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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 [原创]《素问》和《灵枢》并非《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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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4 04:1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原创]《素问》和《灵枢》并非《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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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书名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云:“《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 右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医经者,原人血脉经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慈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为剧,以生为死。”但自唐以来医家及史家均认为《灵枢》和《素问》即是《黄帝内经》,其原因乃是源于两篇序文,一是今本《针灸甲乙经》的所谓“皇甫谧自序”;二是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针灸甲乙经》的所谓“皇甫谧自序云:“按《七略》、《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卷。今有《针经》九卷及《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而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序》又说:“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一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然而这两篇序文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针经》或《灵枢》与《素问》是《黄帝内经》,(“皇甫谧自序”我已在“针灸甲乙经》皇甫谧并非皇甫谧所作”一文中说明为唐代伪作)都只是依据《针经》或《灵枢》与《素问》的卷数之和与《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卷数相同来推测《针经》或《灵枢》与《素问》即《黄帝内经》。所以自明清以来就有人提出了质疑,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说:“观《素问》、《灵枢》之即《内经》,则余言概见矣。《素问》今亦称《内经》,然《隋志》止名《素问》,盖黄帝内外经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后人缀辑,而易其名耳。” 清代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 说;“《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冰为之注,冰以《汉志》有《内经》一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河北医学院主编的《灵枢经校释》指出:“晋·皇甫谧关于《黄帝内经》即《针经》、《素问》的说法,曾有人提出怀疑,由于皇甫氏未提出任何旁证,史载书目在此之前又从未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这种怀疑可说不无根据,如果《黄帝内经》确然不属《灵枢》《素问》,那么,根据《灵枢》、《素问》的学术体系形成情况而论,其成书年代的下限,即可突破刘向校书标目的时间,而下推至东汉。”(灵枢经校释,1982年版,前言页)

    吴考槃认为“《黄帝内经》汉季已亡,不是《素问》、《灵枢》, 而《内经》学说可以说是《素问》、《灵枢》的祖述蓝本。《素问》、《灵枢》不是《内经》异名,而《素问》、《灵枢》可以说是《内经》的继续著作。而皇甫谧、王冰炫耀其编注《甲乙经》,以《素问》《灵枢》为《内经》这是以杭作汁,不符事实的。”(吴考槃,1983《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考 中华医史杂志1983第13卷第2期85-87)

     职延广认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之油,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是对医经七家的总括提要。《汉书·艺文志》著录医经七家必各有内容,绝少彼此重叠的情况,《黄帝内经》仅是所载医经七家二百十六卷中的十八卷,不可能涵盖《汉书·艺文志》所概括的‘医经’的全部内容。其次,《汉书·艺文志》,张仲景、《隋书·经籍志》 称均不支持《灵枢》、《素问》合称《黄帝内经》的说法。此外,《素问》、《灵枢》的卷数和体例与《汉书·艺文志》中医经七家、经方+一家不相符合。从以上三点分析.可以初步表明古之《黄帝内经》并非由《素问》、《灵枢》组成,《 素问 》、《 灵枢 》较《黄帝内经》晚出。(古今《 黄帝内经 》质疑,河南中医1983年,第3期20-21)

    余自汉认为“皇甫谧所言《黄帝内经》包括《灵枢》、《素问》两书的主要依据是《灵枢》、《素问》两书卷数之和与《七略》、《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卷数相合。由于皇甫氏未能提出任何旁证,且此前此后的史载书目,又从未把二者联系起来,因此,皇甫氏关于《灵枢》、《素问》即是《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的说法是值得考虑的。” “汉代的‘卷’与‘篇’的概念基本一致,‘卷’中不言‘篇’。西晋以后的‘卷’,则与‘册’的意义相当,故其中又分‘篇’。……‘《黄帝内经》十八卷’,实际就是《黄帝内经》十八篇,此篇卷相同者,因篇中不可能再分篇。所以十八篇本《黄帝内经》不可能包括今日各九卷,而九卷又有八十一篇本的《灵枢》、《素间》两部书。”(余自汉,1990《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关系初探)

    田树仁认为:“《素问》、《九卷》之名始见于《伤寒杂病论序》,说明东汉未年二书无疑已出现,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说明西汉末年尚未出现,二书当成书于东汉。最重要的是‘心属火’这种五行应五脏的格局只有在东汉才出现。从传世可靠的文献看,与《素问》、《灵枢》五脏配五行体系相同,时间最早者莫如《白虎通·性情》……汉光武帝以衣赤伏符。受命,践柞后,于建武二年(公元 26 年),‘始正火德,色尚赤’,宣布于天下(《后汉书·光武帝纪》)……谶纬是“国宪”,是国家典章制度制定的依据,功令必读之书,地位甚至在经书之上。“心属火”的五行配五脏首先由谶纬纬提出的(或谶纬纬吸收了身为帝师的《尚书》欧阳家桓荣等的观点),医学在汉代被视为‘小道’,地位甚低。像《灵枢》、《素问》那样的‘心属火’只能是以‘汉为火德’为纲的产物。”文章还认为皇甫谧治史不够严谨,好附会,在依据缺乏的情况下,仅以《七略》、《艺文志》简目所提供的卷数来判断《灵枢》、《素问》即《黄帝内经》是缺乏说服力的。最后结论是五脏五行观是“心属火”的《灵枢》、《素问》,只能出现在东汉,二书并非《黄帝内经》。(田树仁,1991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兼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

