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陈村的地理信息和文化意义

行远必自迩

朱陈村的地理信息和文化意义

程杰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要：朱陈村是脍炙人口的千古名村，出于白居易《朱陈村》诗。朱陈村的具体地址，应以白居易所说“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为准，在徐州丰县或邻近地区。清乾隆《丰县志》记载在丰县赵庄，是历史上唯一明确具体地点之处，值得重视。今人因丰县境内无山，与白居易诗中所说深山、远涧地形不合，而加以怀疑，然丰县历史上并非无山，只是地处黄泛区之洪水走廊，黄沙淤积，地貌大变，因而不能简单以山之有无作为否定其在丰县的依据。由于相关记载的简单、模糊，朱陈村的实际地址一直扑朔迷离，但其文化形象却鲜活生动、极其美好，远远超越于实体存在，获得了乡土社会的符号意义，寄托着广大百姓的生活愿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朱陈村；白居易；苏轼；丰县；地址；意义

   
    朱陈村出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朱陈村》诗，诗中对黄淮之间、刘邦故乡这一村落淳朴民风、幸福生活的描写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引发了无尽的怀念和神往。然而除了白居易这首诗，从唐代以来无论是正史、地志还是各类野史笔记包括文学作品，几乎没有任何具有“现场感”的记载，甚至对其所属县邑都说法不一，留下了不小的悬念。近见徐州一带学者著文认为，朱陈村不在徐州丰县，而应在安徽萧县、宿州等地，引起了认识上新的混乱。为此，我们认真审视有关古籍信息，发现这些说法并不可靠，有必要加以澄清。同时我们发现，由于记载的缺乏和模糊，朱陈村的具体地址扑朔迷离，而其文化形象却鲜活生动，获得了传统乡土社会理想的符号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篇就相关的地址信息和文化意义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述和阐发，力求提供一个相对全面、切实而合理的认识。

一、朱陈村应在徐州丰县

    朱陈村出于白居易《朱陈村》，有关的一切都得从白居易这首诗出发。诗歌全文如下：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扎扎，牛驴走纭纭。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生为陈村民，死为陈村尘。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其村唯朱、陈二姓而已）。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黄鸡与白酒，欢会不隔旬。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葬，坟墓多绕村。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我生礼义乡，少小孤且贫。徒学辨是非，只自取辛勤。世法贵名教，士人重官婚。以此自桎梏，信为大谬人。十岁解读书，十五能属文。二十举秀才，三十为谏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亲恩。承家与事国，望此不肖身。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离乱失故乡，骨肉多散分。江南与江北，各有平生亲。平生终日别，逝者隔年闻。朝忧卧至暮，夕哭坐达晨。悲火烧心曲，愁霜侵鬓根。一生苦如此，长羡陈村民。”
    诗的开头几句说得很明确，朱陈村在“徐州古丰县”。所谓“古丰县”即丰县，地当今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本秦朝沛县之丰邑，后设为县，为汉高祖刘邦出生地，涌现过周勃、萧何、周昌、卢绾等一代名臣。高祖七年，因思乡过甚，将陕西临潼东北的秦骊邑县按丰邑的街里格式重新改筑，并迁来故乡丰县的百姓，称新丰县（治所在今陕西西安临潼区）。所谓“古丰县”，是相对这汉代新设的新丰县而言的，所指即丰县。也就是说，白居易所说是极其明确的，朱陈村在哪，在徐州丰县。
    近来徐州当地学者著文认为，白居易所说的“古丰县”不是徐州丰县，而是今安徽宿州市夹沟镇一带。这里在北朝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曾一度设置过新丰县，隋文帝开皇三年（583）被撤销，其地归为符离县（治今宿州市埇桥区符离镇），唐朝属徐州。由此“‘新丰县’便成了历史，‘新丰县’成了‘古丰县’”，“‘古丰县’就是‘故丰县’，称‘徐州古丰县’的‘古’，正是为了有别于当时仍称丰县的位于沛县西的‘今丰县’”[1]。为什么会放弃白居易说得明明白白的徐州丰县，而想到符离（约当今宿州地级市所属大部）这个地方呢？论者认为，白居易的父亲曾任徐州别驾，任上曾在当时运河沿岸的符离购置田产，并将家人寄居于此。白居易早年应该没有到过丰县，而20岁前后至少有两三年是在符离度过的，在此呼朋结友，读书携游，写下了《乱后过流沟寺》、《题流沟寺古松》等诗，所谓“朱陈村”就有可能是这一带的某个村庄。
    这一说法绕开白居易《朱陈村》诗中所言，由白居易早年生活经历来探寻朱陈村地址，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首先却经不住白居易同期作品的验证。同是白居易早年所作《唐故坊州鄜城县尉陈府君夫人白氏墓志铭并序》：“贞元十六年夏四月一日，疾殁于徐州古丰县官舍。其年冬十一月，权窆于符离县之南偏。至元和八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改卜宅兆于华州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即颍川县君新茔之西次。”[2]墓主为白居易外祖母陈白氏，这里叙其病死、暂葬和终葬三地——徐州古丰、徐州符离和华州下邽，都是县名。这里的“徐州古丰县”与《朱陈村》所说“徐州古丰县”所指应是同一地方，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北朝所设的“新丰县”，地点正在唐代的符离县境内，在墓志铭这样严肃的文体中，绝不会将同属一县的地方以古、今两县名（古丰、符离）分别称之。由此可见，白居易所说“徐州古丰县”，所指极为明确，只能是徐州丰县，而不可能指当时已归符离县境的所谓“新丰县”。
    白居易早年有这两次提到“古丰县”，且外祖母死于这里的官舍，虽然具体原因不明，但至少说明白家与“古丰县”（即徐州丰县）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推测，白家可能在此有田产[3]。虽然没有白居易早年到过丰县的明确迹象，但既然白家与丰县有联系，丰县又属父亲政下属县，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诗人到过丰县的可能。即使诗人早年确实未至丰县，但从家人、仆吏和往来客人口中听说丰县朱陈村之事，则也是完全可能的。
    再就诗歌修辞的一般规律而言，徐州“丰县”、京兆“新丰县”两县同出于秦汉之际，至唐一直未变，几乎成了生活常识。白居易诗歌通俗，开头即直言交代地点，极为自然。反之，所谓符离境内的新丰县实际只存在35年，而且地域狭小，正如光绪《宿州志》记载新丰这类古旧地名时所说，“是时疆场之邑一彼一此，虽统数郡，多不过一二县，县不过数百户，谨存其名而已”[4]。在南北朝那样国家分裂，大小政权频繁更迭，疆域变化极为混乱的时代真可谓是过眼浮云。即就《南齐书》所载，同时除京兆新丰县外，其他设过新丰县的就有广州南海郡、荆州新兴郡、梁州上庸郡、宁州梁水郡、宁州西阿郡等地。显然，唐人不会把这些当时多已废除的旧县随口称作“古丰县”。如非学富五车，对这些废县名一般也很难了如指掌、脱口而出。白居易诗中多处提到早年在符离的生活，未见地名用典的现象。如果用典，象白居易这样的平易通俗作风，一般也很难使用这类冷僻的县名。至少象《朱陈村》这样描写乡村淳朴民风的诗歌，措辞绝不会如此复杂。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白居易所说“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是在当时的徐州丰县，而不是符离境内的所谓新丰废县。
    白居易《朱陈村》是整个唐代唯一描写朱陈村的作品，其他各类唐籍均未涉及，因此任何关于朱陈村地址的思考都只能从这一原始文本出发。我们不能离开白居易所说“徐州古丰县”的范围，断章取义地去满世界寻找与白居易诗中情景吻合的村庄。以今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村落之密，要想找到符合以朱陈二姓为主、有山有水，或者名为朱陈这些片面条件的村庄并不太难。但就地址而言，白诗开篇的交代是最为关键的，这个村庄应该在“徐州古丰县”。徐州当地学者提到的今山东临沂郊区的朱陈村，虽然村名完全吻合，就笔者所见，最迟在清乾隆时已见于记载[5]，但唐时此地属沂州，根本不应在考虑范围。白居易少时明确居住过的符离县，虽然唐时属徐州，却与丰县之间隔着一个萧县。萧县也是汉之古县，大小与丰县相当，白居易空间感再多模糊，也不可能将这隔着萧县的两地误作一处。因此我们首先应该明确，如果要想确定朱陈村的地址，那肯定离不开徐州丰县范围。自唐以来，丰县东、南、西、北分别与江苏沛县、安徽萧县、砀山、山东单县、鱼台五县为邻，基本格局几乎未变，考虑到历代县域地界或有微调，因而更严谨的说法是，朱陈村应该在今徐州丰县及其邻近地区。
    当然，在“徐州古丰县”这一大致范围内，对于诗中其他细节也不宜过于拘泥。诗歌是文学，不能完全当作历史来读。如“去县百余里”，丰县县域古今差别不大，南北差近百里，东西不足百里，县城居县境之中，如果拘实计算，所谓“去县百余里”，即离县城百里则绝不可能。有学者明确指出，白居易作品多有因一时表达需要而“虚构”情景、变通语意的现象[6]。仅就这首《朱陈村》而言，诗中所说“二十举秀才，三十为谏臣”，都是取整而言，而白居易二十八岁参加乡试，三十岁及第，三十七岁授左拾遗即任谏官，实际相去都较大。因此对“去县百余里”这样的措辞，也是不能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

