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起源志异

李治

原始森林里有一虎一狗，他们是孤儿，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但他俩是朋友，白天一起嬉闹，一起寻觅食物，晚上一起回家。山洞是他们的家，简陋却温馨。清风的吹拂、夕阳的斜照，常让虎与狗激动不已。
    生活在宁静中渐渐过去。往日的小虎变成了大虎，高大而秀美；往日的小狗也变成了大狗，壮肥而健硕。小狗与小虎不知道何为变化，何为时间，日落日升，春去秋来，似没有在他俩的记忆里留有痕迹。生活只有宁静、只有嬉戏。
        但猎人的出现，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有一天傍晚，虎与狗在寻觅食物的途中，发现了奄奄一息，迷失了归途的猎人。从来没有见过人为何物的他俩，出去好奇与慈悲，把猎人带回了自己的山洞，给予食物与水。
        第二天，猎人醒来了。惊恐地注视着高大的老虎，吓得哆嗦不已。虎见猎人醒来，吹着嘴边的和气，欢快地拿来了果子与水。惊魂未定的猎人两腿发软，双眼饱含祈求的泪水。不过，很快，他又发现，虎与狗并无伤害他之心，壮着胆子，接受了果子与水。
        实际上，猎人与虎与狗，很快就建立友谊，愉快地生活在一起。森林里的花儿真美，水儿真甜，他们三生活亦幸福甜蜜。猎人没有找寻到归途，他乐意暂时与新同伴生活在一起。
        当然，他们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虎锐利的牙齿总让猎人生畏，而且虎与狗健美的皮毛常常使猎人心圣邪想，作为猎人他清楚地知道皮毛的价值。
        虎与狗，仍然日落而息，日出而作，嬉闹游戏，玩山游水，寻找食物填饱读肚皮，并总能找到甜甜的果子捎带给猎人。他俩以拥有新伙伴而高兴。
        猎人的邪念却与日俱增，但摄于虎的牙齿，假装和善。一天，他从包裹里翻出了一本随身带来的图画书籍，里面正有关于动物食物链的图画故事——何不让他们自相残杀，自收渔利？猎人的计划开始了。
        首先，当虎不在家的时候，他特意把图画书上介绍虎捕杀狗的图片拿给狗看。小狗看到那图片，倒退几步，惊恐而退；而当狗不在的时候，猎人亦以同样的方式，试探虎的反应。这天晚上，虎与狗，首次因不安与担忧，没有依偎地睡在一起。猎人知道，他的计谋开始成功。这样，每当虎与狗单独在家的时候，猎人总是夸大人类想象中的残杀场面，而每一次，总让狐疑、不安在小虎、小狗心中增加一层。
        小虎与小狗一起嬉闹、游玩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猎人越来越得意于自己的杰作与成功。
        终于，有一天虎与狗，因一点食物，争执起来，打起来，并最终两败俱伤。深夜里，猎人趁他俩不注意，犯下了丑恶的罪行，他杀死了给他果子与水的恩人，并剥下了虎与狗的皮。
        小虎与小狗死了。
        猎人捧着精致上等的皮料，高兴不已，并幻想了一沓沓的钱币。可惜的是，在这原始森林里，猎人自始没有找到回去的归途，虽然他仍然不止地一日一日地寻觅。
        时间在不停地前进。猎人的衣服破烂了，虎与狗的皮毛也腐朽了。太阳照常东升西落，猎人却一无所有了。某一天，一个人类的科学考察队走进了这片原始森林。他们发现了这个长发裸体，不知言语的猎人。科学家们表现出了异常的兴趣，拍照、测量、化验、记录，猎人惊恐地四处逃窜，最终又逃回了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最终，科学家以未能捉到制作野人标本的原体而遗憾告归。
        不过，就我们人来说，在20世纪某年某天的某报纸上，赫然登着一张猎人背影照片，在照片旁的醒目处写着“太平盛世降祥瑞，原始森林现野人”几个大字。

