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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有《左丘明列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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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0-22 09:58: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史记》有《左丘明列传》说

    《史记》有《孔子世家》与《仲尼弟子列传》,而左丘明这样一位时推代崇的伟人君子怎么会无传?这还真有些令人不解。然而能以现存的《史记》为准来断定左丘明传记的有无?我看未必。殊不知现在的《史记》已经不是司马迁原浆《史记》了,所以认定《史记》里有与没有“左丘明列传”的机率只能是各占一半。
《史记》里有关左丘明的文字有两处很值得一提:
          ①《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於鲁而次春秋,上  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  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陈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四:一、左丘明是鲁君子。二、左丘明根椐孔子的《春秋》写成《左氏春秋》一书。其目的在于防止孔门弟子各逞己意而趋异端。三、《国语》的作者是左丘。《国语》是左丘失明之后的发愤之作。上面资料可以看出:司马迁一会儿一个“左丘明”,一会儿又一个“左丘”,这诚然是不同语境需要所致。然而,假若《史记》原本就没有《左丘明列传》,假若《史记》不但没有《左丘明列传》,而且除上面两条之外再无其他任何交待,那么,司马迁的这些话就等于莫名其妙的空穴之风!有谁知道左丘明谓谁?又有谁知道左丘明与孔子是什么关系?就算左丘明名播天下,太史公也总得有所交待吧?如左丘明是何许人耶?他有什么资格“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丘又是谁?左丘与左丘明是否就是一人?《国语》与《左氏春秋》是何关系?凡此,现存《史记》统统没有交待。然而这样的无头文章决不是司马迁的写作风格。所以只要我们潜下心来,细细品味上述语场语境,就会感觉牵涉到左丘明的句子都是建筑在《左丘明列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唯一合情合理的解释就是:《史记》原本就有《左丘明列传》!那些将左丘明与左丘判作两人的言论,除门第作祟之外,皆源于《左丘明列传》佚失所致。梁启超称赞《史记》是“千古之绝作”,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里,事无巨细,司马迁都交待得头头是道,清清楚楚。譬如小到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威仪所抒发各自性格、地位、志趣相称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也!”之类的感叹;大到鸿门一宴事情原委的交待、场次的转换、气氛的再造,人物的从来及个性的张扬等等,其文密致到几无插针之地!而唯独谈到左丘明时却犹如天马行空,来龙全无,去脉匿迹,实在令人感到意外!更令人不解的是资料②提到的西伯、孔子、屈原、孙子、吕不韦、韩非等人,在《史记》里皆有纪、世家或传,这些《史记》人物的出身、行事、幸与不幸等从没出现过异义;而唯独左丘明排斥在有传之外,唯独对左丘明闹出诸如左丘明是“盲史”、左丘明是“左史官”、左丘明是先于孔子“窃比于我老彭”之人、“丘”是姓“明”是名、“左丘明”与“左丘”是两人等节外生枝的言论与本不该发生的岐义。这也正常吗?这绝非司马迁所愿意看到的。因此,我越法坚定《史记》里原本就有《左丘明传》,因为聪明的司马迁决不会给读者留下那么多本不该发生的罗乱!现存的《史记》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原样。譬如说司马迁并没特别看重左丘明,故而难以将其收入列传;譬如说司马迁本来就是公羊一派人,出于门第立场,理所当然地要将左丘明排斥在列传之外;再譬如,对左丘明只闻其名,而对其生平事略知之甚少,资料奇缺,所以难成列传,等等:都是《史记》里无《左丘明列传》的理由。这些理由能否立得住,是很值得探讨的。什么人有资格入《史记》列传?现在已经很难探得司马迁的选择标准了。但是我想,对司马迁写作影响最力的,或者说领起司马迁亦步亦趋的人,不能说不被司马迁所看重,进而入《传》的吧?先看如下资料:
    《史记·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於神 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於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  《汉书·司马迁传》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
  资料①②说的是司马迁在对《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深研博考之后,认定其极高历史信度,并以三部史作为基础成就《史记》著作。资料③是班固客观地评价《史记》与左丘明三部著作的关系,即没有《左氏》、《国语》与《世本》,也就没有《史记》里春秋以前的那段历史!司马迁已经将左丘明的著作视为《般若》大经了。《史记》继承《左传》编年叙事结构,创造“表”化编年叙事法,在表现形式上,史记则又将时间浓缩在紧凑的情节上。在史料的运用上,太史公几乎是照抄《左氏春秋》,只不过是改写成西汉语而已。如:第一组:   
《左氏春秋》庄公三十二年: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