   俞世伟亦认为:“如果说皇甫谧得到一部《汉书》时期的《黄帝内经》原版本,并与晋初流行的《针经》、《素问》对照比较得此结论,确令人以信服。而皇甫谧则是‘按《七略》、《艺文志》’,可见仅仅推测而已,未免有些穿凿了。”(俞世伟,1993《黄帝内经》与《灵枢》、《素问》关系考析)

   廖育群在《岐黄医道》一书中对皇甫谧之说亦持否定的态度,并提出四点质疑。

1《汉书·艺文志》所载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 4 类医籍,“凡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除今人所称《黄帝内经》十八卷外,全部荡然无存。何独此书能够流行至今,且保存得如是完好?

2《汉书·艺文志》载书,“篇”、“卷”计算相等,无“积篇为卷”之例。《黄帝内经》仅18卷,亦即18篇之份量,不可能容纳今本《黄帝内经》如此之多的内容162 篇。复与《汉书·艺文志》所载其他医籍比较。《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有30卷、《五藏六府病十六病方》有 40 卷,其下《五藏六府痒十二病方》亦为40卷等等,均大大超过《黄帝内经》的卷数。难道可以相信仅仅记载“痹”、“疝”、“掸”之某一具体病症的方书能达到超过今本《黄帝内经》两倍之多的篇幅吗?

3 今本《黄帝内经》由《素问》、《灵枢》两部独立著作组成,《汉书·艺文志》中并无此类现象。两书用语、理论取舍等方面有许多不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原本就应该是互不相关的两部独立著作。

4 《素间》、《灵枢》(包括《针经》、《九卷》等名)两书名一直分别使用,见于历代正史书目。称其为《黄帝内经》实只是晋人皇甫谧的一种猜测,唐王冰宗之,再由后世医家口笔传播至今,却未被历代书志所承认。从以上这些难以说通的地方看,《素问》和《灵枢》必定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黄帝内经》十八卷”。(廖育群,2008)

到底《黄帝内经》是不是包括《素问》和《灵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讨论一下。

一、从刘向校书探讨《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总序说:“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   


这两则文献表明,《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载书目都是经刘向等校理过的书籍。刘向等人校书的情况,在《别录》佚篇中有所反映,今存的《别录》佚篇有《战国策》、《晏子》、《荀子》、《说苑》、《管子》、《列子》、《邓析子》等《战国策叙录》曰:“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篇。……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孙卿子叙录》曰:“臣向言:所校雌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以杀青简书,可缮写”《管子叙录》云:“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身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

   从《别录》佚篇可知,刘向等人的校书过程,首先是广搜异本,然后是相互校勘,除其重复,考其讹误,定其篇目,冠以书名,最后以简册书写作为可缮写的定本。每校完一书,都由刘向写一叙录,条其篇目、撮其指意、辨其讹谬,上奏皇帝。而刘歆的《七略》通常于每一书下也都有解释。如《汉志》“《孔甲盘盂》二十六篇,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七略》云:“《盘盂书》者其传言孔甲为之。孔甲,黄帝之史也。书盘盂中为诫法,或于鼎名曰铭。”(《文选·陆佐公新刻漏铭》注)《山海经书录》云:“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