李治

世人对恶总能保持着清醒的警惕，稍稍的邪风就能引起善良人士的鞭笞与挞伐；但是，与此同时却往往放松了对善的监督。实实地，善带给人类的灾难，或远远超过于恶的破坏。或可以说，善，有时也是一种暴力。
        当然，上所言并非故作新意的无情之语，人对无情之语总能有发自内心的鄙视与唾弃。我还不至于刚开始就坠入陷阱。但是，当我细细道来时，或许自有一番道理。因为，我深切地知道，人的价值，在于一种自然的赋予。天赋的自然高于人类自我的设置，特别是组织化后含有宣传目的的理想与梦境。
        裴多菲的诗句，总是能激动人心，尤其是富于战斗色彩的语句。但是，我想，他的诗最著名者莫过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而者皆可抛。”为自由，可以抛弃人唯一一次的生命，可以抛弃神圣的爱情，足见自由的珍贵。“不自由、毋宁死”，帕特里克·亨利的演讲词，与裴多菲的诗句一起，宣誓着自由的不言而喻。这是神圣的宣示，但仅仅对于个人言是如此。若这种自由的不言而喻，变成组织化的言语，我只能说，那也可能是一种暴力。最好的证明，可以回到自由的鼻祖之地——法兰西。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多么伟大的情感与思想呵，曾经让知识精神彻夜难眠，奋笔疾书，构建出一套套紧密的体系；更激起普罗大众沉睡的心灵，走向街头奔向革命。可是，历史的现实在告诉我们，革命的领导者，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里，都让法兰西，鲜血淋淋。一天，罗伯斯皮尔走在大街上，碰着一群要让鲜血把人脸蛋染红的市民，他们为了建立新的道德，要继续革命，继续杀人。罗伯斯皮尔劝阻他们，要他们遵守法律。“法律是什么？”市民问。“法律是人民的意志”，罗回答。“我们就是人民，我们不要什么法律，所以我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市民的回答，罗伯斯皮尔无言以对。于是，亢奋中的市民，杀了一批又一批法兰西人，罗伯斯皮尔也一位又一位地把战友、同志送上了断头台，并且最终自己也朝那个方向走去。当然，所有的这一切一切，借口都是“自由、平等、博爱”，都是人民的意志，都是为了新道德的建立，堂堂正正、明明亮亮，没有半丝的含糊与犹豫。但是，血溅法兰西，魂归地狱，却成了大多无辜人的不争宿命。其中包括革命功臣罗兰夫人。罗兰夫人继丈夫走上断头台后，赴其后尘。但是，其临终遗言，却震撼人心：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当神圣的自由变成了暴力，甚或罪恶时，我们还有何话可说？历史告诉我们，自由被组织化后，自由的最终结果是剥夺人的自由，甚至生命。
        似乎，我们还可以说，人类的真正灾难，并不是恶人明目张胆的行恶，而是善人借善之名以作恶，或恶人借善之名作恶。“国家”、“民族”、“自由”、“民主”、“平等”、“道德”，“亲情”、“爱情”甚至上帝，均可以是恶行的外衣。
        希特勒把屠刀挥向600万犹太人时，他的演讲是义正言辞的，他的道德感、正义感是满满足足的；斯大林大清洗时，一批批苏联人被清洗掉，他面向的也认为是人类的未来，光辉的未来。而与此同时，在腥风血雨的时刻，又有多少知识精英、普罗大众，质疑过、反对过他们的暴行与罪恶？种族的荣誉与乌托邦的梦想，如同花叶万年青，美丽得让人失声、变哑。人类是如此的善忘，一代又一代人，就在自己的筑起的断头台上变为牺牲。
        或许，这真真的是一种悲哀。善是美好的，甚至是无辜的，更是人类永不可或缺的爱之花。可是，人还是得应该记住曾经的教训，那么，现在，是否可以作如下思考：
        当我们指责把屠刀指向幼儿的凶手时，我们是否同时也要怀疑，那些慷慨激昂诉说爱国主义人的真诚？
        当我们痛恨贪官卷款外逃时，我们是否也要在心底醒思把反贪当做口头禅，而不作为的人的谋略？
        当我们鄙视思想平庸、浑浑噩噩的普罗大众时，我们是否也要仔细想想那些宣传伟大前程、美好未来的思想家和政客的真实目的？
        当我们痛诋为反父母而组织的年青人时，我们是否也要想想父母曾经总以为子女是其附属之物，不得独立？
        或许，我们真要这样做时，显得多么的冷酷无情，但是，我们不得不这样想：
        祖国曾经把她的子民送进了牢笼与监狱。
        反贪人士同时也可能是贪官巨蠹。
        思想家与政客曾经欺骗过人民。
        不，我甚至不再忍心去怀疑自己的祖国，那是多么美好的山河；不忍心去鼓捣人反对自己的父母与朋友，更不忍心去破坏人类的远大理想。但是，当所有的这一切情感，无论其多么的美好，当其超出人本身自然而发出后，并被组织化、社会化，并进行推广、限定、构建时，虽然所有的一切善不一定必走向恶，但必定要受到质疑与检验。因为道德可以走向反道德，善可以走向反善。而其本身因为具有善的性质，形成了令人惰以思考的特权，其隐蔽性造成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歹徒的公开抢劫。以善杀人，残忍于用刀杀人。
薄情寡义的才子胡兰成，情债累累。但是，他发明的新术语，直震人心。“天下不死于殉恶，而死于殉善，怎样的东西若带上巫魇禁忌，它便不好了。”人因殉善而死，数量过于殉恶，为历史所昭昭。胡兰成此一语，足证其才情不虚。