二、朱陈村在萧县的说法当出苏轼一时意兴

    进入宋代，关于朱陈村的地址出现了新的说法。苏轼《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诗：
    “何年顾陆丹青手，画作朱陈嫁娶图。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
    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
诗末有注语：“朱陈村在徐州萧县。”通常认为这是苏轼的自注。萧县是丰县南面的邻县，同属徐州，今属安徽。苏轼曾任徐州知州，即所谓“朱陈旧使君”，此为友人陈慥所藏朱陈村画题诗，作于离开徐州后的次年。这一说法还有同时代人的佐证。苏轼学生陈师道，徐州彭城（今徐州）人，诗歌中多有与朱智叔唱和之作[7]，从诗中用典隐约可以感到，朱智叔是萧县人，陈师道《再酬智叔见赠》诗“固知贤杰当传世，下里朱陈亦有孙”，似乎亦以朱陈村在萧县。任渊《后山诗注》卷九此句注称：“徐州萧县有朱陈村，两姓为婚姻，见白乐天诗。”任渊为南、北宋之交人，该书大约成于宋徽宗政和至南宋高宗绍兴初年，去苏轼的时间并不太远。陈师道诗意本就以朱陈之典来形容朱姓友人，而任氏注中更是指明朱陈村在萧县，与苏轼所说完全一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有这样两种可能：
    （一）朱陈村在唐宋时丰、萧二县的交界处，或者白居易时本为丰县地，而苏轼、陈师道时已入萧县境。白居易时代的《元和郡县志》载徐州所属彭城、沛、萧、丰、滕五县，彭城为望县（3000户），其余四县均为上县（1000户），而到了苏轼时代的《元丰九域志》中，彭、萧、沛为望县（4000户），而丰、滕二县为紧县（3000户），户口增速较萧、沛二县为缓。这种变化，是否有县域缩小的因素，我们无从确知。清乾隆《丰县志》在谈到朱陈村去县百里时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丰县境“汉为广而唐尤大”，“嘉靖中，萧之东镇掘土得古碑，犹称为丰县地，是丰东南又不止百二十里矣”[8]。发土获碑之事在萧县志中并无反映，今萧县酒店乡有东镇村，本为镇建制，在县城西北30里，去丰县境最近距离远不止30里。笔者以为，唐以来两县地域不可能有如此大幅度的变化，但如果朱陈村地处两县交界处，到苏轼这个时代，就有可能进入萧县的范围。朱姓本为徐州一带大姓[9]，查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萧县志》卷首《萧县行政区划图》，县北境与江苏丰、沛二县交界处即有东阁乡陈庄、杜集镇朱楼、朱庄乡朱庄、陈庄等以朱、陈二姓命名的村庄，如果这些地名古今未变，也许其中即有唐代丰县、宋代萧县朱陈村的影子。
    （二）苏轼在萧县境内曾见过类似白居易诗中的情景，朱、陈二村相邻，山水幽静，民风淳朴，且有杏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题画时一时想起，而未及考虑与白居易所说地点不合。苏轼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日到徐州知州任，元丰二年（1079）三月移守湖州，在徐州历时两年整。据现存苏轼作品和孔凡礼《苏轼年谱》，两年内苏轼在徐州所属其它四县都有作品、行踪或人际交往，唯与丰县没有任何蛛丝马迹的联系，很有可能两年未到丰县，对那里的情况了解不多。而离徐州较近的萧县，苏轼多次到过，有《石炭》诗，咏县之东南白土镇煤炭资源，又有《祈雪雾猪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次韵舒尧文祈雪雾猪泉》诗、《祈雪雾猪泉文》，雾猪泉在萧县东南三十里雾猪山（俗名北山）下[10]，可见对萧县的了解较多。据今萧县学者介绍，苏轼曾到过的萧县白土镇附近即有朱圩子、陈庄、杏园等村庄[11]。再就新编《萧县志》卷首《萧县行政区划图》所见，就有朱庄乡朱庄、陈庄，黄口镇朱平庄、陈土楼，石林镇朱楼、朱小庄、陈庄，东镇镇附近朱庄、大陈庄、陈庄等以朱、陈二姓命名而又紧密相邻的情况。如果这些村庄古已有之，或者当时即有附会白居易诗意之说，就有可能给当年行县劝农的苏轼留下印象，临笔题画之际，一时诗人意兴，由白居易的诗意联想到萧县乡村情况。句下也只是简单交代自己在萧县所见，并未注意与白居易所说作区别。而稍后陈师道诗中所言适巧是萧县朱氏，因地近而联想及之，任渊为陈师道诗作注，有乡贤苏轼之言在先，于是未加深考，沿袭其说而已。