从存世的《素问》、《灵枢》的规模来看,每部书均为81篇, 两部相加则为161篇,尽管七大论为后人所加,但均属鸿篇巨制,其文采及说理皆不亚于《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任何一部经典,若《汉书·艺文志》中的《黄帝内经》包含有《素问》与《针经》(或称《九卷》)两部书的话,在《别录》中肯定会有说明,那么,凡是读过《别录》《七略》的人都会明白《黄帝内经》是否包含有《素问》与《针经》(或称《九卷》)。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七略别录》二十卷刘向撰,《七略》七卷刘歆撰”,可知《别录》《七略》在唐初尚存于世。直到《旧唐书·经籍志》尚有记载,如《旧唐书·卷五十·志第二十六·经籍上》“《七略别录》二十卷 刘向撰。《七略》七卷 刘歆撰。”《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书籍乃开元九年(722年)以前之书,《新唐书·艺文志》则沿袭《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到宋初的《崇文总目》已不载《别录》《七略》,说明《别录》《七略》亡佚于开元九年以后。《旧唐书·经籍志》载:“禄山之乱,两部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故《别录》《七略》很可能亡佚于“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人的著作已很少征引《别录》、《七略》的内容,多引录《汉书·艺文志》,故从东汉直至唐初的医家及士人,都有可能阅读过《别录》《七略》,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曾引用过《别录》内容。李善注《文选》时亦有引用《别录》《七略》的内容。从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期间《素问》和《灵枢》的流传情况看,没有任何一部典籍说《素问》和《灵枢》是《黄帝内经》,例如:王叔和在《脉经》中引录了大量《灵枢》和《素问》的文字,并未提是《黄帝内经》。皇甫谧在其著作中只提《素问》之名,也未提《黄帝内经》之名。如《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中引皇甫谧《论寒食散方》云:“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南北朝时,北魏的崔彧、齐梁时的全元起、北齐的马嗣明等均研习《素问》,但也都未说《素问》是《黄帝内经》。如《魏书·卷九十一·列传术艺第七十九·崔彧》云:“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北齐书·卷四十九·补列传第四十一·方伎·马嗣明》“马嗣明,河内人。少明医术,博综经方,《甲乙》、《素问》、《明堂》、《本草》莫不咸诵。”《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云:“僧孺工属文, 善楷隶, 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亦只称《素问》,而未称内经。如《本草经集注》序录云:“但轩辕以前,文字未传,如六爻指垂画象,稼穑即事成迹,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但后多更?饰之尔。”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引录《素问》之文也称“《素问》云”。《隋书·经籍志》云:“《黄帝素问》九卷,梁八卷”,“《黄帝针经》九卷梁有《黄帝针灸经》十二卷”,只说《黄帝素问》和《黄帝针经》,其中所说的“梁八卷”是指梁·阮孝绪的《七录》著录的《黄帝素问》是八卷。田树仁、王建中在“《灵枢》《素问》并非《黄帝内经》-兼论灵枢素问成书于东汉”一文中认为:“梁.阮孝绪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辫其论谬……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七录序》)。显然,阮氏是见过《别录》的。作为目录学大家,设《别录》确揭示《素问》、《针经》即《黄帝内经》一书.那么阮氏著《七录》时,为什么仍不合二者为《黄帝内经》一书,却任其继续割裂呢?《别录》晚唐后始佚,唐臣长孙无忌等在《隋书·经籍志》有著录,他们是见过这本书的。为什么他们修《经籍志》时,仍不合 《素问》、《针经》为一书呢?”。唐初之孙思邈在他的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中亦未提《黄帝内经》之名,如《备急千金要方·大医习业第一》云:“凡欲为大医.必须《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 以上这些资料表明《别录》中根本就没有注明《黄帝内经》包含《针经》和《素问》。此外,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小序及所载医经的内容来看,也可知道《汉书·艺文志》所载的《黄帝内经》并不包括《素问》和《灵枢》,如职延广在“古今《黄帝内经》质疑”一文认为:“《黄帝内经》之名称,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中既末注明《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二书,而且还记载了《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 》、《白氏旁经》等医经七部,共二百一十六卷,而《黄帝内经》一书.仅是其中的十八卷。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不知向歆(即刘向,刘歆)校书,合中外之本以相补,除复重订著为若干篇,著之《七略》,《别录》,其篇卷之多寡.次序之先后,皆出重定。’由此可知,《汉书艺文志》,中医经七家必各有内容,绝少彼此重叠的情况。《汉书·艺文志》:‘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之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以上一段话是医经七家的总括提要.并非单指《黄帝内经》十八卷而言,且《黄帝内经》十八卷.只占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的一小部分。现今日《素问》、《灵枢》二书的内容,脏腑.经络、阴阳、表里、病因、病机、诊法、治则、针灸、摄生,应有尽有,似已将医经七家的基本内容嚢括无遗。”

  以上文献表明《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根本就不包含《素问》《灵枢》

二、从《汉书·艺文志》的“篇与卷”探讨《黄帝内经》与《素问》《灵枢》的关系


  前人对《汉书·艺文志》的篇卷问题,已有所论述,但都没有说清楚。例如:章学诚《文史通义·篇卷》云:“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记。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人汉始有卷也。”叶德辉《书林清话》:“《汉书·艺文志》有称若干篇者,竹也。有称若干卷者,帛也。”王国维《简腆检署考》:“古籍用帛写的称卷,用简册写的称篇。”程千帆《校雠广义·目录篇》:“文字的体裁先是竹简,所以称篇;然后用帛,所以称卷。”上述学者都认为《汉书·艺文志》的篇与卷是“篇从竹简,卷从缣帛”,但从现存文献及考古资料看,这一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从考古所获简帛书实物来看,帛书有的成卷,有的则折叠存放,且大部分是折叠存放的,而竹简书都是卷起来收藏的,即“卷而藏之”,故不能说称“卷”的书是缣帛,称“篇”的书是简策。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时的帛书存放形势是折叠的而非卷起来的,而1975 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五十三枚竹简出土时就是卷成一卷的,因此,《汉书·艺文志》称卷、称篇的区别并不是以竹简或缣帛来决定的。