,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杀之,是不可鞭。荦有力焉,能投盖于稷门。”《史记鲁周公世家》: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说而爱之,许立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长,说梁氏女,往观。圉人荦自墙外与梁氏女戏。斑怒,鞭荦。庄公闻之,曰:“荦有力焉,遂杀之,是未可鞭而置也。”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杜预与司马迁的理解不同。《左氏春秋》杜预注:“雩,祭天也。讲,肄也。梁氏,鲁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而司马迁的理解则是:“讲,悦也。梁氏女,子斑意中人。”句读也不同:杜预在“讲于梁氏”为读,司马迁则在“说梁氏女”处为读。由此看来,太史公显然比杜预艺高一筹。然而,太史公与杜预也有平手之时,如:第二组:    
  《左氏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吴公子光曰:“此时也,弗可失也。”告设诸曰:“上国有言曰:‘不索何获?’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设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光曰:“我,尔身也。”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门、阶、户、席,皆王亲也,夹之以铍。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执羞者坐行而入,执铍者夹承之,及体以相授也。光伪足疾,入于堀室。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抽剑刺王,铍交于胸,遂弑王。阖庐以其子为卿。《史记·吴太伯世家》:於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於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於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史记·剌客列传》:於是公子光谓专诸曰:“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弟将兵伐楚,楚绝其后。方今吴外困於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如我何。”公子光顿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
  这里同样出现了杜预与司马迁对《左氏春秋》不同理解的问题。第一个分歧是“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一句。杜预注:“犹言我无若是何,欲以老弱托光。”依杜预的理解,专诸是在说:“自己上有老母下有弱子,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就有杜预的“专诸想将老弱托付给公子光”的解释。公子光接下来说:“光之身,子之身也。”言外之意:你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可见杜预的解释是何等地合情合理,顺情成章。而司马迁在此显然搞错了。他将“母老子弱,是无若我何”一句,理解为“王僚母老子弱……是无柰我何”。到《剌客列传》里又改为同义的“王僚母老子弱……是无如我何”,为了敷衍其说,太史公硬是将王僚母老子弱、内空外困拉扯进来,用以证明专诸不會出現什么問題。这当然不是左丘明的原意。第二个分歧是“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门”一句。太史公两次将“坐”字改为“陈”字,成“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之家”;而杜预注道:“坐道边至光门。”“坐”字无解,而实有解。《左氏春秋》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门,而覆诸山下,大败之。”杜预注:“坐,犹守也。”杜预解为“守”,司马迁改为“陈”。两者虽各有千秋,但细较起来,还是杜预贴切得多。
这里并不在于评判司马迁与杜预谁个优劣,而旨在说明司马迁对左丘明的《左氏春秋》是何等在意!在意到对《左氏春秋》成段改写,《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及《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等十二诸侯世家几乎就是《左氏春秋》、《国语》的翻刻,十二诸侯年更是直抄左丘明的《世本》。当然,太史公对上述史料大多读对了,但也有些读错了,无论对与错,都说明左丘明在太史公心中的声望并不亚于孔子多少,太史公对左丘明同样奉若圣明!鉴于此,说左丘明并未得到司马迁的尊崇而不得入《史记》列传,显然说不通。
现存《史记》无左丘明列传,难道是司马迁的自身门户成见所致?司马迁所处时代,是“公羊学”的显学与官学时代,董仲舒就是那个时代的学术象征。《史记·儒林列传》谈到董仲舒显盛时说道: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在其《自序》与《儒林列传》等多处赞同并宣扬其“天人感应”、“三纲五常”与“阴阳五行”哲学与社会思想,对董仲舒的“公羊学说”更是赞叹有加,以为“汉兴于五世间,唯董仲舒名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非旦如此,司马迁又以董仲舒自我比况。如董仲舒有篇《士不遇赋》,其中写道:“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虽日三省於吾身,繇怀进退之惟谷。”司马迁则跟进一篇《悲士不遇赋》,其中发挥道:“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足见太史公对公羊一派的顶礼,对董仲舒人生的膜拜,所以有理由说司马迁起码是半个“今文学派”。人在“今文一派”门里,“党同而伐异”,岂不是自然中事?