李治

一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发出惊人之语：“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问题的提出甚至比问题的解答更具有意义。如何面对死，决定如何面对生。对死的思考曾经是人类从愚昧，混沌中觉醒的标志。
        费尔巴哈曾说过：“哲学诞生于坟墓之中。”（原话或不如此，大意不会差。）死是哲学的唯一的命题，一哲学家也发表过如此洞见。
        从某种程度来看，人类的思想存在于对死的反思之中。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都为死后构建了一个彼岸世界，天堂与地狱。只有在人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与将时时，意识到个体的消失永不返回后，才努力构建的一个这样的虚无。在原始时期，人类只有消极地恐惧，混沌地颤抖，而不会有积极的建构。如果说宗教或者其他的思想对人类的文明创造具有无可比拟的贡献的话，那么对死亡的恐惧，及对其规避意识是人类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
        宗教与死亡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哲学、文学、甚或历史与死亡也不可密不可分一样。纯粹属于精神世界对死亡的思考。对死的构想，曾经辉煌了一个又一个的文明，激励过一个又一个敏感的灵魂。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对生命的渐行渐远，一去不返，消沉于静寂的无奈感叹。“未知生，焉知死”，这是对生死的理性思考。“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是慈悲为怀的执着，是大无畏大无私的道德践履。但丁在《神曲》里生动地描画出地狱、炼狱、天堂恐怖与美好，这是用死后的归宿来恐吓、诱导此时的生者。
        宗教上之死亡，炙热而悲壮，如耶稣，这是信仰者之死；哲学上之死亡，缜密且理性，如苏格拉底，这是思考者之死；文学上之死，是瑰丽而浪漫，如屈原，这是理想者之死；政治上之死，豪迈而悲壮，如谭嗣同，这是行动者之死；有高尚者之死，亦有卑贱者之死，如秦桧，和珅。有惊天动地之死，有默默无闻之死，如凡夫俗子，芸芸众生。战争中，一将成名万骨枯，这是人类不得已之恶，而不得已之死。
        人之死，寿终正寝，此为死常态，自然之生老病死，不足论。不得已之死，如罪犯如刑场，若罪有应得，则亦只可让法律家去评论。再如前举苏格拉底、耶稣、屈原、文天祥、谭嗣同之死，为高尚者之死，将彪炳千古，万世瞻仰。
        高尚者，流芳百世；卑贱者，遗臭万年。平凡者，无踪无影。
        二
        人类的唯一真理就是，人最终走向死亡。但是，如果，人仅仅局限于此，以等待死亡的降临，等待天堂的幸福、地狱的折磨，那我们的文明又将从何说起？人之生也倏忽，其之死也蹙迫。对死的觉悟，是让我们对生的珍惜与礼赞。
        无论是对死还是对生，在人类的历史中，只有敏感者、纯粹者才有最真切的体会和把握。犹如天启，灵光一闪，汪洋恣肆，一泻千里。
        《尚书·泰誓》“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
        《老子》：“故道大,天大,地大,人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易·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傅违，后天而奉天时。”
        《荀子·非相篇》“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礼记·中庸》：“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雪莱《论生活》：“人，就是生活；我们所感受的一切，即为宇宙。生活和宇宙是神奇的。然而，对万物的熟视无睹，犹如一层薄薄的雾遮蔽了我们，使我们看不到自身的神奇。我们对人生倏忽不定的变幻赞叹不已。然而，他本身难道不正是伟大的奇迹？同人生相比，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迭何足挂齿！同人生相比，宗教体系、政治体制的兴亡又何足轻重！同人生相比，我们所定居的星球的演变算得了什么？同人生相比，日月星辰的运转与归宿又算得了什么？人生，这伟大的迹，我们叹为观止，只因你如此奇妙无比！我们姑且就让那薄薄的雾（我们对这层雾既了如指掌，却又感到变幻莫测），遮蔽我们的视野吧。否则，我们的惊奇感会吞没，惊摄那引起惊奇的客体。”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是何等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无限的潜力！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止！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位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位神明！他是宇宙的精英，万物的灵长！然而，在我看来，这样尘土塑造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巴士葛：“人是何等困惑的东西！何等新奇，又何等诡怪。何等纷乱有何等矛盾！何等神奇，是万物之灵，却又何等微，只能栖居一隅。他是真理的宝库，却又常常犯错误。他是宇宙的荣耀，却又狂桀不驯。”
        虽然中外文明迥异，但对人的生命，人的德行的高大伟岸，无不予以最高的礼赞，对于人生的秘密，无不予以积极的向往与探索。
        只有人，只有人之生，才能伴随着对死的思考而无畏地前进。尼采曰：“当我们临近死亡的时候，我们无妨扪心自问，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有没有虚掷生命？我有没有蹉跎时光？我能不能自豪地说我有权来埋葬它。”这难道不是最光辉的思想？我们面对着死亡而生活，我们觉悟死亡而生存。
        其实，真正的结束并不属于我们——死亡不是我们的，而属于那无边无际的天空，属于深邃无涯的宇宙，属于上帝。真正属于我们的是过程，这个充满着艰辛痛苦，而又时时显见光明与希望的过程——生命的历程。
       
