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净军小识
[摘
要]由提供苦役的阉宦、拥有一定战力的武阉和罚充卫所的自阉者组成的净军，主要布列于皇宫和皇陵，承担日常洒扫、司香、司更等贱职。或为君上扈从，供其游戏兵戎；或为诸陵看护，常伴冢中枯骨。“罚充净军”作为一种惩处太监的程式化举措，常因皇帝个人的嬖眷环护，不忍弃诸刀斧，而多使恶贯满盈的权珰得以残了余生，甚至东山再起。这种特殊的“新陈代谢”和“隔离保护”，无疑降低了阉宦为恶的代价，罚不赎罪，这是明代的政治架构对宦官的一种保护，至少是宽宥。一面是对家奴的回护，一面是对士大夫的折辱（廷杖、荷校等），这难免助长宦竖气焰，进而推高了明代宦官扰政的浪头，激化了阉党与士大夫群体之间的矛盾。明代净军制度对政治影响不可小觑。
[关键词]明代；宦官；净军；保护
《明史》卷三百四和卷三百五《宦官》中，记载了尚铭、王岳、范享、徐智、李芳等充南京净军，王敬、蒋琮、张忠、刘若愚、崔文升等充孝陵卫净军，王安充南海子净军等事。但是，有关净军的探讨却微乎其微[1]。缘此，本文拟从明代净军的分布、组成、来源、使命（职能）、待遇等方面，来检视明代净军的生存状况，以期加深对整个宦官群体和明代历史的认知。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净军”主要包涵以下群体：一是由阉宦组成的、有一定战力的、内操于皇宫的军队（武阉）；二是供役于宫廷、陵寝的劳苦宦竖；三是被发配卫所充军的宦官，然此部最少，常被忽略。终明之世，宦官数量庞大，曾一度数以万计，可谓空前绝后，而其为祸亦直追汉唐同侪，只是不如唐代宦官有左、右神策军的直接控制权，进而得以废立皇帝。而净军便是明代宦官群体的组成部分，他们在整个明代宦官系统，乃至整个明代国家机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需要将净军和监军宦官或者镇守中官区别开来。因为一个是饱受奴役、朝不保夕的宦官。一个是监临国家正规武装力量的钦差宦官，威福自专，鱼肉百姓，欺压良善，权势甚隆。两者在不同层次上构建着明代宦官群体，其间差距可谓霄壤。
所以，本文所关注的净军是明代宦官群体中的底层，他们承受着来自宦官系统内、外的负荷。
一
净军的空间构成
从总体来看，明代净军主要分布在北京、南京、中都凤阳府、兴都承天府等地，且主要集中于皇宫和皇陵。“内臣得罪，祖宗时，俱下法司。近代以来，多自内批出，其轻者云降作奉御，私宅闲住，盖犹为六品官也。又降奉御者，或云发南京，新房闲住。或云往凤阳祖陵司香。”[2]《补遗》卷1, 815太监降中都充净军者，如“崇祯元年二月，降（徐）应元净军，调发凤阳。”[3]卷4,26 “石元雅下：掌家许秉彝，曾任内官监管理，天启七年冬，降净军，发凤阳。”[3]卷12，62而势极一时、权倾寰宇的九千岁魏忠贤也难逃此劫（然未到地而诏更），“冬十月，忠贤以众射□，固引疾。上温谕再四。十一月，降忠贤净军司香凤阳，籍其家。”[4]卷17太监被斥，降充净军于北京、南京、中都者为多。而谪充显陵净军则少，如“（崇祯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降（李）永贞净军，发湖广承天府显陵安置。”[3]卷15,81这主要是明显陵是由嘉靖皇帝敕命营造，为时较晚，而且兴献皇帝也只是借“大礼仪之争”而“被追为帝”的，后继诸帝之陵的重要性远不及开国皇帝之陵寝——南京孝陵。所以南京孝陵是净军的一大集中地。不过，也有部分卫所存在自阉者，他们是被罚充军者（详后）。
净军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和净军的类型，即净军构成有紧密联系。因为作为一种有一定战斗力的宦官队伍往往围绕在皇帝周边，或满足皇帝游戏兵戎的欲望，或拱卫天子。故而此种净军的分布的重心必然在京师，然而它并不常设，武宗、神宗、熹宗之时，间存间废而已。而另一类供役的苦宦则散布皇宫与诸陵，承办种种脏、累、重的活儿。