    当然，这都只是我们的猜测，无法起古人而问之。考虑到丰、萧两县地域唐以来变化不大，同时萧县境内以朱、陈命名的村庄较为密集，我们认为第二种可能性更大。还有三方面的情况值得合并思考：

    （一）就在苏轼、任渊同时，也仍有明确坚持白居易说法的。南宋陈景沂《全芳备祖》辑有《诗话》一则：“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有杏花一百二十里，近有人为德庆户曹，道过此村，其花尚无恙也。昔东坡诗云：‘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如今风物那堪话，县吏催钱夜打门。’”[12]此则诗话作者不明，但就内容而言，应作于苏轼身后。所说德庆为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由舒州（治今安徽潜山）改置之德庆军，南宋绍兴初即取消。德庆在徐州丰县西南，取道丰县赴任德庆，出发地当在丰县北今山东境内，这只有在金人尚未南下之北宋才有可能。因此这则《诗话》当出于宋徽宗政和、宣和之间，所说也是当时的实地见闻，并且即针对苏轼朱陈村诗而言，却明确称在丰县，与苏轼不同。这去苏轼、陈师道的时代很近，与任渊的时代至少相当，还要稍早些。这至少表明，苏轼、任渊的说法在当时不是唯一的。

    （二）就在任渊稍后的南宋中期，《施注苏诗》和《分类东坡集注》等苏诗注本对“朱陈”村的注释，都重新回到白居易诗歌的立场，直接称朱陈村在徐州丰县而不是萧县，而宋以后的苏诗注家也多取丰县说。

    （三）虽然有苏轼这样的大家言之在先，萧县当地似乎并未在意，今所见清人《萧县志》对苏轼的说法都只是轻描淡写，更可贵的是，未见任何借机渲染、穿凿附会的现象。这也使我们进一步感到，朱陈村在萧县的说法可能没有多少确凿的根据，也就是说萧县境内并无一个属于白居易所指实实在在的朱陈村。

    上述这些信息都使我们倾向于认为，苏轼的萧县之说应是一时的意兴之言，所说如果属实，也应是写自己在萧县所见村景，未能顾及白居易的原话。即使与白居易同指一地，也当如明嘉靖《徐州志》所说，应“在萧境旧属丰处”[13]，即在萧县与丰县交界一带或原属丰县之处。而事实也表明，虽然萧县说出于苏轼这样的大家，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在萧县当地还是相关各方，都未见有进一步的事实证明，更未得到普遍认同。

三、清人始指朱陈村在丰县赵庄

    萧县说的遭遇如此，而丰县说的情况却全然不同。明清时期，虽然有关记载比较有限，但所见文献信息都明确将朱陈村归于丰县。

    首先是明朝。明宣德李贤《明一统志》：“朱陈村，在丰县东南一百里。”[14]这是所见第一次明确朱陈村的方位在县东南，可能是《元和郡县志》丰县东南至州一百七十五里，《元丰九域志》东南至州一百四十里之类说法的影响所致。成化间王㒜《资政大夫南京户部尚书陈公神道碑铭》称陈翌是“凤阳虹县人，其先居丰之朱陈村，宋季徙彭城，今居虹县者，又徙自国初”[15]。是说其祖先本为丰县朱陈村人，宋末迁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明初迁虹县（今安徽泗县），这应该出于陈氏家族记忆。稍后都穆《南濠诗话》：“朱陈村在徐州丰县东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质，一村惟朱、陈二姓，世为婚姻。”此后嘉靖《徐州志》、隆庆《丰县志》、万历陆应旸《广舆记》、何乔远《名山藏》、明末曹学佺《大明一统名胜志》等相关记载均大同小异。

    入清后，朱陈村在丰县的基本看法未变，但有了新的发现。乾隆《丰县志》卷一五“古迹”记载：“朱陈村，惟朱、陈两姓居之，故名，离县二十里，在赵庄。予开河得古碑于此，始信白香山诗中所云‘去县百余里’，殆未至其地，而讹传之欤。”该志由知县卢世昌纂修，他于乾隆二十年（1757）至二十四年在任，任内大力疏浚县内河道，在县西二十里的赵庄挖出一道古碑，始知朱陈村在赵庄。其言之凿凿，并直指白居易所说，令人不容置疑。乾隆县志还记载，万历八年（1580）县令庄诚《杏花村》诗“断魂昔日寻沽处，异代而今尚有碑。胜地古来犹有迹，行人今去几多时”[16]，如果所说是同一座碑，则此碑当属宋元之物。稍后，诗人边中宝随担任徐州知州的儿子边廷抡居住，作《朱陈村》五言古诗[17]，同时杭州吴寿宸也有《朱陈村歌》七古长诗[18]，他们都实地到过丰县，所写应即卢世昌所说赵庄朱陈村。此后同治《徐州府志》、光绪《丰县志》均承其说。道光年间县人刘培丰《拟朱陈村诗》有更明确的信息：“峨峨丰县西，残碑犹可扪。藤缠苍藓蚀，上书朱陈村。村中何所有，绿荫草木繁……悔不同元九，来结此中邻。归来向人说，疑是桃花源。”[19]此为拟作，也即模拟白居易口吻所说，但开头这几句显然包含了乾隆以来的情况，由此也可证卢世昌当时出土的古碑有“朱陈村”字样，此碑到刘培丰生活的道光、咸丰时仍在。今丰县赵庄镇东北约五里党楼行政村有朱庄、陈庄两自然村东西相邻[20]，丰县当地认定此即卢世昌所说朱陈村所在地[21]，并立碑纪念。

