盟城。
五、五国城
金宋文献有关五国城址的记载主要还有：《北狩行录》：“庚戌中元，徙居五国城。乘舟而行，凡四十六日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四年 (1130)七月乙卯，“二帝自韩州移居五国城，在金国所都之东千里.金将立刘豫，乃请二帝徙居之”；《靖康稗史笺证》：建炎四年（1130年）七月“又徒二帝于胡里改路五国城”。综合分析，五国城是胡里改路辖境、松花江下游沿岸辽金沿用的城址。据此，作为五国盟城的桃温古城似乎是无法指向五国城。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桃温古城在圈禁二帝期间为胡里改万户路辖境。《金史•宗尹传》载：“录其父功，授世袭蒲与路屯河猛安，并亲管谋克。”因此把蒲与和胡里改路界比定为松花江、汤旺河。但这是大定年间的事情，无法证明二帝圈禁期间汤旺河流域的区划归属。金国初创，因袭辽制在三江流域设涛温路、完睹路、胡里改路三个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都部长路，为军事组织。此时胡里改路为原胡里改部。《金史•忠义传》“（完颜酬斡）从太祖伐辽。率涛温路兵马招抚三坦、石里很、跋苦水古城邑，皆降之。”说明涛温路管辖整个松黑三角洲。据《金史•夹谷清臣》载：“胡里改路桓笃人也。”“皇统八年（1148年），袭祖驳达猛安。”可知至少在天命初年，完睹路降为猛安划入胡里改路，涛温路也应同时降为屯河猛安。直到熙宗年间，金国才将战时体制改为地方行政体制。从军事角度，此间屯河猛安由一江之隔的胡里改路管辖较一千四百余里的蒲与路更便于指挥，而且不可能将涛温路以汤旺河为界划出绝大部分辖地归胡里改路。即使开始屯河猛安就划归蒲与路，也有清代为交通转运方便借道江左，依兰府辖汤原县为援例。
其次，桃温古城在金代距离松花江并不远。桃温古城现距松花江10余公里。而从文献上看，《元史•地理志》载：桃温、胡里改、斡朵怜、脱斡怜，孛苦江等五军民万户府“各有司存，分领混同江南北之地。”明代海西东水陆城站在托温城设满赤溪站，城站合一。另据张泰湘考证：“明初到清末四五百年间，松花江往南滚动了十二华里，清末至近代的七八十年又向南滚动了十七八里。”[24]目前在桃温古城东南还可见较为连贯的一串月牙泡，即为古河道所成。最近一处距古城仅三里余。
    最关键的是桃温古城形制、周边环境符合亲历者的描述。徽宗驸马蔡鞗随徽钦二帝被圈禁在五国城。按照他撰写的《北狩行录》分析，五国城有圈禁工程设施，宋俘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紧邻水面较宽的河边，与兵营隔河相望，没有桥连接；附近有座东山，山下有耕地。对照这些细节，三姓古城无一项吻合，其他如希尔哈、奥里米、霍吞吉里、伯力附近都无山。清臣母在天命九年（1131年）开始一直居住在桓笃猛安[25]，瓦里霍吞古城也被排除。而不在松花江沿岸的土城子古城辽代不在五国部区域。宋俘到来需要在汛期逆流行近八十里，这在当时几乎无法实现。
桃温古城双道城墙形制指向五国城址。桃温古城是三江流域唯一沿革不间断的区域，位于今汤旺河口上游右岸10公里处。城堡双道城墙、护城河，这种形制在三江流域仅此一处。外墙为辽代掘壕叠土。内城墙为金代夯土板筑周长2 500 余米，底宽8 米、顶宽2米、高达6米，有马面、角楼、瓮门等军事设施。金国在人烟稀少、已无战事的大后方修建防御功能齐全的城堡，显然不是军事需要，而是作为一座大型监狱。当时，金国仓促间立刘豫为帝，为防止宋人营救二帝，而将宋俘徙五国城。按照桃温古城的形制分析，状如三姓古城的外墙已经荒废，无法实现圈禁功能，必须重新修建。而工期最大限度只有两个月。仅新城墙就动用土方7.5万立方米，而且圈禁设施一应俱全。至今城墙夯土层均匀清晰，只有根系较浅的矮草，令人叹服。据计算，金国原计划在这里要圈禁宋俘2200人，驻扎千户看押部队。但因修盖房屋的任务无法完成，金国在宋俘迁徙的路上突然临时决定：“令减行色”[26]。到达五国城的宋俘仅为140人[27]。
桃温古城周边环境也指向五国城址。圈禁期间，徽宗赵佶对内侍王若冲说：我“一自北迁，于今八年。”你“高居东山，躬耕之余，为予记之。”[28]桃温古城东城墙下即是汤旺河，对岸即是珠勒华拉头峰[29]，其东坡、南坡下是平地，至今仍为良田。张博泉确定女真语朱勒发音汉意为东、东面[30]。女真语华拉发音有矮山的选项。因此朱勒华拉汉意东山。除此之外，三江流域再无此渊源之东山。赵佶身陷囹圄，极力保持着皇帝的威严。其中“非礼勿言“是一个重要准则。当时，他分不清方向，就连向东南遥望家乡以示怀念，都要大臣指定方向。所以，东山出自他口，必然是有出处。而朝廷派来的专业翻译通事庆哥为珠勒华拉作为标准的女真语提供了权威性。

综上所述，在各个方面，三姓古城都没有独具的证据指向五国城址。虽然因为桃温古城沿用千年，城址大部分淹没于河道，现仅于1/5，内外均是耕地，使地表原貌破坏严重，而且露出文物大部分遗失，没有进行考古发掘，而难以找到直接的实物证据。但是就目前文献记载、考古发现、自然环境、研究成果上看，在所有疑似城址中，只有桃温古城自身所含的信息在本质上直接指向五国城址。

[1]洪适《松漠纪闻续》[2]《东三省舆地图说•五国城考》[3]王可宾《女真地理风情--松漠纪闻札记》[4]程妮娜认为，铁骊为越里吉之误。但当时五国部并没有实质组建，所要求贡奉也没有海东青，越里吉自然不在其列。[5]张泰湘《五国城与五国国名破译》[6]于庆东《五国部越里吉地望考》[7]《新唐书•渤海传》[8]《辽史•圣宗纪》[9][16]《辽史•兴宗纪》[10]贾敬颜《东北历史地理丛考•女真及其相关民族》[11][14]《辽史•百官志》[12]张泰湘认为，铁勒在今大兴安岭北段，辽国的势力未波及该处，应为越里吉之误。但《金史•世纪》载“辽以兵徙铁勒、乌惹之民。”这个铁勒指铁骊。[13]《辽代的鹰路与五国部》[15]《辽史•道宗纪》[17]《金史•世纪》[18]《辽代女真属国属部研究》[19][23]《黑龙江舆图说》[20]《金史简编》[21]《隋书靺鞨传》[22]《东北舆地释略》[24]《东北亚考古研究3》[25]《金史•夹古清臣传》[26][28]《北狩行录》[27]张泰湘《宋朝徽钦二帝北迁行踪研究》[29]《汤原县志》[30]《女真新论》
（作者单位：1968年8月生，男，汉族。1990年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毕业，历史学学士。现任哈尔滨市社科院特邀研究员、桃温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此文业已经过黑龙江省辽金史专家审阅，在哈尔滨市社科院主办《东北史研究》2014年4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