    西汉时的书籍,虽竹帛并用,因竹简较之缣帛易得而价廉,故书籍的载体主要仍以简册为主。古人在竹简上作文,通常是先用丝绳将许多“竹简”编联成册,称“简册”,然后在“简册”上书写文章。如《汉书·路温舒传》“截以为牒,编为书写”,《后汉书·周盘传》“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朱德熙亦认为“简用丝绳或麻绳编联起来就成为‘册’,…… 每册包含的简数可多可少,在一般情况下,先将简编成册,然后再书写。简册收藏的时侯,捲成一卷。”(朱德熙古文字论集138页)。据刘向《別录》佚文所载,刘向每校完一部书,均以杀青简书写成定本,而不是以缣帛书写。王国维《简版检署考》亦云:“刘向序录诸书,皆云‘定以杀青’,是书籍多用简也。” 说明《汉书·艺文志》所录书籍应该都是写在竹简上的。《说文》云:“篇,书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篇,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云:“古之经典,书于简策,而编之以韦若丝,名之为篇”。《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诏贤良咸以书对,著之於篇。”,《论衡·书说》:“著文为篇”。从以上文献可知,“篇”是指写有文章的“简册”,在一册“简册”上面书写的首尾完整的文章则称为一篇文章,以后“篇”逐渐成了文章的计量单位。为便于收藏和携带,常将“篇”卷起,则称为卷,若一卷“简册”写一篇文章,则在数量上“篇”与“卷”相同,即一部书,有多少篇文章,该书所用的简册就是多少卷。若文章短者,可数篇写在一卷,若文章长者,超过了一卷“简册”的容纳度,则一篇可写在数卷上。在这两种情况下,“篇”与“卷”在数量上就不相同了。因此,“篇”与“卷”在含义是不同的,故《汉书·艺文志》称篇称卷的区别在于:“篇”是指书籍所含文章的数量,卷是指书籍所用简册的数量。用篇计数可以使人明白该书有多少篇文章,若用卷计则不知该书有多少篇文章,只知该书所用的简册是多少卷。此外,从《汉书·艺文志》及刘向《別录》佚文还可看出,《汉书·艺文志》中以篇计数的书,其书都是由有篇目的文章组成的, 若书中有篇目文章数多于卷数,则加以注明,如尔雅。而以卷计者,则说明该书中的文章是不分篇目的,并分写于多卷简册中,故不能以篇计,只能以所用简册的卷数计量。