    丰县西赵庄境内这一朱陈村特别值得重视，这是自白居易以来第一个，也是整个古代唯一一个明确具体地点的朱陈村。它不仅符合白诗所说在“古丰县”境内，而且当时有出土古碑为证。卢世昌是一个勤政务实的县令，任内无论治水还是修志都极认真，光绪县志称其“性慈和，心地纯挚”[22]，所言当信实不诬。至于说是朱、陈两村还是朱陈一村不必计较，金人王朋寿《类林杂说》编录朱陈村材料，即称是“有一村居民皆姓朱，有一村居民皆姓陈，于是二村世为婚姻，风俗淳厚，礼法简严，天下称之，曰‘朱陈村’”[23]。笔者以为，如果我们一定要为白居易所说朱陈村明确一个遗址，找到一个实体归属，而在丰县境内乃至邻近地区很难找到其他更符合白居易《朱陈村》诗意的村落，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尊重卢世昌这位勤政务实之县令的发现，沿用乾隆年间的这一说法，把赵庄境内定为朱陈村遗址所在地。这无疑是当下最合理的选择！

    但近日这一说法在徐州当地受到了挑战。有学者实地考察发现，赵庄朱陈村在县西北二十里，“四周平原，远近无山”[24]，与白居易所说相去太远，因而表示怀疑，并彻底否定。对此我们深表不然。首先是里程问题，赵庄离县古称二十里[25]，白诗称朱陈村“去县百余里”，两者相去较大。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诗歌不能当作信史来读，卢世昌的批评意见也曾指出这一点。剩下的问题是赵庄一带的地形地貌，白居易说“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而如今的赵庄，不仅是赵庄，乃至整个丰县都是一望平原，了无山峰的影子，更不待说是深山幽涧了，这是人们怀疑朱陈村在赵庄乃至在丰县境内的关键原因，有必要认真对待。

    其实，这种怀疑并非今日才有，前引明嘉靖《徐州志》即称“今考丰西无山，疑在萧境旧属丰处”[26]。对此，我们首先仍得提醒，对白居易诗意的理解不能过于拘执。为了强调乡风民俗的淳朴，夸大乃至虚构 “县远”“山深”的状态，对于诗歌来说是不难理解的伎俩。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看到，丰县境内并非历来无山。嘉靖《徐州志》记载：“治（引者按：指嘉靖丰县县衙，时在华山南麓）之北有山窿然，是曰东华，周亘十里许，多奇石，矗屹而门，嵚而谷,森若部署。其洞有五……殊各幽胜。”[27]再就乾隆县志所载，还有“岚山，在华山之北，旧有山神庙，永乐间县令方琛重建，嘉靖初邑人尹贞复易以铁像，今淤”。“驼山，在岚山之东北，旧与华、岚相连，周亘十余里，窿然秀丽，亦一奇观也，今淤”。“白驹山，在县东南十五里，相传高祖与乡人游会于其上，乡人歌《白驹》以留之。唐时有崔生者隐居此山，自号白驹山人，傍有河，即宋时东西运道，为宋村店。成、弘间山犹高三丈余，嘉靖末屡经黄水沙淤，其迹始平。”[28]注意其中所说的“今淤”字样，这些颇有规模的山势，或早在明嘉靖间，或至清乾隆时，大都淤废湮没了。

    何以如此？因为丰县属于开封以下黄泛区扇形冲击平原的核心地区，从宋以来便是黄河夺泗入淮的洪水走廊，我们仅录乾隆《丰县志》所载北宋数例：“太平兴国八年夏五月，河决滑州，丰大水。”“天禧三年夏六月，河决滑州，丰大水。”“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河决澶渊，南溢于淮泗。方水之至也，汗漫千余里，漂庐舍，败家墓，老弱蔽川，而下壮者无所得食，多槁死邱陵、林木间。宋以前黄河去丰五百余里，自澶渊之决，北流继绝，黄河南徙，至正九年始成巨津，而丰为滥觞矣。”[29]明嘉靖五年（1526）的洪水漫灌还逼迫县治一度移往东南地势稍高的华山，历时二十五年[30]。黄河泛滥带来的不仅是漫天洪水，更有大量沉沙淤积。打开明隆庆、清乾隆、光绪《丰县志》，所载山川、古迹名录之下，无论是山峰、河流、湖泽，还是亭台楼阁、祠社寺院，多半称之“今淤”、“今废”。今丰县华山镇北的华山，又称东华山，因比拟西岳华山而得名，是县境最高处，州志称“周亘十里许”，明隆庆六年（1572）治河大使万恭《东华山碑记》称其“高三百尺有奇”[31]，以今公制计算是高出地面近100米。乾隆县志记载明时“华山十景”，有危岩滴翠、削壁袅云、攒峰插汉、案石承霄、西崖削岭、玄都仙洞等名目[32]，康熙十一年（1671）这里还出过虎患[33]，不难想其山势高耸的情景。而如今，1994年新编《丰县志》称其“高出地面30米”[34]，《江苏省丰县地名录》也说华山与附近龟山、驼山三座山头合计“占地面积约200亩”[35]。古人所说曾有人隐居的白驹山，如今只是在春耕时，“不时在地下发现石块，以致毁伤犁具”[36]。古籍还记载，汉唐时丰县西北有大泽、丰西泽、泡水等大湖大河，明隆庆县志即已记载被黄泛淤填，消失殆尽[37]，如今都了无影迹了。透过这古今巨大反差，不难感受到，千百年来的黄沙淤积，沧海桑田，作为黄泛区的丰县地形地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象华山这样的县之镇山如今只剩区区“残丘”[38]，那些原本高十多米、几十米的低山浅丘被黄土淹没的就更不知多少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白居易所说朱陈村“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那样的生活场景在如今的丰县境内已荡然无存了[39]。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细细品味白居易的诗，也可隐约感到所写风景其实并不十分统一。“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机梭声扎扎，牛驴走纭纭”，俨然是田畴开阔，男耕女织，庶业兴旺的平原风光，而紧接着的“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则又是一种远山僻壤、生活简陋的感觉。也许早在白居易当时，丰县一带就是一种平展的农田和浅丘小山穿插间杂的地貌。白居易也只是泛泛言之，不属亲临其境，没有具体描写。推而广之，整个古人所说的徐泗地区、今以徐州为中心的苏、皖、豫三省交界地带其实也没有真正称得上深山幽谷的地形。我们看到，到了丰县境内完全平原化的清乾隆、嘉靖年间，诗人笔下的朱陈村仍是“山深化日长，从不识城市……瞻望杏花村（即朱陈村），周道直如矢”[40]，“机梭轧轧响中屋，牛驴矻矻行平原。山深县远风气古，女修织纴男锄耘”[41]。所谓牛驴遍地、周道如矢，还有彭元瑞《朱陈村》“鸡犬桑麻共生长，到门十亩平如掌”[42]，所说都是明确的平原风光，而另一方面仍毫无例外地沿袭白居易的说法，称其为“县远山深”，语意矛盾、不切实际的情景越来越明显，这显然是文学书写的传承惯性使然。这种情况进一步提醒我们，在“以诗证史”时，对诗歌语言簸弄于虚实两间的性质，要时刻保持警惕。如果我们充分考虑诗歌表达的特殊规律和当地地貌变迁的历史事实，就不会随意唐突先贤，简单地以山之有无作为否定白居易所说“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的依据。