那么散布于皇宫、皇陵的净军是来自何途？净军当然来自于宦官，而宦官的来源很广[5]，结论也很明晰。而从一般的太监转变为净军的过程更当倍受关注。因为这是宦官体系内的一种新陈代谢，或者说一种阶层流动。就目力所及的材料来看，净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途径：
一、生民自阉被罚充卫所净军，进而夤缘求进，入直皇宫，此途所进净军甚少。“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无籍子弟，已婚而自奄者，礼部每为奏请，大率御批之出，皆免死，编配口外卫所，名净军。遇赦，则所司按故事奏送南苑种菜，遇缺，选入应役，亦有聪敏解事，跻至显要者。”[6]卷3 当然这也是明代中后期宦官的主要来源。
二、当势太监（权珰）被贬斥，而降充净军者。净军多由此补。如尚铭、王岳、范享、徐智、李芳等，指不胜屈，这着实是伴君如伴虎、权力斗争残酷的切实例证。降充净军是对宦官极重的处罚手段。正如张居正说：“臣等查得，旧例，孝陵种菜，皆军人为之，二犯（孙海、客用）既发，令着役，不宜止降火者，须充做净军，乃为正法。”[7]卷326,3478
“正法”二字点明了此种措施的程式化、正当性。“不宜止······须”证实了净军地位着实低下。“冯保初得罪也，止降奉御南京孝陵司香。其后数年，名下官某上疏，乞上恩诏保还京，始谪保为净军，发孝陵种菜。”[2]《补遗》卷,822
三、天子特意组训的、由身体素质较好的阉宦组成的武阉部队。武宗好武，战北虏，征逆濠，演武大内。“武宗射柳，命诸珰校猎苑中，设高丽阵，仍设莫离支为夷将，比立御营，则上自坐纛下，亲申号令，以唐兵破之。”[2]卷6,165神宗亦尝“集内竖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内廷。”[8]卷68熹宗时，“魏忠贤乃劝帝选武阉、练火器为内操。”[9]卷305,7817虽然他们衣甲光鲜、器械精良、演武九重，但此种净军亦难堪大用，“城陷，或谓先有人伏内通太监曹化淳弟曹二公内应开开。亦云太监王相尧率内兵千人开宣武门。”[10]卷20可见此种净军的规模虽然较大，而且具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它的存在具有偶然性，并不如供役苦阉队伍稳定。
综上，从空间上说，明代净军的分布、组成和来源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太监被贬斥者多沦为供役苦阉，散布于皇宫与几都皇陵；身体强健的太监，如又恰逢皇帝选武阉内操，则多活跃于皇宫，披坚执锐，耀武扬威，忝列御前。这便触及到净军的职责所在，它的职责及待遇如何则需要进一步地探讨。
二
净军的职责与待遇
明代净军中，太监被贬斥者多沦为供役苦阉，散布于皇宫与几都皇陵；身体强健的太监，如又恰逢皇帝选武阉内操，则多活跃于皇宫。它的不同的分布、组成和来源，决定了净军内各群体的职能不同，从而形成职能的多元化，这也影响到净军的生活状况的差异，归根结底，直接左右了净军内部各群体的地位，以及整个净军在宦官群体中的地位。
一般地，净军因不同的构成部分，而具有武装扈从、彰显天威的军事性职能，皇宫大内清洁、司更等勤杂性职能，寝庙司香洒扫、护陵守冢的守陵性职能。
或因皇帝好武，或有拱卫需要，而组训的净军，便具有随驾扈从，以彰显天子威仪的作用。武宗好武，尤重内操， “于（喜）还内，正值午节，武宗射柳，命诸珰校猎苑中，设高丽阵，仍设莫离支为夷将，比立御营，则上自坐纛下，亲申号令，以唐兵破之。”[2]卷6,165又如前言及神宗、熹宗朝事。明神宗更是直言：“内臣及内操，俱系先朝建置，为奉慈驾，春秋二祀，山陵及朕恭祀南北郊扈从。”[11]卷150，《（万历十二年）六月癸酉》而熹宗也坦言：“东南交变之际，其内备原为拱护朕躬，肃清紫禁，非有他意，仍乃连章累牍，欲去内操，意欲何为？”[12]卷35，《天启三年六月丁丑》而聊备一说的内军开门迎贼，则血淋淋地践踏了这种预期。