在《汉书·艺文志》中,《黄帝内经》是以卷计量的,说明《黄帝内经》是一部没有篇目的古医经,用了十八篇简册书写,而《素问》《灵枢》则均是有篇目的,因此,这两部书不能包涵在《黄帝内经》中。余自汉与廖育群两先生均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十八卷《黄帝内经》不可能容纳《素问》《灵枢》两部书的内容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没有能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由于刘向校好的书都是写在简册上,因此,有必要考查一下汉代简册的形制,以了解十八卷简册的《黄帝内经》是否能包含《素问》《灵枢》两部书的内容。前面已经说过,汉代简册多是先编后写的,刘向为国家校书,所用简册也应该是先编联好的,并且是按规定的形制生产的,不论从竹简的长度、宽度以及每一卷简册由多少支竹简编联而成都应该是有一定规格的。从目前出土的实物来看,汉代竹简一般长约23厘米,相当于汉尺的一尺,宽约0.5-1厘米,厚约0.2-0.3厘米,每片写一行,每行约25-30个字。据张延昌等考证:武威汉代医简“简长一般为23-23.4厘米,简宽为1厘米和0.5厘米两种规格。…… 简文系单行墨书,每行20-40字不等。”(张延昌,朱建平武威汉代医简研究1996,第3页)至于每卷简册由多少支竹简编联而成,很少有研究者留意,目前发现的完整简册中最长的永元器物簿是由77枚简编联而成,全长0.91米。邢义田在《汉代简牍的体积、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语所藏居延汉简为例》一文中写到:“《史记》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余万字,一篇平均四千字,一简三十八字计,一篇即有一百零五简左右。这比永元器物簿的七十七简还要多出近三十简,比睡虎地秦简《封诊式》部分的九十八支也要多。……从实用角度看,百简左右编联为一篇,已可说是合宜长度的极限。我们曾以七十七简的元永器物簿复制品作持握实验。一人两手持简册展读,两手伸开能握的简册长度顶多不过百简左右;再长,即不便完全展开,或必须收卷一部分。永元器物簿册由七十七枚简构成,全长九十公分。不论置于几案或手持展读,都还算方便。迄今在墓葬以外,还不曾出土比它更长的实用简册,应该不是偶然。”(古今论衡,2007,17卷,64-101页,出版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出版日期:2007-12-01)从以上资料可知,为方便阅读,简册的长度应在1米左右,若以简宽1厘米计算,每卷简册所用简数则应在100支以内,若按每简30字计,一卷简册最多能写3000多字。按这一规格,我们还可以《汉书·艺文志》所载的书进行比较,如《战国策》12万字,33篇,也即33卷,以每卷3000多字计算也是符合的。再如《尔雅》1万2000多字,为三卷,以每卷3000多字计算也是符合的。《汉书·艺文志》所载《黄帝内经》为18卷,若以每卷3000字计,18卷简册所容纳的字数约为5万-6万左右。而《素问》《灵枢》的字数相加在十二万左右,故18卷简册是容纳不了《素问》《灵枢》的内容的。也许有人会说,《黄帝内经》是以缣帛书写的,其实,刘向的《别录》写明是用简册书写。即使用缣帛书写,18卷缣帛也不可能容纳近十二万字的《素问》《灵枢》,这也可从古代文献及出土文物来考查。据《后汉书·卷三十下·襄楷列传》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硃介青首硃目,号《太平清领书》。”《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今本《太平经》大约五十万字左右,已不全,就算原书80万字,帛书170卷,每卷大约有5000字左右。而《黄帝内经》18卷最多也只能容纳10万字,《素问》《灵枢》近十五万字,若用缣帛书写《素问》《灵枢》至少也在30卷以上。再从马王堆汉墓帛书实物来看,据朱德熙研究:“马王堆帛书的高度分48厘米左右和24厘米左右两种。汉代的帛幅广二尺二寸,48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一寸,可知前一种是整幅的帛,后一种是半幅的帛。……帛书的长度没有一定.有的相当长,例如抄有医方和其他医书的一卷帛书,估计全长在430厘米左右。帛书收藏的时后,或者一层一层地折叠起来,或者缠绕在二、三厘米宽的竹木条上,捲成一卷(后一种方法只用于半幅高的帛书)。帛书抄写前,往往先用朱砂画出竖格,每行宽约六、七毫米,…… 半幅的帛书一般每行写三十多字,整幅的帛书一般写六七十字。帛书的行宽与竹简的宽度相近,半幅帛书的高度与一尺简相近,整幅帛书的高度与二尺四寸简相近,每行字数也很接近。” 帛书作为宫廷藏书,是供皇帝及大臣们阅读的,其形制是有一定规格的,不可能像殉葬品帛书那么长,故供皇帝及大臣们阅读的帛书一卷也应与简册相当,其高度应是半幅帛,长约1米左右。若《黄帝内经》是以缣帛书写的,以1卷1米长的半幅帛书计算,竖格每行6-7毫米宽,去掉头尾及朱砂画格线空隙后,1米长的帛书最多可有120行,每行抄写30个字,其总字数也就3000-4000字左右。18卷书容纳的字数最多也就是6万-7万字左右,故十八卷的《黄帝内经》也是不可能包括《素问》《灵枢》两部书的。

三、从五行配五脏看《素问》《灵枢》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五行学说是《素问》和《灵枢》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讨论的是五行配五脏的问题,在两汉时期,五行配五脏有两种情况,一是“心属土”说,一是“心属火”说,这与两汉所属德运有关,两汉的德运, 曾经历了准火德-水德-土德-火德的变化过程。在战国末期,齐国邹衍提出“五德终始”说,邹衍将水、火、金、木、土,演绎成五德,与朝代的盛衰更替相附会,认为每一朝代都有一德主运,这个朝代的一切制度设施都要和这个“德”相应,王朝的更替都是按照五行(或五德)相胜的规律进行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曰:“邹衍深观 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曰:“邹子有《终始五 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昭明文选 · 齐故安陆昭王碑文 》 李善注:“邹子曰:‘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 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史记·本纪·秦始皇本纪》“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

     西汉在高祖起兵之初, 曾经有短暂的“尚赤”期, 即火德。其后,高祖因秦有青、黄、赤、白四个帝祠而缺黑帝祠,遂将黑帝祠补上,自以为获水德之瑞, 仍袭秦正朔服色。如《史记·封禅书》载:“汉兴,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到了文帝时,张苍明确了汉之正朔为水德。《史记卷九十六 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云:“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由于西汉以新朝而袭用前朝的正朔服色, 当时的大臣和儒生认为这与五德之运不符,因此,在汉文帝即位不久, 大臣中就有人产生了改德之议。第一个提出改德的是贾谊,《史记》卷八十四“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孝文帝即位十三年,贾谊的改德之议又被一个叫公孙臣的人重新提起。《史记》卷二十八:“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是时丞相张苍好律历,以为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内赤,与德相应。如公孙臣言,非也。罢之。後三岁,黄龙见成纪。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其明年,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於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於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