四、杏花村与朱陈村应是一地

    与丰县朱陈村相关的还有杏花村。全国各地传闻或实名杏花村者不计其数，而丰县一带的杏花村可以说是朱陈村的“联体婴儿”。明清《丰县志》都将其与朱陈村分别著录，但二者所指实是一处。白居易《朱陈村》诗并未写到杏花，更没有所谓杏花村的影子，这一分歧出于苏轼《陈季常所畜〈朱陈村嫁娶图〉》。揣其“我是朱陈旧使君，劝耕曾入杏花村”语意，是说萧县劝农所经朱陈村是杏花盛开的地方，或者所题《朱陈村嫁娶图》中绘有杏花，在诗中应有所照应而言之。不管出于何种情况，所说朱陈村与杏花村指同一地方，这应是毫无疑义的。稍后的宋人“诗话”即如此理解，并提供了有关的实地信息。我们不惮重复，再引一遍：“徐州古丰县朱陈村，有杏花一百二十里，近有人为德庆户曹，道过此村，其花尚无恙也。昔东坡诗云……”这段话成为后来徐州、丰县两级地方志著录杏花村常用的注脚，其中的“一百二十里”也成了后来关于朱陈村方位的常见数据。但这段诗话实际说的并不是朱陈村或杏花村到县的里程，而是说所见杏花连绵盛大的规模。只是这一说法并不可信，杏与桃、李、梨一样，不耐贮存、制作和运输，因此与梅、枣、栗、柑橘等果树不同，一般不会形成连绵农田大规模种植的情景。所谓“杏花一百二十里”，可能是受白居易所说“去县百余里”潜移默化而更为夸张的说法。但这条记载也明确显示，北宋末年时丰县朱陈村一带有大片杏花。

    明代以来，有关说法发生了变化。嘉靖《徐州志》卷四山川志中小字附载县中名胜：“又旧志载朱陈村在东南一百里。按东坡诗注云：在徐州丰县，去县远而官事少，处深山中，民俗淳质，一村惟朱、陈两姓，世为婚姻，民安其土，无羁旅行役之勤，故多寿考。又杏花村，按《古今诗话》：‘徐州古丰县有杏花村二十里。’今考丰西无山，疑在萧境旧属丰处。唐白居易诗（引者按：下录白诗）……”审视这段记述，最后“丰西无山”云云之申说，并引白居易诗作总结，似乎视朱陈村、杏花村为一处。但实际又将朱陈村、杏花村分别叙述，并在地名上都打上框线视作专名。正是这一语意上的徘徊，开启了后世将朱陈村、杏花村视作两村、分别著录的先河。这段记载细节也很不严谨，所引《古今诗话》应即《全芳备祖》所辑之无名《诗话》，而改称《古今诗话》。原来的“百二十里”，大概觉得难以置信而妄改作“二十里”。后世县志关于杏花村的记载实际都是简单抄缀这段文字，继承并强化了这些错误。明隆庆县志进一步明确为县东二十里[43]，乾隆县志称在县东南二十里，并称杜牧《清明》诗所说杏花村即此[44]，光绪志在古迹中抄录乾隆志，而在山川志中称“县东南十余里”[45]，所说大同小异。当代《丰县志》进一步明确说，“杏花村，今叫张杏行，在华山镇境内”[46]，应是因旧志所说县东南十余里、二十里而择地附会，又有说在华山史店村，明末以来村中有酒店高悬，酒馆罗布之景[47]，这些都不足为据。我们认为最恰当的理解应回到宋人的原始说法，所谓杏花村是说朱陈村里多杏花，而不是另有一村名杏花。

五、朱陈村的文化意义

    以上四节我们详细梳理了朱陈村的有关地址信息，并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判断。但有一个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朱陈村虽然有白、苏两大文豪载诸诗篇，但同时无论是唐是宋，都未见有人踏迹重访，并白、苏两人也是孤篇偶及，再未提起。无论是徐州州志，还是丰、萧两县县志，虽列名著录，都只取材白、苏二诗，聊存其名，除乾隆县志明指赵庄外，均未见任何切实具体的说明。元明以来文人《朱陈村》、《杏花村》之类咏史、怀古、游览诗作，多属点化白、苏诗意，或泛咏一时感慨，几乎没有多少方位、行踪等方面的具体描写，甚至我们也没能读到一篇古人游记，一般说来，游记较之诗歌更多明确的“现场感”。即便是乾隆县志记载朱陈村在赵庄，语意也仅止于此，也无村庄具体方位的进一步说明。凡此种种，一个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村庄，其实际地址却一直云里雾里、扑朔迷离。这不能不使我们怀疑它的直实存在，也许白居易所说本就是偶尔获知的传闻，也许还加进了一些虚构，苏轼的诗歌只是应景、讽世的话题，我们都不能完全当真的。而明清人指指点点的，又多不出白、苏语意，间有涉足，所言多只是仿佛之间，并不能完全落实，更不是自信无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似乎仍是黄河惹的祸！黄河的影响不只是地理的，更是社会的。河患横行，土地不固，村居田舍陵夷变化，百姓人户经常流离失所，宗族姓氏难于聚族繁衍，经久不散。前引明朱翌一家即由丰之朱陈迁彭城，再迁虹县。清顺治十六年（1659）状元徐元文曾为丰县友人朱尊彝家谱作序，感慨“丰故有朱陈村，然二姓之后，亦泯灭靡得而纪”，称赞朱氏修谱不随意攀附，追溯始祖只到一百多年前的嘉靖年间[48]。明嘉靖年间，正是连年黄流泛滥，漂没全县，县治被迫迁移的时代。朱、陈二姓是汉族大姓，朱姓即发祥于丰沛一带，陈姓在这里分布也多[49]。而顺治间朱氏家族的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丰县朱陈村这样的单姓或两姓聚居的旧姓大宗，历唐、宋、元、明早已于古无征、泯然无闻的实际。