还有部分净军供役于大内，终日洒扫。还有看守南海子墙铺等，更有甚者，钟鼓房司更，苦累有余，以得息为幸。如大内惜薪司“掌印太监一员，总理数十员佥书、掌道、写字、监工数十员，各外厂又数十员，专管宫中所用柴炭及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开元武门，放夫匠及打扫净军抬运堆积粪壤。”[3]卷16，106更脏累的是“慈宁宫西第等处，皆宫眷、内官便溺之所，宫墙之外，砖砌券门，安大石于上，凿悬孔垂之，各有净军在下接盛。于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开元武门及各小门打扫。”[3]卷17，148而皇宫南海子是净军一个重要的集中地，“南海子即上林苑，总督太监一员，提督太监四员，管理佥司数十员，分东、西、南、北四围，每面方四十里，总谓之二十四铺，各有看守墙铺牌子、净军若干人。”[3]卷16，121而王安便被发配于此，“不许人往来，私通书信。”[13]卷20而大内中还有一个净军的炼狱就是更鼓房：“更鼓房，凡有罪内臣谪司其事。挨年久者一员，予牌帽总之，平巾、乌木牌者数人佐之。凡逆贤杀人，皆牌子侯得用下手，今死矣。余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余则净军。每夜五名轮流，上元武门楼打更。自起更三点起，至五更三点止，按数目用藤条击鼓，檀木榔头击点，例只一更一人，上楼不许携灯，晴夜尚可，惟风雨晦冥，苦不可言，如有差误，即责处之。”[3]卷16，114此辈虽近在宸垣，而终难睹天颜，也不比外放者优渥几许。至于司更者，更不待言矣！
而那些被降充政治核心的南京、中都、兴都等地皇陵的净军，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护陵守冢，司香洒扫。以南京的孝陵为例， 史载“神宫监，掌印太监一员，佥书、掌司、管理无定员，掌太庙各庙洒扫、香灯等事。”[9]卷74，1819南京孝陵神宫监职责也不过如此，“孝陵神宫监掌印太监一员，别衙门可升，不系司礼监也。辖本陵佥书、掌司，及谪种菜净军人等。”[3]卷16，99还有孝陵卫专司孝陵保卫工作,不少净军便被发放于此。如 “崔文升因下药之误上命，降为南京孝陵卫净军种菜。”[14]卷9还有王敬、刘若愚等。至于司香，如魏忠贤司香凤阳。沈德符记载了当时的内官处置轻重：“又降奉御者，或云发南京，新房闲住。或云往凤阳祖陵司香。其重者，降作小火者，发去南京孝陵司香，则无官矣。”[2]《补遗》卷1，815那些从权力高位跌落的阉宦，被贬于此，看护先帝陵寝，与冢中枯骨朝夕相伴，几乎都凄苦于此，终了残生。
净军往往从事皇宫和皇陵中最累、最脏的低贱活，甚至死生难测，然而他们的物质待遇差，并呈现恶化趋势，而不像权珰辈能享尽荣华、锦衣玉食。
“（正统十年）命官清理坝上大马房诸处草场，侵占无忌。上闻，赐内官地一顷，内使、净军五十亩，余悉还官，岁差科道廵视。”[15]卷18而嘉靖年间则变少：“前件案查先为奉旨条陈时务事，该司礼监揭帖开称：嘉靖八年六月，内官、长随、内使、小火者、净军，见在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员，各每员名月食米四斗，每年共该米六万六百六十七石二斗，闰月加米五千五十五石六斗。”[7]卷102，915这也足见宦官群体的分层与地位。而依明律，官员均有月米一石，还有其他的钞、布、米不等。有关明代卫所军士付出与所得的具化研究表明，军士的“舍得”亦不止此[16]。