        三
        我们思考着死亡，实践着生命。可是，当死亡突然与生狭路相逢时，怎么办？
        大儒梁漱溟曰：“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战乱中梁有如此言语，不是梁的狂妄与无知，而是梁超越了对生死的狭隘执着，达到了对生命自由的一种游刃有余的捭睨。《孟子》有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梁漱溟心中养有浩然正气，当然临危不惧，临险不乱。生者自生，死者自生，何足挂怀！
        人生存在于痛苦之中。王国维在其名作《红楼梦评论》认为人的痛苦在于人的有欲。欲望是人的自造。也就是说，人自造了自己的痛苦。那么，要解脱这种痛苦，王氏认为“解脱之中，又自有二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且“而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王氏的悲观论调，肯定了人生的痛苦，否定自杀作为解脱自道的非正当性，而认为出世才能正解脱痛苦。最后自沉昆明湖，作为大学问家的王国维最后以自己的生命与行动揭示出他的失败之处。
        相对于梁漱溟的沉者与冷静，王国维在精神上受到更大的折磨与痛苦。
        司马迁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泽东云：“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每一个个人体，最终，毋庸置疑地走向死亡，这是宇宙人生颠簸不破的真理。但是，如果要仔细地思考一下，死的时间与意义时，那么，作为那些精神痛苦的理想者，要走向自我的绝路的话，是否有必要？是否是真正的痛苦解放之道？
        基督教禁止自杀，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属于上帝，是上帝的赐予。那么，人是没有权利自己去结束生命，而去违背上帝的旨意。科学的进步已经证明，基督教在此上的错误。但即使如此，我们同样也没有必要去选择这样的不归路，我们不属于死亡，死亡属于虚无，我们属于生命，生命在于我们的把握。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否定像屈原、王国维一样伟大人物，自我结束生命的意义。生与死，这一对孪生兄弟，交替地存在一个人的历程之中。如孟子一样养浩然正气，如梁漱溟一样，充满责任感，道义感，我生只在天，而非在己。生死有天而非由己。人生岂不释然而充实！
        最后，我们以苏轼《留侯论》中的千古名论来结束讨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此虽没有讨论生命与死亡，但是，作为一种人生的态度与修养，岂有不相通之理！