    透过这一现象，也使我们进一步感到，所谓古丰朱陈村，也许历史上曾经确实存在过，但它与黄泛区千千万万星罗棋布、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落一样，早已淹没于茫茫历史烟尘之中，文献中闪闪烁烁的只是其若即若离的影像和人们深情的留恋。正因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朱陈村的历史存在主要不在其实体形象、具体村落，而是白居易、苏东坡作品那样的诗意书写和文化记忆；其历史价值主要不在村落实体信息，而在其文化符号意义；其文化存在远大于历史存在，其文化意义远大于实体意义。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与其千方百计考究朱陈村的实体或遗址所在，远不如超然处之，遗貌取神，多多体味其文学形象，把握其文化意义，了解其历史影响，这样也许更为切实、明智些。

    朱陈村的形象主要存在于白居易的诗中。白居易《朱陈村》诗歌是最原始也是最主要的文本，有关朱陈村的一切都得从此开始。该诗大约作于元和三年至六年间[50]，诗的前半段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朱陈村民的生活状况：一、从物质生活上说，庄稼茂盛，家畜成群，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无商无役，不事劳苦。二、从社会关系上说，县远事少，民风淳朴，生不离乡，死葬其土。一村两姓，世代婚姻，人们安其居乐其俗，家家和谐欢乐，人人幸福长寿。这是一个无比美好，令人神往的世界。白居易对此深有感触，不禁联想到自己仕宦生活的辛勤劳顿、繁琐束缚，还联想到早年时乱之际家族的流离飘零、生计的艰难痛苦，从而对朱陈村民的生活发出由衷的羡慕和赞叹。在白居易的诗歌分类中，这属于“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感伤诗”[51]，表达的是早年仕宦生活的独特体验和人生意愿，语句通俗明畅，说得朴素诚恳、切实可信。这首诗的情感立意、艺术技巧也许都不是一流的，但关于朱陈村的描写却绝对是闪亮的，它继陶渊明之后，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桃花源”式的古代乡村生活的美好画卷，展示了我国农耕社会人所共感的理想世界，千百年来拨动着无数中国人梦想的神经。人们经常把朱陈村与桃花源相提并论[52]，作为人迹罕至、远离闹市、自给自足等传统乡村社会及其理想生活的典型代表[53]。这是白居易《朱陈村》诗的经典所系、意义所在。

    与桃花源相比较，朱陈村的生活情景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渊源于道家“小国寡民”的思想传统，寄托着农耕社会的美好理想。但细细辨来，无论是乡村生活细节，还是作者的描述方式和心理取向，都有明显的不同。桃花源所在的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市境，属于荆湖水乡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山区地貌，迄今仍是一个相对偏僻的地区，而朱陈村所在的徐州丰县，属于黄淮下游的平原地区，北望齐鲁，西承宋陈，南下江淮，可谓商旅通衢，又是战略要地、汉高故里，人口相对稠密，历史文化悠久，两个地方有着迥然不同的地理生态和社会人文环境。陶渊明的描写充分发挥武陵地理环境的特色，采用当时道教文献和民间传说流行的“洞天福地”人间奇遇的故事模式，设置了很多幻象迷局。空间上，“忘路之远近”，从小口入“才通人”，而事后“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时间上，“先世避秦时乱”，“来此绝境”，“俎豆猶古法，衣裳无新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是隐者构想的理想社会，透过时空的模糊悬置，强调的是超凡脱俗、邈不可求的梦想世界，寄托的是“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的出世志向，因而后世称作“世外桃源”、“人间仙境”。而白居易以写实的笔调，讲述的是少年经历或亲友传闻的当下之事，从州名到县名，还有村名姓氏，方位里程，一一平实道来，了无任何离奇惊人、故弄玄虚之语。村庄也只是离县稍远些，山势稍深些，而桑麻牛羊，男耕女织，姓氏亲族，邻里老幼，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黄鸡白酒，群集欢会，都有着实际生活的质感，绝不似一个另类的世界，而近乎一个但凡环境相近都有可能发生的社会传闻，充其量也只象是偏远山区的异乡传奇。从未有人将朱陈村视为“乌有”，今人研究我国古代的“乌托邦”理想，也未见有人将其列入[54]，也就是说，人们都倾向于将其视为乡土社会实有之景，而不是桃花源那样的幻想世界。

    正是这种切实可感的乡土气息和平凡朴实的社会理想，使朱陈村的生活情景显示了与桃花源不尽相同的文化内涵。“朱陈村”以及相关的“杏花村”，不像“桃花源”那样属于封建文人的心灵寄托、理想抒发，而倾向于是平民百姓的生活愿景、乡土社会的理想写照。其自给自足、安宁祥和、简单淳朴的生活方式和民风习俗，体现了我国农耕社会最普遍的理想、乡土生活最美好的风貌，寄托着乡土社会民生理想和民风民俗的某种典范境界，备受人们的喜爱和赞赏。因此我们看到，宋以来《耕织图》和社戏、庙会之类村乐图、风俗画多以“朱陈嫁娶”作比拟，“此非桃花源，乃是朱陈村。儿女毕婚嫁，含饴弄诸孙”[55]。朱陈村，还有相关的杏花村，一同成了乡土民众的理想乐园、乡土社会的文化代表、乡土民俗的经典符号。