    汉武帝即位后,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夏五月,进行了“太初改制”,《资治通鉴第二十一卷》云:“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上诏宽与博士赐等共议,以为宜用夏正。夏,五月,诏卿、遂、迁等共造汉《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后世云。”“太初改制”后,正式确定了汉为“土德”。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提出以五行相生为特征的新五德终始说,认为朝代更替所遵循的规律是“五行相生”,而不是“五行相克”,汉应为火德。《汉书·郊祀志·赞》云:“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王莽篡汉后为了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采用了刘向父子的五行相生说,王莽在登基诏书自称黄帝之后裔,黄帝为土德,则新亦为土德,按“五行相生”规律,为火生土,那么,汉禅让于莽,则汉应属火徳。《汉书·王莽传》载王莽诏书云:“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明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牺牲应正用白,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王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汉光武帝起兵光复汉室后,则利用王莽“汉属火徳”之说,正式确立东汉正朔为火德,《后汉书·光武帝纪》:“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雒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

    古人认为心在人体中的地位属君主之官,如《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管子·心术上》云:“心之在体,君之位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云:“中央土者,君官也。”“一国之君,其犹一体之心也,……内有四辅,犹心之有肝肺脾肾”。由于西汉为土德,五行中以土为尊,故“五行配五脏”以“心属土”。而东汉为火德,五行中以火为尊,故“心属火”。在刘向校书前,“五行配五脏”的内容是“心属土”说,即肾属水,肺属火,脾属木,肝属金,心属土。主要反映在《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太玄》等文献中。

  《礼记·月令》:“春,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音角,……其味酸,……祭先脾。夏,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音征,……其味苦,……祭先肺。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音宫,……其味甘,……祭先心。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音商,…… 其味辛,……祭先肝。冬,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音羽,……其味咸,……祭先肾。”

    扬雄《太玄经·卷八·玄数第十一》云:“三八为木,为东方,为春,日甲乙,辰寅卯,声角,色青,味酸,臭膻,形诎信,生火,胜土,时生,藏脾,侟志,性仁,情喜……。四九为金,为西方,为秋,日庚辛,辰申酉,声商,色白,味辛,臭腥,形革,生水,胜木,时杀,藏肝,侟魄,性谊,情怒……。二七为火,为南方,为夏,日丙丁,辰巳午,声征,色赤,味苦,臭焦,形上,生土,胜金,时养,藏肺,侟魂,性礼,情乐……。一六为水,为北方,为冬,日壬癸,辰子亥。声羽,色黑,味咸,臭朽,形下,生木,胜火,时藏,藏肾,侟精,性智,情悲……。五五为土,为中央,为四维,日戊己,辰辰未戌丑,声宫,色黄,味甘,臭芳,形殖,生金,胜水,时该,藏心,侟神,性信,情恐惧……。”

     有人认为“‘心属火’的说法在西汉前期就出现了。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刘安,所编《淮南鸿烈》一书说:‘东方,木也’;‘南方,火也’;‘中央,土也’;‘西方,金也’;‘北方,水也’(《淮南子·天文训》)。又说:‘东方 …… 苍色主肝’;‘南方 …… 赤色主心’;‘西方 …… 白色主肺’;‘北方 …… 黑色主肾’;‘中央……黄色主胃’(《地形训》)。这说明“心属火”的说法,最早出现于西汉前期,而不是东汉前期。”(韩振廷,1993)

    但如果认真读《淮南子·地形训》的原文就不会认为认为西汉时已有“心属火”之说了,淮南子·地形训》的原文是:“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兑形小头,隆鼻大口,鸢肩企行,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长大早知而不寿;其地宜麦,多虎豹。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修形兑上,大口决眦,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早壮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偻,修颈卬行,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北方幽晦不明,天地之所闭也,寒水之所积也,蛰虫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其人蠢愚,禽兽而寿;其地宜菽,多犬马。中央四达,风气之所通,雨露之所会也,其人大面短颐,美须恶肥,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慧圣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从这段文字可知,其中“窍通于目,筋气属焉,苍色主肝,”“窍通于耳,血脉属焉,赤色主心,”“窍通于鼻,皮革属焉,白色主肺,”“窍通于阴,骨干属焉,黑色主肾,”“窍通于口,肤肉属焉,黄色主胃,”等句显然是词不达意,故田树仁先生认为是后人窜衍进去的,因为这些窜入的文字致使前后文义悬隔,不连贯,且有悖于理,剔之则文义前后贯通一气。此外,《地形训》与《时则训》等其它篇章的“心属土”说相矛盾。(田树仁,1995,就西汉无心属火说等问题答质疑)田树仁的分析是正确的,因此,据《淮南子·坠形训》中被窜衍的文字来说明西汉时已有“心属火”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东汉属火德,故“五行配五脏”的内容则是: 肾属水,肺属金,脾属土,肝属木,心属火。主要反映在《白虎通》《五经异义》《说文解字》等文献中。