  上述责难是不明汉初学术情况所致。我在前文已经说过,汉初学术虽然已有门类之分,但绝无门户之见。老“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到司马迁一代更是学无常师、学无门第。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引同上),古文是什么?古文指的是周宣王时史籀所创的科斗文,“《苍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汉书·艺文志》》)而司马迁就师从古文大师孔安国“问故”。(《汉书·儒林传》)他的《史记》就是从古文经典里汲取写作素材的。由此可见司马迁又是半个“古文学派”。那么,司马迁是否骑墙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那时的学术本无墙可骑。说左丘明因司马迁的门户之见而排斥左丘明在《史记》之外,同样说不通。现存《史记》无左丘明列传,是不是因为司马迁对左丘明知之甚少,或者根本无知,从而无从说起,故而省略左丘明之“传”呢?的确,从现有资料来看左丘明与孔子,两人的志趣与价值取向确有不同。孔子一心做官复礼,教授弟子、周游列国都是为着这个目标,所以孔子的名声特大。而左丘明则志在著作,弟子也少,是位默默修养的谦谦君子。时人不知,三百年后的司马迁当然难得一闻。《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司马迁驻足齐鲁的时间不会太少,而鲁都、邹峄、蕃、薛、彭城又是孔子与左丘明行事的核心地区,在这里定然有着孔子与左丘明厚重的轶事传说,而这些厚重的轶事传说不能不重重敲击着司马迁的心灵,尤其是左丘明生前身后那座“君山大碑”,更是昭然其心。据《述征记》知,司马迁生活的西汉时期,君山也已名播于世。司马迁在鲁都“观孔子遗风”,所以我很怀疑司马迁在“戹困鄱、薛、彭城”其间不拜谒君山,不聆听“鲁君子”故乡口传!因为左丘明的史家之心与司马迁或许更贴近些。如果司马迁对左丘明陌生,从而少崇敬之心,“鲁君子”之名怎么会脱口而出于太史公!以上种种,我坚定地认为《史记》原本就有《左丘明列传》,可恨已经散失,散失在《史记》成书后不到百年之间!下面举几条《史记》散失的记述:   
  ①《汉书·司马迁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    
  ②唐颜师古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缺,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师古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举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耳。”(引同上)赵翼《二十二史答记》卷二:“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元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按:“史公自叙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史公已订成全书,其十篇之缺,乃后人所遗失,非史公未及成。而有待后人补之也。班固作迁传,但云十篇有录无书,而不言少孙所补。然班书内燕王旦等封策及平阳公主以卫青为夫等事,皆采少孙语入列传,则知少孙所补,久附《史记》并传矣。④崔适《史记探源》:“《史记》者,五经之橐,群史之领袖也。乃《汉书》已云其缺,于是续者纷起,见于本书者曰褚先生。见于七略者曰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歆等十六人。”
  今查,司马迁自汉武帝元封二年至征和二年,前后用十八年时间写就《史记》,其时是公元前90年。再查,褚少孙补写进《史记》的人物韦元成、匡衡,其下限则在元帝时,由此可以推断,褚少孙当生活在元帝、成帝之间,成帝最后一年是公元前7年,其时去《史记》写成也只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应该说,这七八十年间,正是中国经术史上门户、家法兴起之时,是眭孟及其弟子严彭祖、颜安乐继董仲舒公羊学说如日中天之时,其门第之兴盛、弟子之广延都是空前的。因此,左丘明的存在对公羊一派或许是一个威胁。
太史公《史记》成书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颜师古说:“藏于山者,备亡失也。”即使太史公防备于未然,但此后的七八十年间还是散失了十大整篇。至于除十整篇的其它篇内所失有多少,无人统计,也不可能统计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之前谁也不知道篇内都写了些什么。譬如说左丘明的传记就附着在《孔子世家》里,再譬如左丘明传记合在《伯夷列传》之内等等,而恰恰是左丘明的那部分散失了,不然,《伯夷列传》为什么会那么单薄?再说,《史记》中缺了“左丘明列传”或许也正合公羊一派心怀。疑者会说,《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谈到百三十篇规划时根本就没涉及到“左丘明传”的内容。我的回答是:包括《太史公自序》在内的现存《史记》,早已不是司马迁的原浆《史记》了。清末有名的疑古派學者崔适曾统计,续《史记》者除褚少孙外另有十六人,这十六人中什么色人都有,所续也远远超出散失的十大篇。《太史公自序》中百三十篇规划文字因左丘明传的遗失而被后人修改过也未可知。所以,如依现存《史记》来定论司马迁的《史记》,那是很难圆通的。退一万步说,如果真的因为什么原因左丘明被司马迁拒《史记》列传之外,就左丘明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其英名仍然不会湮没!南宋杨万里曾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
  古者有亡书而无亡言,南人之言孔子取之,夏谚之言晏子诵焉;而孔子非南人,晏子非夏人也。南北异地,夏周殊时,而其言犹传,未必垂之策书也,口传焉而已矣。故秦人之火能及漆简,而不能及伏生之口。(杨万里《独醒杂志序》)
  现存的《史记》没有“左丘明列传”,但并不能说明司马迁的《史记》里没有“左丘明列传”。历史虽然“有亡书”的“左丘明列传”,但“无亡言”的“左丘明列传”却存在于每朝每代,只要翻检中国典籍,两千五百年来从未泯灭消亡过。

[ 本帖最后由 东莱野老 于 2012-10-22 10: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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