    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朱陈村的地址也不无启发。为什么千百年来朱陈村的生活风景犹然眼前，而实际地址却无从落实？这固然有着黄泛区环境变迁的客观因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可能从来就只是乡土社会的一个愿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我们不妨试想，如果朱陈村一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地址明确，村落岿然，屋舍鳞次，以白、苏两大文豪的点染沾溉，志载丰富，传承有序，则势必远近闻名，内中必多富家巨室，甚而累世冠缨，传之当下则势必是文化大镇名区之类。如果这一切都行之如常或如愿以偿的话，那朱陈村还能叫朱陈村么，还会是我们心目中的朱陈村、我们文化中的朱陈村么？肯定不是！朱陈村的灵魂就在于它只是我们乡土社会的一个美好传说、理想愿景，我们有理由相信，朱陈村正是以其无从落实的村落地名，以其扑朔迷离的历史影像，以其有名无迹的历史命运，保持着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经典形象和文化记忆的纯粹性，从而留给人们无尽的想象空间，展现着永恒的文化魅力。这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这份文化遗产，需要通达面对的。

    朱陈村的生活中还有两个“桃花源”不具备的元素。一是婚姻，“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两句只是混杂在其他固守村业，生不离乡的种种生活情景中，意在比照人生奔波、乱离漂泊的忧伤，并不特别显眼。所说情景似乎也是传奇多于现实，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这种累世近亲结婚必然影响后代的素质，不利于群体的发展。我国乡村以单姓、两姓为主的现象较为普遍，多属宗法家庭聚族而居，内部也多有两姓尤其是两个异姓家族之间亲上加亲的现象，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累世不变，所嫁只近邻的现象。金人王朋寿《类林杂说·婚姻篇》说是两村，一村姓朱，一村姓陈而互为婚姻[56]，也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尽管如此，这种一村两姓世代婚姻、融洽兴旺的情景必定是婚姻关系中的奇闻佳话。传统社会里，理想的婚姻不只是现代意义上的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而是两个家庭乃至家族世系的团结、友好，朱、陈二姓这种累世联姻的方式，体现了宗法家族世代团结和睦，极其圆满美好的景象。而在朱陈村这样的社区环境里，这种婚姻方式又是其封闭型社会邻里和谐，团结一家，安居乐业，民风淳朴的有力保障和极端标志，因而受到人们的特别喜爱。文献记载，对白居易《朱陈村》诗的第一个反响就是婚姻意义的，宋人《益州名画录》记载，五代画家赵德玄即有《朱陈村图》[57]，后来苏东坡所见陈季常所蓄《朱陈嫁娶图》或即赵氏此种，而苏轼所题两诗，首先便也从嫁娶着眼，“闻道一村惟两姓，不将门户买崔卢”，赞赏朱陈村人自守其俗，无视门第之贵，不知攀龙附凤的淳朴民风。金人王朋寿称其“风俗淳厚，礼法简严”，都可见这一要素的巨大影响。朱陈村成了宗法婚姻睦亲和宗、世代和谐的楷模，自宋以来，“朱陈之好”就成了两姓姻缘美好、两家累世联姻的代名词，一直活跃在各类婚嫁礼庆，姻亲往来的文书和文学作品中，传递着对宗法婚姻关系和宗睦族的美好愿望和善良信念。这是朱陈村的形象又一重要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影响。

    二是长寿，“既安生与死，不苦形与神。所以多寿考，往往见玄孙”。这一情景也融化在村人生活幸福的种种场景之中，并不十分起眼。值得提醒的是，这里说的不仅是长寿，而是寿及见玄孙，即五世同堂。寿考而子孙蕃衍，传统“五福”中兼得其二，令人钦羡。因而朱陈村也成了宋以来人们祈祝寿考和子孙满堂的常用措辞，代表了人们美好的生活愿望。

    上述两方面有机统一在朱陈村乡土生活的幸福美好之中，同时也传达着一些特殊的人生愿望，进一步拓展了朱陈村形象的文化内涵，丰富其文化魅力和社会意义。这些社会理想、人文信念、历史影响等“非物质文化”内容，都是我们面对这一文化遗产应特别重视、深入领会和全面汲取的。朱陈村的实体形象虽然一片模糊，但正是以这丰富的文化意义，洋溢着永恒的魅力，活跃在历史的时空之中。

[说明]本文发表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24－32页，发表时略有删节，此处为全文，也载程杰、纪永贵、丁小兵合著《中国杏花审美文化研究》，巴蜀书社2014年版。