   《白虎通义·卷八·情性》云:“五藏,肝仁,肺义,心礼,肾智,脾信也。 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东方者阳也,万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叶。……肺者,金之精;……西方亦金,成万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阳在上,卑阴在下,礼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锐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锐也。耳为之候何?耳能遍内外、别音语。……肾者,水之精。……北方水,故肾色黑。……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养万物为之象,生物无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 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苍龙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断。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为张星。阴者肾之写,肾者水之精,上为虚危。口者脾之门户,脾者土之精,上为北斗,主变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肾之候。或曰:肝系于目,肺系于鼻,心系于口,脾系于舌,肾系于耳。”

    许慎《五经异义》云:“《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在《五经异义》许慎列出了《今文尚书》欧阳说和《古文尚书》两种说法,有人认为《今文尚书》欧阳说盛行于西汉,据许慎《五经异义》之说,则西汉时已有心配火之说。其实这种观点是由于不懂经学史所造成的,众所周知,《今文尚书》为伏生所传,西汉时,传授伏生《今文尚书》有欧阳高、夏侯胜和夏侯建三家,宣帝时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均被立为博士,而盛行于西汉。《今文尚书》欧阳说只是《今文尚书》的一个学派,是用本学派的观点阐释《今文尚书》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其学说是随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刘起釪先生在一书中说道:“新莽时,大、小夏侯两派经师多仕王莽贵显,而欧阳派经师多不仕莽,故在东汉光武时,欧阳说大受尊宠,欧阳说大师桓荣被光武帝立为博士,并选为太子(明帝)师。明帝即位后尊以师礼,封为关内侯,其门徒多任公卿。其后以其子桓郁袭父爵,亦甚亲厚,也官至太常,常被皇帝召论经书,问政事,并相继为章、和二帝的经师,备极尊宠。东汉时的《尚书》学,实际主要就是今文欧阳氏学。它垄断了官学,屡代为皇帝经师。而又枝派繁衍,师承不绝。”(刘起釪,1989) 光武帝定汉为火德,今文欧阳氏学既为皇帝所宠,并垄断了官学,又被立为博士,肯定为当时的政治服务而宣扬东汉之火德,故东汉时欧阳派的“心属火”说并非沿袭西汉时期的理论,而是配合东汉火德制度立说的。 东汉初,古文经学已渐兴盛,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很大的差异,章帝(刘炟)于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诸儒生在白虎观召开一次白虎观会议。以辨认今文与古文经学的异同,白虎观会议后,由班固总结会议的结论撰《白虎议奏》向章帝汇报,《白虎议奏》即《白虎通义》。由五官中郎将魏应提出问题,诸儒生说自己的理解,由侍中淳于恭把各儒生的理解奏给章帝裁决,章帝采纳了今文说,再命班固把结果写出来,就是《白虎通义》。许慎《五经异义》作于白虎观会议之后,仅将今古文的不同观点列出, 因今文欧阳氏学观点乃东汉之官学,故有“心属火”之说。此外,许慎《说文解字》亦有明确的解释。如心部:“心,人心土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脏。”这里的博士即东汉时的“今文尚书说”博士。

   《白虎通义》的作者班固作为东汉的兰台史令,有机会接触汉室的藏书,他写《白虎通义》时,引用了大量的典籍。在《白虎通义》中,有一些与医学相关的内容,例如其中的五脏应五行、五色、五窍即与《素问》及《灵枢》的相同,但是班固在征引文献时,并不是征引《黄帝内经》或《素问》、《灵枢》,而是征引了《春秋纬元命苞》。众所周知,班固曾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七部医经,假若《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在当时也没有亡佚的话,那么,班固的《白虎通义》肯定会有引征。此外,郑玄《驳五经异义》云:“今医疾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瘥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 郑玄在此也未引《黄帝内经》或《素问》、《灵枢》的内容来驳许慎。这就说明《黄帝内经》在东汉已佚失,而《素问》及《灵枢》此时尚未成书,因而,《素问》《灵枢》不可能是西汉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

   还有人认为《素问》《灵枢》的五行配五脏来源于医疗实践,这种说法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关于五行配五脏是否来源于医疗实践之说,章太炎先生的《论五藏附五行无定说》可以说是对“五行配五脏来源于医疗实践”这种谬论的有力驳斥。现将章文引录于下:“自《素问》、《八十一难》等以五脏附五行,其始盖以物类譬况,久之遂若实见其然者。然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 金、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 五经异义: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谨按《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 祭肝,冬祭肾,与古《尚书》说同。郑氏驳曰:今医病之法,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则有瘳也。若反其术,不死为剧。然据《周官·疾医》以五气、五声、五色眂其死生。郑注云:五气,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释曰:此据《月令·牲南首》而言,肺在上,当夏, 故云肺气热;心在肺下,心位当土,心气亦热,故言次之;肝在心下,近右,其位当秋,故云肝气凉;脾于藏值春,故云温;肾位在下,于藏值冬,故言寒。愚尝推 求郑义,盖肺为火,故热;心为土,故次热;肝为金,故凉;脾为木,故温;肾为水,故寒。此与古《尚书》说仍无大异,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类,以悉可比附。就在二家成说以外,别为配拟,亦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展转推演于藏象病候,皆若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