足见净军所得微薄，可幸之处是他们终老于皇宫或者皇陵，往往只需糊口，而不需养家，虽他们多有菜户为藕。同时，被斥降充净军内的整个办事氛围极不融洽，“闻之中官辈云，种菜者至南京，其守备大珰坐堂，皇喝云取职事来，则净军肩一粪桶，并杓趋过前而去，虽司礼首珰得罪，亦然。又昼夜居菜圃，非赦不得越寸步。”[2]《补遗》卷1，815欺生、寻隙、立威现象屡见不鲜。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作为皇帝下谕降充净军，在某种程度上说，其实也是对被斥太监的一种保护举措。“初，逆濠府内典宝等官阎顺、刘良、陈宣窥知濠谋为不轨，赴京奏闻，濠知之，密贿朱宁、臧贤欲得顺等而甘心焉。会有旨，阎顺、刘良、陈宣发充孝陵神宫监净军，乃得不死。至是，上疏自白其冤，刑部议覆，上以阎顺等忠义可嘉，诏司礼监查奏起用。”[17]卷九97宪宗对汪直的处置，亦是降充南京净军，直得以全命。由目及史料来看，对宫廷宦官的惩处方式，不外乎处死，抑或降充净军，而罕见它途。罚充净军，全其性命，何尝不是一种恩军呢？相较于生民“发口外为民”“边瘴充军”不知优渥几许。而宦竖被处以极刑者并不多见，如此看来，降充净军是阉宦群体一种得以全活性命、苟延残喘的有效途径。净军制度是宦官被“隔离保护”的特殊手段。“降充净军”是独立于一般民事司法体系之外而存在的。它的施行，常常需要皇帝本人的旨意。更有少数宦官得以借此东山再起，如“嘉靖二十六年，南京守备司礼少监邱得，请复守备厅诸役。科道官雷贺等劾之，谓：得为江彬余党，向充孝陵净军，又夤缘起用，已为幸矣。”[2]《补遗》卷1，821可以说这是明代政治架构对宦官群体的一种宽恕，甚至是保护。明代诸帝始终以家奴待之，虽不乏御竖严苛之主（如明太祖、明世宗），而终多环护之帝。而对廷臣则百般折辱，如廷杖、荷校。而有明士夫竟以此为荣、互为砥砺，明代士气实为可敬。宦官为恶代价的相对低廉（后有退路，至少可跪着生），是否又反过来推高了有明宦官祸政的浪头，加剧了宦官和士大夫群体之间的斗争？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总之，明代净军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其职能也较为多元，但终究随驾扈从为少，于皇宫、皇陵供苦役为多，而所得甚微。但对作为净军主体的罚充净军而言，严苛的条例、凶残的报复、同侪的落井下石、上司的杀威立势等使得他们动辄得咎、惶惶不可终日，可埒洪武间“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诀，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多活一日”[18]卷32。因此，可以说，净军是明代宦官群体中最弱势的部分，而且是整个宦官劳役的最主要承担者，他们处于宦官群体的最底层。但是，一息尚存，仍有转圜的可能，仍有个别被斥净军者又得以重拾权势。所以，明代净军制度，作为一种宦官制度的构件，是一种对太监的处罚机制，但同时也算是一种将阉宦隔绝于世的保护机制，作为宦官系统新陈代谢的方式，构建着宦官系统的运转模式，伴随着明代皇帝对宦官和士大夫的态度的差异，净军制度对整个有明的政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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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9 10:2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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