【征引文献】

[1] 黄新铭主编《朱陈村资料集》第20－22页，2009年黄氏自印本。
[2]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
[3]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3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何庆钊《（光绪）宿州志》卷二，清光绪十五年刊本。
[5]齐召南《水道提纲》卷四“沭河”下即记载有朱陈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第199－201页。
[7]陈师道有《和朱智叔鹿鸣席上》、《酬智叔见赠》、《再酬》、《敬酬智叔见戏二首》、《送乱叫叔令咸平》、《九月九日夜雨留智叔》、《寄酬咸平朱宣德》、《咸平读书堂》等。
[8]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清道光三年德丰补刻本。
[9]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吴世熊《（同治）徐州府志》卷一一，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11]苏肇平《朱陈村辨析》，黄铭新《朱陈村资料集》第56－61页。
[12]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卷一○，明毛氏汲古阁钞本。
[13]梅守德《（嘉靖）徐州志》卷四，明嘉靖刊本。
[14]李贤《明一统志》卷一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王㒜《思轩文集》卷一三，明弘治刻本。
[16]姚鸿杰《（光绪）丰县志》卷一三，清光绪二十年刊本。
[17]边中宝《竹岩诗草》卷下，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18]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三四，清嘉庆刻本。
[19]姚鸿杰《（光绪）丰县志》卷一六。
[20]丰县地名委员会《江苏省丰县地名录》第78页：“朱庄，以朱姓得名”，“陈庄，以陈姓得名”。该村属当时的党楼大队，党楼大队由党楼、陈庄、朱庄、常庄四个自然村组成，均以姓氏得名。全大队共有土地1130亩，750人。该地名录编印于1982年，反映的是当时的情况。
[21]政协丰县委员会文史委《丰县风物志》第37页：“朱陈村，现位于赵庄镇，为连绵不断的七八个小村落，附近村民称之为八大庄，其中朱庄、陈庄两个自然村，一般认为是当年的朱陈村。”政协丰县委员会2005年编印。
[22]姚鸿杰《（光绪）丰县志》卷四。
[23]王朋寿《类林杂说》卷一三，民国《嘉业堂丛书》本。然北京大学藏明抄本王朋寿《重刊增广分门类林杂说》，从所见牌记等信息可知是据金大定刊本抄成，无论卷数、体例、内容均与嘉业堂本迥异，殆非一书。婚姻门见于第七卷下第七，未辑朱陈村的内容，亦未见篇末有赞语，并全书各篇未如序言所说有赞语，甚是蹊跷。或者明抄本所存为唐人《类林》古本内容，而嘉业堂本为王氏改编之内容，由后人析出重编另行，待考。
[24]黄新铭主编《朱陈村资料集》第12页。
[25]姚鸿杰《（光绪）丰县志》卷一。
[26]梅守德《（嘉靖）徐州志》卷四。
[27]梅守德《（嘉靖）徐州志》卷四。
[28]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清道光三年德丰补刻本。
[29]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六。
[30]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六。
[31]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二。
[32]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
[33]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六。
[34]丰县志编纂委员会《丰县志》第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据丰县宋楼中学地理教师赵德光先生近日见告，华山有三个山头，现南山已开挖结束，中山尚存，海拔67米，相对高度28米，北山海拔64米，相对高度24米。
[35]丰县地名委员会《江苏省丰县地名录》第141页。
[36]政协丰县委员会文史委编《丰县风物志》第72页。
[37]尹梓《（隆庆）丰县志》卷上，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丰县档案局1985年《（明版）丰县志》本。
[38]丰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丰县志》第2页。
[39]在本题全稿完成后，笔者检索网络资料，惊喜地发现，作家霍达早在1989年发表的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中，对当时遭遇旱灾绝产的丰县进行实地调查，其中一段关于丰县环境的描述，对朱陈村的古今变迁就有极为精辟的分析：“有人说，白居易恐怕没到过‘朱陈村’，仅凭道听途说，敷衍成篇，诗中所记，与丰县的环境地理相比甚远。丰县境内无山，仅城东有一座馒头大的‘华山’，高59.7米，也无‘涧水’可‘汲’。其实未必，古时汴水、泗水交汇于此徐州，又有黄河横穿而过，系江淮粮道咽喉之地。宋元之时，黄河夺泗入淮，泥沙淤塞河道。史书记载，黄河先后改道1500次，最后一次是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于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改道东流，徐州一带的黄河故道遂成一片黄沙、不毛之地。丰县原来除华山之外，尚有驼山、白驹山，也因黄水泛滥，淤沉地下，荡然无存。千百年间，此地的地貌、土质变化极大，虽沧桑之喻亦不为过。”载霍达《万家忧乐》第1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历史上黄河泛滥对徐州地区地形地貌、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专业的论述可以参考李高金、韩宝平、钱程《黄河南徒对徐淮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安徽农业科学》2010年第1期；葛兆帅、吉婷婷、赵清《黄河南徙在徐州地区的环境效应研究》，《江汉论坛》2011年第1期。
[40]边中宝《朱陈村》，《竹岩诗草》下卷，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41]吴寿宸《朱陈村歌》，阮元《两浙輶轩录》卷三四，清嘉庆刻本。
[42]彭元瑞《恩余堂辑稿》卷三古体诗，清道光七年刻本。
[43]尹梓《（隆庆）丰县志》卷上。
[44]卢世昌《（乾隆）丰县志》卷一五。
[45]姚鸿杰《（光绪）丰县志》卷一。
[46]丰县志编纂委员会《丰县志》第788页。《江苏省丰县地名录》第147页：“张杏行，张姓建村，村内有杏行，故名。”
[47]政协丰县委员会文史委编《丰县风物志》第38页。
[48]徐元文《丰县朱氏谱序》，《含经堂集》卷二五，清刻本。
[49]袁义达、张诚《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第231－234、450－45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如今江苏丰县和安徽萧县乃至于整个徐州周边各县的地图看，以朱姓、陈姓命名的自然村落都较多。
[50]此据朱金城笺注本所说。谢思炜注本以为诗中有“徐州古丰县”云云，最有可能作于元和八年（813）迁葬外祖母时，笔者以为不然。迁葬不必白居易亲自办理。即便亲力而为，外祖母卒于丰县，权窆于符离，迁葬亦不必再转道丰县。关键还在于元和八年前后，白居易服丧闲居下卦渭村，环境优美，丰衣足食，生活轻松愉快，而《朱陈村》诗中感慨生活艰辛，向往乡村之安宁自在，与此间境况似有不合。诗中说“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朱、谢两注家均未予说明，笔者以为白居易早岁流离吴越时，尚属年少，当非一人成行，应有家人同往，或即如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所说，是因父任职江南而携往（第181－186页）。而此诗所说“旅游初”，当指独立离家远行，所谓“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当始于其父任职襄阳时，白居易由符离只身“适楚”随侍，时间约在贞元八、九年间（792－793）。而所谓“迨今十五春”，也正是其左拾遗任上，更具体的时间应是元和四年（809）至六年春，因为诗中有“下有妻子累，上有君亲恩”之语，当是其女出生之后至元和六年四月母亲去世、守制居下卦渭村前。
[51]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白居易集》卷四五。
[52]如明陈继儒《陈眉公集》（明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卷五《屯云居寤言序》：“余草堂多在九峰间……独往独来，间挈一二逋客自随，往往以事逸去，客笑曰：‘安得武陵源、朱陈村，鸡犬花木、耕钓婚嫁，老死不岀乡耶？’”清汪惟宪《积山先生遗集》（乾隆三十八年汪新刻本）卷二《题乐只同学番民行乐图（又一幅）》：“披图生欢喜，时若三春喧。连臂或环舞，拱手或献尊。亦有挟册问，亦有绕榻喧。未觉长官畏，趋拜罗儿孙。风人而雨物，中乃太古存。吾闻桃花源，又闻朱陈村。男妇游熙皞，丰阜逮鸡豚。”
[53]如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清嘉庆十三年叶廷甲增校本）第八册上滇游日记八：“己卯三月初一日……出南门一里，过演武场大道东南去……南自上驷，北抵于此，约二十里，皆良田接塍，绾谷成村，曲峡通幽。入灵皋夹水居，古之朱陈村、桃花源寥落已尽，而犹留此一奥，亦大奇事也。”章潢《（万历）新修南昌府志》（万历十六年刻本）卷三：“靖安县，洪武《志》：县虽僻小，而山深谷穷，其民朴厚，而勤耕作，妇女谨餙而务织纴，士尚雅素不竞，有朱陈村落之俗焉。”
[54]如孟二冬《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理想》，《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德]鲍吾刚《中国人的幸福观》（严蓓雯、韩雪临、吴德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5]袁华《张溪云〈耕读图〉》，《耕学斋诗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王朋寿《类林杂说》卷一三。

[57]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清《函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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