    “心属土”说与“心属火”说相比较,前者五藏位置是与医学解剖学相符的,如西汉末扬雄《太玄经·玄数》曰:“木,脏脾;火,脏肺;土,脏心;金,脏肝;水,脏肾。”许翰注云:“肺极上以覆,肾极下以潜,心居中央,以象君德,而左脾右肝承之以位五行。”若改为“心属火”,从解剖位置看,则变为脾土居中,心火居上,肝木居左,肺金居右,肾水在下。显然与五藏解剖学位置不符,因而“心属火”说并非来源于医疗实践,而是源于东汉的火德。由于“心属火”说这种错误理论指导,故《素问·刺禁》有“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谬论。

四、从音韵看《素问》《灵枢》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古籍中音韵特点往往是考据作品时代的有效手段,因为古代音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每个时代的音韵都有其特点。周秦古韵至西汉时已有所不同, 东汉以后变化最大。由于东西汉音韵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考查《灵枢》与《素问》的音韵体系,可为判断《灵枢》与《素问》的成书年代是西汉还是东汉或以后提供某些依据。从《汉书·艺文志》可知,《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如果《黄帝内经》包含《灵枢》与《素问》,那么《灵枢》与《素问》的音韵体系不应有西汉以后的音韵特点,据现代学者刘英在《素问韵谱》中,对《素问》的音韵作了详细的研究,认为《素问》的韵部体系属东汉的韵部体系,《素问》成书当在班志以后,东汉末以前的一段时间。罗常培、周祖谟在《汉魏晋南北韵部演变研究》一书中,对先秦到两汉的音韵特点做了比较后指出:“到了东汉时期,韵部的部数和西汉相同,但是鱼部麻韵一系的字(家,华)转入歌部,歌部支韵一系的字(奇、为)转入支部,蒸部的东韵字(雄、弓)转入冬部,阳部庚韵一系的字(京、明)转入耕部,这都是很大的变动。就这几点来看,东汉音事实上和西汉音并不完全相同。”(《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58,第13页)。“侵部有跟蒸、冬、东几部通押的,也有跟真部通押的。跟蒸、冬、东几部通押的例子不多,主要是“风”字。风字在东汉时期已经有些方言读着-ng尾。到魏晋以后就转入冬部了。” 邵荣芬对古韵鱼侯两部和幽宵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前汉时期,鱼侯两部跟先秦一样仍然是各自分立的,到后汉时,也只是侯部的虞韵字与鱼部的虞韵字合并,而鱼、侯两部则仍然是分立的。古韵幽宵部在东汉时古幽部消失,幽部中的豪、肴、萧三韵字并入到宵部。(《邵荣芬音韵学论集》1997,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08-126页)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结果,东汉时期,汉语音韵具有以下特征:古韵鱼、侯两部中,侯部的虞韵字与鱼部的虞韵字合并,而其它部分鱼、侯两部仍是分开的。古韵鱼部麻韵字并入歌部,歌部支韵字并入支部,蒸部东韵字并入冬部,阳部庚韵字并入到耕部。古韵幽部中的豪、肴、萧三韵字并入到宵部。 古韵侵部的“风”字已与蒸、冬、东等部通押。对比以上4点,《灵枢》与《素问》中许多句子都具有上述音韵特征,下面所举只是一小部分例句。由于《素问》中的七大篇及宋代加入的《刺法论》、《本病论》两篇不是《素问》的原文,另《四气调神大论》、《灵兰秘典》、《移精变气论》、及《六节藏象论》亦有疑问,故不选其例句。

《灵枢·经脉》:不盛不虚(鱼),以经取(侯)之。《灵枢·淫邪发病》:甚饥则梦取(侯),甚饱则梦予(鱼)。

《灵枢·本脏》:五脏六腑(侯),邪之舍(鱼)也。《素问·金匮真言》:其音羽(鱼),其数六,其臭腐(侯)。

《素问·气穴论》:目未见其处(鱼),耳未闻其数(侯)。

蒸部的东韵字并入到冬部,如《五脏生成篇》的痛中,《诊要经终论》的终纵,《痹沦》的虫纵。

《灵枢·外揣》: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镜之察,不失其声。《灵枢·经别》:足太阴之正,上至髀,合于阳明,与别俱行。《素问·八正神明论》: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金匮真言论》: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诊要经络篇》:经刺勿摇,此刺之道也。《五色》:常候阙中,薄泽为风。《脏气法时沦》:秋不死,持于冬,起于春,当禁风。《风论》:风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历风。

《调经论》:血气未并,肌肉蠕动,命曰微风。

尽管《灵枢》与《素问》中保留着某些西汉以前的音韵体系,但在其文中出现大量东汉及以后的音韵特点,只能说明其成书于东汉或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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